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3日，中国革命党革命委员会嘉兴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尽管在中国大陆上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民革”排名首位，尽管在整整一年的筹备工作中我们不断宣传，但对嘉兴这样一个中小城市来说，人们对它还是相当陌生的。嘉兴过去没有民革组织，有人一听到这个名称，又是“国民党”又是“革委会”，会吓一大跳：“从那里冒出来这么一个可怕的单位！”有人没听到过它的全称，只听说它的简称，认为“民革”就是“人民皮革厂”。
然而民革市委还是正式成立了。我作为民革市委唯一的专职干部，事无巨细，一概包揽在自己身上。中共嘉兴市委批准给我们两小间互不相连的办公室，我从市政府领到了一张办公桌、六张木椅、一个小文件柜、一张茶几。借了一辆三轮车，自己骑着把它们运来，然后在门口挂上一个大牌子，便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就像一名店小二，马不停蹄，里外照应，准备开始“营业”。
本来我估计，牌子挂出去以后，十天半月是不会有什么“顾客”的。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去清早就来了上门的“生意”。——一位老头儿来到了我门口。
“请问，这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是的。”我说。
“我有一件事情，想……”
“请进，到屋里来说吧！”
“也不是什么事情，只是想打听打听。”他没有进来，依然站在门口。
“请进吧！”我说，“不管什么事，请坐下来说。”说完，向他指一指办公桌对面那张空椅子。
“可是我要耽误你一些时间的。”他说完，仍站在门口不动。
我说：“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又用手让了让，他才欠了欠身子，似乎像鞠躬，但没有弯下腰，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又规规矩矩地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角上。
我朝他打量了一眼。他是一位矮老头儿，衣衫褴褛，浑身上下破旧不堪；脸是青铜色的，眼边嘴旁的皱纹犹如刀刻；背有些驼，使得他显得更加矮小。但他的头比较大，眼睛也很大，眼珠转动的非常灵活，似乎总在警惕地观察着我和周围的一切动静，只有他那板刷似的平头，似乎说明他有几分刚毅。
我一看他的年龄、衣着和谨慎小心的举止，便猜出他在人生道路上必有一番坎坷，很可能历史上与国民党有瓜葛，如今又有一番无处诉说的难言之苦，所以才找上民革的大门来。这样的情景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早在筹建民革市委期间，我为一部分民革党员的“落实政策”问题而奔波时，就有人跟我讲过，他从来不敢跨进中共党政机关的大门。哪怕一个街道办事处把他叫去，他一进门也会两腿发抖。因此，眼前这位老人的来访，其心情我是理解的。
他看我态度和蔼，还给他倒了一杯茶，于是紧张的心情遽然松弛下来，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故事：“三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考上了浙江大学，当时，我只是大学的一个新生——I was a fresher，为了响应抗日的召唤，我又抛弃了学业去投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参加抗日战争，官至中校，并在军队中参加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不久，我脱离了军队。我向你声明，我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但由于我有这个历史问题，解放后我被判了刑，到安徽一个劳改农场去接受改造。1968年，我劳改期满，但农场领导命令我留场，到农场所属的一个砖瓦厂去为烧砖瓦的劳改犯人看病……”
“你是一位医生？”我打断他的话说。
“不，我只是懂得一些简单的医疗知识。他们在劳动中如果有人擦伤磕痛，我可以给他们消消毒、抹抹药水等等。工作倒是不累的，但我是不能回家的。”
我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监狱中，服刑期满以后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恢复“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回家；另有相当一部分人，性质仍定为“敌我”，仍属“专政”对象。我估计他是后者。
“那么你是怎样来到嘉兴的呢？”我问他。
“到了1972年，由于‘文革’，农场解散了，我被遣送原籍，所以回到了嘉兴。”
“现在你家里还有那些人？”
“我原来有妻子，可是早就和我离婚了。她现在就在嘉兴，没有正式工作，听说在居民会里帮忙，可是不和我来往。我还有一个女儿，也是由于受我的牵连，被弄到附近的乡下去了，现在在一所农村小学当教师，她也不认我这个爸爸。所以这十四年来，我仍是一人独自生活。可是我现在活不下去了……说着，两眼开始红润了，可是他仍然显出”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样子，使自己镇静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今天我来，正是为了这个。你们能不能给我指出一条路，让我继续生活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你现在靠什么维持生活？”我问他。
他告诉我，他叫吴文奎，72岁。这些年来，他主要靠自己做的三件事维持自己的生活：
一，给周围居民看管公用自来水笼头；
二，给附近住户倒马桶，清洗马桶；
三，谁家有了丧事，去帮助料理，主要是装殓死人，搬抬尸体。
“可是，”他说，“现在居民住户多数都在自己家里安装了自来水笼头，有了自己的卫生间，谁还来买我的自来水，叫我刷马桶呢？至于给死人穿衣服，一年能遇上几次呢？”
“你有没有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呢？”
“找过。可是他们说我妻子虽然离婚了，但还有子女，不属于孤寡老人，更不能享受‘五保户’待遇，叫我自己想办法。我想尽了办法，去给小旅馆洗床单，去给少体校的学生洗球衣，谁家有人生了病去帮他们买药、买饭……可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我怎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最少的时候，我一天的收入只有六分钱！”
说完，他的两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向我投以无限期盼而又警惕的目光，观察着我作何反应。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投笔从戎，驰骋抗日疆场的形象，面对着眼前这位满头苍发的老人，心中一阵酸楚。我简直不能相信，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还有这么苦的老人！强烈的同情感，驱使我拼命在脑中搜索，想为他寻找一条生活之路。
“有了！”我说，“有一条路，你不妨试试。”
他说：“什么？”
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参加过黄埔军校吗？我们嘉兴最近成立了黄埔同学会，你先去参加同学会，使自己先有一个组织，就比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路就越走越宽了。”
“可是我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黄埔同学呢？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手上只有一张信封，可是这张信封怎能证明我的身份呢？”
“不要紧，”我说，“黄埔军校的学生，档案中都有名单的。只要你说得出，他们就可以查证。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完全可以去申报。”
我还告诉他：“嘉兴黄埔同学会的两位正副会长，现在都是民革党员，我可以先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主动帮助你。”
他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舒了一口气，然后频频点头向我致谢，站了起来，缓缓地离去。
过了大约两三个月，黄埔同学会的会长告诉我，吴文奎已经加入了同学会。这使我的心略略平静了一些。
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黄埔军校，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占据着最最辉煌的一页。它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军事人才，东征北伐，抗击日寇，为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黄埔出身的军事将领，不仅在国民党军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作用，而且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是一支有力的臂膀。据报纸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就有二十二名黄埔出身的被授予中将以上军衔，其中元帅二人（徐向前、林彪），大将三人（陈赓、许光达、罗瑞卿）、上将八人。人们都说，中国的黄埔军校完全可以和美国的西点军校（West Point）相媲美。然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像吴文奎这样的黄埔学生会落到这种地步。他是当年军官训练团的学生，属黄埔十三期。
1986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举办了民革市委成立后的第一个“迎国庆、话中秋茶会”，除了通知全体民革党员以外，我们还邀请了许多来宾，其中包括在市区的黄埔同学会会员。在开会的那一天，我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当客人们纷纷来临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吴文奎也来了。他手里拿着我亲手写的那张大红色的请柬，缓步登上了台阶。一见到我，立刻露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容，频频和我点头、寒暄。这我才注意到，他不但眼睛很大，而且嘴也很大。笑起来，嘴边的皱纹迅速向外扩散，眼边的皱纹迅速向眼角集中。
“卢同志，我这是第一次拿着大红请贴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他说。我立刻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
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个处处遭人唾骂，人人见了“退避三舍”的“四类分子”，如今能作为一名“座上宾”，和市政协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以及社会上一些名流坐在一起开会，他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看得出，在会议期间，他自始至终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我们分给每一个人的那一筒纸包的、价值仅一元钱的五个小月饼，他自始至终没舍得拆开来吃，只是小心翼翼地吃了一点撒在桌上的糖果。
会议结束以后，桌上残留了一些食物。我立刻想起了吴文奎。我选择了一串完整的香蕉、两筒小月饼，按照他告诉过我的那个复杂的住址，当晚就去找了他。
他的“家”没有门牌号码。他告诉过我要先找到“道前街”，然后从西首第一个弄堂向南拐，大约二十米处有一个小店，小店左墙边有一条小路，从小路向东走，经过几间矮房，再绕过一个小菜园，直往东走到头，就是他的“家”。
我照着他说的地址去寻找。绕过菜园走到尽头，我看到的是一间泥墙土披，顶上是许多砖头压着的油毛毡，斜靠在一间大瓦房的西墙边，没有窗户，只有一扇支离破碎的木门。我推开木门喊了一声：“吴先生！”里面应了一声：“谁呀！”我报了一声姓名，他立刻说：“请进！”我跨进屋内，右手碰到了一个砖泥搭起的锅台，左边仍是泥墙。再走一步是个向左拐的豁口，我转入豁口就看见了正在穿鞋袜的吴文奎。
“第一次来拜访你，给你带来了几个月饼和香蕉，这都是今天开会剩下的。”我说。
“非常感谢，只有你在记挂着我！”他慌忙站立起来请我坐在一张旧方桌边的长凳上。
我环顾了一下这间泥墙土屋，大约四米长，两米多宽，除了置放一个方桌、一张单人床之外，再也放不下任何家具，只在墙角用木板搭了一个架子，放一些零星的东西。方桌上方挂着一盏沾满灰尘的昏暗灯泡，桌上有两只碗扣在一个破旧的圆纱罩下面，……一切都是旧的、破的、毫不值钱的，然而我突然发现我背后的泥墙上贴着一张写着毛笔字的纸。我凑近一看，写的是一首词：《燕双飞》。字写的不好也不差，但第一行就漏了一句，旁边用钢笔加了上去；可是加上去的一句又漏掉两个字，又用铅笔加了上去，形成了一副三种笔迹的，可笑的书法作品。这首词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它是留在我心中最美的诗词之一，印象非常深，但不知道吴文奎为什么特意把这首词亲手写下来，并且贴在泥墙上。
“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喜欢这首词？”我问。
“嗯。”他点点头，说：“唉！现在我老了，什么也记不住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词，但我觉得他与我有心灵相通之处。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独自生活的。他说，这泥墙土披是居民会帮他搭起来的，居民会有几位老太太看他可怜，有时送些剩菜剩饭给他吃。他顺手揭开桌上的圆纱罩，露出两碗烧熟的南瓜。他说：“你看，这就是她们下午给我的，她们吃不了，送给了我，但可惜是馊的。”接着，他拿出了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我一篇篇地看下去，果然收入一天比一天少，最少的一天只有六分钱，那是卖自来水得来的。
我问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以后有没有得到过什么经济补助，他说没有，黄埔同学会没有钱，但听说年底可以替我申请一次，目前只好继续如此。
我坐在屋里左寻右看，又发现“豁口”外灶台边的墙角，堆放着许多旧棉絮，从地面一直叠到屋顶，就问他：“这些棉絮是谁给你的？堆在灶台边多危险！不是可以卖给收购废品的换些钱吗？”他用大眼睛朝我瞪了瞪，然后说：“唉，哪能随便卖呢？收破烂的能给几分钱一斤？莫说嘉兴，就是上次苏州有人专门来收购，我也没卖给他！我要等待好机会，有好价钱才能卖！”这我才明白，这些旧棉絮是他的宝贝，是他的“黄金储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动用的。然而他告诉我，这些都是死人盖过的旧棉被絮，是他帮助装殓以后，死人家属送给他的。
我怀着一种难言的苦涩心情离开了他的“家”，一路上只想着他那闷暗的泥屋，那桌上的馊南瓜，那小小的记帐本和墙上的那首《燕双飞》。
过了不久，我因事路过道前街，看见他在路口摆一张旧桌子，一面卖自来水，一面伏在桌子上画画。我好奇地走过去问他：“你在画什么？”他高兴地朝我看看，说：“画这个，是建国路口一家诊所用的。”我仔细一看，他画的是一张放大了的女性生殖器结构图，是妇产科医生用的。我问他：“那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吗？它是否经过了卫生局的批准呢？若是没经过批准，你给他们画这个妥当吗？”他说：“我才不管他们批准没批准呢，只要给我钱，我就画。画一张可以得到五块钱！”我明白了，我后悔自己不应该问他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要谋生。他不偷不抢、不做坏事，只是为了谋生。为了谋生，他在自来水笼头边的树上挂了牌子，上面写着：教英语、代写书信、代人购物、代人照顾病人、洗衣服、洗被褥、冲刷马桶、代人料理丧事等十多种服务项目，以招徕“顾客”，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
春节后的一天，他兴冲冲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一看他便知道他心中有了喜事，便调侃了他一句：“哟！今天不错嘛！西装革履，简直有点不认识了！”他笑着对我说：“哪里，哪里！实话对你说，这件旧西装和这双旧皮鞋都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女婿送给我的！加入黄埔同学会以后，情况在起变化，过去人人见了我都骂我是‘反革命’，连我的外孙女叫我一声外公都被她妈妈（我的女儿）拉回去批判一顿，叫她以后不许叫我外公，现在他们知道我原来是个黄埔，是统战工作的对象，都很惊讶。快过年的时候，女儿女婿给我送来一些吃的。还送给我这件衣服、这双鞋，连我过去的老伴儿见了我，也似乎刮目相看了。同学会从统战部申请困难补助金，我得了八十元，是黄埔同学中得的最多的，所以我今天要来看看你……”说着，他低头把自己的衣着打量了一番，然后又说：“为了穿这双皮鞋，总得有一双好袜子吧，你看我这双袜子怎么样？”我看了看他那袜子，确实是一双细致的尼龙丝袜，但没有注意到它是肉色的。我说：“不错，不错，看上去与皮鞋挺相配。”他哈哈一声笑了：“你不知道吧！这不是我买的袜子，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女人袜子啊！现在有些年轻女人也太不知节约了，袜子穿了一个小洞就扔掉了，我把它捡来，两双套在一起穿，不是好好儿的吗？连补也用不着补！”我也笑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苦的人还如此乐观。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虽然他的情况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但它仍然摆脱不了生活的困境，因为黄埔同学会平常没有经费来源，民革市委当时每个季度也只有八百元的办公和活动经费，听说市委统战部曾找市民政局商量过，也没有什么结果。市委统战部部长叶森强为这件事很费了一番脑筋：怎么办呢？总不能眼看着这老头儿有朝一日被饿死吧！于是，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吴文奎安排到觉海寺去！他找了嘉兴市佛教协会和觉海寺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了吴文奎的情况，并所服他们无论如何要接受下来，叫吴文奎去觉海寺“工作”，每个月给他一点微薄的报酬，使他能够活下去。觉海寺是一个极小的佛教寺院，座落在斜西街的中段，不仅三间殿堂早已早已凋敝陈旧，就连外地和尚也不见来。然而尽管如此困难，他们仍接受了这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不信佛教的“工作人员”。
有一天，吴文奎又兴冲冲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一看就知道他又要来向我报告喜讯了。所以一见面我就说：“我已经知道了，统战部长已经把你安排在觉海寺去工作了是不是？”他说：“是的，我现在总算每月有固定收入了！”我问他：“每月给你多少钱？”他说：“四十元。每月扣掉十元饭钱，实际给我三十元。”我问他：“每天管你三顿饭？还每月给你三十元？那很不错了！比过去好多了！要知道他们也是很困难的呢！”他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那当然，比过去好多了。不过我告诉你，他们并不困难，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来积功德，来捐款。要是逢到观音菩萨的生日，来朝拜的老太婆骆绎不绝，我眼看着她们把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钞票往箱子里放。少年路有个卖馄饨的老太婆，平时卖起馄饨来很小气，连味精都舍不得放，可是一到觉海寺她很大方，一次就扔进箱子里两百元钱，这是我站在旁边亲眼看见的。”我又问他：“你和和尚们一起吃饭吗？”他说：“是的，寺里不论职位高低，都吃同样的饭。不过，一年四季是素斋，在那里永远也吃不到荤菜。”……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才注意到他今天身上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风衣。我就说：“你现在不错嘛，又有了一件风衣！”他说：“这也是我女婿送的，他嫌旧了，就送给了我，我把它洗一洗，晾得挺一点，你看，穿上去不是满好吗？”我说：“真的满好，你真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不料我这一句略有赞意的话语，又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说：“说起洗衣服，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不过，请你等一等，……”他拿起我桌上的电话机，迅速拨了一个号码：
“喂喂！你是觉海寺吗？我是吴文奎。我现在在民革市委，我有重要事情，要到中午才能回来！”
他放下电话机，开始叙述他洗衣服的故事，从如何挨家挨户去收脏衣服，到如何到小旅馆去收脏床单；从如何到体育场去等球赛，到如何去少体校去收运动衣；从如何买肥皂，到如何节约使用肥皂；从如何到河边去洗衣服，到如何节约自来水；从如何说服附近居民提供他晾衣服的地方，到如何发展到在马路边拉绳子、凉衣服……足足讲了两个小时，每讲到微妙处，都兴奋地用大眼睛瞪着我看。我当时就觉得很可惜，我没能用笔记下来。我想，如果我能记下来，将会是一首动人的“洗衣歌”。那天他在我办公室足足坐了半天，临走时，我对他说：“你家里挂的那首《燕双飞》，我也会背，而且会唱。”我拿出纸和笔，当面就给他写了一遍：
《燕双飞》
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今日，风景依稀。绿芜庭院，细雨湿苍台。雕栏尘冷春如梦，只衘得芹泥重筑新巢傍翠薇。栖相稳，软语呢喃语夕晖。叉翅双剪，掠水穿帘去复回。魂萦杨柳弱，梦逗杏花肥，天涯芳草正芬菲。楼台静，帘幕垂，烟似织，月如眉。其奈流光逝，樱花老，风雨催，景物全非。杜宇声声唤道：不如归！
写完交给他，请他指教。他纠正了一个字，原来我写的是“栖香稳”，他把“香”字改成了“相”。
之后，他参加了几个民主党派的文人联合举办的一个“诗画社”，每月聚会一次，和一批年老的文人墨客淡诗论赋，对一些诗画新作评评点点，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他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特别是一日三餐有了保障，所以我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记挂着他，反正每年在民革和黄埔的全体会议上都能见到他。
年复一年，时光就像流水一样的过去。大约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有时偶而相遇，也留下一些零星的回忆：
有一次我去买菜，在菜场碰见了他，他手里挎着个空篮子，我知道他大概想买点荤菜，以解长期吃素之苦。我立刻从自己篮子里刚买好的两条小鲢鱼中抽出一条，放到了他的篮子里。不料这事反给他惹了一个小麻烦，觉海寺的和尚斥责了他，说他在寺院里偷偷吃荤。
还有一次在路上相遇，我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说他在忙投稿。向嘉兴的文史资料办公室投稿，向嘉兴广播电台、电视台、《嘉兴日报》、《南湖晚报》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晚报、杂志投稿。稿子都很短小，但只要被采用，就会增加一点稿费收入，使得手头更加宽裕一点。他高兴地对我说：“我最近简直成为嘉兴广播电台的特约撰稿人了！”我问他，电台最需要你怎么样的稿件？他说：“小故事、小笑话、小游戏，他们每个星期都需要，这些对我来说非常容易，随便写一个寄给他们，他们都非常稀奇，非常喜欢！”
九十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八”字非常喜欢，因为“八”字的谐音是“发”。为了图个吉利，几乎所有的“开工典礼”、“开业典礼”、“结婚典礼”、“住房乔迁”等喜庆活动，都选择在每月的8号、18号或28号举行，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带个“八”字，甚至连电话号码、汽车牌照、工商注册号码等流水编号，也有许多人为了带一个“八”字而去“开后门”、找关系、出高价、送礼品，祈求财神爷的恩赐。吴文奎看了很不服气，他说：“八，只不过是个数字，迷信一个数字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岂不荒唐？再说，没有七哪有八？七有什么不好？……”于是，他写了一篇稿，题目是《说七》，登载在《南湖晚报》上，内容充满了对“七”的赞扬，例如：
天上有“北斗七星”、天文学中有“七宿”，天地之间有“七曜”、“七政”、“七色”、“七日来复”，古代传说中有“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穿“七孔针”，戏剧中有《七仙女》、《七夕相会》、《七星灯》、《七擒孟获》，中国古代有“战国七雄”、“竹林七贤”，文学中有“七书”、“七律”、“七绝”、“七体”、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张衡《七辨》、曹植《七启》，医学中有“七伤”、“七亡”、“七方”、“七情”、“七窍”，音乐上有“七音音阶”，武术上有“七星刀”、“七节连环鞭”，生活上有“开门七件事”、“七窍生烟”、“七巧板”、“七星脚爪”等等。
他一口气列举了三十多个“七”，都加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在“七夕相会”的后面附了一首杜甫的《牵牛织女诗》：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
1999年10月的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不知道早已退休的我，近两年来一直住在南京、上海两地我儿子和女儿家。他更没想到我偶尔从上海回嘉兴，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又恰巧收到了他的信。他欣喜地告诉我，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他的房屋被拆迁了，他早已离婚的妻子的房屋也被拆迁了，国家将他们两处住房合并计算，给了他俩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最近他已迁入新居。他在信中说：“新房是如此宽敞明亮，如此坚固而不惧风雨。与往昔相比，何啻天壤！我现在才体会到，人活在世上，确实是需要有一间房子的！”他邀请我拔冗光临，无论如何也要去参观一下他的新居。
我收到信以后，匆忙找了一张雪白的纸，正正规规地写了一首《燕双飞》，又匆忙带上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和我妻子两人，到嘉兴城西北角的一个新住宅小区去寻找这位老人。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是该拆迁了！都什么时代了！人们都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了，难道人类文明的阳光永远射不进他那泥墙土披？他也是人嘛！何况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公民？……
当我叩开他的房门以后，他以惊喜的目光迎接了我和妻子，但他已步履蹒跚，动作十分迟缓。两只大眼黑白混浊，给我俩倒茶时两手不停地抖动。当我把《燕双飞》和一百元钱放在他手中时，他又说了一句：“只有你在记挂着我！”并告诉我，十三年前我在办公室写的那首《燕双飞》，他一直保留在身边。接着他拿出一支圆珠笔，在一张旧信封上写了四组阿拉伯数字，即每月从觉海寺得到的生活费，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新近发给他的补助金，以及他女儿女婿每月给的生活费，四组相加共有470元钱，这是他半个世纪来的最高收入。然后他对我说，他最近向上海某杂志社投了一篇稿，前几天被退了回来。我问他写的什么，他拿出了底稿叫我看。
这篇稿子的题目是：《奇遇？艳遇？》说的是他在原来那间泥墙土披居住时，一天突然有一位年仅29岁美丽女子来访。那女子一进门就说：“吴老师，你叫我找得好苦啊！现在终于找到了你。”吴文奎说：“我记不得你，你是谁呀？”那女子说：“我是你的学生，十年前你教过我英语。”说着就坐在床边，靠到了吴文奎的身上，并抓住吴文奎的手，叫他抚摸自己的大腿。吴文奎慌忙对她说：“不行，我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上又脏又臭，你坐得离我远一点吧！”可是那女子非但不离开，而且解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两只雪白的乳房，在昏暗的泥屋里，“看上去像一只小白兔”。吴文奎害怕了，慌忙掏出十元钱，对她说：“你既是我的学生，就请你帮我到街上买一包香烟吧！”然后把钱交给了她，趁机把她支走，才脱离了“险境”。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它比七个小矮人遇到白雪公主还要离奇。我不敢追问它的真伪，心中只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幻觉”。然而我突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他心中一直深深地埋葬着一种美丽的梦幻，这梦幻伴随他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路。他在接受劳改期间，是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杜宇向他发出过声声呼唤：“不如归！”他才终于“春燕归来”，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了久别的妻子身旁。然而当他“重筑新巢”以后，并没有重现“梁上又双燕，翩翩雄与雌”的美景。没人与他“栖相稳”，更没人与他“软语呢喃”，他只是破泥巢里的一只孤燕。这就是他为什么喜欢《燕双飞》这首词的原因。
当我和妻子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卢秘书长，我们今天的相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你看，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知道我明天就要赶往上海，两眼饱含着即将永别的目光。
果然，当我回到上海一个月之后，就传来了他与世长辞的信息。他走了，他带着八十五年的人生辛酸悄悄地走了！他走了，他怀揣着那首美丽的《燕双飞》默默地走了！他终于离开了这苦难的人世，然而我相信他已到达了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觉海寺”里的“阿弥佗佛”曾向他无数次地招过手。他去世以后，嘉兴黄埔同学会的名誉会长、九十一岁高龄的金老先生对我说过这样三句话：
“吴文奎一辈子活得这么苦，你看，可怜吧！他临死前我们几位同学劝他妻子与他复婚，他妻子到他死也没答应，你看可惜吧！在美国有一位混得相当不错的黄埔同学，和吴文奎同期毕业，近几年为了写一本什么书，通过中国官方来寻找吴文奎。官方得知以后，宣告吴文奎无罪，你看，可笑吧！”
存廉写于二00一年六月
原载于《山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