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章死了。是累死的。为养家，他退休后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当我接到他女儿新安打来的电话，忍不住流下伤心的眼泪。他是我的挚友，我的兄长，是一个诚实、正直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他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我和他相处的几十年间，他所做过的一件件令我难忘的事，一幕幕涌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那些和我直接有关的事。现在请让我来讲述其中的一件。
那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间。
盛夏的中午，又闷又热，街上连个行人也没有。吃完午饭，我在地板上铺好席子，安顿父母亲躺下睡觉，自己坐在他们身边，斜靠在墙角上，想打一个盹，休息片刻。下午得去给里委会劳动。有一批居民做好的砖坯，要我拉到市区边沿的砖窑上去，已经装在一辆平板车上，停放在弄堂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任务，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耽误。
一车砖坯有上千斤，我要拉上它走十几里路，……上次送坯，我连人带车翻倒在马路上，造成交通堵塞，砖坯也摔碎了。一辆运粪便的大卡车疾驶而过，把我挤在路边，我又要躲避行人，又要保护砖坯，便惹了祸。幸亏有交通警同志证明，负责监管我的里委干部魏大姐不能说我是故意破坏。但是，我实在没有力气，拉不动啊。我本来就是生病来到上海的，更何况午餐只吃一碗鸡饲料碎米煮的粥……但是，半小时后，我还必须再去拉。……
我刚刚闭一会眼睛，有人敲门。我连忙立起，把身子挤出房门，后手把门拉上。家里光秃秃一无所有，两个老人躺在地板上，我怕生人见到难为情。我门口的过道里没有光线，我还没看清来人，他已经在喊我了。
“老碗（王）！”
这江西老表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老章。我和他都是“无业游民”，他比我大十二岁，原是上海某大学的教师，后因故被开除，流落到社会上。靠给人家做些零星的翻译和制图维持一家生活。“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两个有问题的人不敢多来往，只能在公园里碰头。他怎么来了？在这个时候……
“老章！你怎么来啦？”我问。
“顺漏（路），来——看——看，你，和——老——人家。”他答。
他不说再多的话。更让我觉得他来得突兀。我告诉他父母亲在睡午觉，请他就和我在走廊上站站。好在是他，礼貌的欠缺也无妨友谊。
“睡午觉？睡——睡在，地——地板上？……”
我只好回答一声“哦。……”
“家里——连——床——都卖啦？……”其实他知道，只是多余地问。他平时并不结巴，今天却老是这样说话。我没出声。他好象还要说什么，但是没说，几次看他要开口，都没把话说出来。两人闷站着。好一会，他才再说一句：
“我去啦。”
我正好也该去拉砖坯了，便和他一同出门，顺便送他。
我们在弄堂里，走过墙壁上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前，他一抬头看见，就低着头往一边躲。我觉得他今天有点奇怪。忍不住问他：
“你有什么事找我吗，老章？”
“啊，没——没——没有。你现在去哪里？”他把我的问话岔开去。
我告诉他我要去为里委会送一车砖坯。我指一指停在路边的那辆平板车，他一看，立刻眼睛瞪起来。
“这一车——砖坯！你——能拉得动？你——一个人拉？”
我回答得犹犹豫豫，向他暴露出内心的怯懦。我那天的确很怕拉那一车砖坯。见我这副模样，他已经完全明白。马上对我说，一点也不结巴：
“我今天没事干。我跟你去！也许能帮你一把。”
“不行！你这么大岁数！……”我连忙阻止他，而他却已经走到车前，把车辕上的皮带往自己肩头上套。我抢过皮带自己背上。他便在车后推。我没有再拒绝他的帮助。有人在后边推和没人推大不一样。我心里在想：要不是老章，我今天简直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悄悄回望，见老章大汗淋漓地埋着头，两只手伸直顶在车架上，身子几乎是九十度地弯曲着，用尽全力在帮我推。我真不忍心见他这样劳累，便停住不往前走，让他歇一歇。而不到一分钟，他又说一声“走！”就再埋头推起来。
走着走着，我觉得后边推的力量有些异样，是老章实在推不动了，他会偶尔松一松手，这时我肩头上的份量便会立刻大大地加重。渐渐地，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两人都休息一会。就这样，我终于在老章拼命的帮助下，把那车砖坯送到窑上。我们俩再拖着空车回来。一路来回，老章都不说他这天为什么来找我。我问他，他仍是吞吞吐吐的。
那年我四十一岁，他五十三岁。
奇怪的是，第二天中午他又来了。又偏挑这街上没人的时候。又是问我：“老人——人——家，都，好吧？……”话还是说得结结巴巴。又是跟我在走廊上站一会，就走了。不要我送他。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别怕，今天弄堂口没有一车砖头等我们！”
更奇怪的是，第三天中午他又来了。他自己推开我们的房门走进来。
父母亲只得从地板上爬起来走出去。大概是去待在走廊里或是后门外的树荫下。他和我两人坐在那张席子上。他不说话，我只得先问他，我说：“老章，你一定是有事找我吧？”
他先向窗外张望，见周围没有人，才瞪着眼睛紧张地说：“我不敢说啊。一想起我——我要给你——你说的话，我都不敢从——从毛主席像前走过！”
“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是想要你——犯——犯，错误，搞——不好，当——当——反革命嘞！”
他好象有神经病。但是看样子他的确有重要的事跟我谈，否则他不会这样紧张，而且一连三次来我这都不说出来。
他接着便问我：“你这个月的房租交了没有？”
“交啦。我每月都交。”他为什么问这个，还这样紧张？还说什么“反革命”……？
“你用什么钱来交？”他再问我。
我实话告诉他，这个月是卖了母亲冬天的皮衣交的。上个月是卖了我自己的毛衣和皮鞋。我的房租是每月十四元九角，那时我的确每个月都得找件东西去卖掉，才能付出这笔钱。
“你不能把这钱留下给老人孩子吃到豆（肚）里去？你看他们都饿成什么样子啦？”
他突然不结巴了。他本来就是个很爽快的人。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不交房租吗？国家刚刚好一点，又这么一搞。……老百姓生活普遍困难，都把钱用去吃饭了。……保住身子要紧嘛！你们每天吃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把这点钱先用来保住他们的命？再这样拖下去，他们，还有你自己，还能拖几天？为什么你不能也学人家，先欠一欠，以后再补上嘛。救命要紧嘛！……
“我知道，你我都是有问题的人。人家敢做的事我们不敢做，弄不好……所以我说，我这是让你去当反革命。我几次来都不敢把话对你说出来。我也怕弄个教唆你犯法的罪名。……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两个老人家过的什么日子！”他指指地上的席子和放在墙角边的我们午饭后没洗的碗，那上边还有些碎米粒。
“你就每个月写张欠条也行嘛！我们以后会还的嘛！我知道你不会赖的嘛！
“他们总不能把你赶出去，睡在漏（露）天里吧？不是社会主义吗？
“随你怎么做吧，你把我告到公安局去，说我教唆你犯法也行！反正我看不下去了。你不能让老人孩子活活饿死，还把钱去交房租！先欠着嘛！我们以后会还的嘛！……”
他渐渐语无伦次了。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尤其明白的，是他那一颗诚挚、善良的心。
这以后，我就真的开始拖欠这笔租金了。倒真是没人来向我催讨过。也没人来把我们一家人赶出门外。的确是社会主义。这一欠，就欠了七年多，直到1977年，一个英汉大词典编辑部让我去做临时工，我才恢复按月交租。已经欠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元。我是时常都想到这笔债务的。老章也帮我记住这件事。我去编词典那天，他来我家祝贺我有了工作，同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你现在每月收入是五十元。交掉十四元九角，还只有三十五元。我看那笔拖欠的钱还是再欠一欠。以后你能还上的！”
一年后，我落实政策，在一所大学里恢复了工作，每月的工资是六十五元五角。而老章说：
“你再拖一拖。不要紧的。赶紧给老爹老娘吃好点，保住他们的命要紧！”
我听了他的话。又一年过去。我再被落实政策，工资恢复到57年前的九十五元五角。我高兴地到他家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这天他也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好消息：他的冤案平反了，他已在那所大学复职。他妻子特地做酒酿鸡蛋给我们吃，以示庆祝，还叮嘱我们一定要记住小平同志和共产党的恩情。吃完酒酿鸡蛋，老章对我认真地说：
“现在我们来计划一下怎么还上你的那笔大债吧。”他当然是指我那笔欠租。他说：“回想起来都后怕啊。要是那时候有人去揭发，说我们串通搞破坏，那我们怕早就完蛋啦。……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活过来啦。可是做人不能不凭良心啊。你欠人家的钱一定要还上！……”
我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我们来定个计划：从明年一月份起，你每月先还五十元。这里边，我帮你还二十五。你还二十五。你留七十块钱五个人过日子，勉强可以了。两个孩子还要上学嘛。我现在，……”
说到这里他和他妻子相视一笑，在他被冤屈的二十年里，他们夫妻之间，恐怕很少有这样快乐的笑颜。
“我现在每个月有一百四十多块钱。帮你还一点债，我做得到。再说当年是我叫你欠的嘛。我有责任嘛。”
他妻子也同意这个计划。他见我不知说什么好，又安慰我说：
“你以后日子过好了，还可以还我的嘛。这以后，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还怕没好日子过？”
我正在准备按老章的计划来还这笔钱时，中央下来文件，错划右派的同志生活确有困难的，发一次补助费，标准是一百到五百元。我的大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最高四百元。我荣幸地被定为补助四百元，听说全校只有我一个。
一听这消息，我非常兴奋，马上跑去告诉老章，我是想请他不要每月帮我还二十五元了，可以把这四百元用进去，顶他那二十五，可以顶一年多，到时候我的工资会增加，我还在翻译一本书，到时候会有稿费，这笔欠款就能还清了。或者也可以把这四百元一次还上，先还一部分。那天晚上，老章和他的妻子还帮我做计划，看怎样来花这笔钱。我们还一同感激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单位的领导并不通知我，她自己去把上级发给我的补助领出来，代我交到房管局去了。她把一张房管局的收据交给了我。关于这个故事，我把它写在另一篇题为“我的顶头上司”的短文中。
当天晚上，我去老章那里，把那张房管局的四百元收据给他和他的妻子看。他妻子马上气得跳起来，她说：“发给你的钱，她凭什么代你领出来？……”
老章立即制止她，再对我说：“你是欠了房租嘛。人家也没做错。俗话说：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啊。”
他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样。真不愧是知心朋友。
为了安慰我，老章还说：“你不要想不通，你还应该感谢你们的领导才是。”
我已经感谢过了。
如果不是仅仅几天以后我得到一个通知，这件事在我心中也就渐渐过去了。但是我的确是在仅仅几天以后就得到一个明确的通知，大意是，根据国家政策，我所欠的那一千多元房租可以免除不交，但是我已经“自愿”补交的四百元国家当然也就收下了。
这天晚上，我又把这份通知拿去给老章看。他耸耸肩头没有说话。他的妻子又按捺不住地跳起来说：“你去讨回来！把那四百块钱讨回来！又不是你自己愿意交的！”
老章不同意她的话，他说：“怎么能去讨回来？交也是应该的嘛。国家免掉是国家的好意，自己补交是自己的责任。做人，要凭良心啊！”
我同意老章的话。
后来我又知道，这项政策实施前，曾在内部征求过干部的意见。我的这位领导早在她不辞辛劳替我去领钱和补交房租以前，已经参加过讨论，知道我的这笔房租欠款将不需要再交。
但是，不管人家怎样想，对我来说，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老章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好在父亲和母亲过不久就相继去世，不再需要假牙和老光眼镜了。儿子的棉袄和女儿的毛衣，我后来终于还是让他们穿上了。……
老章还有许多让我忘不了的事。今天先说这一些。
2002年9月，写于上海。
作者介绍：王智量，1928年出生，江苏人。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1985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翻译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黑暗的心》、《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编写《外国文学史纲》、《比较文学三百篇》等，并创作小说《饥饿的山村》等。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