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5)
俄国各界的反思(45)
俄罗斯一些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又一个观点是:
8.削弱和消除苏共的领导地位是苏联失去国家团结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中心主任弗.索格林在《当代俄国政治史》一书中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写道: “苏联解体后，很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阐述，大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签署阿拉木图宣言的那些人及其支持者证明，消灭苏联，建立独立国家联盟是摆脱政治死胡同的惟一出路。而反对者则认为苏联解体是三位斯拉夫领袖(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的罪恶意志或世界帝国主义的阴谋造成的。在俄罗斯，不仅CP员，民族强国政治力量，还有‘民主俄罗斯’运动的一些参加者认为使苏联迅速灭亡的罪魁祸首是叶利钦。以后的历史发展变化使更多的人认为，苏联的灭亡是高层政治家的悲剧性错误，甚至是犯罪。” 从历史的逻辑和事实来看，应该承认，苏联解体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不能绝对否认某些领袖的政治行为和意志同苏联解体没有关系。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1991年12月初的选择加速了苏联灭亡的进程。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之间的对抗也是使天平倾向于作出这样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里不能不谈及“戈尔巴乔夫因素”，这一因素同样促使苏联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从改革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没有一种深思熟虑的民族政策。他对因政治民主化而产生的离心趋势感到奇怪，同时也因各共和国的忘恩负义而感到委屈。苏联总统完全没有能力对付民族关系各“热点”地区的情况。为解决民族问题他不知所措，显然不知道要给各共和国多少主权才能既满足他们的胃口，同时又保住苏联。最后，他在经济改革上的不断失败促使各共和国急于要摆脱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难以解决的困境，而试图以独立走出死胡同。
索林格还认为，不能不考虑到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世界经验表明，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迟早会毁灭，不管是用铁腕控制它，还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统治它，它都免不了解体的厄运。奴隶帝国、封建帝国、资本主义帝国无一幸免，都崩溃了，最后轮到社会主义帝国也崩溃了。早在1917一1921年俄罗斯帝国就遭到解体的厄运，当时大多数民族边境地带获得了独立。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虽然相信任何帝国破产都是历史的规律和必然，但仍然决定与历史作对，用新的名称和新装饰全力恢复帝国，结果拿众多的人民和民族，包括俄罗斯当作自己的试验品。199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报复和见证。
世界经验还证明，帝国得以保持只有在专制、极权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帝国和政治自由是不相容的。戈尔巴乔夫1987年宣布政治民主化方针看来是对这一历史真理一无所知。虽然他和他周围的人在1988年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都赞成进行民主改革，但并不能说这将导致对苏共和苏联的死亡判决。苏共是把苏联团结起来的主要因素，因此，削弱苏共并继而消除党的政治垄断使苏联迅速解体。
苏联解体的经验表明: 1)民族自决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它会摧毁一切束缚，不考虑这是否符合它所代表的人民的真正利益。从经济和政治相适应的观点来看，一般的正常思维的确无法理解。比如，希望获得独立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为什么不仅要烧尽国家的联系，而且要烧尽几百年形成的经济上的有机联系。但民族主义非理性的力量就是这样，为了达到目的，民族主义不仅准备使各民族彼此疏远，而且相互交恶。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周围的人都没能考虑到民族主义这种非理性的力量。政治学中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深刻并全面地理解和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索格林为什么要“武断”地认为， “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迟早会毁灭，不管是用铁腕控制它，还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统治它，它都免不了解体的厄运”？为什么说“199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报复和见证”？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开篇就把红色帝国的组建老底揭开了:
或许说俄罗斯曾经是苏联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断断续续但又是持之以恒的扩张建立起这一帝国。有时，这一扩张是和平进行的，如俄罗斯农民开荒者和哥萨克人向东迁移；另一些时候，扩张则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不变的是扩张本质，可变的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结果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不断地强迫少数民族加入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中。……
总之，俄罗斯帝国当之无愧，没有必要用诸如宪法、民族权利、自治权等虚假词语来搪塞。沙皇是一个独裁者，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二月革命被推翻时，俄罗斯帝国中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国家即开始同中央保持距离。3月，乌克兰中央议会成立，要求乌克兰自治。8月，白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其他非俄罗斯国家亦大多如此。此时，它们并未谋求独立，他们所想要的是一个邦联，而不是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然而，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使本来只是尝试性地要求自治的运动很快就转为要求完全独立。开始，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加以鼓励。在那些最初发表的法令中，有一个是《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对“平等”、“主权”、“包括独立在内的自由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保证。许多非俄罗斯人不计后果，按自己的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政府为“中央”，阻止当地布尔什维克占领基辅省政府机构。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也拒绝遵守布尔什维克的规则。12月，白俄罗斯国民议会宣布自治。
那时，波罗的海国家被德国占领，但独立运动也迅速蔓延。高加索和中亚也经历了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变化。11月15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作“外高加索委员会”。
12月，哈萨克议会宣布自治。与此同时，乌兹别克也宣布自治，成立土耳其斯坦。其他几个民族国家也相继于1917年末和1918年初成立。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CP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只有CP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手是“帝国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政府”时，人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CP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取权力的时候，在CP人中间进行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列宁只是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斯大林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警告”时，斯大林指出: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
当各国试图脱离红色帝国时，这一“逻辑”即被实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釆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的做法是: 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通牒，要求允许苏俄军队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遭到拒绝后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1917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苏俄军队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1918年1月，苏俄军占领了伏尔加河东岸的土耳其斯坦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会议会。2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红军南下扫荡了土耳其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民族一共产主义”体制。如果当地CP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然而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是白俄罗斯。它成立于1917年12月，但在1918年1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同志们”，要他们在2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服从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国家结构”独立不致扩展到已经握有政治大权的CP体系内。1918年3月，俄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俄共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CP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共中央委员会。”
由此可见，直到1991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党。
不过，布尔什维克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建立政权。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当时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四个国家，于是，芬兰在1918年，波罗的海三国于1920年独立。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也组成了独立政府，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它们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22个国家还在1921年1月承认格鲁吉亚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它们最终还是被红军所占领，其国民政府被推翻。
阿塞拜疆因盛产石油，成为苏俄入侵的首要目标。1920年4月25日，红军跨过边界，三天后占领其首府巴库。
巴库被占领的当天，当地CP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这一手法以后经常被采用: 先是莫斯科军事干涉，然后扶植当地亲莫斯科分子上台，再由他们出面请求援助。
1920年，格鲁吉亚军队驱逐了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者，但独立的亚美尼亚于12月被红军占领。格鲁吉亚与苏俄在1920年5月签订了一个和约，苏俄无条件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然而，这一神圣承诺毫无意义。来自阿塞拜疆的苏俄军队在1921年2月占领了这一独立的共和国。
到1922年底苏联正式成立时，CP政府已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西部地区有几个国家被承认独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还有一些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等国。
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判断，斯大林一直不甘心失去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势力范围。只要有机会，斯大林即向西扩张苏联的版图。
这一机会在1939年出现了。8月23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举世震惊的互不侵犯条时，但他们隐瞒了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议定书。根据这个秘密议定书，一个月后，两国瓜分了波兰；又过了一个月，苏联军队开进了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8月，这三个绝望的国家在枪口面前“请求加入”苏联。同时，苏军还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随即也将它并入苏联。(即摩尔多瓦)
从以上内容来看，苏联确实继承和发展了沙皇俄国的衣钵又有过之而不及，在创建红色帝国的历程中苏共确实可以居功自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苏共垮台苏联也将解体。反过来说，苏共当年是怎么吃下去的，现在就得怎么吐出来，这就是“历史的报复”。
亚.季诺维耶夫认为，苏共自身应对苏联剧变负责。他认为: “我确信，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而且不仅仅是集体责任，还包括个人责任。但并不是反共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制度批评者、改革者、民主派及其他破坏我们的国家的人所强加到苏共头上的那种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下列意义上的责任: 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党的机关、党的全体党员允许在自己的队伍里形成这样的思想和人，这些思想和人在党内掌握了主动权、取得影响和领导权，使党遭到了毁灭。而党的毁灭带来了严重后果，使国家制度、社会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全部苏维埃体系遭到毁灭。”
季诺维耶夫作为一个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说出这样的见解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苏共党内之所以形成反共反苏维埃分子，并掌握了领导权，最终毁灭了苏联，难道就应该怪罪于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吗？大谬也！毁灭苏联的是苏共官僚们的胡作非为，而不是苏共改革派的矫枉过正。即使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苏共官僚们更像是破坏者而不是维护者。对于这一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有理有据地罗列出以下诸条: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能全知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一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体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强制农业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迁徙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决策由中央作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设备齐全的乡间别墅。这种特权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它与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显冲突。但是，有谁会不知道呢？
在苏联体制中，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视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会失去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都应该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确实有社会主义所具备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它所缺乏们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被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力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专家得出结论说，它很可能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可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总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有各的依据。我认为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是不是民主宪政社会。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