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本自传是献给我的爹爹妈妈的。从我幼年时起，就一直受着我妈妈刘郭文昭的教育。她教育我要成为一个能服务于人民与国家的人。能使生命有意义，无论我是快乐或忧愁，舒适或困难中，无论什么情况来到我的生命里，我都应该把它当成是铸成我人格和意志的锻炼。只有这一条路我才能够活出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她的话给了我能够充实地生活的动力。
我的爹爹刘建民，是他教育了我，认识了民主是什么？他告诉我，要自己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民主时代的公民，而不是封建政治下的产物。
第一章 我的儿童时代
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我生于公元1912年1月3日。那时，孙中山博士领导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对女人的压迫。我的父母都相信男女平等，他们都强烈地相信这个观念。平常一个女人的名字，多半是“花、玉、美丽”等等。但是，我一生下来，父亲就给我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德伟。我母亲写了一首长诗，在诗中，她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中国做出伟大的事业。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因为父亲宠爱我胜过我的两个哥哥，我就变得傲慢，并且欺侮两个哥哥。我的大哥比我大五岁，我不敢打他，但是我经常做一些使他不愉快的事情，使我自己觉得比他高傲。母亲总是叫他让着我。她说：“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位客人，‘女长一十八，铜锣一响别人家’，她在这个家庭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有一天，大哥忍无可忍，对我无可奈何，他以天真的儿童的表情说：“妈，别的客人都很懂得礼貌和客气，为什么我这个妹妹客人总是这么不客气。”
至于我的二哥，我总是对他恶作剧，我不怕与他打架，因为他只比我大一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没有大人在我们身边，我就把他推到门后面抵在墙上，一只手用门压着他，另一只手去捶打他的肩膀。我明知我的姑姑在洗澡，不能出来，却大声鬼喊：“你们来看，二哥在打我。”姑姑心知肚明，是我在欺侮我的二哥，知道我是个惹祸者，而二哥是个好孩子，就在洗澡间里大声喝叫他：“好孩子，你打回去，不要害怕。”但是二哥天性温和，从来不打我。
当我们都是十几岁的时候，二哥在数学方面的成绩特别优异，我在这方面就特别差，常常在期末考试中数学不及格，而必须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如果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所以，在寒暑假中，我不得不温习数学。
当二哥辅导我时，他总是很耐心。有的时候，我不听他讲课，玩一些小东西。有一次，我的动作使他太生气了，他罢课！我就赶快冲到母面前说：“妈妈您看，二哥太坏了，他是在糟踏您的钱，他太懒了，他不愿意教我了，他要玩！”其实，我二哥对所有的弟弟和妹妹，都是慈如母，在辅导我们的功课与作业时，又都是严如父。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包括我这个“坏蛋”，都是终身敬爱他的。
父亲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他的经济力量不够，因为他已经把大部分的钱用来培养他年轻的弟弟和妹妹们上学。我的叔父主动拿出钱来支持我大哥和二哥去读名牌大学（同济与清华），一个学医，一个学土木工程。我这位叔父曾经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过抨击文章，反对他称帝，结果遭到通缉，要捉起来杀头。是我母亲拿出了她陪嫁的八十片金叶，资助了我叔父，让他连夜逃出关外，去了东三省避难（后来在那边成家立业了），才算躲过了死刑。所以，后来叔父资助大哥二哥去读大学，可以说是对我母亲的报答。
我们几个弟妹们，通过了高考，也都进入了名牌大学。二哥刚刚从清华毕业，就承担了三妹（刘德傅）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全部学费。大哥从同济毕业后，也资助三弟（刘笃）读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我是靠武汉圣公会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读完了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二哥当时还资助了一位我们的堂妹（刘德秀）和一位我们的堂弟（刘德馨，他是一个孤儿），分别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是我的父母亲以他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榜样，对我们这些子女们爱的教育的结果。母亲说过，无论是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或堂兄弟、表兄弟，都要一样地以爱相待，彼此互助互爱。
我五岁进了家庭的私塾。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我不要母亲送我上私塾，而是独自一人穿过了一条黑暗的小巷，走进了学校。自己介绍了自己，非常大方自信地走到了孔夫子的像前，三跪九叩首，又转向先生，向他叩头。叩。这个时候，私塾先生向我出题进行考试。他出“红花”，我马上对“绿叶”；他又说“高山”，我马上对“流水”；他又说“美女”，我又对“英雄”；他又出“暮鼓”，我对“晨钟”。对完以后，先生非常高兴。他问我这些是从哪里学的，我告诉他，是从我母亲讲的故事中学来的。他以为我很聪明，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
一天下午放学了，我和哥哥们吵了一架，之后，气冲冲地冲到教室里去，为了泄愤，我用剪刀，剪去了两个哥哥写字用的毛笔尖，把它们丢在地下。我的这些行为都被先生看在了眼里。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当年，他穿着蓝色的长袍，腰系黄色的宽腰带，腰带上还挂着烟袋与他的眼镜盒。他分明看到了我这些泄愤的行为，但他却并不制止，只是一边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一边摇头，一边在嘴里念叨：“泼妇呀泼妇呀。泼妇之婆，害群之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瞧不起他了，觉得他是一个无用的老头。我就继续剪去所有毛笔的笔尖，泄我心头的恶气。
我最初读的书叫《三字经》，它是用三个字一句写成的书。它是每一个启蒙的学生都必须读的，包括天文、地理、人伦、哲学、历史等等内容。每天早晨先生教几句，我就要立即背得出；下午要学写大楷、小楷，晚上要背诵古诗。
在那些日子里，学生们都要用一种单纯的音调去背诵课文，所以教室里充满了单纯得像唱歌一般的声音。我也跟着他们背诵，但是我背诵的不是课文，而是随心所欲的遐想。我二哥和我坐在同一张方桌的同一个犄角的相邻的座位上。我在桌子底下，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一边用一块竹片来回地锯他的手指，一边口里用背诵课文的音调唱着：“杀猪！杀猪！”不料，他一会儿就大哭起来，原来他的手指已被割破，流出了鲜血。
我看见了血，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心想，千计万计，走为上计。我想躲到父亲衙门旁一座荒芜的园子那里去。我站起来，向着教室的边门跑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叔叔（我父亲的三弟）的书桌正在那个边门的旁边。他一贯站在我哥哥们的一边，最恨我。他从后面一把就抓住我的衣服，提了起来，我的手脚在空中乱舞，就像渔夫抓了只螃蟹。他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扔到我母亲卧房的床上，把我押到我母亲面前，说：“嫂子，你揍她一顿！”我趴在床上回头一看，母亲正在寻找她平时体罚孩子用的一块木板。我当时还是想“逃为上计”，就溜下床来，向门口冲去，又一次被把着门的叔叔捉住。他抓住我的辫子，又把我扔在了床上。我挨了母亲的一次狠打，她打我的屁股。我受到这次惩罚，使全家人从心里感到痛快，除了父亲。
母亲开始看出进行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我们这些孩子。她讲的故事都是关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他们的伟大是基于从幼年时开始的对人格的培养。每天晚上，诗词课的练习与写日记是饭后的课程。先生认为，诗词与齐家治国无关，没有经典的沉重，是轻松的，它的美感与音乐感是与黄昏的那种美感融在一起的。所以，他把诗词课的练习放在晚饭后，一直上到晚上8点。
每当我想到母亲讲故事，两个熟悉的能带给我心灵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景，立即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一个是夏日的晚上，一个是冬天的夜晚。
夏日的晚上，一个大宅门的天井出现在我的幻觉之中。这个天井是用白色的石板铺起来的，走廊围在它的周围。天井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缸，缸体布满美丽的雕塑，缸内有红色的金鱼在绿色的水草中游动。很多很美丽的花盆安排在缸的周围，它们又美又香，而且各种颜色都有。晚风轻轻地把香气吹送到在天井中乘凉的人们的身上。走廊的尽头是母亲喜欢的地方，它通向亲戚们住的另一处房屋与天井。那里的穿堂风非常凉快。她时常坐在一张竹制的躺椅上，让风吹散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在月光下，她显得非常美。每当风停下来的时候，她就用一把很大的蒲扇，去扇自己的头发。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围着她，求她讲故事。
冬天夜晚的情景完全不同。那是在室内。房门口挂着很厚的棉帘，帘子上的刺绣辉煌而灿烂。在房屋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铜盆放在一个几乎贴着地面的雕刻精美的木架上面，里面烧着一盆通红的炭火。离那盆火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围着母亲听她讲故事的地方。她的声调，面部的表情，词汇的选择，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讲故事是她用来教育我们和塑造我们性格的一种方法。当时，我们只感到好玩有趣，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被她的言词和那种意境所感动。
母亲讲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有一年，我们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位亲戚送了母亲一些干贝，这东西在当时是很稀少贵重的。我母亲就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挂在很高的地方。我们都很想吃，大哥就去偷，用一张桌子，加上一把椅子，爬上去，一把一把地从篮子里抓出来，往下面扔，我和二哥就站在下边用衣服来接着。我们几个大吃特吃，觉得特别好吃。这样偷吃了几次以后，终于被母亲发现，篮子里的干贝被人偷吃了，几乎没有多少了。她就审问大哥，因为在几个孩子中，他是最大的。母亲正准备打大哥的时候，二哥突然跑了上去，抱住了大哥，哭着对母亲说：“是我偷吃了，不是他，打我。”这时候，我也冲上去抱着二哥说：“妈，是我，不是他们，打我！”母亲终于被我们几个人感动了，放下了板子，谁也不打了。
还有个故事是关于我的外祖父的。他与我们曾经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是一位很慈祥的佛教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乡间的一个夜晚，他与佣人一起从外面回家，佣人手提一盏西瓜形的纸灯笼。当他们来到自家大门口时，外祖父看到两个佃农，从他家中扛出两桶菜油。这时候，外祖父立刻吩咐佣人把灯吹灭，躲在一边，让那两个偷东西的佃农从身边走过去。事后佣人问他：“少爷，你为什么不连人带赃一起把他们抓起来？”他就说：“年关接近，他们一定是缺少食油，而我家里食油又够多的了。没有人会喜欢偷东西，他们俩一定是家庭负担过重。他们都是勤劳老实的农民，这个错在我！今天晚上我取得了一个教训。以后我知道了，在年关前，我应该多关怀佃农们的生活情况。我们吹灭了灯笼，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是为了不使他们尴尬，才能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平稳地继续下去。
母亲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对我们总结说：“我们要从这里学习为别人着想，不要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地位。我们都是人，我们有同样的物质需求，不同的仅仅是，他们穷，我们富。在上天的眼睛里，我们并不比他们高尚。”
母亲讲的故事中间，也有好些是西方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很诚实地承认自家花园里的樱桃树是他砍的，避免了佣人和农奴们受到冤枉。从那以后，哥哥和我，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话：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智慧认识自己的错，要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错，要有毅力来改正自己的错。
母亲还讲过一个耶稣基督帮助门徒洗脚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非常惭愧。我才开始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是非常谦让的，那些骄慢的人，才是真正浅薄的。母亲带我去看了几次马戏，马戏中有一“丑角”。这个“丑角”一无所长，却自以为很能干，样样都自以为是。他很骄傲地对待别人，其实别人都在背后耻笑他。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否就像那个“丑角”。于是，偷偷地改变我自己对别人的骄慢与暴戾的行为，从此在待人接物方面，开始有所收敛。
我家的仆人，有三个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住在我们家。我对他们都很公平，从来不摆大小姐架子，也从不欺侮他们。现在想来，那时大约认为他们都是玩伴，都是与我平等的，与仆人不同。
每当父母亲分些食品给我，叫我分给孩子们一起吃的时候，我除了分给自己的哥哥、妹妹们以外，还很平等地分一份给他们每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那时我很小的年纪，就会有这种平等的思想。我的父亲就因为我有这种品行，所以特别喜欢我。
不知不觉地，母亲的故事改变了我天性中坏的素质。我记得母亲刚刚讲完《水浒》里面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都非常崇拜那一百零八个英雄。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定居武昌城里的一幢大宅院。大宅院后面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个亭子，被大哥与二哥宣布为男孩子们的司令部，取名为“龙虎寨”。我不甘示弱，就将花园中间的假石山宣布为女孩子们的司令部，取名“凤凰山”。我们双方都挂出红旗，上写：“替天行道”，让它们随风飘扬。我们都以那面红旗为骄傲。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并没有残暴的富人，也没有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穷人与老百姓。所以我们双方定下，每周三的早晨是彼此武力比赛的时间。但是在这座大宅门里，比我大的姑娘们都是闺阁千金，比我小的姑娘又都是不能打架的人。只有一个保姆的女儿名叫富枝，和我一样都刚过十岁，是可以参加战斗的人。在龙虎寨方面，大哥和我的一个小舅舅，是头领，二哥和表哥是兵。在凤凰山这边，我举荐了两个秀气的大姑娘做头领，而我与富枝就是凤凰山的战将。根据中国传统的战斗规则，是兵与兵斗，将与将杀。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大哥与小舅他们俩架空了。他们那两个是男子汉，是绝对不敢找我们那两位金枝玉叶的小姐去打架的。而在们这边，兵对兵，我与富枝就可以去打二哥与表哥。富枝是一个农村小女孩，长得孔武有力，打二哥与表哥是绰绰有余的。况且我这位表哥还稍微有点瘸。经常是富枝应二哥的挑战，而我应表哥的挑战。但是有一天，富枝病了，二哥来喊战，我只得被迫应战。战斗中，二哥重重地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爬不起来，疼痛难忍，我竟然嚎啕大哭。妈妈在远处听到了，怒声发问：“你们在搞些什么？”我深怕母亲来了会打我的二哥，我就自己把嘴紧紧地捂上。这个时候，妈妈的故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哥哥们的态度。
在姐妹中，母亲比较爱我妹妹一些。因为她温顺，听母亲的话，从不问为什么。而我呢，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假如母亲命令的理由不充分，我多半就不服从，而且要与母亲辩论。母亲为此向父亲抱怨，但父亲却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他认为，为人处世就应该这样，凡事都应该弄清为什么，然后再做。
在学校里，我的私塾先生规定我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背诵所有的课文。但是我只肯背诵诗词，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我就不肯背诵，认为只要懂得了它们的意思就行了。老师认为我不肯背书是不听话，就要罚我的跪，我就偏不跪，老师踢我的腿，我还是不跪，老师就把我整个身子拎起来朝地下一掼，迫使我跪下，但是我仍然倔强地站了起来。因为我认为我的理由是正确的，我对正确的事情是有自信的。我深信父亲对我的教育：凡事只要是对的正确的，就应该坚持。
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在打扮自己。父亲睡在床上看着我打扮，看着看着，他忽然大笑起来。他笑着对母亲说：“你看，你看！赞娃子（赞娃子是我的乳名）真像我！”母亲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还有那个倔脾气！”
当哥哥们和我都还很小的时候，父亲雇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我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叫着说：“哦，非常必要！当她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边说边做出那个踢的姿式，大家都笑了。从此，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学拳术了。那年我六岁。武术中除了拳术外，还有兵器棍、鞭、刀、剑、矛等等。但是，我只学了拳术以及棍术，后面的我就没有学了。
我在那个时候学的这一点拳术，还帮助过我。“文化大革命”中，当一个红卫兵前来揪斗我的时候，用他的左手揪住我的左手，企图把我反转过来，我利用幼年时学的一点拳术马上反转身来，先用我的右掌抓住他的右肩，然后，迅速以我的前肘，封住了他的咽喉。当我正想用左拳击他的腹部时，我意识到，此时的我是寡，他是众，寡不敌众，我此时不能出拳，也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懂得武术。我就停止了攻击。
有一次（大概在我婚后不久），我与丈夫打着玩，我装出一副要踢他的样子。我丈夫是一个一贯幽默而有风趣的人，他没有逃跑而是冲向了我，做出一副想要扶住我，怕我跌倒的模样，并且脸上露出乞怜的微笑。我大声喝道：“你想干嘛？”他说：“太太，我怕你闪了腰！”这是他在讥笑我，不相信我真的会武功。其实，如果他能在后来看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与红卫兵的那一段“真刀真枪”的反败为胜的武术表演，就不敢小瞧我了。
父亲训练孩子们要有言论自由的民主思想。一个暑假的晚上，我们全家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砖头砌成一个小高堆，让孩子们站在上面，练习演讲，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家里的成人们就是听众，他们可以用鼓掌来表示他们的赞赏。有一次，因为父亲不公平地惩罚了我的二哥，我那位跛足的表哥，就站起来讲了一个有关暴君的故事。很明显，他是在很严肃地以此来批评父亲。听众们都为表哥捏了一把汗，深怕父亲因此而发脾气，会制止他继续说下去，惩罚他。但是完全出于意外，父亲却是静静地听完他的演说，夸奖了他。这个情景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且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后来到了中年，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对我的下属同事们对我的批评，无论对与错，都能静静地听完，因此他们很赞赏我。我对上级，也同样敢于直言不讳。
父亲还常常训练我们，在吃中餐或西餐时应该注意的一些礼节。从我五岁起，他就带我参加一些中西宴会和鸡尾酒会，让我学会怎样去做一个酒宴上的女主人。其实，我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父亲那时是县长。有一次他在衙门里宴请客人，让我去充当女主人，并且告诉我说：要懂得做女主人的礼节，当客人们还没有放下筷子的时候，做主人的先放下筷子就是不礼貌。刚好那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已经研究好了要对另几个坏孩子进行一次严肃的惩罚，并且约定好大家只要一听到哨音，就要赶到后花园集合，这不是游戏，而是一次严肃的行动。所以，当我在父亲宴客的饭桌上听到这哨音带来的命令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是丢下筷子立刻就去？还是遵循父亲的教导，留下来陪客人？当这个哨音响到第三遍时，我才不得不向父亲扯谎，说要去小便，经父亲同意后，才丢下筷子匆匆往后花园跑。当然，那一次我已经违约了。当我跑到后花园时，那个行动早已结束了。但是，父亲关于饭桌上的礼貌与训练的教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头脑中。
父亲后来又转到军队里担任军法官。在任期间，他一直是禁赌、禁毒的执法者。对那些来说情的人，不仅仅不收贿，而且对行贿者们也毫不留情，一律绳之以法，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所以，再没有人敢向他行贿。有一次，一个被上一任法官定了罪的犯人，被父亲查明实际是冤枉的，就把那人释放了。那个人在临出狱前，留下了一千元钱，放在褥子底下，并留下一张字条，说明是送给我父亲的，是为了感谢父亲弄清了他的冤情而送的谢礼。父亲是不会接受这种钱的，但又无法查明这个人的去向。不久（1931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的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灾民们只得爬到屋顶上去，他们都在挨饿。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很大的声音，那是父亲在捶他的书桌，他大声地喊着：“我知道了！”他就命令一个下属到他面前来，叫那个下属把这一千块钱，买成馒头，划着船，每天去送给那些被困在屋顶上的灾民们吃。父亲又把我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你们要永远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代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父亲的这些话，永远记在了我的心上。父亲说这些话时母亲也在旁边，她就接着说：“你们现在知道天在你们的行为中的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十分重要，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我’字。我就是每个人的自己，你做了任何事都瞒不过天和‘我’——你自己。你不能想，更不能做坏事，天晓得，你自己晓得，一丝一毫也瞒不过你自己，所以一点也不能干坏事，当你自己知道你确实坏，不可爱，不可敬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快乐。”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修医学。绝对不要做文官，也不要做武官。”他自己在这两个职业里得出的经验，都是很痛苦的。他说，做文官就等于当婊子。要把自己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并要装出假笑，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做一个武官，就是做奴隶，不管是对与不对，你都得服从命令去干。所以，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直而清白的。他鼓励我们都要去学医，但是这个愿望，只在我大哥和妹妹身上实现了。
二哥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昆明修筑了邬家坝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给美国飞虎队使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后来，又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对中国国际物资的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二哥虽然没去学医，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我的理科功课成绩都很差，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不敢去考理科，而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因此我后来就选择了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而没有去读医科。这是经过父亲同意了的。我弟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的学生，也没有去读医科。因为父亲在前线抗日，顾及不到家庭和儿女的教育，以致我弟弟就偷了个巧，不去读医科，而读了生物学系。在我们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最终只有大哥和妹妹两人学了医。而且妹妹后来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医生。
现在我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父亲一个愿望在他的孩子身上成功了，他是如何的快乐。妹妹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就被派到重庆北碚，在江苏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当时，我们的家就住在北碚。正好是父亲一年一度的休假期间，他每天早晨陪着我妹妹去上班，并且每天都抢着坐在妇产科门诊的最挨近医生的第一个座位上。有一天中午，医院已关门休息，父亲还坐在那里。一位护士走来说：“这里不是老头待的地方。”父亲笑着回答说：“我就是为了每天专门来听病人们喊一声‘刘医生’的.”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父亲一生以禁毒、禁赌为他的重要职责，而且非常执着与严肃。
抗日战争开始时的某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正在吃早点，有一名士兵进来报告：有一列火车上的一节车箱中装满了鸦片，这列火车今天下午4时要经过武昌，运到下一站交给一个鸦片贩子。据说，这批烟土属于第十军军长，他倾其所有的钱，准备在这个上面发一笔大财。那个士兵问：“烟土到了以后，烧吗？”父亲回答说：“当然！烧鸦片是军长自己的命令。”不久，有几个士兵连同他们的队长都来了，请父亲再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父亲说：“我考虑了我的良心。烧！”这些士兵低着头离开了。不一会，更多的士兵来到父亲的面前，跪下说：“请您考虑我们的将来，同您自己的将来。军长可以任意找一个借口，把我们都杀掉，那就随他去！但是我们的父母、子女们怎么办？”那个士兵又接着说：“军长是在您的世故上赌博，他想大捞一笔，然后就逃离战争。军长是有意暗示他的人向您露出这个消息——这节车箱是他的。他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我们是小蚂蚁，一捏就死，可是我们的老小怎么办？”所有的士兵都哭了。几分钟的沉默以后，父亲长叹一声说：“让这节车箱过去吧！”这些兵们都站起来走了。我问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让步？”他回答：“有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我看见他的眼里，泪水盈盈。我哭了，我看到一个想保持自己的清白的人终于投降了。国家无望了！可怕的、绝对的黑暗包围着我。后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回想到这一情景，我就忍不住眼泪奔流。
还是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吧。我的私塾先生由于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感染，告诉母亲说，他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去学英文。母亲同意了。从那时以后，我们晚上的自修课就很自由。天晓得我们这五个孩子（小舅舅、大哥、二哥、表哥和我）在这段时间里，都在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们全家乘轮渡从武昌到汉口去看一个白俄马戏团的表演。这在武汉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孩子都非常兴奋和激动。看完表演回家以后，我那位小舅舅忽发奇想，想把我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马戏团。他买了软木，做成一根光滑的长棍，学着马戏团的样子，把长棍当成钢丝，悬空起来，让我们在上面表演走钢丝，或者是翻跟头。后来，我已经能够像一个演员似的拿着一把伞，在上面表演平衡。但是，这样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1923年，父亲萌发了一种新的思想——为了让我们赶上新时代的潮流，停办私塾，叫我们改读公立学校。
那年（1923）的9月，我们开始各读各的学校。大哥去了上海，读一个德国医科大学的附属中学；二哥去读武汉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我去了武汉最有名的小学——模范小学，读五年级。我记得入学考试那天，我身穿一套崭新的白色衣裤，手里拿着一瓶蓝墨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笔）。父亲亲自送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手中的墨水已经泼得我满身都是。考完试以后，老师告诉父亲，说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那是因为我经过了私塾的训练，写得一手好文言文，这是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不上的。可是我对数学却一窍不通，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我数学考了个零分。这种成绩，只应该由一年级读起，但是我的年龄已经是十一岁了，所以老师只好把我放在五年级。但由于数学我根本不行，老师也只好在课外单独为我补习。从阿拉伯数字、数学的四则运算学起。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全班最差的。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学分数与括号了。
我们那所学校五年级的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那所学校刚开始有“女士优先”的女权制度，所以校方把我在课堂里的座位安排在最好的第一排的正中，在队列中，我也是站在最前边。班主任姚老师是武汉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对我特别照顾，课外给我补课，不准男生欺侮我，等等。
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以后他特别欣赏他们的“道尔登”制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要求小学生们要有自学的能力，老师只是规定你的进度，你只有在不懂的地方，才可以向老师提问。据说，由于激发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可以飞速提高。但是当他把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到我这个班上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提高了而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受到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我的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形成自学的习惯。
六年级的时候，一个个子高挑的美丽的姑娘（数学老师的侄女儿）加入到我这个班，她的名字是江泽渲。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的书包里，每天放着几本书、一块石板、几支石笔，从这个教室谈到那个教室，有谈不完的闲话，简直不读书。有一天校长召集老师开会，老师报告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有少数的学生，能够超过学习标准，多半都远远落后。校长十分生气。当时的学校已废除了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我们模范小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进步的。可是这一次，校长太生气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宣布凡是落后的学生都要集体打手板。一天早晨，我们在操场上排着队，等待打手板。有两个个子很高的女生，不是小姑娘了，她们的班级老师把她们俩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给她们留面子。当时我很矮小，就没有人关心我是否丢脸。我自己找到操场上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位子，站在那里，心想：校长老头儿，打了几百个手板，打到我这里，可能很累了，就不打了。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所谓好运不来厄运来，我的右手马上挨了一个重重的板子，手心立刻肿得很高。校长要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还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是受到了这个可耻的刑罚的惟一女生，男生们笑我、逗我，说这是因为我的辫子太短了！
从此以后，我发愤读书，直到六年级的终了。虽然我挨过打，在数学班上度过了很艰难的岁月，我还是真正地热爱我的小学生活。尤其是爱每天早晨7点半的升旗仪式。当我们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缓缓上升时，我们都立正敬礼唱国歌，红黄蓝白黑表示了我国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组成了中华民国。接着，我们的老校长就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讲述我们国家近百年的历史。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国民，进而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我对自己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救中国。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