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7)
俄国各界的反思(47)
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鲍里斯.斯拉文1997年1月在《我们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一文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社会主义没有能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也就是没有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社会主义没有能给劳动者带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3)缺乏民主，政权脱离劳动者，代表党内官僚的利益；4)苏共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党，它不仅在实践上歪曲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不允许别人发展这些思想。
斯拉文列举的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四个原因并不是新发现，俄罗斯左中右翼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都提到过这些因素。特别是左派和中派以及一些学者，都多次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有异化现象，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这就令人犯糊涂: 西方国家一直认为苏联是正儿八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许多左派或偏左人士却不以为然，指责苏联背离了社会主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苏联体制倒底归于哪一类呢？我认为，左派和右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苏联体制的攻讦都有道理。苏联体制之所以显得人不人鬼不鬼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特别是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体制较之西方更为嫌弃。他们认为苏联体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使共产主义运动几乎陷于灭顶之灾。19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就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的反动。
说到这里，就得把苏联体制的特征议一议。美国左派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兴亡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对于“什么是苏联体制”？书中这样论述: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CP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并非竞争的压力。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的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际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迅猛。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有大量的失业了。相反，却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为轻松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收费很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苏联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4.5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却都是15.9倍，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然而，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综上所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是一无是处: 充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也有保障，尽管水平有待提高。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 既然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为什么不敢实行政治民主？看来，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自信心，所以它的统治只能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一旦实行民主化，那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小恩小惠是无法再收买人心的。吃饱穿暖固然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但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才是人有别于动物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无视这一点，所以它死到临头都不明白: 羊儿为什么不愿意生活在羊圈里？
还有学者在反思苏联解体时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11.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罗斯杜马(议会)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要想让历史正常发展就得有适当的政策》一文中指出，在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苏联全民公决中，76.4%的公民投票赞成保留苏联。这表明苏联解体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乎规律的，但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由于一系列偶然情况而发生的。他认为: “俄罗斯知识分子推翻当时的领导人，自己掌权的愿望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政治人物威信扫地的时候，发动了这场政变。显然，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其他任何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问题上都未必考虑成熟。”
关于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问题，《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以《公开性与知识分子》为题，用了一个章节作了阐述。摘录如下: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 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
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相反的道路。
释放政治犯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以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的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共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如何之富有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获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家，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动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前面曝光。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
在这场新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而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拥护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住进豪华别墅开展自己的创作。自然科学家则能得到各研究机构的大批资助。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人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CP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艺术家创作、科学家理论概括，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就会丟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还会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筛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CP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当时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共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1989一1990年间，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
因此，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987一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了这种激进化的历程，因而胆子越来越大，公然为各种反现存观念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注: 1989年7月，苏联《刑法》中禁止“反苏维埃鼓动和宣传”的条文被删除。1990年的《新闻和其他大众信息媒体法》宣布取消检查制度。)
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创造了舒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不。许多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者一点都不多。……苏联知识分子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
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深刻。
……
苏联知识分子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后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媒体。在改革期间担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苏共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该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打击。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当年苏联的秀才们确实在三五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取得成功。而吊诡的是，苏联的党国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不予压制，反而常常推波助澜，这是为什么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