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一生》第一部
序
三弟嘱我以第一人称给母亲回忆录写序。母亲的经历我还是基本了解的，但是真正动笔写点东西时才感到才疏学浅，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从何说起。
我已是一个很难落泪的人，但是在帮助母亲整理回忆录时，我仍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我看到母亲用饱含深爱的笔，写下对故乡的眷恋，对童年的追忆，对工作的热情，对幸福的追求，对读书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关怀，对父母的奉养，对手足的惦念，对人生的思考……
2018年元旦前夕整理完书卷，我仍然心潮翻滚，百感交集，多次泪遮双目，母亲回忆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童年的无忧无虑，少年时要饭逃生，十六岁投身家乡建设，二十岁出民工修建水库，至二十六岁闯关东，安营扎寨抚松16载，改革开放元年携家眷搬入蛟河那个叫“三河站”的小山村……我是母亲的长子，母亲是在生我八十天时离开山东的，转眼母亲已八十岁，我也过了半百之年。
母亲自立自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有恩必报。她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却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她没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却有崇尚仁义的修养。这是一本真实记录母亲人生之路、充分反映母亲为人做事风格、具有很好传承教育作用、乐观向上的好作品。作为子女，我们不仅要好好珍藏，更要以此教育下一代。母亲的一生历经坎坷、饱经磨难，但她从未对生活感到绝望，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从未放弃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是选择坚强、勇敢、乐观地对待生活，坚信自己和子女的人生一定会赢得幸福。
母亲的人生之路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人生没有真正的绝境，只有真正的绝望。敢于正视人生道路的一切困难，勇于面对，选择坚持，相信自己，最终一定会成功。是母亲让我们更深地领悟到这人生的真谛。
母亲已是耄耋之年。老人家七十九岁动笔，历时八个月完成了这部回忆录，这真是了不起的创作之举！她虽然是老病缠身，但是身体力行，仍然做着她认为该做的事情。她的孙子孙女们对奶奶更是无比佩服，她们都觉得奶奶是知心人，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奶奶说，是奶奶的教导让她们能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
母亲晚年幸福是我们所有子女的共同愿望！照顾好母亲，是我们所有子女的共同责任！看到子女和睦友爱，看到孙辈成家立业，走上人生正道，是母亲最大的心愿！所有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再一次祝福我心中永远伟大的母亲！
是为序。
世奎
2018年1月于美景东方
第一章 记忆中的村庄
我叫郑勉，今年八十岁了，是山东省日照县人。我一九三八年八月初九出生在日照乡下一个近四百户的农村。在我的记忆中，四岁时的童年生活始终挥之不去。
我记得我们那个村有南岭、北岭，村子就设在两岭之间。村子的南面是一条从东往西流的清水河，河的对面远处有茂密的树林。河的近岸生长着杨柳、槐树。村子的西面、北面也都有一条小河，这两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最后也流入到村子南边的河流。
每到春天，大小河流里都有大白鹅、小鸭在游玩。每到春夏时节，万物复苏，阳光普照大地，树木抽取新绿，树上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水中的鱼儿来回穿梭，青蛙也忙着跳来跳去，各种昆虫也发出吱吱的叫声，路边的草儿也开始焕然一新披上了整齐的青外衣，五颜六色的花儿正朵朵开放，花香扑鼻，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春天是农民们播种的季节。每到春天，农民们都忙着洒下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到了三四月，就看到一片片绿色苗儿，还有开着雪白花儿的棉田。
到了秋天，漫山遍野的庄稼都成熟了，高粱一片片红，稻谷一片片黄，黄豆地里散发出阵阵扑鼻的香味儿。深秋时节能使人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树的叶子由绿变黄，不知不觉，树叶飘落，树木就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秋天过去，冬天就要来临了。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在为过冬准备着，老鼠、松鼠不停地在稻田地里搬运粮食，塞满了事先挖好的地洞，每塞满一个地洞就用周围的土把口封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生计生活呀！
这个村周围有一道围墙，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不管人们从哪个门进入，一眼就能看到巍然屹立的一座炮楼。村子靠北侧有一排三个大门，每个大门各相距30多米。三个大门各有堂号，第一个是东大门，叫做“日月堂”，从这个大门进去往北边一看，是一条南北道，道路两边住着居民，离这些户往后，北面是一块好几亩地的竹园。这个竹园属于两户人家，分别称作前竹园、后竹园。一年四季竹园都是绿油油的，很是茂盛，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鸟儿叽喳叫个不停。
第二个大门居中，叫做“春满堂”，这个大门是有人专职看守的。这个大门没有竹园，但有一处六间青瓦蓝的大瓦房。这座瓦房叫做南厅房，它的两面是圆形的，周围都刻着花，都是砖砌的，房内有两个卧室，室内放设着各式各样的器具，每当人们看到室内景色就心情愉悦，流连忘返。
第三个大门在西侧，堂号叫“明玉堂”。这个大门离炮楼很近，进去大门也是一条南北胡同，我家就在胡同西侧的最后边。我们住着三间茅草小屋，我祖父母住的是四合套宅。这个院墙里有一个桑树园，面积也很大，每年到了五月间，桑树上的树仁籽就变成了紫色，大小如同大人的手指肚，吃起来口感很好，甜甜的，味道美极了。树仁籽虽然好吃，但都是有主人的，我就和小时的伙伴一起去偷摘着吃。记得8岁那年，我曾经和那些伙伴还偷吃过卖豆腐的豆腐，就是在这个树园子里吃的。吃完豆腐我们一起去北门外，又转到西大门，从西大门再回到村子。
这明玉堂景色也很不错，桑树园内的小鸟很多，每年从春到秋，鸟儿都在忙着搭建自己的小屋，发出悦耳的叫声，很让人陶醉。
从第三个大门往西，经过中间那座炮楼，有一条胡同，叫北胡同，再往外出去就是围墙。
每个大门里的那些住户，家家的房后都有一块小花园，每家每户都在院墙两边栽上桃树、杏树、李子树、桃梅、杏梅，每到阳光普照，春暖花开的时节，万紫千红的花朵争相开放，让人舍不得离开家门。
我是这第三大门的后来人，但是这些景致还是存到了我幼年的记忆中。到了兵荒马乱，东躲西藏的时期，这里的所有美景也都完全消失了。
每当听到村子里传出哨子声，大家就没命地往外跑，等到回到家时，家家户户都看到自己的家被那些日本鬼子翻了个底朝天。他们什么都拿，好吃的，好用的，能抢走的全都抢走了。我们村子里的那个炮楼也被鬼子给砸得不全了，只剩下了南门外一座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土地庙，但庙里的石头人也被鬼子给毁掉了。
第二章 苦难刚刚开始
土地庙旁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是看守土地庙的。每年到了二月二，全村家家户户都到这里给土地爷过生日，送面条的多，也有干粮。但是到了后来，土地爷被鬼子砸掉了头，看庙的也就走了。然后村子里很穷的人就去冒充土地爷，每到二月二，就拿着板凳坐在土地庙的中间，去烧完香的人把东西放下，“土地爷”也就接受了拜奉的食品。
在那围墙边住的十多户人家，姓刘、贺、林居多；而村里三个大门内，没有别姓人家，都是姓郑的。听母亲说，父亲不大时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父亲排行老二，兄弟三人没有姐妹，我还有大伯和三叔。
后来，后祖母来了，为郑家又生一女孩，这就是我的小姑。从这以后，家里就再没有安宁的生活了。那时父亲一直在外村教书，家里只有母亲及两个年幼的哥哥。家里的生活不怎么好。曾听母亲说，我的二哥在家饿的没办法，经常背着我的祖父母去那些“房份”不远的户去要点吃的。后来我也知道了二哥要饭吃的事。
二哥比我大三岁，他要回饭来也给我们吃。他说每到要饭那些人家，他们就把那些喂鹅、喂狗的食物拿出来，算是打发了要饭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感到很好吃。二哥每次要饭都怕祖父母知道，如果被祖父母知道，既要挨训，又要被旁人嘲笑，给祖父母及自己父母丢脸。祖母是继母，好吃的东西一点也不给我们，父亲常年在外村教书，维持的也只是自己的生计，那时候教书匠没有工资，也没有粮食往家里交，家中我们这娘几个根本难以维持生活，日子实在是苦极了。
第三章 鬼子来了
（1）
记得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夜间也会传来枪声。村子里开会早就说好，要是鬼子来了，大家就分散开跑，不要聚到一处。我们家五口人始终是各跑各的。父亲从战争开始就在外面，大哥、二哥也是分开走，那时候我们把这种日子就叫做“跑鬼子”。
我每次跑都是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是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每次听到村子里的哨子声，全村人就乱成一团，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只要听到哨声就没命地跑。
有的妇女怀中抱着小孩，还一只手又拉着一个；最叫人担心的是马上就要生孩子的那些孕妇们，他们一点也跑不动；在逃亡的路上，有个刚生孩子的产妇，孩子还没满月，她们也都是连滚带爬地向前跑着。逃生路的两旁，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袱，那些好用的东西，都丢在了路边，但是没有人去捡——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我拉着母亲的手往前跑，没跑多大一段，就发现我们被前面那些人，落下了很远的路程。我很是着急，就放开了母亲的手，自己向前奔跑而去，追上了跑在前面的人群。可是回头看母亲，又被我落下了很远的距离。我又回头往回跑。跑到母亲的身边，牵着母亲的手，使劲儿的拽着母亲往前跑。就这样几个来回，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冤枉路。我肩上还背着个背包，生怕母亲掉队，更怕自己掉队被鬼子抓去。
记得有一次，在睡下不久后，又听到村子里传来哨子声。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秋风夹着毛毛细雨，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哥、二哥听到哨子声，早已经跑的没有踪影，只有我和母亲跟在人群的最后面。我和母亲跑到村西头，过了竹园有个叫“老牛窝”的大山的半山腰，我们这次跑带着我的一个十四奶奶。她也是一双小脚，我们老少三代走在一起，两双小脚都需要人照管，上山下山都是我一只手牵着一位老人。太阳落山时，年轻力壮的人要偷偷的回村头看情况如何，可是我的这两位老人还都在半山腰坐着。虽然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可是发现那些大男人都往山上走。我也没和母亲说一声也随着人群跟着后面往上走，他们身强力壮，走的很快，一会儿就翻过山顶向家的方向走去。我爬到山顶，不能再和他们一起走，因为我还有我的心事，山半腰还有我的母亲和十四奶奶，我只好又向着母亲的方向滚了回去，我那时候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上山容易下山难。
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也顾不上膝盖、腿上流血，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十四奶奶，一瘸一拐回到村子时，已经二半夜了。十四奶奶回她自己的家，我们娘俩回到家，看到我大哥二哥已点着一盏花生油灯畏缩在那，他们哥俩都不会做饭，都在盼着母亲和我回来。当时的感觉就是还能在一起说话，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吃过饭，母亲还得赶快炒点花生米，烙点干粮，给每个人带着，为下一次跑做准备。
（2）
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跑过，他在邻村教书。听父亲说，每次来鬼子他都是先把书藏起来然后再跑人。可有时候你是来不及准备的，因为你不知道鬼子什么时候进村。有一天的一个上午，父亲忽然听到外边传来枪声，他赶紧让学生拿着自己的书本逃跑，父亲自己也抓紧时间藏教学用书，可是还没等藏好忽然就闯进来两个鬼子，手中端着带刺刀的枪，身上还挎着洋刀。
两个鬼子把父亲抓住，就开始左右往父亲两面脸上不停的打耳光。据父亲说被两个鬼子打的两眼冒金星，都要坚持不住了。当两个鬼子从身上掏出明晃晃的刺刀要向父亲身上捅时，从外面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是为民众办事的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们能做的事就是鬼子来了要吃的时，帮助应付点吃的，打发他们赶紧走，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为党做事的人。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我未来的公公赵龙彪，还有一位叫陈淑护。父亲幸亏遇到了他们两位，他们说尽了甜言蜜语才保全了我父亲的性命，也才使得我们这个家得以健全。我到现在还记着他们的恩德。
一天中午，我们又听到了哨子声。我和母亲这次没往山里跑，我们娘俩顺着小曲河往北，走过那条邵町直通日照的大道，就有一条从东北岭下来的小河，这条河水很清，在河的南边有一块三四亩大的芦苇荡。我记得那是六月天，我和母亲一起躲进了这芦苇荡。进去一看，里边已经藏了几个人，都是姓郑的，是第一个大门和第二个大门的，一共七个人。再加上我们母女两人，基本上都是人压着人挤在了一起。有一个三四十岁的我应该叫她婶子，还有几个女孩子都比我稍大点。我们进去趴下，地上都是水，我们就都趴在了水中。好在水不是很深，不多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从西边来了鬼子，有的鬼子在喝凉水，有的鬼子说“凉水少喝”。好在他们喝完水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到芦苇荡里面看。当我们听到这些在鬼子喝水时，吓得连气都不敢喘，心想被鬼子发现就没命了。听到鬼子走后，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其他的人都往家走了，大家才一起回了村。我和母亲回家不一会儿，二哥也张口气喘的跑了回来。
二哥见到我和母亲，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母亲说哭什么？能活着回来就好，别哭了！我二哥说，娘是不知道，我差一点儿让鬼子的狗吃了。他边哭边说起来：我自已跑到东南岭上刘树忠家去，我都看见后边的鬼子和狗了。他们离我半里多地，我跑进刘树忠家的屋子，他家的房子空着，一个人也没有。我发现西里屋有一口大缸，上边还压着个盖帘，我掀开盖子进去蹲下，不一会就听见外边有鬼子进来，还有狗的声音。狗围着大水缸闻，鬼子在屋子里翻，过了半天领着狗走了。
我和母亲听二哥哭诉完危险的经历，娘三个又抱头大哭。这时，我大哥也来到了家。二哥又和大哥讲了一遍，大哥劝说道，不要哭了，你福大命大。从此我们都管二哥叫“大命人”。
后来见到父亲，我们又说起过二哥的经历。父亲说你没被狗吃掉，我也没被鬼子的刺刀穿死，咱爷俩还能活着，咱这个家还是个完整的家。父亲说，我们不管如何的遭罪，只要坚强度过每个日月，早晚会有一天能享受太平的日子。
六岁的童年就是在跑的过程中度过的。
（3）
在“跑鬼子”的三年中，并不是说每天都在跑，也有不跑的日子。但即使不“跑鬼子”，也要听好村子里传来到哨子声。不“跑鬼子”的时候，我们一群童年伙伴在一起蹦蹦跳跳，有时候一起爬上墙头，然后再跳下去，看谁跳得高，看谁跳得远。一起玩游戏，一起过家家，玩到兴高采烈也就忘记了痛苦和忧愁。
有一年，在二月里，我们这些伙伴们，六个人作戏玩，组成一个家，其中一男一女当夫妻，还有四个人当孩子。当丈夫的扛着一根棍子，当锄头；当媳妇的，从自己家中偷些地瓜干分给当丈夫的，还有那四个小孩吃。分完这些吃的，就一同到别的地方拾草，好准备下次作饭吃。我们玩的很高兴，正开心的时候，忽然又听到村子里传出来哨子声，然后满村的人就互相拥挤，乱成一团，那惊人的悽惨叫声，使人头皮都发麻，跑的时候谁也顾不得拿东西，只是把吃的东西带上，我脖子上始终没离开过我的小包袱。
还有一次，我们没听到村的哨声。我正在病中，病得很重，我记得就是拉肚子，也没处找人看，父亲教书也没有钱往家拿，母亲的干女儿给我做的送老鞋都准备好了，母亲也给我做了新被子。我正在炕上躺着，盖着那床新被子，忽然从外面传来走道的声音，我母亲告诉我说，鬼子来了，你看鬼子瞅你了，你就用力哼哼，你要不哼哼，你的花被就叫鬼子给拿走了。我听母亲这么说，我就记住了。母亲刚把告诉我的话说完，我就听“夸夸”的声音传到我的跟前，进来三个鬼子身上都背着枪，我娘就开始说，小丫有病要死了，母亲话音刚落，我就开始大声哼哼，就这样护住了这床被子。这次全村的人，都没听到村的哨子声，也都没跑，所以家家户户都被鬼子翻个底朝天，好吃的，用的，那些最好的衣服都拿走了。我家穷，没有鬼子好拿的，就把母亲结婚时我姥姥家陪送的那些木器具中零件拿走了，还拿了些花生米。
这次鬼子来的突然，但人员没有伤亡，我也没死，这是最好的事。
就是这样度过了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无论怎么跑，只要晚上能够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从我六岁时“跑鬼子”起，连着跑了三年。现在虽然不“跑鬼子”了，但生活还是缺吃少穿。
父亲常年在外教书，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念起书，就是那些生活较强的村子，有几名学生也没有学校，就是在个人家，在那些生活好一点的家庭，教他们的孩子。教书也整天担心受怕，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一次次的惊吓，也没挣过一分钱拿回家。
记不准是哪一年了，就快过年的时候，这时候鬼子没来。父亲回家过年了，并且还带回一升小麦。父亲提着这十斤小麦进家时已经是下午，得有五点多钟。母亲把小麦放在锅中，撒上一点水，用块小布在水里转，我看冲了好几遍，把小麦整的很干净。过一会儿，我和母亲就开始用磨推，一共要推三遍，推着推着，我太高兴太使劲儿了，把磨绳挣断了，头磕在一块儿石头上，当时就把左眼眉眼角磕的流了不少血。当时也没感到多么疼痛，也没有药擦，也没大夫可看，就这么过去了。那时候光盼着过年、吃饺子了，每天我都问母亲还有多长时间过年，母亲说快了，后天就叫你吃饺子，听母亲这么说，我欢喜得一蹦多高。
第四章 我的父母我的家
（1）
听父亲说，在他十多岁时祖父再娶了，后祖母很厉害，父亲没结婚时，就受到后祖母的虐待，兄弟三人整日偷抱在一起哭。继母不给吃的，到寒冬腊月哥仨都还穿着单裤子。在我记事时，祖父早已去世，只还有我的后祖母，跟我父亲在一起生活。
听母亲说，父亲和母亲结婚是十月的日子，天气也转凉了，后祖母也没给父亲做件新衣服，还穿着一条旧单裤子。
父亲婚后三日随母亲回娘家，姥姥门上人都说我父亲真可怜，娶媳妇还穿件旧单裤子，不把腿冻坏了？谁家有亲娘能叫孩子结婚穿那么单薄的裤子？后娘真狠啊！
母亲找人买了布，给父亲作了新棉裤，父亲的腿就再也没受过凉了。母亲和我们常说，她自己结婚后倒是一天福也没享过，还不如那些长工享福，长工干一年还有工钱，还有吃的，而母亲和大伯母、三婶子，三个女人干一天活，忙里忙外，推碾、做饭，到了吃饭时，先给公公婆婆把最好的饭菜送去，这妯娌仨和那些佣人去吃大锅饭。
大伯母和三婶都很精明，又会说，母亲一辈子憨厚，不会花言巧语，就连自己的姓都不认识，老实的过份，和愚人差不多少，所以格外不受人欢迎，就更受婆婆的冷眼。大伯母是日照巨峰街上的人，说起话来那是句句入耳；三婶子是商人家出身，只有母亲一人是愚人，因此就母亲自己吃亏。母亲却告诉我们，怎么活也是一辈子，做点儿好事儿，心里坦然，心里舒服，也没有什么可恨的。
后祖母入郑家曾生下一女，那就是我的小姑。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小姑出趟外头，回来就害脖子疼，一会满脸都是青色，两眼紧闭，嘴也咬得紧紧的，人事不懂。这下子可坏了，听母亲说，后祖母连摔加砸，脸拉下老长，后祖母在小姑的身边守护着，父母、叔婶谁也没敢说话，互相之间你瞅我，我看你，连气都不敢喘。后祖母找来一把没用过的新扫帚，放在小姑枕头底下，然后就问小姑：“你是谁呀？”连问两句，小姑就指着父亲他们说：“我是他娘，我想孩子，我来家看孩子们”。父亲三人听说后抱在一起，哭成泪人。
祖父听到小姑说这些话后，就开口说：“你快走吧，到明年我去请你，多给你送钱花”。小姑说：“请我，我也不来，给钱我也不要，我就是想孩子们，来家看看孩子们”。小姑说完这几句后，再问也不说话，一直浑身发青，闭着眼过了三天。好了以后，有人问起小姑那些事，她却什么都不知道。
（2）
小姑好了病以后，大家才看到后祖母的好脸。母亲说，过那个年也没得到安静。也是从那以后，家里就没再雇过长工，而是把这个大家分成了四份。过去雇那三个人时，母亲也不知这家中有多少地，总之我父亲分到二亩半地。分家后我们没地方住，母亲就找到不远的二奶家借住在两间木屋里，母亲说我就是在那两间房子中出生的。
分家的第二年，祖父才给我们家盖起了三小间毛草房子，在要搬家时，祖父才给我起了名字：“新安”。家是新安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从六岁至八岁每年都没得到平安，而且生活很辛苦。虽然分家分到二亩半地，但父亲在外村教书，缠着双足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哥哥和我，还是过着穷日子。
这娘仨谁能种地呢？那时候我大哥十六岁，我二哥十二岁，我才九岁。母亲领着两个哥哥下地干活，母亲缠着脚板，半天挪动一步，又没牛，又没车，就用铁锹、镐头去翻刨那点地，就这样连干两年，后来母亲把这二亩半地和有牛有车的户合伙干，收获二家再分，去掉车、牛占的份，我们就分不多了，生活还是困难。
母亲只好到姥姥家，问我那两个舅舅借点钱去赶集，买回二斤棉花，我和母亲纺线，把纺好的线再拿到集上卖了，接着再买几斤棉花回来，一直就这样坚持着维持生计。听母亲说，从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就是靠着娘家过日子，支撑着这个家。
母亲说大伯父会“看日子”，村里还有外来找大伯查好日子的人很多，根本就没法外出，就是去了也不懂种地的事；而三叔更白搭，缺心眼，全村都知道他是个愚人，只知道吃饭，别的什么都不懂。母亲还说过一个三叔的故事。在我们那里结婚，洞房里要点上一盏长明灯，意思是象征着夫妻恩爱百年好合，光明一生，结婚三天以后，才能把这盏灯熄灭。三叔结婚时，当天就把灯吹灭了，那些去闹洞房的人都笑的不得了，都说这个人一点也不嘲（注：嘲即傻）。
我一直记得最初的、家的样子：窗前有棵大香椿树，在树东面安立一座石头麿，房东北角长着一棵大桑树。每年到五月，这棵桑树上就长出青绿色小圆盘似的桑树叶，开出小紫花，花落后，就结出果桑仁，都是紫红色的，很甜，很好吃。我家那三小间毛草房，是完全用土打起来的墙，烧火用的烟囱就埋在墙里面……
第五章 鬼子走了
从我六岁时开始跑鬼子，连着跑了三年，现在鬼子走了，我们村成立了妇救会、识字班，还有民兵队。我记得当时的妇救会长叫蔡富贵，民兵队长叫陈淑亮，识字班长叫董书文。从成立这些组织后，村里也开始有人起来领百姓学文化，号召上学，但那时候生活很穷，思想特别封建，真正能上学的人没多少。
从这以后，每天都有人到门上，动员你去上学，学文化，我和二哥报名要去念书，但母亲不乐意。母亲说你们两人去念书，那二亩半地你大哥能干吗？母亲尤其说我，一个姑娘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家里的地谁种？棉花谁纺成线？去上学不吃饭、不花钱了吗？
但母亲还是让我报了名。报名的就发一张纸牌叫做“识字牌”，牌上写着：“识字牌，光又亮，放牛挂在牛角上，纺线挂在纺车旁”。常说一心不可二用，但我那时却是一心三用了。我右手转着小纺车，左手拿着棉花轱辘，眼睛看着识字牌上的字，纺出来的线一段粗、一段细，母亲生气地说：你纺出来的线还能卖钱吗？
就这样，我一边帮母亲拾草、纺线、挖野菜，一边学习识字牌上的字，母亲和大哥务农，二哥上“半日班”，后来我又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在东大门站岗、放哨、查路条。我每天都读那“识字牌”上的20个字，只是念，从来没写过。
九岁那年，我们这些上学的伙伴都发到一本书，叫做“国语”，没有数学。我还清楚地记得国语课的很多内容。第一课是“课堂里不吵闹”这六个生字；第二课是一段童谣：“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两个钉，三个钉，数来数去数不清”；第三课是“抓住了，我被小青抓住了，我和小青哈哈笑”；第四课是“李子树，开白花，我们都是好娃娃；用功念书不逃学，逃学不是好娃娃”；第五课是“大嫂提着一壶油，什么油？豆油；什么豆？黄豆；黄豆黄，黄豆香，榨出油来香又香，要榨油来开油坊”。
那时候我们每天还唱一首歌，歌名叫“在红旗下”。这首歌是最早流传的儿歌，我记得歌词大意是：“太阳高照，万众在欢笑，庆贺伟大的英雄，光荣的称号，在红星旗下，为人民战斗，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英勇的故事数不了，立功劳！立功劳！”
当年我把这首最动人、最好听的歌拿来教母亲唱。母亲常说受后祖母的气太多，日子过的太受罪，我想让母亲在唱歌中忘掉烦恼，忘掉忧愁，想让母亲从歌中体会到快乐。但每次教时，母亲唱起来就像说话一样，直上直下，没有腔，没有调。就这样，我还是教母亲唱了好几个月。
还是九岁那年的一天中午，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了，身上还背着一把不太长的枪。当我看到有生人来，吓得够呛，以为是来抓我父亲的。后来从那人说话中听出，他是来看望父亲的，应该是父亲教过的学生，因为他叫我母亲师娘。他说他从天津来，家在小曲河西北方向，是个山区，村名叫悄沟村。听他说这些话后，我就放下心来，出去和伙伴们一起玩耍去了。那人在我家吃的饭，就是瓜干煎饼，小菜二碟，喝碗小米粥，也不知母亲到哪个婶子大妈家借点小米做这么顿饭，那个人吃完饭，和父亲喝着茶又谈了一阵话，给父亲留下些纸币，就走了。后来陆陆续续又来过好几批人，还有一位女的，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这些人也是日照西北地区黄墩、沈田、大花崖、焦家集子的，村名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知道，抗战胜利了，鬼子真的走了。
第六章 狗骨堪治伤
九岁立秋后的一天上午，那天晴空万里，天气很热，家的院内晒了好多高粱叶子。近秋时，家家户户都到田里，把长在高粱下半部分的叶子扒下来，这样就不会耽误了高梁的成熟。我和哥哥到松林前的一亩地里，我们姊妹三个人各有分工：大哥挑一大挑子高粱叶子，二哥挑一小挑子高粱叶子，我才九岁，挑不动，大哥就给我捆成一小捆放在肩上，让我往家扛。晒上两天，叶子干了，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了。
有一次我和母亲推磨，准备摊煎饼。先把地瓜干用水泡好，再用刀剁碎，然后再磨成水沬子。推磨是很苦很累的活，推完磨才能摊煎饼。记得有一次摊煎饼结束后，母亲抱着烙煎饼用的铁鏊子往外走，由于地上晒满了高粱叶子，母亲被叶子下面的一块儿石板绊倒，一下趴到了滚烫的鏊子上，把右侧乳房烙坏，疼的母亲嗷嗷哭。姨用白糖和面拌了一碗白面粥放到母亲受伤的乳房上，当时说这个办法能够止痛。那时的场面我记忆犹新。说来也是很巧的事，在外村教学的父亲正好那天回来，一进门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子，父亲放下手中的书和笔，听姨说事情经过，听完很快出去了。到晚上回来时，不知从哪搜罗到几块狗骨头，烘干后研成面，再配上一种不知道是什么药，清洗掉了原先姨敷的白面，父亲给母亲换上了狗骨头做的药，母亲疼的不停的呻吟，我的心也如刀绞一般痛苦。
由于母亲忽然受伤什么活也干不了，天天躺在地上，加上天气炎热，到处都是飞虫，蚊子、苍蝇不停地围着母亲转，我就白天黑夜的守护在母亲身边，不让一个苍蝇飞近母亲，不让一个蚊子咬母亲一口。大哥，二哥，闲着的时候就去上几天学，我还没上几天学就这样退学了。
父亲给母亲弄完药后就又到外地教学了，姨也没住几天就走了。就这样，母亲在这三间小茅草房的地上躺了40多天，在这期间，父亲回来看过母亲三次。每次回家，都给母亲买点好吃的，都是有些营养的补品。但是母亲从没把这些补品自己一个人吃掉，每次吃的时候母亲都挨着个的招呼我们。但我们都是劝慰着母亲多吃点儿，尽快恢复身体。姨也来我家看过好几次母亲。姨还把母亲受伤的事儿告诉了姥爷，大舅、二舅还有三个表姐也都相继来看母亲，所幸他们来时也都能带点好吃的东西给母亲吃，以后母亲的伤慢慢的好起来，直到两个月以后才完全恢复。
母亲伤好了后还要种地，那时我们一年耕种土地的收成我们娘四个吃不过半年，母亲只好再纺些线，拿到五天才有一次的集市上去卖。母亲时常念叨，进了老郑家过的还是老卜家的日子。
有一年种地的时节，两个哥哥没种完的一块地，只剩下三根垄，母亲就带我来补种。母亲一个人连刨窝，加点籽，我就在母亲身边跑来跑去，边跑边唱《在红星旗下》这首歌。我还要教母亲唱，母亲说：你唱我听就中，我唱不好。就这样，我唱了这遍唱那遍，唱了很久母亲也没种完那三根垄。
天那么热，我打盹了也没地方睡，母亲把我领到地边的一大片松树林子里。这里有一片坟。这片坟是小曲河西边一个叫“山字河”的村里那些富贵人家的。每座坟前都有一座高大的碑，石碑下面是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一家姓贺的，名叫贺群林的住户离这片松树林不太远，就给山字河的这些富户看林，作了客家。母亲就把我送到这里，叫我躺在这长方形的坟供桌上睡觉，一直睡到种完了三根垄，母亲才招呼我起来回了家。
相比起日本鬼子，这些真的鬼我已经不知道害怕了。
第七章 父亲的爱好
父亲在外教书，每到春节前就回家，为村子里编戏。先编好稿子，再抄下来分配给那些演员。那时候人还都过着饥寒生活，缺衣少吃，还有一些人不爱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人都把这种人叫做“二流子”。我父亲曾经编的一出戏就叫做《改造二流子》，女主角由郑承荣扮演，郑世松叔扮作她的丈夫，父亲就是用编戏的机会教育这些人要好好劳动，走正道。父亲还编过一出戏叫做《送郎参军》，那时人的思想太落后，没有自愿报名入伍的，都是满家满户动员参军，父亲就通过编剧、演戏号召男女青年参军卫国，改变人们落后认识。我记得这出戏的女主角也是郑承荣演的，她当媳妇，郑世存当丈夫，爷俩演夫妻。如今这俩人都八十七岁了，2012年我回日照探亲，他俩都还健在着，郑承荣在山东新汶居住，我去见她，说起她当时戏唱得好，这些事她也都还记得。
我父亲一生最爱好音乐。他不仅会弹弦子，拉翁虎、二虎，还爱打钢板儿，父亲那钢板打起来可好听了。钢板是两块，一块儿是长方形的，另一块儿是半圆形的，有一点儿像现在的竹板儿。打的时候用中指和食指夹着长方形的，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半圆形的，按照节奏使它们互相撞击起来，声音清脆响亮，可以传出很远。
父亲还爱好京剧，拉唱那些戏曲，如西皮二黄，二流水，漫三眼，西批倒板等，那时我太小，如今已记不住那么多了。
父亲弹得曲子相当好听。如《梅花三弄》，还有《小开门》、台湾的《日月潭之歌》，在我的脑海中这些曲子都非常好听，《梅花三弄》和《小开门》这两首曲调至今还在我的心底存放着，始终记忆着。父亲热爱文娱生活，对音乐的极大兴趣，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虽早早就在外村教书，但在我们村第一个教书的是我们本家的一个姑姑，名字叫郑世恩。她教过的一篇课文是：
张大妈、李二嫂，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也不能种，水也不能挑，走起路来摇呀摇，大风吹得倒，怕走独木桥；
张凤美、李玉兰，天生一双大脚板，上坡能种地，上山把柴砍，耕地种庄稼，人人都能干，妇女不缠足，哪样比不上男子汉！
那时候我很爱读的一课书，叫做《不学老乌鸭》，课文是这样说的：“老乌鸦，老乌鸦，终日无事，叫呱呱；扑翅膀、摇尾巴，要是人不在，就去偷吃瓜。这里吃饱了，又到另一家，这样好吃偷懒鸟，世上无人不恨它。小朋友们要记住，千万别学老乌鸭”
现在想想，那些课文都浅显易懂，主要为了让孩子们认字，鼓励劳动，破除封建思想，课文也都是老师自己编的吧。
第八章 打土豪分田地
我记得是1947年，在我十毛岁那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中午，天空万里无云，父亲在家中坐着，我们一家人也都在。忽然听到门外有很多人的脚步声，还有噪杂的说话声。不一会这些人进到我们家中，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女人开始到处翻箱倒柜，男人用铁锹、镐头在房前屋后到处刨，厕所、泼水坑，只要离得近的地方，到处都挖挖看，然后又把屋里的粮食，衣服，生活中的一些用品全部一扫光，拿走。后来知道，所有这个村的姓郑的户，在这一天都遇到了这种事。
接下来，全村姓郑的这些人都被赶到“中大门”那座六大间青瓦房去。之后，又把这些姓郑的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上三条封条。
我记得那天晚上有好几百人挤在这一处房子里。有我那些上辈祖父母们，也有刚出生的小孩，还有比我小好几岁的几个姑、叔、弟弟们，天气那么炎热，又没有地方躺下，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满脸都起了痒疙瘩，连热加饿，屋内人挤成一团，哭声一片。
看到屋内没地方，我们五口人都在屋子的外面坐着。但无论你到哪里，都有民兵看着你。上厕所时，民兵就在外面门口看守着。当天晚上，我们这些被看管的人都受饿。我们“西大门”郑世海大叔家，我的大弟弟叫郑承信，从被赶到这屋的时候，就向我大婶儿要吃的东西。我记得他比我小两岁，也是我们当年在一起玩的伙伴。这些被赶出家的人当时两手空空，身上的囫囵衣服也都被扒下，只给留着点能遮体的就不错，哪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大人们还能忍住饥饿，满屋子的小孩都饿的哭声止不住。我承信大弟因为哭着喊着问我大婶母要吃的，让我大婶母把他的左面的耳朵差点撕掉，流的半边脸上都是血，连点擦拭的东西也没有，承信就哭的更厉害了。其余的孩子都惊得目瞪口呆，小声啜泣，一边哭一边偷着瞅承信流血的耳朵。他满脸流血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好多人在这六间大青瓦房度过了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夜晚。第二天依旧炎热，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那些翻身户的男男女女挑着用柏树做的木水桶来了，水桶里是地瓜干和方瓜做的瓜干饭，给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每人一个葫芦瓢，一双用高粱杆儿做的筷子，把饭分给每个人吃。你如果想走动，或者到什么地方去，都得先打报告，走到哪儿都会有民兵看着。
我记得那个关押人的厅房，窗户都是圆形的。我有一个房份不远的九祖父，他个子长得很高，嘴上有一大把白胡子，他高大弯曲的身材就躺在这窗户上，刚好占了这圆形窗户的一半。
天还没亮的时候，九祖父就被那些民兵带到东门外的一个场院里。在我更小的时候，这里还是林子，往东有通井沟、辛兴、大曲河的道路，我和我的伙伴儿在这里站过岗，查过路条，后来被人砍去很多树，整理成圆形作了场院。
九祖父被押来的头一天，他们已砍好了好大一堆槐木棍子，我记得有一个外号叫“大力户”的人，他本姓张，是从我村南岭搬到庄里住的人，名字轿张传富。他扛了一大捆槐木棍子来到关押我们的地方，面对我们被关押的这些姓郑的人说：“大肚子们，看着点，我们为你们大肚子造的救济品，明天就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的等着！”没多一会儿，又过来两个女人，这两个人都是北岭上下来的，其中一个她男人名叫李贺业，她一副很厉害的样子，诨名叫“野马”，另一个女人叫蔡洪芬。她俩对我们说：“明天是你们大肚子们的生日，好好的等着犒劳吧！”
到第二天，天还没太明时，我就醒了，我一看母亲没在我眼前，只有我的两个哥哥，父亲也不见了。我就哭了起来，这时候大哥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细声地对我说：“小妹妹，别哭啦，听我跟你说，咱父亲、母亲都到东门外那个场院陪罪去了。昨天夜里，咱们村打人，你要是不听话，叫那些拿槐木棍的人听见你哭，连你一下子就打死了。”就这样，我老实呆着，一声也不敢吱。一直等到天大亮以后，父亲，母亲和所有去赔罪的男男女女都回来了。母亲对我说，这一黑夜咱庄打死十多个人，他们打死一个就往场院后面送一个。你大胡子九爷爷刚被他们打后没死透，他们往外拖你六爷爷时，听到你九爷爷在那里哼哼。他们又把你九爷爷重重的打了好几棍子，然后又拖到后面去。母亲小声对我说，满会场都是血，刚开始打哪一个人时，这个人还会满会场乱串，哭叫一阵，随着围的人扑通扑通打下来，人也渐渐没声了，这样就是死了，就拖出去了，这一宿死了十几个人都是姓郑的。
我们被关押了半个多月。群众把姓郑的房屋，财产，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分发了，才把我们放回去。原来每家那些好房都分给翻身户住；富人盖的偏房，或是存放物品用的那些小茅草房让被斗户住。可怜我这一家五口人就挤在一张床上，床上连铺的席子也没有。当时那些翻身户把床上的席子都拿走了。
村里开了大会，在开会时把我们姓郑的那十多个姑姑，和那些翻身户的男青年核对上，点了名，对了号，谁是谁的媳妇，到时候自己到被斗户去领。但是我的这些姑姑，没有几个人听这些土命令，过了没几天大部分人都跑了，从此流离失所。在家没跑的还有三个姑，嫁给了翻身户，一个嫁给了姓陈的，两个嫁给了姓吴的。这三个姑姑，不知今日是否还有？2009年我回日照时，她们还都健在。
那时的村干部就这样无情的对待着那时的人。
第九章 不讨饭只有死
被扣压多天后出来，我们一家还住在祖父给父亲那三间小毛草房。反正屋里很光滑，没有锅碗瓢盆，除了一座土炕，一张木床，其余连个草棒也找不到，吃没吃的，烧没烧的，睡没盖的，简直没法活，只有等死一门。到白天还好受，到了夜晚，实在难熬。被扣押出来时还是夏季，过了四十多天以后秋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寒冷，肚子一天到晚饿到咕咕叫，以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
有一天，应是中午的时候，一个壮年男人，有四十多岁，到我家来了。这个人也姓郑，我应该叫他祖父。说起这个祖父，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听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后来又没了爹娘，年纪稍大就给有钱人家当了雇工。由于他个人肯吃苦耐劳，这样就被富户留下，按照上下辈分排在户头上，送了名字叫“郑培海”。他对我母亲说：“侄媳妇，我和你说，快领孩子出去要饭去吧，光在炕上坐着哭，难道肚子就不饿了吗？你今天挨得住，你还能挨住三天饿肚子吗？”这个郑培海祖父，约莫在那天下午的一两点钟，和母亲说的这几句话，我印象很深，过来那么多年，那天的日头，说话的语气，那话里的每个字，都时常出现在我眼前。
我娘说即使现在要饭也饿的走不动了，再说要饭该怎么和人家说？要来的饭用什么家什装啊？正在说这些事时，忽然又从外面进来一个女人，我记得她有了一个男孩，那时候才一生日多点，反正在我六岁、脖子上挂着个小包袱整天东躲西藏逃命的时候，她还没生孩子，我们也没一起跑过。
她是哭着进的我的家。我应叫她三婶。她的孩子也已经饿得不行了。母亲看到这个三婶在哭，自己的泪水也接连不断，一直淌到了衣襟上。就这样，郑培海祖父对母亲说：“侄媳妇，你挎着提筐，拿着棍子好防狗，把筐里放上把高粱秆，就当筷子了；叫那个侄媳妇和你们作伴，快去要饭吃去吧！再不去就真得饿死了”。
生活从这里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了讨饭的生活。每天从家往外走，我们都是哭着出门，无论阴天还是雨天，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雪……
第十章 “上梁看齐”
父亲在当年批斗大会现场只是赔罪挨批斗，并没有挨过打，但是在被放出四十多天后，还是被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辈揪斗，“上梁看齐”了。
当时领头抓人、打人的叫陈长红，就是个典型的二流子，不爱劳动又不懂道理，平时爱做些小偷小摸的事，他们对父亲当年曾写过的那个叫做《改造二流子》戏很是怀疑，认为就是在讥讽他们。这伙人现在利用这场政治斗争把几个有文化的人用绳子捆了，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绳抽打，就叫做“上梁看齐”。只要陈长红喊一声：“打”，这伙人就挨个上前抽打。挨打的人被吊着梁上，晃来晃去，任凭抽打没法躲避。父亲说每天至少要被打两次。除了父亲，我的大伯父、六叔、七叔还有几个堂叔都被“上梁看齐”过，倒是我的三叔幸运，因为全村人都知道他缺心眼，所以没人打他。
父亲被放回家后，得了一种叫做“疥”的病。由于打人的屋内潮湿阴暗，人被打完放下后就在地上躺着，没的铺没的盖，每天只给一顿饭吃，这一顿饭也就是半小瓢地瓜干子煮的稀粥，别的什么也没有。天长日久，“疥”就生出来了。
父亲出来后，也和我们一样每天都要饭吃，上半身光着脊梁，腿上穿条白色破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用稻草编制的破草鞋，连顶遮阳的草帽都没有。
第十一章 大哥的尊严
在郑培海祖父的指点下，我和母亲还有三婶儿抱着娃儿一起走上艰难辛苦、当下贱人的求生之路。第一次要饭没有走远，先到了“山字河”，山字河分成三个村，我们到第一个村走了三四十户就已经到下午了，母亲不记路、不认门，有时刚从一家出来，转一圈又回去了，没少遭人白眼和呵斥；三婶儿抱着个孩子，又挎着个框子，一会儿小孩儿哭闹又要坐下喂奶，很是耽误功夫。
要想讨到饭，就得赶饭时，如果过了饭口，就讨不到吃的了。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要饭，不论到哪户人家，他们一看到这么多人就不爱答复。三婶儿抱孩子累了，我也经常抢着替三婶抱抱；母亲觉得我岁数小，抱那么大个孩子怕出危险，又怕我受累，母亲就赶快接过去帮着照看。
有时候我想自己去要饭，起码走得快，也能多要到些，但又怕母亲和三婶不记门。后来三叔加入进来了，他们抱上孩子一起走，从那时起就我再也没有和三婶在一起要过饭。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一起，走过的门也多，要到的吃的也多了。
讨饭回来的路上，还要捡些碎小的柴火棒，看见道两旁有能吃的野菜再挖一些，晚上到家就能有点菜吃。那时候家里没有油盐，出去讨饭时看到人家有大醬，好说歹说要上一点，用煎饼包着拿回家，做野菜时放上点，总算有了些滋味。
我和母亲在要饭的路上，有时也能碰到父亲。父亲时常光着脚，有时穿着一双破草鞋，有时就是用稻草绳子绑着脚；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群众没收拾干净落下一个不太大的泥盆；二哥每晚睡觉都在床上，床板没有了，他就用绳子把床框连起来躺在上面，身上盖着防雨用的一种雨具，叫做“蓑衣”。蓑衣草的籽实我们都叫它“草种子”，紫红色，成熟后可以磨成粉，包大包子，当时也感觉很好吃。现在没有人种这种庄稼，也没有吃这种东西了。大哥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到有稻草的人家去要一些放在炕上，每人在草上扒出一个窝，往里一拱，就能睡上一夜。早上起来的时候，每人满身满头都是草，就用家里的唯一的泥盆，装上水当镜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划拉划拉头发。
大哥始终没有去要过饭。他死活不肯。
第十二章 娃娃婚约
有一次，我们娘三个到离家20余里的西北山区去要饭，往外走时和父亲大哥都说好了，当天不一定能回来，天黑时就在讨饭的村庄找个地方住一宿。我们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沙沟”，在它的东面有一个小村叫“燕子沟”。我们到沙沟村就是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了，我们挨门挨户往里走，走到了这样一户人家，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领着三个儿子正在吃午饭。我记得那天她们家的那顿午饭：小米干饭、煎爬豆、地瓜干煎饼。一张长条桌，一点也不干净，桌上还有两个大黑碗，不知里面是什么样的菜。这时母亲开口说话了：大妹妹，给点儿什么吃吧。在桌前吃饭的是三个男孩，最小的那个当时还光着腚。那女人就让我们娘仨坐下，母亲和二哥坐在他们的饭桌一边，这女人给我们三人都拿了碗，每人都给端过来一碗小米干饭，饭里还有红豆。吃完这碗，再给盛上些。
吃了有那么一阵，这妇女放下手中碗筷，对母亲说：我和你说点事。母亲说：什么事儿？说吧！那女人就说：你的闺女多大了？母亲说今年虚岁十岁了。那个妇女说，你看和我这个小儿子做个亲行不行？我小儿子今年也十岁，我家有的吃，就不用你闺女跟着你四下讨饭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二哥都在大口的吃这顿好吃的饭，已经多少日子忍饥挨饿，得不到这么可口的饭了！我们兄妹俩好不容易遇上一顿美食，除了吃，那位妇女和母亲说的这些话，我们什么也不懂。那位妇女接着和母亲说，如果你愿意和我们的三儿子做这门亲，咱俩合计下看，给你100斤地瓜干行吧？再给你两丈白洋布可以吧？
母亲对那妇女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一口应下了我这个刚十毛岁的童年孩子的婚姻。母亲憨厚，为人善良，大字不认识一个，除了吃饭只知道干活，别的事情就一概不知了。
母亲给我定下这门婚姻后，当天还要领我和二哥到别的村要饭，接着就回家，可是那个女人不想让我们走，她想让她的小儿子和我在一起玩耍两天，熟悉一下。但是我们没有住下，随后我们起身到“燕子沟”去了。
第十三章 两个偏方
山区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上岭下崖，十分难行。再难行，为了度日，也得去行。我和二哥都赤着脚，二哥比我还受罪，他气管不好，左手拿着框，右手拄着棍子，还没走上一会就张口气喘，上气不接下气了。
那时候我自己又瘦又黄，头上扎撒（音：形容词，意散乱）一点黄毛毛，长得很丑，脸上还长着一块块的白癣。母亲带着我要饭时，走到每户都打听一下治癣的法子。后来有人说，你要找到一个有闺女的户，要点儿吃的酱，用它涂在病处，时间长了就会好了。后来母亲真在一个有闺女的人家要到了大酱，给我涂在脸上。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脸上涂着大酱到处要饭，那些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儿都瞅我，眼神透着烦恶：哪来的小黄毛丫头？丑要饭的！
母亲为二哥的气管病也打听到这样一个偏方：不同姓氏人家的黄豆，一家一把，找够一百户，把黄豆泡好磨碎，放到锅里熬成豆腐汁，在豆腐汁不凉不热时进去泡洗，连续洗几次就能好。
从那以后，母亲又开始到处向人讨要黄豆。母亲找到一根高粱秸儿，扒去皮，露出里边的光秆，每要到一把黄豆，就用手指盖在高粱秸秆儿上划一道印痕，就这样记个数。母亲不识字，也不认数，我那时候总共也没上几天学，二哥和我一样也记不了数字，所以只得用这个很笨的方法作为记数的办法。母亲为了二哥的病费很大心血，操了不少心，也治好很多次；为了让他少受罪，又到处为他找生活出路，走到哪儿就打听到哪儿，询问有没有那样的人家，需用人放牛啊，放猪啊这样的活。
第十四章 童年长工
有一天，我们又到这西北方向的地方来要饭，是“韩家沟”的北面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母亲每走一户，都问人家，要不要用长工，就想给二哥找个长工的活干。后来终于找到用人放牛的一户人家，听说这户有两头牛，还是两家合伙养的。户主和我母亲说，你的孩子如果乐意就留在我这儿放牛，但要给我们两家轮着干，每家半个月，管吃管住，每年再给150斤地瓜干，两丈白洋布。母亲听说有这么多东西，喜得满口答应。母亲问二哥，他也乐意。我们那天就在这户人家住了一夜。从此以后，我二哥就在这块山区村庄，当上了童年长工，一干就是三年。
每年的阴历十月一日是长工还乡的日子，二哥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时，放声大哭。二哥说不是光放两头牛，每次放牛时要撅着粪筐捡粪，回来还要挑水，推磨。雇主和母亲谈时没说这些，等母亲走后又给二哥加上好几样活。听到二哥这么说，看样子母亲也很辛酸难过。沉默了半晌，母亲对二哥说：“好孩子，听娘话，明天还是回去吧，受点累，吃碗现成饭，不用跟我翻山越岭地走，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这样虽然累点儿，你能填饱肚子，不用求哥哥拜姐姐的，到处当贱人，就这么将就着干吧！”
二哥听从了母亲的话。第二天，他光着头，赤着双脚，穿了条半截腿的浅绿色裤子，半天一步，就这样和母亲又分别，去做他的童年长工了。那时候二哥毛岁十三岁。
第十五章 那些村庄那时人
我和母亲还是每天下四乡。路程在十来里地内的村庄都经常去，时间长了人家就都认识我们，讨起饭来越发不容易了。现在把二哥安排好，母亲了结了心中的一大半儿心事。母亲和我就想走得更远一些，如果当天回不到家，就可以在中午要这顿饭的时候，打听着留宿的住户。我和母亲在1948年这一年，要饭走遍了当时还叫“望海区”的所有地方，最远一直走到日照的大西北的山区，走过好多个带“沟”字的村庄，例如“东陈家沟”、“西陈家沟”、“高家沟”、“安字沟”、“行家沟”、“韩家沟”、“沙沟”、“燕子沟”；还有带“崖”字的：“大花崖”、“小花崖”、“马镫崖”；带“村、庄”字的：“大后村”、“小后村”、“花弄村”、“炕头村”、“周家大村”，“前马庄”、“后马庄”、“竹园庄”；还有带“台、町、河、洼、岭、楼”等字的：“大磨台”、“小磨台”、“大邵町”、“小邵町”、“大代町”、“小代町”、“大山字河”、“中山字河”、“西山字河”、“大曲河”、“李家洼”、“马家岭”、“大炮楼”、“小炮楼”；还有“辛兴”、“臻字布”、“焦字集子”……这些仅仅是我家乡小曲河的西北方向的村庄，东北方向还有“将帅沟”、“大小古城”、“一赶趟”、“三个黄山前”、“寸钩”、“燕墩岭”……往东南、西南两个方向的村，从一开始要饭我们就没到过。
母亲缠着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特别是到西北山区的那些村庄，一家比一家住的地势高，走路上也难，下也难，我要不拉着母亲，母亲就很容易摔倒。每到一户都是我开口说话，母亲就挎着框、拄着棍儿站在门一边。每到一家都要说无数的好话，但也不是每家都能要到饭。也有很好的人，给你饭吃，还给你点儿菜，叫你坐下歇一会儿；回不去家的时候，也有行好的户，让我娘俩住在他家炕尾，再给找点儿破衣服盖盖腿脚；坏户也不少，到吃饭的时候就把大门闭着，还有更坏的，他们不但不给你吃的，还让孩子领着狗，那孩子嘴里说着“瞅-瞅-瞅”，狗就冲出来咬我们，把母亲和我吓得不知往哪里逃好，几乎要吓出病来。所以我知道，什么时候都有好人，也有孬人。我一生中最痛恨也忘不掉的就是这种行为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坏人。
为了生活，我们娘俩不知爬越了多少山，翻跃了多少岭，走过了多少崎岖的路，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在日照西北地区留下了母亲和我艰辛的身影，也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
后来听父亲说，还是那个郑培海祖父，又给我大哥也找到了活。是雇给山字河一家姓马的户，每天的活就是放大水牛，管这家八口人的用水；种地时牵牛、扶犁耕地；秋收时还得帮着收拾场院，打场。管吃住，每年一百五十斤地瓜干、两丈白布。
那年大哥毛岁十七岁。
第十六章 转机
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突然一个好消息传到父亲名下。那天傍晚，一个男人，40多岁的年龄，手拿一张纸走进我们那三间小破草房，他叫贺柏林，现在是我村的干部，当年也是一个打人的“好硬手”。父亲、母亲和我要了一天的饭，晚上刚刚到家。他见到父亲就笑着说：“郑二哥，你不用要饭了，往后你又到好处了”。这当中，我和母亲都不知道是什么事。他给父亲放下那张纸，说了几句话，就笑着走了。
后来从父亲和母亲对话我才知道，这张纸是通知书，是日照县教育局发给父亲，让他到村西南方向大约六十里外的“梭罗树”村去教学。父亲说过这些话，母亲已经是满脸喜悦，父亲的脸上从此不再那么深沉。我更是高兴的连蹦带跳，唱起了六岁时就学会的那首歌《在红星旗下》。我一边唱，父亲还用手打着拍子，同我一起唱，母亲在一边看热闹，高兴得大半宿都没睡着觉。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吃东西。父亲和母亲谈了不少话。记得父亲对母亲说，你先在家要着饭，那两个大的，自己能挣出自己吃的。他俩一年能往家拿回300斤地瓜干，四丈白布，可以给孩子们做件囫囵衣服穿了。我出去教学，看看每月能挣多少粮食，如果我除去吃后还有剩余，就叫“应时”（注：大哥乳名）去往家背些吃，加上你出去要点饭添补着，总能活下去了。
我记得母亲一直没有言语。到第二天，天一亮父亲走了。他穿着那条破白色裤子，脚上绑着一双呱哒板草鞋垫子，上半身露着的那些曾经长着疥疮的疤痕，两只胳膊上是被陈长红用绳子捆绑时留下的深深的伤疤，父亲就这身打扮上班去了。
父亲被教育局调走后，我们村也开始有正式念书的地方了。那时候学校里有十多个小孩，只有一年级一个班。我村调来的一位教师姓孙，是位男的，叫“孙永标”。每天和母亲要饭回来，我放下饭筐，告诉母亲，说要到学校听老师讲课，母亲同意后我就三蹦两跳的跑到学校。有时候学生已经下课了，我就站在那些小孩中和他们一起玩儿。老师吹哨子时，大家都进教室上课了，只剩我独自一人站在门的一边，听孙老师讲些什么，小孩儿都学些什么。
就这样，我要饭回来就赶快到学校，孙老师发现我经常在门旁听课，有一次就问我，姓什么？爱上学吗？我告诉老师我爱上学。孙老师说，那明天你来上学吧。我说家里没得吃，我每天都得去要饭吃。孙老师说，跟我在一起吃就行，我有煎饼，还有猪肉炒酱。可是我吃饭需要天天吃，不是三顿两顿，日子多了老师也管不起。我就和孙老师商量，我每天清晨来上完自习，就去要饭，回来再上课，孙老师同意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算正式入学了。
孙老师发给我一本《国语》，还发给我一张较大的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叫《小九九表》，上面写着“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得四……”一直到“九九八十一”。母亲给我用高梁杆子编了一个小箥萝，把书放进里边，然后又给我找了个破泥盆底子，找点破布卷起来用线缠紧，还到小卖铺买了五分钱一小捆的石笔，抽出两三只给我拿着，剩余的母亲为我保存着。这就是我的所有学习用具了。
从此以后，我就和那些受教育儿童一样，是一个正式的学生了.
母亲为了能让我好好上学，没有办法去远的地方要饭了。母亲每天早晨出去要饭回来，听到小学生在院内有说笑声，就赶紧过去招呼我回家吃点饭；有时要到点好吃的，母亲一点也舍不得往嘴里填，哪怕是一口。母亲一边要饭一边打听，希望能找到一个多挣点儿吃的活干。就这样，母亲又雇给本村南岭上“张传柱”家，给他家烙煎饼，每年挣到150斤瓜干，母亲说这样就很好。
这样的学习生活一直持续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又把我带到他教书那个村子去了。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土改时我家被收走的那两亩半土地又还给了我们，大哥、二哥也都回来了，全家人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十七章 梭罗树
我跟父亲来到他教学的村庄：梭罗树。村子东西两侧是清翠的山岭，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北向南缓缓流过，与从东面山上流下的小溪在村口汇聚在一起。离开河道一里多远的西边，是茂密的西青山。在村子的西崖头，靠近河的东面，有一颗树，树身有吃饭的圆桌那么粗，叶子都是串连串的长在树枝上。如果用针等硬物划到它的叶子，紫红色的、像血一样的汁水就会渗出来，所以有人也叫它血树，就是梭椤树。这村子也就因此得名了。
小河的两边是用青石砌起来的近两米高的河堤，从北往南的河道上，一座座也是用青石垒砌的小桥将东西两边的住家连接起来。每过五天这村里就有一集，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这里，很是热闹。春夏秋三季，集市就设在河西面的一块宽敞的平地上；到了冬季，集市就摆在学校的大门两边。
学校在村子的正中间，大门朝北开。进大门往西面看，是一排十间大瓦房，离大门最近的两间是教师办公处，其余八间各有四间是一二、五六年级的教室，往南面的四间瓦房，才是三、四年级教室。学校院子中间有一颗高大的槐树，上面挂着一座铜铃钟，学生上课、下课就是听这钟声计时的。那时候这里是一处中小学校，估计有不到三百名学生，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初小课程。
父亲教书还是没有工资，只是每月挣到150斤高粱米。我和父亲在同一户人家吃饭，开始时他家四口人，我来之后他家又生下一个男孩儿。男主人身体很不好，腿有疾病，致使两条腿不一样粗，走起路来非常困难，家里又没有别的劳动力，他的大儿子和我一个班，名字叫“崔同久”。就这样，看到他家有如此多的不便之处，还不到三个月，父亲就把我送到另一家吃饭去了。
这家也姓崔，我和这家的女儿是同学。她叫“崔惟茹”。不论吃在谁家，都是要交伙食费的。父亲的伙食费是90斤粮，我每月交60斤，这样我们爷俩就把父亲每月挣到的150斤高粱米用尽了。家中的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都沾不上父亲这点光。
我从十二岁去梭罗树上学到小学毕业就再没停过课。那时候学校也成立了团委会，年龄大的学生都加入了共青团，学校也有少年儿童队，我曾经也光荣的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戴过红领巾，并且还当过组织中的中队长。
在童年时，我是男孩儿性格，很顽皮，女生不喜欢干的，我可能会去喜欢。我很贪玩儿，爱打球，总之玩的时间占了一多半，不到考试从来不乐意看书，就这样虚度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在崔惟茹家每月交六十斤粮食吃的饭比第一户还差。在第一家吃饭时，他家还能到集上买条黄花鱼、带鱼吃，而这个户每天就是地瓜、萝卜、白菜。
逢到赶集，崔惟茹的父亲就到集上去，买回来一大捆、一根根像“大长虫”（注：蛇）一般的鱼，每次吃饭时，崔惟茹的母亲，就割上几段，放在一块儿破铁板上烤着吃。我一次也没吃过，看着就害怕，恶心.在他家吃了一年的饭，连条青鱼也没买过。
吃饭换到的第三个人家，还是姓崔。这户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叫“崔海勇”。这个户的生活也不好，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每年清明节时，学校教师统一领学生到山上踏青游玩，很是热闹。老师、学生每个人都自己准备吃的，学校不管伙食。我和崔海勇都是带的煎饼。那时我饭量小，每天只能吃六个煎饼，所以带饭时，我只带了两张瓜干烙的煎饼，同学的母亲把两条咸的小青鱼包在我煎饼中。我们统一在学校集合，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在老师带领下，欢天喜地地走出校门，沿着弯曲的道路向着目标迈进。
清明时节，百花齐放，树头上小鸟叽喳不停。队伍到了山里，也就没了队形，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大家在一起唱呀笑呀，真是快乐！玩到中午快吃饭的时间，各班的老师在林子中吹起哨子，听到哨声大家就都靠拢过去，直到自己的学生都聚拢到老师面前哨声才停止。
吃饭的时候，我和崔惟茹、崔惟桂坐在一起。刚打开煎饼包，崔玉莲过来了。崔玉莲把她的包打开说：“来，咱们四个人的煎饼，看谁的最好？”我们都把煎饼放在一起，排开比着：有的煎饼是麦子的，卷着白糖；有的麦子煎饼卷了黄花鱼；有的高粱米煎饼卷着白糖，就我的煎饼是地瓜干卷着小咸青鱼！大家比完之后，都说最不好的就是郑勉的，她们三个都抢着要和我换着吃，崔玉莲说，你们别抢了，你们的都没有我的好。结果是她们三个接着比，一致认为崔玉莲的最好，最后崔玉莲抢过了我的煎饼，把她自己的、最好的午饭留给了我：麦子煎饼，卷着白糖，还有我最爱吃的黄花鱼。
我们四个人当时都是十三毛岁，我和崔惟茹、崔惟桂在一个班；崔玉莲上学最晚，才读小学一年级，我和她还不太熟悉，但我看出她是个善良女子。
第十八章 毕业
我到这个村上学时崔玉莲还正忙着天天放牛。他的父母不愿意让她上学。上学要用学习本，本子虽然可以自己裁剪、装钉，但是要买一张做本子的纸还得花四分钱。那时候不管每家生活好不好，每个学生的本子都是正反面写完了，把字擦掉接着写，直到这个本子不能使用为止。不能写字的本子也不能扔掉，还有它的用处——给家长做抽烟纸。
崔玉莲的父母思想封建，观念顽固又落后，说女孩子上学没用处，为了上这个学，她不知道和父母说了多少次好话，经过多少次合计，最终才步入学校大门，这都是成为好朋友之后，她对我说的。
在这里很快我就有了一帮好同学。在夏天的夜晚，我们九个人一起到村西面的那条清水河洗澡，天越热我们洗的时间越长，每晚眼睛都被水浸得发红。洗澡出来，天晚了，我们就都去崔久英家睡。九个人在两张床上睡不下，还有几个要睡在地上。一连两个夏天我都是这样和同学在一起，唱歌、逗乐、闹笑话，享受着难得的、快乐的童年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我毕业的时间快到了，然而我在这个村庄没住够。因为这里的环境，这里的人，就连这的一草一木都吸引着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来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温暖、体贴，叫我终生难忘。尤其是我的同学崔玉莲，那个时候她才十三岁，她待人周到热情，总能为他人着想，正是她从生活上关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忘却了离开家乡，离别母亲的痛苦，拥有了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分别的时间还是不期而至。
1953年的阴历七月份，我们六年级来自四面八方的43名学生考完试以后，即将离开母校。每个同学都发了毕业证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我的父亲，把全班同学聚集在一起，召开毕业大会。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着父亲的毕业讲话。父亲说：“同学们，今天你们已经毕业了，每个同学都领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你们在母校这六年之久的日子里，老师和每位同学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今天开完这个大会，全体毕业生和在校各年级的同学以及全体教师就要分别了。希望你们毕业后，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每位同学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也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事，同学们一定要坚强面对。只要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不怕劳苦，好好做人，干好一切该干的事，我想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同学们说对不对？”
大家齐声说对。同学们脸上没有笑容，都流露出离别的伤感。在日常生活中老师对同学们很关心，很爱护，同学对老师也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大家都知道老师对每个人的期待。大家眼圈微红，泛着泪水，教师脸上也都是灰沉沉的，没有笑意，每个人带上自己的学习用品，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四下走开了。
我当时没有回家。不止因为我的家离这远。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对我很好，她们不叫我走，我又在这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就在这家住两三天，那家住个三两天。逢到赶集，同学几个还能相聚一次，但是外村远道的同学，就再也没见过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好景也总是不长。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小丫，你们同学毕业都回家了，你在这里还没住够吗？你想到什么时候回家？回去帮你娘干点儿活也好啊”。
说实在的，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清秀的小山村。这个村的房屋、街道都是石头的，特别是房子，从底到顶完全是用青石砌起来的。村里的大道，也都是用好的平板石砌的，就是闭着眼走，也能走出村。这样的村子，这样的路，我跑鬼子、要饭时走过的地方没有一处。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崔玉莲请我到她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就送我出村回家了。她把我送出了六七里路，我俩都眼含泪花，依依不舍，你送我，我送你，在这段不短的路程上不知走了几个来回。
第十九章 突击队之歌
我从梭罗树毕业回到家时还是夏天。村子里到处张贴着招生简章，是招收初中生的。我们村和我一届毕业的一共十三名学生可以投考。想要参加考试就要买投考指南，复习差不多了再去报名。我从回家后就没再拿过书本，那时我们村还是过着贫困辛苦的穷日子，饭都吃不明白，哪有余钱买这本书呢？
这时候崔玉莲给我来信了，说是看到他们村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着招生简章，问我有没有想去投考，我给她回信说没有投考的想法，因为我回家不久，二哥就闯东北离家走了，家中那二亩半地得用人扶助。过了半个月，她为我省吃俭用积了八角钱，放在信中捎来，叫我买投考指南，鼓励我去考初中。那时候考上初中，毕业就会分配工作，她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盼我早日成才，以后有个好的事业，这份情，这份意，是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的。
很遗憾，我没考上，我觉得很对不起她。我们村去考试的十三人中只考上一个男生，名叫贺悦林。到现在回忆起那个贫穷落后的时代，我还为那时候不鼓励读书、识字的思想憎恶不已！
从此，我们这十二个没考取初中的都在家务农。后来村里成立了“互助组”，然后又成立“初级社”，不再单干，而是有牛出牛，有车出车，没牛没车的出人，大家在一起种地，农村开始一步步的走向合作化、集体化。再后来，又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我还参加了“青年突击队”，就是从合作社里选出一些男女青年，只要身体强壮、年龄在三十岁以内的，我们的突击队有二十人，然后从每队拿出一部分土地再分给这20名突击队员管理，耕种锄割，直到秋收，确保粮食增产、粒粒归仓。称作突击队，就是必须要圆满完成任务。
那时的我们，正是身强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都处在年轻的好时光。所以在一起干活儿也很热闹，我们有一首《突击队之歌》，歌词是这样的：“青年突击队，浩浩荡荡，高举着红旗走出村庄，我们个个都身强力壮，一起奔向最需要的地方。修堤排涝，打井开渠；消灭害虫，战胜灾荒，干完春耕忙下种，抢光麦苗插秋秧……”
在歌唱中，暂时忘记了疲劳与饥饿。
第二十章 父亲成了“右派”
农村出现了高级社，然后就是人民公社。我们村也有了半日班和夜校，但人们的生活始终是艰苦、困难的。每户的土地都归大队统一管理了，我们家那二亩半地交了公。大哥在成立初级社时，为生产队的活出力过多，累到多次吐血，被确诊为严重的肺结核病。就这样，大哥永远地失去了劳动能力。二哥已经去了东北的吉林省，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是我了，那时我才16岁。
父亲从西南到东北去过附件不少的村庄教学，河山店、大洼、黄山前、秦家楼这些村庄父亲都去工作过。开始时没有工资，后来每月开多少钱我也记不住了，总之给大哥买药吃还不足。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也回到了家乡。父亲回家后，每月只能开18元钱。大哥得了这样严重的病，父母急得不得了，我每天只能挣七分半工分（注：假如一天一个人的标准分值为1个工分，则七分半工分即0.75分），父亲在家什么农活也不会干，母亲是小脚，干不了重活。这样的情况下，我白天劳动，晚上去夜校教书，还能再挣四分工。
除了交给集体的土地，家里每人还给分二厘园子地，我们家四口人的园子地也是我的活。家中没有烧柴，大哥又每天要吃中药，每煎一副药就要用掉两大筐草，这样我还得挑着筐子去拾草。等到大哥药用完了，我还要到离村十五里的牟家庄去找大夫抓药。
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人每月三天假，如果你干活的天数够27天，那就没啥可说的；如果在27天以内，就会被开大会批评。所以拾草、取药的事都要在那三天空闲时间里做，结果是这三天空闲时间比在队里干活还累。在生产队干活，毕竟一天之中还能按照早一、中二、下午三休息六次呢。
每次拾草都有小伙伴在一起，我们把草棒这里堆一堆儿，那里堆一堆儿，再依次装到两个大框里，挑起来走上一里多地，才能回到家。别的孩子到家就没什么事了，就是休息，吃饭，而我放下草，赶紧去给大哥捶后背——大哥刚得病那两年，总害后背疼——等到大哥说好了，不再用我捶了，再抓紧去收拾园子。那份忙碌，那种辛酸，现在想起来还会忍不住落泪。
在劳动之余，休息的时候，我们那些热爱文艺的青年在一起也会说笑谈唱。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曲就是《五哥放羊》和《苦恋爱》。但相对于当时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穷困的家庭来说，这点快乐毕竟还是太少、微不足道了。
第二十一章 大锅饭小钢炉
父亲到处求亲告友借钱，把大哥送到青岛“山大医院”看病。大哥在那里住院20多天，买了些“异研晶片”还有“鱼肝油丸”，就出院回家了。这种病最需要营养。我记得，每隔两天，父亲就手中拿着一个水瓢，去买鸡蛋和白糖，他常常一边走一边念叨说：“应时，你快好了吧！能叫我先死，你也别死啊！”无奈和绝望压在父亲心头，也疼在我的心上。
就这样，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大哥的病一直没好，一直吃那两样药，还是时常吐血，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官不踩病人”，生产队长也没有叫大哥再去干活。到了一九五八年，全村开始吃食堂，当官的把每家每户的锅都收拾起来，统一放在一处房内，在房门上贴了好几道封条，用人看管着，任何人家都无法在家做饭吃。就这样，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都是到食堂领饭吃。大哥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父亲虽不会干农活儿，但也不能闲着，生产队安排父亲每天放牛、捡粪；要是不干也可以那就别去食堂吃饭。家里已经寸草皆无，任何户都不许随便冒烟火，母亲已经去给食堂烙煎饼，挣出自己的一天三顿饭，父亲不放牛捡粪还能干什么呢？
记得是五八年的八九月间，我离开父母到外村执行任务，就是到我村东北方向的“大小古城”这两个村之间的平原上建“卫星营”。
各村去的人很多，都是庄里干部带队，公社的工作队指挥，各村去的人都有自己村专管人员往前方送饭，主食就是煎饼，每个星期还吃一顿白面锅贴，按照每人一斤白面的标准分到人头。建卫星营就是量出这块地的总面积，然后按出工人数平均分给各出工队，然后翻垅播种，大集体中有小集体，每个队互相比着干。
每当星期日吃这顿锅贴，领到后我就让有回家的或者是给食堂送煎饼的人捎回家给我的父母吃，但每次父母亲都没有舍得吃一口，都留给了我那有病的哥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后来大哥到外村跟别人学裁剪，做衣服，也就很少回家了。
我们在这“卫星营”耕种一个多月。后又接到新的任务，这次要到大古城东面有个叫“寸沟”的地方修建钢铁炉。我们是在阴历的九月十五前后被转移到这里来的。来到这里以后，和在卫星营一样，按照六米的间距搭起一行行的工棚，在两头棚门写上“女宿舍”三个字；不一样的是，这个工地特意用石头垒墙、草缮顶，建起一个厕所专门供工地上的女民工使用。
公社里两千多人同在一个蓝天下劳动，上级领导给每个大队分配了任务：四个人一组；每座炉要挖六米长、四米宽、三米深，不许挖塌方；每组发给一面红旗并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拔白旗，插红旗！在这面红旗下，我们天天脸上流着汗，身上穿着被汗浸透没时间换洗的衣服，队与队之间开展拔旗比赛。那时候每顿饭我能吃九个煎饼，外加六碗用地瓜、黄豆面子、萝卜菜做的稀饭。
在那个年龄段，正是青春好时候，干起活儿来，真是有使不完的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记得我们组的四个人中还有一个男的，我们两人一伙又分作两班，轮流干。大家年龄相仿，干起活来也是生龙活虎，性子又都很急，生怕我们被别的组落下。每天四个人在一起，睁眼就唱、说笑，在欢声笑语中执行那个时代的重大任务，我们的红旗从来没被别人拔走过。
就在工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病倒了。发烧、害冷、嗓子不敢咽东西，连水都喝不下。这样已经没法干活了，干部也很着急，工地上没有大夫，干部就派人用小推车把我推回了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屋子抽烟。见我回来父亲很是吃惊，送我回来的邻居陈淑金向父亲述说了我的病症，父亲摸摸我的头，赶紧端碗给我倒上白开水，又放了点白糖，让我喝上几口，扶到床上躺下。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也没见强。
本村没有大夫。后来父亲到山字河村请了郑世毅大夫——我的一位大叔，每天背着药包来家里为我打针，一共打了四天，共计花了13元6角钱。大叔说，我主要是性子急，干活儿时用力过度累的，别无其他的病。
我有病在家住了十一天。病好后，又去工地劳动，直到完工。任务总体完成得很好，公社开了庆功大会。也有受到批评的村，比如我“跑鬼子”时去过的“大邰町”、“老牛窝”，他们是因为工程质量不好；还有受到严重批评的村，据说这些村的队员在工程建设期间有“行房”的。
会战结束了。虽然劳累但大家都格外多认识好些朋友，我感到很快活。每个队员又都回到了自己的队，自己的家，至于那些钢铁炉都生产了什么，没有人再提起。
第二十二章 退婚
刚进入五九年，我们又接到新任务。村西北有个叫张古潭的村，这回要在那里修一座纳水量三万万方的大水利工程。如果建好这座大水库，就可以灌溉四十万亩土地，还可以发电、照明、养鱼、养鸭，能使好几个县的粮食丰收。要完成这项工程，需要三万多人干上两年，日照、五莲、莒县这三个县联合了起来，一定要完成这项非常了不起的水利大工程。
我们村来的人比去年建卫星营、炼钢炉的人还要多很多。我们村一共去了九个连的人，我编在第九连——“老黄忠连”。除了我们连，我记得还有飞虎连、夜战连、青年连等，其他连的名字，年代久远已记不得了。每个连有四十人，这样我们村就去了近四百人。
张古潭这个村住户事先都搬往各处了，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没有亲友的，就在每个村安插上几户，就这样才空出土地修建大坝。三个县来的人像赶集一样，说说笑笑非常热闹，齐聚工地热火朝天干着各自的活。天一亮，人们都唱着歌去工地劳动，这叫“打早气”；吃最后一顿饭时已经是披星戴月了，因为晚上倒夜班儿的要干到夜里十二点。
整个大坝都是我们用土夯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干了一年半，五九年春天来，第二年九月底才完工。在那个年纪，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白天干活多苦多累都唱着“打夯歌”，晚上吃饭也唱，打夜班也唱，工棚内外歌声连成一片。人在年轻时真是没有困难事啊。当时我编了十句“打夯歌”，如今只记得六句了：“不怕北风吹，不怕那雪花飘，大风吹不走，暴雨也淋不散，只要加油干，任务提前完”，就是在这号子声中，在这蓝天下，在那块肥沃的土地上，我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们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互相交流学习，成为了亲人和朋友。每天我都生活在欢声笑语中，没有那么多烦心事。
不过这时候或多或少我也有烦恼，只不过我没有把它当成重大问题来看待，那就是母亲领我讨饭时，为了活命，给我定下的娃娃亲。
从我十二岁离开本村，离开母亲，这件事我一直藏在心底，在外面上学和好朋友也没出声说起，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件好事，被人知道，人家会笑话母亲。外人不知道母亲当时的苦，但我能理解母亲的难处。在我心里，总是这样想，只要每天看到母亲，哪怕看到母亲脸上只是平平淡淡，没有痛苦的表情，我就觉得无比的幸福。
终于有一天，我正在水库地上干活儿，父亲来工地找我。父亲说，你母亲给你应下的婚事，男方到咱家找你，要求和你结婚呢。我和领导请教，说明了情况，就和父亲一同回家了。我不想和他结婚。父亲给了我40元钱，让我和这个青年一起到马庄乡管理部门解除婚约。记得当时的干部把白洋布和地瓜干折合成钱，按天算下来，两项合计，总共需退给他24元钱，他同意了，我把欠下他的归还后，从此了结了这门娃娃亲的事儿，从此再没见过。
第二十三章 逃与熬
完成这项水利工程后，大家又都回到本村务农。生产队的地又有了新管法。这次是把地按劳动力人数分下去。每亩地能产多少粮，生产队大体先估计出来，并定出了奖罚制度。如果每亩地上交粮食超过生产队的估计，你就受奖；如果上交的粮食，达不到队里定的数，那就要受罚。相差不大不奖不罚。每块地该种什么，都是生产队定，种子也由队里出。我们家四口人分到三亩地。按说每个劳动力应该分到两亩地，二哥闯东北后户口取消了，自然就没他的地；父母年纪大了，分到一亩地；大哥有病我年轻，我们两个人算成一个劳动力，分到二亩地。伺弄这三亩地，父母帮不上忙，大哥时常呕血，没有牲口，只靠我一双手。就这么累死累活的干，一年下来，我没被罚，但也没得奖。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旱天的苗一样，快要熬不过去了。
大哥的病越来越重，吃汤药，吃西药片，效果都不大。我给在吉林的二哥发电报，二哥于正月底回到日照老家住了四五天，他说东北有大夫，想叫大哥到东北看病，需要母亲跟着去伺候，就这样二哥把母亲和大哥带到吉林的抚松去了。我和母亲又要短暂的分开，但是父母这一别，竟成永别了。
我依旧在家种地，收拾菜园，独自照顾父亲生活。在这年的八月底的一个中午，我到伯父家找二姐玩，刚到不一会就开始吐血，越吐越多，血又从鼻子里往外流，我感到眼前发黑，头晕脑胀。二姐吓坏了，对她的女儿说：快给你三姨拿板凳坐下！血在二姐家屋地下、院子里流了很一大片，过了很久血才止住。
本村一个大夫也没有。父亲又到山子河村找来郑世毅大夫，这次世毅大叔说我是劳累过度引起的肺炎，父亲看我累成这样非常难过，但除了苦熬，能有啥办法。我打了五天针，加上吃药，病就好了，以后也再没犯过。我又开始正常生活，天天到生产队劳动。
这一年母亲和大哥没在家，我们爷俩分了好大一堆地瓜干，还发了四口人的布票。那时的政策是，走出去的流动人员，只要不超过一年，就可以分到你应得的东西；超过一年不回来，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十四章 重逢
大哥来信了，说起刚到东北这一年的遭遇。因为没有户口，所以口粮、布票这些生存必需品什么也分不到。二哥那时已是四口之家，忽然增加两张嘴吃饭，也是家无余粮。那时候全国都一样，先是集体吃食堂，后来不吃食堂了，生活依旧困难，粮食非常紧缺。大哥每天把一切该干的活干完后，就得到地里挖野菜，到山上扒榆树皮、摘榆树叶子，把这些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贴饼子吃；秋天队里收完玉米后，再满地里翻扒，寻找可能落到地里的玉米。据说二嫂身体不好，母亲每天要起早推石磨，熬中药，还得看孩子，寒冬腊月里，这娘俩还穿着单裤子。我和父亲听到这些消息，心中都十分难过也无计可施——咱们山东的布票捎去也没法用。
我快一年没见到母亲了。心中十分挂念，就想快去看看母亲。父亲很是同意。过了些日子，我给父亲把换洗的衣服洗干净，烙下些煎饼，一切都安排好后，准备和大伯家的姐夫一起走。那时候日照还没通火车，去东北要先乘汽车经胶南到潍坊。姐夫在潍坊工作，我的同学崔玉莲也已从日照的“五一石棉矿”调到潍坊市“汽车第二大队”工作。
姐夫领着我在汽车第二大队的13号宿舍找到了崔玉莲。我们两个人当时相互拥抱在一起，笑着，不知说什么好。
那天中午崔玉莲去她们食堂弄回来一桌子菜饭，她自己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有饺子，有茶水，很是丰盛。
从那天开始她就请假，在宿舍陪我玩儿了三天，然后才去上班。我在潍坊待了半个多月。本来没想住那么长时间。原因是那时候火车票很难买。由于买不到火车票就这样一直耽误着。她和我说，今年别走了，没几个月就要过年啦，回去和父亲在一起过个春节，明年什么时候想走，就提前写信来，她会给我办理免票手续，就用不着再花钱啦。
我接受了同学的劝说。半个月之后，阳历年到了，潍坊汽车二队放了五天假，崔玉莲没让我走，我们两个在一起度过一个让人难忘的新年后，她和我一起回了日照。
那段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一同走过的路上，她对我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对我的关心，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第二十五章 相亲
冬天的夜很长，我和父亲每晚吃过饭就去伯父家玩儿。父亲和伯父闲拉呱，我就去找二姐，总是要到十点多才回家睡觉。
有一天，二姐夫对我说：“她三姨，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行不行？”我说好呀，哪里的？二姐夫说，是迁孩的五叔。二姐说，那可不行，我们姐妹俩不能都跟你们姓赵的哥俩去受这些洋罪！二姐夫说：“别听你二姐的，迁孩她五叔人品好，忠厚老实，勤快能干，还爱唱戏，你说多好！脾气又好，这是最重要的。妹妹你要不信，改天我把他叫来，你先看一眼再说，怎么样？”
当时我对这事没什么认识，也没急着让二姐夫谈这事。那时候，闯东北的人很多，我想去东北看望母亲，也有心想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但二姐夫和我谈过后，又和父亲说了。父亲倒是满口答应。父亲说：“这是赵龙彪的儿子，我同意。当年我在那个村教学，他家五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把你嫁给他的儿子，我一百个放心！赵龙彪、陈淑护这两个人当年还从日本鬼子手中救过我的命呢。”
二姐夫听说父亲同意，就到陈家沟村把男方叫到父亲和大伯面前，两位老人看了都说没意见。二姐夫又把男方领到他家，到了晚上叫我过去看了。
其实修水库时我们见过面，当时他是陈家沟食堂的会计。我们说过话，互相有好感，但也没留下格外的想法，就是擦肩而过罢了，没想到他会成为以后的意中人。他叫赵庆梅。
十二月初二这天，正逢高路集。二姐把我们俩叫到一起去赶集，到了集上二姐独自走了，留下我们两人也没什么话说，都害羞。那时候他身穿一件破棉袄，腿上的棉裤也破了，脚上穿一双破皮鞋，只有头顶的小蓝帽子是新的，看不到脚上穿着什么，或许也是双破袜子。那时候都很穷，他十二岁就没了娘，真是可怜！二姐赶完集回来问我们，是否互相都看中了，我俩都说看中了。就这样，我们定下了终生一世的情缘。
十二月初六这天，我们各自到大队开介绍信，一起到马庄公社登记，领了结婚证。
当时我还没打算结婚，因为母亲没在家，我还想在家和父亲再过一个年，到第二年的秋天再结婚。可是父亲不同意，说人家娶媳妇不容易，好容易和你成了这门亲，人家想过个欢乐年，你这么不中，那么不行。说出那么些理由来，那能行吗？我的年好过，你伯父家二姐给我包饺子，我孬好的吃碗饺子就是过年了。
就这样，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结婚了。
第二十六章 结婚
为了办婚礼，他给我送来九十元钱。在当时挣到这九十元钱，对他来说尤其不容易。
他比我小一岁，家中哥五个，数他最小。他从12岁没了妈，大哥早已成家分开单过，三哥在部队服兵役，四哥也闯东北去了安图县的一个农村务农，只有老父亲和患病的二哥与他一起生活。
每天他没黑没白的出外打工，用那种独轮的手推车运货，在莒南和日照两县之间行走。把鸡蛋送到莒南县，再把煤运回日照，一个往返接近五百里路程，就这样来来回回，出苦力积攒了这点钱。他在当时十多个“推脚”人中，是最年轻的。
他也读完了六年小学，1954年毕业。他上学的生活比我还困难。家中没有女人，每个礼拜都是他患病的二哥学着为他烙煎饼，每次带走五十张；没有菜，连咸菜也没有，就用油炒咸盐粒，吃饭时冲上热水，咂巴那点咸滋味。
其实他学习不错，小学毕业考上了日照第二中学。因为家庭经济实在太差，又有老人，又有病人，需要他挣钱，所以他只能放弃学业，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父亲要给我十元钱，连男方拿的90元钱加在一起，凑合着办个婚礼，但父亲这十元钱我始终没要。
父亲养我这么大已不容易，我还没有为父亲尽什么孝。我一直在外出民工，在队里忙干活儿，连给父亲买包茶叶的钱都没挣到；几次我累倒、病倒都是父亲一个人跑前跑后，为我端水买药，对我关怀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经常摸着我的头，看着我的脸，轻声细语的问我冷热，是不是发烧，那种担心的口吻，那种焦急的样子，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给予我的爱，我感觉比山高，比水深。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最伟大的。
我还是用他送来的九十元钱操办了婚礼。我买了10斤小麦磨了面，割2斤猪肉准备包饺子；在集市上花6元钱买了双红花鞋；花10元钱买礼表面料，找人做件小花袄；买了两双茄花色的袜子；花7元钱买一条绿花色的单裤子；花10元钱买100斤松枝作烧柴。把我原来盖的被子洗后，又把被里用桃红色染一染，再缝起来，就当新被子用了。
其他什么也没买。
结婚当天，下午三点多钟，父亲在这三间小茅草房里，走来走去。我伺候着那些抬轿师傅吃完喝完，家中安排好之后，就准备出去上轿。轿落在我们家房的后面，因为房后正是一条外出赶集要走的方便路。与我家一道之隔的邻居，也是我一个叔叔家长我六岁的大哥把我背出去，上的轿。
父亲一直没有出屋。我知道父亲肯定是一个人在屋哭。我能体会他的孤独，我的心也像碎了般的难过。
这时候轿夫们喊“起轿”了，四个人把轿抬起来，领头的喊着号子，就这样我离开了小曲河村。
这是我第三次离开父亲。
第二十七章 永失父爱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闹洞房的习俗和当前东北也没什么两样。
从小曲河到西陈家沟是十五里地，经过山字河和邵町这两个村，到婆家门口时，天快上黑影了，落轿后我看到地上有两块红毡毯，过来两位姑娘站到我身两旁，每人牵着我一只胳膊，给我戴上很大一块“罩头红”，新郎来到我前面，我跟在后面，一步步往前走。有两个人在身后把走过的红毡再拿到前面去，就这样倒换着，一直到房门口。
一对新人坐床后，就有来给喜主家送小饭的：一个四面红色带“喜”字的正方形木盒，里面装了两碗饺子、六盘好菜、一对“福”字、一对红枣、二两红糖酒，还有两双筷子。
吃完就开始闹洞房，但是要闹三天三夜。无非是吃糖、啃萝卜——把萝卜吊起来，不许用手拿，还要吃到嘴里。
到了第三天下床给公公磕头，就算结完婚了。
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从要好的朋友那借了一件单上衣穿着，和我一起回门。父亲找二姐包了饺子，叫上大伯父及二姐夫，一起吃了一顿快乐的午餐。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往回走时，父亲跟在我身后嘱咐我，结婚时那90元钱花剩下的，回去一定要交给公公。我记下了父亲的话。我们开始了一段快乐的和睦生活。
转过年，到了六二年的三月初十，那天是四大伯哥结婚的喜日。父亲在三月十二这天也来到婆家喝喜酒，然后又连夜回到小曲河的家里。
三月十三那天，刚吃过早饭，我正在家刷碗收拾家务，忽见一位年轻的男子，是我娘家这头一个堂弟郑承昌，手中拖着个木棍，走进门来。我知道是有坏事发生了，因为拖着木棍进人家的门，就是来报丧，这是我们这的习俗。果然，承昌说：“大姐，二大爷不在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象万箭穿心般的难过！当时家中没有一个人在父亲的身边，不知道父亲遭受了怎样的罪，也不知父亲是害了什么急病。
我们从生产队预支了八十元钱往小曲河赶，我一边走一边哭，心里悲痛万分，又无比自责，我想如果我不结婚，父亲身边有人照顾，是不是就不会死。
两个哥哥远在东北，也回不了家。发送父亲的事就靠我俩张罗。我找人买了一丈一尺青布，给父亲做了一件新大褂、一顶新帽子；棉衣棉裤都是旧的；脚上是我头年刚给父亲做的一双藏青色的单鞋。
我们去时从队里借的钱不够用，就把家中一张床、一对箱子和其他一切零碎东西，能卖的都变卖了，凑成二百四十元钱，到东陈家沟给父亲买了一副大叶杨的棺材。
处理完这场丧事总计花费三百九十六元五角钱。最后我把那三间小草房也卖了，加上两个哥哥从东北往家邮的八十元钱，才还上所有的欠账。
我那可怜的父亲就这么走了。他活着时受尽了委屈和痛苦折磨，没过上一天安宁平静的好日子，献身教育事业，培养了不知道多少人才，被鬼子打，被翻身户打，刚要见到好处的时候，又被打成右派。父亲没有等到自己右派帽子被摘掉的那天，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五十九年的人生路。
六二年三月十三日，我心中永远的痛。
第二十八章 分家
从出嫁起，我就离开生养我的父母亲，离开了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距离远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也少很多，但是每次和家乡人见面大家都还那么热情，那么快乐。每次回娘家，除了看望本家上辈、邻里老人，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去见那四个打夯时的号手。我们在一起修建水库时，在那些汗水飞扬的日子里结下的友谊，在我婚后那个家家生活都不宽裕的年代，实实在在地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心灵的安慰。
父亲撒手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家还有两个病者：公公气管不好；二大伯哥食道不好，吃啥吐啥。我们夫妻俩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两个人携手并肩，生活虽不是那么充足，但我们还是融洽的生活在一起。自我进门口，公公及二大伯哥都高兴的不得了。
记得二哥这样对我说：“五妹妹，你没进我们家时，我们就怕过春节，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包饺子。娘没得早，五弟年幼，一到过年五弟就哭。我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弟弟，这么多年来，每天都是度日如年。自从五妹妹你进了这个家门，给我们一家人洗衣做饭，给我熬汤煎药，这个家从此充满了欢乐。五弟能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事”。
就在这样愉悦的生活气氛中，一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俩在陈家沟第三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回到家做饭、吃饭、收拾家务；隔两三天就给公公、二大伯哥洗衣服、煎汤药。时间久了，公公和二大伯哥都已感到过意不去，怕把我累坏了。但我考虑到二大伯哥对这个家的付出和带病的身体，我觉得自己苦点累点真的没什么了。
六二年四月，我怀孕了。我还和以往一样，三时做饭，洗衣熬药。后来二大伯哥说，咱们分家吧！公公也说，小五，咱们分家吧！庆梅没说话，我不同意分家。一是因为他们老的老、病的病，正需要人，我不能这样一下子出去不管；另外，公公对父亲有恩，我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教导。
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身子越来越沉重，干活已经很不方便，二大伯就更坚持要分家了。后来公公直接跟我说：咱们还是得分开，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适合再熬药了。就这样，还是决定了分家。
在六月初六这天，公公说这是个好日子，就把我俩分出去了，从此不用再给二大伯哥煎药。为了他俩生活方便，与我们能相互有个照应，我们住得相距并不远，而且又在一起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春节刚过，六三年正月十三这天晚上九点半多，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那天白天我们村唱了一天京剧，是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我看到很晚才回家。是三姐的婆婆为我接的生。
他在家伺候我三天，为了养家糊口，匆匆“推脚”去了。他来回一趟需要三天，临走前他给我买下些煎饼和红糖。母亲没在，我身边也没有别的亲人，三姐从婆家偷着拿出十三个鸡蛋送给我，这就是我整个月子里最好的补品了。
第二十九章 离乡
到六三年春天时，我又想到东北看望母亲了。和母亲分别一晃已快三年的时光，前两年由于买不到火车票没去成，在家这段时间我又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接着父亲又不幸去世，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故让我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和母亲说。
在阴历四月初三这天晚上，我俩带着一个出生刚满八十天的孩子，准备从陈家沟出发到东北去了。
我们就是想去看母亲，衣服、行李、过日子用的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放在那，什么也没准备，只想着把我大哥在家学做衣服用的缝纫机带到东北去。庆梅在家“推脚”挣的八十三元钱，我们给公公和二大伯哥留下了，让他们爷俩买药和生活零用；我在家养的八九只母鸡、两只公鸡卖了三十多块钱，凑够去东北的路费。我们和公公说，你们爷俩离我大伯哥很近，如果家中有事一定要找他，等我俩回来再好好的照看你们。
虽说是暂别，但是分别那一刻还是冷清凄凉。只有二大伯哥出来送别。我抱着孩子，还有一大包小孩的衣物，二大伯哥用手抚摸着孩子的额头说：“五妹妹，孩子太小，上下车时要多加小心，一定注意安全，到了地方早给我来信”。说完这几句话时，他的眼角上早已挂着泪水了。
王恩涵来了，他推着一个独轮车来送我们。他是庆梅的好朋友，是结婚时为我抬轿的四个轿夫之一，也是他们出去“推脚”的伙伴。缝纫机和衣物放在车的一边，我和孩子坐在另一边。就这样，我们和公公及二大伯哥分别了，和死去的父亲、姐姐分别了，也和这块生养我的土地分别了。这里留下了我的哭声、笑声、歌声、号子声，也留下了我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
初三的月亮刚刚出来，马上又落了下去。天地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手掌。王恩涵推起车，庆梅在前面拉着，我们上路奔着日照县汽车站去了。
第二天，我们坐上车，与王恩涵挥手告别。
原以为，我们会很快回来，但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十年，等到我再踏上这片土地时，已经是2002年的夏天了。
（第一部完）
后记
母亲动了写回忆录的念头是受了我的鼓励。
2016年春节，在家相聚的日子又听母亲说起过去的事，那些苦难，母亲如今说起已是云淡风轻，直如趣事。其实母亲的语言简单而不失幽默，朴素却饱含哲理，比如母亲曾言“蚕老一时，麦熟两晌”，也曾说“天上的星多月不明，地上的人多心不平”，类似的俗语、短句很多，对我的写作、行文也有深刻影响。我曾让母亲试着把自己掌握的这类词汇、句子写下来给我，可是不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母亲终究想不起那么多，后来也就放下了。
这次旧事重提，想让母亲写些东西，还多了一层考虑。母亲快八十岁了，虽然仍旧种菜除草，忙里忙外，精神与体力尚可，但我们还是怕她记忆退化、脑力不再。所以一经我提议，大哥深表赞同，加上其他晚辈的鼓动，母亲深受鼓舞，在我们假期结束各自离开后，母亲就坐在火炕上，俯就那个吃饭用的小方桌，开始了回忆与写作，直到当年8月份完成。这其中，我也回去几次看望母亲，知道她先写出了初稿，觉得潦草，复又誊写，从春到夏，用完了大哥买回的两盒一次性碳素笔。火炕硬，母亲削瘦，侧身炕上，母亲左侧大腿磨出了硬茧，每次母亲见到我都直呼“上当”。母亲写作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从母亲的“抱怨”声中能体会到她的那份欣喜和成就感。母亲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她认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子孙后代，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就这样，母亲把手稿交给了我，希望能藉由我的整理而刊行于世。由于杂务缠身，书稿在我手里静卧一年，直到2017年末大哥在其学校同事帮助下，利用语音转文字的软件将书稿录入电脑，在2018年初复又交到我的手上。
母亲手书基本没有段落，标点也比较单一，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为了便于阅读，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添加了章节及标题，划分了段落，结合语气使用了标点，并尽量保持了母亲的语言特色，人名、地名首次出现用引号注出。整部手稿约11万字，描述了从1943年到2016年约73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的历史侧面。现在整理出来的第一部是1943年到1963年母亲离开山东前20年的故事，共分为29个章节，以母亲生活的村庄《小曲河》名之。
2002年、2009年、2012年我曾三次陪母亲回山东故乡，她回忆录中写到的很多人物还都健在，我都陪她去看望过。比如，促成她婚姻的二姐；偷鸡蛋给她吃的三姐；着墨不多的大伯哥；唱戏好听的“郑承荣”；在梭罗树结识的好朋友、好同学“崔玉莲”；为她抬轿接亲也是用独轮车送她离开山东的“王恩涵”……母亲笔下何等青春、有趣的人物，如今都已是双眼浑浊，沧桑暮年！
我将写于2008年至2017年间的三篇随笔附录于书后，写的是我和母亲的故事，也是我对母亲的认识，与整个回忆录的内容也可遥相呼应。
世界汉学大家、《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先生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写到：“纵然亲历者很少能洞彻历史的大局，但他们描绘的细节也足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他们的观念未必能与我们的相契合，但他们的欢乐和恐惧，我们仍能感同身受”。
我认为，母亲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
世志
2018.4.1
附录一：
回乡偶记（2008年8月25日）
前些天回到家乡看望妈妈，已经是处暑时节，夜晚时分，搬个小凳坐在院内，披秋风感月光如水，听虫鸣添长夜寂静。望着远山，与母亲慢慢说些闲话。
相距不远，但是也不常回家。工作说忙不忙，交通说便利也不很便利。每隔一月两月，总是惦记着回家看看——母亲老了，七十岁了，时常会通过姐姐或者嫂子的话语流露出想我的意思，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有歉疚和不安，所以总是会急急的赶回家去。
从85年上学离开这个地方，每年回去的时间以日可计。二十多年了，这山这水几乎没有改变，一条水泥路、几座新瓦房，伴随着乡亲们的皱纹，突兀的出现在眼前——这是最大的变化！
母亲和我说起话来总是很开心，虽然有的话题说了几百遍，但是我还是耐心的听，津津有味的听，就像第一次听到一样——母亲浑然不觉。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到了老年，每天独自住在二哥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无人说话，倍感孤独，我几次想让她到我这来和我住在一起，可是母亲总是怕给我添麻烦，影响我工作生活，未能说服她。
这次终于说动她去我那小住，我很高兴，母亲似乎心情也不错。人到老年，病痛缠身，母亲年轻时吃了很多苦，现在还要为照看二哥家的孩子每天跑来跑去，到了晚上，浑身上下就像散架了一样，每当和我说起来，我都很心疼，可是母亲总是这样说：“你二哥他们需要人照看孩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走。”我又想起了在父亲去世、我到长春上学后，母亲到抚松去伺候姥姥的事，直到姥姥九十八岁去世后，妈妈才回到自己的家，这一去前后就是十余年。
可以说，母亲就是这样辛辛苦苦过了一辈子，她又有哪一天是在为自己而活呢？
每当我无病呻吟寻找痛苦时，我会想到母亲；每当我品味人生已感乏味时，我也会想到母亲。
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苦难。
附录二：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2015年6月23日夜）
被远近两处起伏不断的雄鸡报晓声叫醒时，外面的天还是黑的。夏至时节，天亮的非常早，我估计着此时应该不超过3点钟。起身拔掉手机充电器时看了一下表：零点三十五分。这是标准的“半夜鸡叫”，也许是天气太热，也许是饲料中激素成分太多，公鸡已内分泌失调，生物钟紊乱了。
躺下后再也睡不着。火炕微温，空气清凉，透过纱窗有一点星光洒进来，昏黄的上弦月在前半夜就西沉入海了。蛙鸣是如此响亮，房前屋后两组青蛙像是交响乐团中操不同乐器的乐师，在高明的指挥家操弄下正卖力的表现，此起彼伏。
白天带母亲去了一趟拉法山。虽然在晴朗的天气里从家中向西望去，能清楚的看到这山的主峰，但是却从没带她老人家去过。现在山上有了缆车，可以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升到半山腰，听说要去登山，久不远行的母亲表现出莫名的欢喜。
上午十点光景，我们已经下了缆车到达半山腰。又试着往山上爬去，随着台阶越来越陡峭，我开始担心起来，母亲冠心病多年，平日里靠吃药维持血压和心功能，在2005年的时候有过一次严重的心衰，幸亏送到附属医院及时治疗得以脱险。如今又过了十年不说，兼又78岁高龄，虽然母亲不服气仍觉能攀登，但是我和大哥不敢冒险，劝说她停下来歇息，几个孩子不肯就此作罢，我只好陪着走完下一程。
晚上回到家里，姐姐和嫂子问起她游玩的感受，没想到她竟摇头不以为然。原来，她的高兴其实只是因为我能留下多陪她一天，并不在意去了哪里，玩了什么。
鸡还在鸣，蛙还在叫，屋子里却愈发寂静，母亲累了，睡熟了，偶尔发出轻微的鼾声。
“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只有当回到家来，躺在这炕上，躺在母亲身边，我才能暂时忘了生存、生活，进而想想生命中的其它东西。就这样想着，不觉头渐昏沉，一切声音渐弱渐隐，我又睡着了。
再醒来时，天已大亮，母亲已经煮了满满的一锅面条荷包蛋，等着送我走了。
附录三：
母亲记得的生日才是生日（2017年7月29日夜）
从昨晚到今天，朋友们得到腾迅公司的提示，在QQ空间为我送上那么多生日祝福，我在那里确曾留下过真实的出生日期；我的手机短信也收到银行、航空公司、保险公司纷纷发来的祝福，我在那里也曾留有真实的身份信息。甚至有家保险公司告诉我，“你在2002年9月14日在我公司购买了第一份保险”，仔细一查不错，这着实让我感慨一番，想起过生日的很多往事。
每年过生日母亲一准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吃面条、煮鸡蛋——我小的时候，在母亲身边，生日也就这么过。但今天，7月29日，母亲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农历生日早已过了，母亲是只记农历，不认公历的。
自从我学过几天地理、物理之后，我知道以公历纪年是准确的，公历中的每年同一天意味着地球相对太阳在同一个位置上。而农历不然。我农历的生日在六月三十日，不是每年都有这一天，所以生日我一度只按公历记，而母亲每年听说我在过公历生日，也只是喃喃的说“你记的日子不对”而已，我也并未多想。
今年农历生日母亲依旧没忘记给我打电话。那天是公历7月23日，农历已经是闰六月的初一了。母亲还是按照自己的推算，既然7月22日是农历的六月廿九日，那么下一天自然是六月三十日，她最小的儿子的生日。
和往年一样，电话中母亲照例是嘱咐我，要吃面条和鸡蛋，要哄孩子开心，只是今年多了一句话：生日不要随便过，我记得住你生日是哪一天。
我心头一酸，为自己懂得那么点科学常识而固执地过了那么多公历生日而后悔不已——母亲记得的生日才是生日啊！
在这里，向两天来送上生日祝福的朋友们一并表示谢意，恕我不一一回复了。
谢谢。
（续完）
文章来源：细雨春城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