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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我从武汉乘船回到南京。哥哥已先一个月从湖南乘火车回去，家里已为我做好一切准备。哥哥到码头接我，简单的行李，雇两辆黄包车，到了太平路沙塘湾12号之一，这就是我家在南京的新居。妈妈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没有一句责骂，也没有痛哭流涕，只说回来了最好，还是家里好，父亲的事业正需要我。次妹是常德分别后八年才重见的，特别亲热，她已读高中了。小弟也初中快毕业了。
父亲回来后也是十分高兴，没有严词训斥，毕竟我已成人了。这年我已20周岁。
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后，南京建设发展很快。我家在太平路沙塘湾买了一块地，近300平方，盖了一幢西式平房，一列四大间向阳，前院长条式，中有水泥路面，两侧长形花圃，外有围墙，大门开在围墙东，安有门铃。进院门约十余步，登三级台阶入室。室内全部红漆地板，从东往西排，东一间为客厅，约30平米，中间一方地毯，四周有沙发靠椅、茶几、方案，摆设一些器具，花卉盆栽，墙上挂字画，大窗挂长纱帘和厚窗帘，门上有门帘。天花板上有吊灯、吊扇，墙上有壁灯。从院内登阶进来的是起居室，前后隔开，前为衣帽间，后为餐室，衣帽间东即通客厅，西则为书房，双人对面大写字台、书橱、条桌、转椅和靠椅等，北半部隔出一小间为堆放杂物，也有一张单人床，小弟睡觉用。书房西侧为卧室，南北前后两间，南间为父母卧室，北间略小为我们兄弟寝室。后面还伸出一块加盖一间小房，没有地板，直接的水泥地面，只有一张小床，一桌一凳，是次妹的卧室。客厅后面也伸出一块加盖一间是厨房，后院是用竹篱围拢的，厨房门口是水龙头和水池。后院有时还种点菜，屋檐下则堆放杂物。没有卫生间，那时还都用马桶，男人方便到公厕，出后院门不远就是。整幢房屋建筑是砖木结构，没有水泥钢筋，基本属于简易型的，但这已比我家过去的住房强多了，高了一个等级。当时南京作为首都，房价昂贵，市内地皮更是寸土寸金。许多达官贵人“复员还都”后，都“劫收”发财，好的洋房全被他们占去，我们家根本无法比。这幢房子是母亲下决心拿出辛苦积蓄来兴建的，要支持父亲搞事业。父亲当时的官职还是社会部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1940年春由陈布雷向谷正纲举荐任职的，至今逾七年。同时应好友黄少谷邀聘任《和平日报》总社主笔，又兼《南京人报》主笔，并且是“首都新闻记者公会”常务理事兼组织部长（理事长是程沧波），在南京有相当名气，这时正筹备创办真理新闻社。哥哥这时也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以后成为美联社中国分社记者）。我回到南京后，立刻成为新闻界的一员，真理新闻社正式开业。我们兄弟俩就是记者，父亲是社长也采访新闻，母亲是总管。每天发新闻稿，由我刻写钢板蜡纸，雇了一个工人每晚来印油印。几页新闻稿装订一份，封面是白道林纸印的，红字《真理新闻》四个大字由母亲书写魏碑体制板印刷的，很漂亮大方。母亲的书法是闻名的。我们的新闻稿每天晚上九时前分送各报社等新闻单位元，起初全部免费赠送，有了一些知名度后才改为每月订阅。
父亲由于掌管记者公会的主要工作，将我们兄弟都列入了会员，我还没到南京，记者公会印的会员名录上就有了“许温乐”的名字，温乐是我的字。
父亲又让我在《首都晚报》任记者，这是一家名义上是民营实有背景的四开报纸，我每天写一两段新闻稿送交编辑部就走，基本上不到报社去。与里面的人都不交往，跟老板和“头儿”只极少接触过一两次，至今没留下任何回忆，只是每月都拿薪金。我那时年轻幼稚，心也高，内心看不起这张小报。
初秋的一天，父亲又带我去拜谒黄少谷，黄为《和平日报》总社社长。就在报社的办公室，黄与父亲谈得很高兴，他穿着短袖“夏威夷”衫，也是一口湖南话，谈兴甚浓。父亲向他介绍我，小有赞誉，黄问我年龄，兴趣等，颇有长者殷殷垂爱之情。随即向父亲说：“上海《和平日报》正要一名驻京特派记者，就请令郎兼任吧。”并说明后天即发聘书，父亲和我都很高兴，称谢告辞，以后我的名片上就印有“上海《和平日报》驻京特派记者、南京《真理新闻》记者、《首都晚报》记者”三个头衔。后来还在报社见过两次黄少谷，但未曾交谈过。
这次回到南京，我明显感觉到家庭地位上升了，和父亲交往的很多是高级官员，像司法行政部次长洪陆东等乘坐小轿车来我家的就不少。家庭经济也较过去富裕，父母还经常参加一些宴会，母亲穿戴装饰也相当雍容，不再是在常德当年唐生明、徐来宴会上的“村妇”了。
到南京不久，我就去找李永铎，他在演剧七队。我去城南中华门东侧，那地方叫“蛇山”，七队就驻在这里，队长是李世仪（其姐夫是国民党将军邱清泉）。李永铎也穿上军装，还佩上尉军衔。他告诉我，现在形势不好，以后尽量少去找他，知道我有新闻记者的身份，认为很好，要我多联络一些进步青年。李永铎带我去介绍认识了宋德裕，宋是搞无线电通信的，当时在经济部一个电台（以前属资源委员会）当台长，具体位置已记不得了，就是市内珠江路一带，拐进几个小巷，可能在碑亭巷附近。宋手下有四五个报务员。每天收发报，与全国有经济资讯供需关系的单位联络。宋那时30多岁，但我感觉好像40多了，大个子，有点臃肿，好像很老气，挺稳重的样子，他和那几个报务员相处较好。电台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宿舍，都住在里面，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宋有时挺严肃，有时又和这些年轻的报务员嬉笑滚在一起。我去的时候多了，和大家都熟，赶上时间他们就留我吃饭。从食堂打饭菜，有时他们自己还开电炉烧菜，大家对我都挺好。其中有个最年青的，好像姓姚，和我年岁差不多，好说好笑，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甚至骂大街，也不听劝告。宋德裕着急地说，这样下去会出事，但他又并不很认真地采取什么措施去改变、制止，过一阵好像也就忘了。论年岁，他是大哥，可他却并不精明，甚至让人觉得稀里糊涂，仿佛一个浑浑噩噩庸庸碌碌过一天算一天的人，如当时众多在机关混口饭吃的小公务员一样，平凡不惹眼，脾气又好，和大家关系融洽。但我当时不知他是中共党员，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和宋德裕熟识后，他介绍我认识了新民报的编辑颜柳。颜一脸麻子，中等身材，不修边幅，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但我感觉到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他接触不多，但他却向我布置过工作，如叫我找宋买收音机、听陕北广播发新闻稿，和有关“火苗社”的事等。
“火苗社”是南京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周边组织，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当时我第二个妹妹次孟（诒曜）在南京一个女子中学读高中，我是经她介绍参加“火苗社”的。大妹妹亚钟1946年夏即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从四川泸州直接赴沪入学。1946年12月因沈崇事件反美大游行，她在上海积极参加并扮演沈崇演出活报剧，遭到父亲严厉训斥，认为是被共党利用。当时发展到断绝父女关系的严重程度，亚妹的生活接济都一度中断，后来还是母亲出面和解的。
我回南京时，和父亲哥哥一起搞新闻工作，办“真理社”。这时知道哥哥跟父亲在政治上相共同，都主张反共，我和他们政见不同，当然不能说真话，只能表面敷衍。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小，才十四五岁，读初中，不懂什么，说得来的只有次妹，她有许多见解，对革命有认识有追求。当我们相互发现并了解后，她就介绍我去参加“火苗社”。事前她已向她的同志们详细介绍过我，于是就有了第一次聚会。一个夏日的午后，我随次妹来到玄武湖五洲公园，这就是“火苗社”经常聚会的地方，一般每周总有二三次。这“火苗社，，人不多，总共也不超过十个人，全是中学生。为首的是高文宗，是个失学青年，当时大约18岁，家境贫寒，穷而失学。他身材骨架较大，手很大，稀疏的头发，聪明的眼睛，牙齿不好看，疏而不密，性格有点内向，和他交往后多有好感，常使我联想到《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直到八十年代我才从《剧专十七年》一书中了解到，原来高文宗也是剧专的，1946年曾和亚妹等几个最小的学生秘密跑去温州找游击队，打算去解放区未成）。另外的几个年轻人是张达（是路翎的同母异父弟弟），柏胤（解放后听说当过江渭清的秘书。21世纪后，我才找到国立九中校友会，始知柏胤顺也是九中校友）、孔繁荣和他的弟弟孔繁钟。女的除了次妹以外还有一个冯玉芬，这里只有我最大，以后才知道冯玉芬比我还大一岁多。
在五洲公园的草地上，我们的聚会多是谈一些对革命的想往，对新中国的憧憬，对现实的愤懑等等，年轻人的心很容易相通，互相了解和信任。每次聚会都由高文宗传达些事情，确定下次聚会的时间、地点，并经常听我讲解放战争的形势。同时布置学习，大家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传阅一些书籍《马恩列斯论文艺》、《新民主主义论》之类，这些书多半是高文宗拿来传阅的，封面都伪装成旧小说书，以掩人耳目。有时聚会在小茶馆里，就在高文宗家附近。大家热烈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物质运动三定律，通过争论来理解领悟，一切物质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表像的静止只是运动过程中矛盾力量暂时的平衡统一，但内在仍在运动着。一张桌子桌面向下压，四条腿支撑向上顶，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运动形态。一块铁在空气中氧化就是量变到质变，生锈腐蚀。一切运动中的物质由外因通过内因在一定阶段发生变化而达到质变等等，大家学得非常有兴趣，有收获，有提高，对世界万物好像突然有了新认识。通过传阅，我第一次读到了《白毛女》剧本，曾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火苗社”的同志们信心更坚定，更心向解放。但我们的活动严格保密，我和次妹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及一点有关“火苗社”的事。
下半年开始，解放战争形势变化越来越大，山东战场继张灵甫的被歼（孟良崮），李仙洲被俘（莱芜）之后，王仲廉兵团在鲁西南又被歼四个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军开始大规模反攻。东北战场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连连得手，熊式辉、杜聿明先后被撤职，参谋总长陈诚亲赴沈阳任东北最高长官指挥战事。政府并下达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同时制定了总体战方案布置实施。那时，张鼎兴已从武汉调南京国防部二厅，常来我家，也成为我们的新闻来源之一。“总体战”方案的材料就是由他供给的，我们编成新闻稿发布了。
我和哥哥在父亲的带领下，每天努力跑新闻稿，争取使“真理社”的新闻引人注目，创出知名度。我们越来越把主要目标集中到当时人们关心的焦点上，即战况快讯，这就必然要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当时有关战事和军方新闻都由国防部新闻局统一发布，新闻局长邓文仪是父亲的老友。我们要突破封锁，有些新闻发在“军闻社”前面，邓文仪当然不高兴。父亲也顾不了许多，支援我们，他强调新闻自由。
为了扩大新闻来源和提高加快资讯品质，我说服母亲拿出二百美金买回一台美式军用收音、收发报三用机。早些日子宋德裕已说过可帮助我买一台好机子，这一次就是由他代买的。机子已用过，有八九成新，所以价钱就便宜了，否则二百美金是买不到的。有了这台机子，我们就能收听国外的广播，新闻就又多又快，尤其是能收到延安和邯郸的共产党广播，这只能在深夜我一个人私下收听。
1947年9月，我们发了“陈赓部南下进犯豫西、洛阳被围”的消息，又多次发了东北战地消息。双十节后，我收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记下“八项政策”，发了“共军将大举发动全面进攻”的新闻。后来，我们又发了全国绥靖区的设置、调整、部署地区及司令官任命的新闻，我们的“真理社”名气渐渐大起来。
我经常把解放战争在各战场的捷报告知“火苗社”的同志们，大家很受鼓舞。
九、十月间，英国赠的一艘大型现代化的巡洋舰“重庆号”到南京，去接舰的海军官兵数百人在英国受训近两年，素质优良，这也是我国海军最好的一艘军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举行盛大招待会，我作为新闻记者也登上了此舰参观，第一次看到了“雷达”。
张治中时任西北行营主任。在“双十”国庆日前，将新疆歌舞团接到南京演出。张为此举行酒会介绍歌舞团，并招待首场演出，这是维吾尔艺术家第一次来内地演出。见到了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汗的出色舞艺，另一位妙龄倩女哈米拉更吸引我，她美艳无比，舞姿优美动人。我那时才20岁，正值青春期，但一直未遇可心姑娘，没有动过情。但见了哈米拉后却十分迷恋，以后公演时天天去，只是为了看哈米拉，为她朝思暮想，但终无缘结识，这段深深的心恋只有被岁月风干。
11月，各地开始选举国大代表，热闹起来。“真理社”每天接到许多请柬要求去参加记者招待会。那时官方有固定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由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主持，中外记者都到。董直接用英语与外国记者对话，对中国记者他很少热情相待。除此之外，各个部门、单位、社团甚至个人，为某一专题经常举办记者招待会，求得舆论界支持。这种招待会常备茶点水果甚至筵宴。去参加记者招待会，一方面为采访所需，另一方面是同行聚会的场所，可互相认识联络。但由于竞争激烈，大家都是单线跑新闻，只在招待会上碰头，平时几乎不来往。虽也有几个青年人当时印象不错的，但毕竟没有一个朋友，今日回忆，想不起一个名字，只记得“军闻社”有个王光炤，他是哥哥的朋友。哥哥那时很“帅”，讲究修饰。衬衫都是浆熨得笔挺的硬领，头发上吹卷起波浪，搽上“司丹康”发蜡，油光锃亮。出去总是仪表不凡。而我却从来不涂油，理发随随便便。穿衣更是不讲究，软领衬衫，不系领带，领子常翻在西服外。一起长大的亲兄弟却很不一样，性格爱好都大不同。
1948年新年前夕，我收听《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长篇文稿。那时已养成半夜起来收听陕北广播的习惯，能很快调到波段，一听到“XNCR”呼号和“雄鸡、雄鸡、高呀嘛高声唱”的台标音乐，我就聚精会神地记录新闻。这篇《目前形势和任务》全文是用记录速度花了很长时间记录的，自己非常高兴。天亮后，当天下午就向“火苗社”同志传达，使大家极受鼓舞。这之前，我已先后发了解放石家庄和攻克山西运城的新闻。
那时，父亲为竞选立法委员，正在紧张忙碌。我们全家总动员，我跑《华夏日报》印刷所，为父亲印制竞选宣传资料。这家报社离我家较近，社长尹立言是父亲的老友，尹亦湘（可能为溆浦）人，黄埔一期毕业，与唐际清、龚德柏等均友善。他支援父亲竞选，印制宣传资料免费。当时新闻界的立委名额仅二、三名，竞争激烈。新年过后，竞选进入高潮，父亲每日拜会各有关人士，谋取支持。我和哥哥也四出活动，帮父亲宣传拉选票。1948年1月末，投票的那天，我们到“介寿堂”投票地点，一早就去布置。我写了一大横幅标语“请投许君武一票”，将横幅布条张挂在大门口。爸爸妈妈都站立门口，门侧置一案几，上堆放介绍父亲的竞选宣传材料，16开纸印的单张，上有照片，哥哥在分发。我又去联系扩音器，拿话筒，反复朗读介绍候选人许君武的材料。当时全家人上阵，十分卖力。竞选对手有程沧波、陈博生、萧同兹等，都是新闻界的首脑人物。最后父亲没有选上，得个候补立委。听说，是蒋老头在名单上圈定的。所谓竞选不过是表面现象，演一场“民主”戏，实际结果都是内部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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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发生金融风潮。外汇牌价天天上涨，一美元与法币比值达14．8万元，黑市则已达70万元，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之至。抗战胜利之初，政府拥有外汇九亿美元，黄金库存600万两，外汇比值为3350元。由于豪门劫收兴风作浪，大量侵吞国家资财，至1946年汇率已升至1：12000，黑市已达1：3’7000，舆论揭露声讨孔、宋，中央始终不果断改革，每况愈下，导致此次风潮。社会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1948年3月初，刘戡在宜川全军覆没，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和师长严明阵亡，胡宗南主力受致命打击。这消息发布后，震动很大。但南京这时正在筹备召开“行宪国大”，要选举总统、副总统，正非常热闹。一个可庆祝的题目出来了，是打通津浦路南段，津浦南路恢复通车。3月上旬，政府组织中外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去济南采访，我和哥哥参加了这次采访。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担任前线慰问团秘书长（团长莫德惠、副团长邓文仪）到湘西芷江，当时王耀武部驻防该地，父亲与之有交往，王邀父亲胜利后去任他的秘书长。后因变化，父亲未去。这次我随采访团去济南，行前父亲特写一封致王耀武的信嘱我面交，我收藏箧中。坐上这列专车，设施和服务都相当好。慰问团长是青年党籍的经济部长陈启天，瘦弱的白面书生，戴眼镜，着长衫，一副斯文相。但记者们并不采访他，都知道他不过是国民党政府装点“民主”门面的一个“花瓶”，没有实权。但在火车上，他却平易近人，对记者都很客气。
一路车不停站，速度相当快。沿途见农村破败凋敝，一片萧条景象，过了惊蛰仍无人耕作，毫无生气。过临淮关，紧靠凤阳，想起“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歌。经徐州，人们都谈台儿庄，但看不到。傍晚时分，车到济南，万家灯火，只跑了九个多小时，够快。车站上几乎全是军人，许多高级军官到站迎接。出站上汽车，全部被接去大饭店参加晚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亲自欢迎陪宴。白面大馒头，特别好吃，据说这是山东特产，菜肴丰盛。晚宴毕，没有换席位，记者们就团团围住王耀武，他非常坦然地和大家作了一次很放松的畅谈。王耀武光着头，灯光照得很亮。他是黄浦三期毕业，得蒋介石赏识，授予华东一省军政大权的重要将领。他身穿中将戎装，却毫无将军气派，对记者们似乎是推心置腹地畅叙，不搞虚假客套。看来他和新闻记者打交道有一套经验。据说他善于理财经商，在上海有公司，泰康公司他就是老板，因此他绝非一介武夫，有熟悉商场中的谋略，应付新闻界自然裕如。话题围绕着山东形势、战局和前途。坐在他周围的多是些名记者，如中央社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等，有孔昭恺等人。我坐得也较近（我的名片是“上海和平日报驻京特派记者”），王耀武讲话很生动。他说共军很厉害，为什么国军屡打败仗，关键就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共军却很能迷惑老百姓。在农村许多地方，我们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共军，哪是老百姓。一年前的莱芜战役，在吐丝口被共军一口气吃掉六万人，李仙洲被俘。王耀武说这是惨痛的教训，作为最高指挥官他罪责难逃。他先发制人，先主动说说“走麦城”，免得被“老记”们逼问尴尬。“我们吃共军的亏实在太多了，教训深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接着吹嘘山东也有一些胜仗，在即墨、潍县、高密特别是临朐，都有过“胜利”记录。有记者马上插话：“听说那主要是李弥第八军的战功。”“也不尽然，”王耀武稍有激动：“第八军固然不错，但我的七十三军也不差，共军也是不敢轻易碰的。我们这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的主力部队本来对付共军是绰绰有余的，可惜是配合不好。”有记者问：“山东形势之所以急转直下与李弥调走是否有关？而李弥调走是否有人事上相处方面的问题？”王耀武一脸诚恳：“文卿兄（李弥号文卿）才高识广，勋绩卓着，我们相处从无任何问题，他在胶东安排的人事我从未更易过，不知情者妄言，不足为信。当然，第八军调走后，我们的力量削弱，山东形势趋紧，但这是最高当局的部署，是从全局考虑的。”他又说：“我们的正规主力部队没有问题，但地方武装保安力量却很薄弱，共军的民团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打起仗来，他们一下子可以围过来好几倍的兵力，人海战术，就因为他们掌握人。我接受教训，下功夫抓地方保安力量，现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能够全面稳扎稳打，腾出国军主力加强重点防御和机动性，总算有了点新局面，我必须十分小心。但今后很难讲，共军正在加大对山东的压力，我这里成了眼中钉。在整个战场上，我们山东和陕西是两翼。胡宗南最近在宜川栽了个大筋斗，他吃亏就吃在骄气太盛，打下延安后自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其实延安是他打下来的吗？是共军自己撤走的，是共产党甩给他的一个包袱。他背得吃力，等有一天，他的人马让共军吃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还要回延安去，就不要他背这个包袱了。我王耀武也是一样，要是不把地方保安力量搞牢固，不保住面，只保几个点，不小心谨慎，那济南一孤立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我要背起来比胡宗南还要苦……”他表情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又不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大家还是围坐在原来宴席的几张圆桌上，残席杯盘撤完扫净后又上了水果和茶，大家一面饮茶一面谈，如闲聊一样，完全没有记者招待会的那种场面，却实惠多了。有的人当场对王耀武吹捧，称颂他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妄言，不足为信。当然，第八军调走后，我们的力量削弱，山东形势趋紧，但这是最高当局的部署，是从全局考虑的。“他又说：”我们的正规主力部队没有问题，但地方武装保安力量却很薄弱，共军的民团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打起仗来，他们一下子可以围过来好几倍的兵力，人海战术，就因为他们掌握人。我接受教训，下功夫抓地方保安力量，现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能够全面稳扎稳打，腾出国军主力加强重点防御和机动性，总算有了点新局面，我必须十分小心。但今后很难讲，共军正在加大对山东的压力，我这里成了眼中钉。在整个战场上，我们山东和陕西是两翼。胡宗南最近在宜川栽了个大筋斗，他吃亏就吃在骄气太盛，打下延安后自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其实延安是他打下来的吗？是共军自己撤走的，是共产党甩给他的一个包袱。他背得吃力，等有一天，他的人马让共军吃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还要回延安去，就不要他背这个包袱了。我王耀武也是一样，要是不把地方保安力量搞牢固，不保住面，只保几个点，不小心谨慎，那济南一孤立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我要背起来比胡宗南还要苦……“他表情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又不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大家还是围坐在原来宴席的几张圆桌上，残席杯盘撤完扫净后又上了水果和茶，大家一面饮茶一面谈，如闲聊一样，完全没有记者招待会的那种场面，却实惠多了。有的人当场对王耀武吹捧，称颂他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妄言，不足为信。当然，第八军调走后，我们的力量削弱，山东形势趋紧，但这是最高当局的部署，是从全局考虑的。”他又说：“我们的正规主力部队没有问题，但地方武装保安力量却很薄弱，共军的民团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打起仗来，他们一下子可以围过来好几倍的兵力，人海战术，就因为他们掌握人。我接受教训，下功夫抓地方保安力量，现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能够全面稳扎稳打，腾出国军主力加强重点防御和机动性，总算有了点新局面，我必须十分小心。但今后很难讲，共军正在加大对山东的压力，我这里成了眼中钉。在整个战场上，我们山东和陕西是两翼。胡宗南最近在宜川栽了个大筋斗，他吃亏就吃在骄气太盛，打下延安后自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其实延安是他打下来的吗？是共军自己撤走的，是共产党甩给他的一个包袱。他背得吃力，等有一天，他的人马让共军吃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还要回延安去，就不要他背这个包袱了。我王耀武也是一样，要是不把地方保安力量搞牢固，不保住面，只保几个点，不小心谨慎，那济南一孤立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我要背起来比胡宗南还要苦……”他表情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又不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大家还是围坐在原来宴席的几张圆桌上，残席杯盘撤完扫净后又上了水果和茶，大家一面饮茶一面谈，如闲聊一样，完全没有记者招待会的那种场面，却实惠多了。有的人当场对王耀武吹捧，称颂他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动性，总算有了点新局面，我必须十分小心。但今后很难讲，共军正在加大对山东的压力，我这里成了眼中钉。在整个战场上，我们山东和陕西是两翼。胡宗南最近在宜川栽了个大筋斗，他吃亏就吃在骄气太盛，打下延安后自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其实延安是他打下来的吗？是共军自己撤走的，是共产党甩给他的一个包袱。他背得吃力，等有一天，他的人马让共军吃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还要回延安去，就不要他背这个包袱了。我王耀武也是一样，要是不把地方保安力量搞牢固，不保住面，只保几个点，不小心谨慎，那济南一孤立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我要背起来比胡宗南还要苦……“他表情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又不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大家还是围坐在原来宴席的几张圆桌上，残席杯盘撤完扫净后又上了水果和茶，大家一面饮茶一面谈，如闲聊一样，完全没有记者招待会的那种场面，却实惠多了。有的人当场对王耀武吹捧，称颂他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动性，总算有了点新局面，我必须十分小心。但今后很难讲，共军正在加大对山东的压力，我这里成了眼中钉。在整个战场上，我们山东和陕西是两翼。胡宗南最近在宜川栽了个大筋斗，他吃亏就吃在骄气太盛，打下延安后自以为了不起，不可一世。其实延安是他打下来的吗？是共军自己撤走的，是共产党甩给他的一个包袱。他背得吃力，等有一天，他的人马让共军吃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还要回延安去，就不要他背这个包袱了。我王耀武也是一样，要是不把地方保安力量搞牢固，不保住面，只保几个点，不小心谨慎，那济南一孤立也会成为一个包袱，我要背起来比胡宗南还要苦……”他表情丰富，讲得有声有色，又不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大家还是围坐在原来宴席的几张圆桌上，残席杯盘撤完扫净后又上了水果和茶，大家一面饮茶一面谈，如闲聊一样，完全没有记者招待会的那种场面，却实惠多了。有的人当场对王耀武吹捧，称颂他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打通津浦路的功劳，使他喜洋洋的。司令部的高官那晚也都在场，参谋长也不时地解答一些记者的提问。最后王耀武又颇有兴致地谈起济南的名胜古迹，七十二泉，大明湖，附和着有的人谈论刘鹗的《老残游记》，一直到晚上十时才散，我们都被安排到旅社休息。
我没有面交父亲那封信，因为没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下给王耀武递私人信件易招非议，其次，我也不想有任何特殊照顾，即使单独采访他，所谈的也不会比今天的多，不必要了。
第二天，中央慰问团在省政府兼绥靖区司令部举行仪式，宣读蒋主席的嘉勉信，还有颁授奖金等。那时法币已严重贬值，不值钱了，有一时期还吃香的“关金券本票”（票张比法币略大，印制精良），后来也贬值，在原票面上又加盖升值标额的印章。法币已发行出拾万元面额的大票，到市场买菜和物品都要带几百万元成捆的钞票，因此慰问金就不能用法币了，可能是黄金，我们没有看到。接着这一天便是参观游览。济南市是一分为二，新城区和旧城，现代新式建筑和商场都在新城区，有宽阔的马路和洋楼。而旧城仍保持着木瓦结构的老式楼房和石板路，马车路，各式悬挂的商号招贴，才真有济南地方特色风貌。我们被引导着去看了趵突泉、珍珠泉等仍在旧城内的老风景，又全体到著名的大明湖，还登上了那有名的“石舫”。可是，春来迟，完全看不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那般艳丽清幽的美景。眼前只是一片结冻初融如平板玻璃一样的湖水，涟漪也没有一个，垂柳枯条无一丝新绿，这样的游览当然只能是兴味索然。这天下午，我们特地去参观黄河大铁桥，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黄河。浅浅浊流，既不滚滚，也不滔滔，因仍是枯水季节。但河床却很宽，半阴天，看不到大桥那端。桥挺雄伟，没有毁坏，但不通车，桥头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不许人上桥。我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总想突破一下，我和几个年轻记者试探着往前，总算上了桥。只三五步，便被力劝阻止，理由是不安全，“危险”。参谋们指着前方说那里就是共军，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似乎挺可怕。我们的印象是：这铁桥就是分界线，过桥就是解放区。晚上又是宴会，这回是吃米饭，菜烧得味道不错，丰盛更不消说，听说王耀武本人也是烹饪高手哩。
第三天，我们全体乘原来的专车返回南京。王耀武亲自到车站送行，他还开玩笑说：“诸位放心，我们有能力保护列车一路安全，不遭共军袭击。以后的事情说不准，至少这几天是没有问题的。”他还爽朗地笑了。半年后，济南就解放了，王耀武也当了俘虏，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表现积极，十分突出，于1959年第一批获得特赦。可是想不到，他的家产听说已被其部属等人侵占，妻儿也不得团圆，他气愤不已，以致得重病，过早离开了人世。
回南京后，我写了一个长篇的通讯，题名叫《从长江到黄河》，刊在《华夏日报》上，连载五六天。这报社副刊编辑滕恕谷，是很有点文名的老报人。但据说由于品行不端，有点“文人无行”，搞不清是沾上吃、喝、嫖、赌那一桩而穷困潦倒。总是手头无钱便借，而后是骗，是赖着不还，便被骂为“痞子”。不过，他副刊编得好仍是有名的，他读了我的《从长江到黄河》稿子后，即要去连载了。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开幕以前，各地的国大代表来京，大饭店爆满，一时“冠盖满京华”。还有许多在各地落选的人物结队来京上诉，请愿，举行记者招待会，闹闹嚷嚷。还有抬着棺材上告的，也有互相殴斗打得头破血流，带着伤在记者会上哭诉的。形形色色，都指责对方搞非法选举，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都要讨个公道。
开幕那天，修葺一新的国民大会堂里，中外记者云集，洪兰友对记者们礼遇有加，颇为亲切。洪是大会秘书长，40来岁，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一口扬州官话，声腔娓娓动听。我胸佩记者证，到楼上记者席入座。开幕式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到会讲话。他一身戎装，还披着黑色斗蓬，登讲坛后，卸去斗蓬，开始讲话。他本来是作为“公仆”向大会作述职报告的，手里也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讲着讲着，他就脱离讲稿，以习惯的口吻即席发挥，报告成了训话。讲到战争形势，他常抑制不住愤懑激动，大骂“共匪”，并指名道姓地说到“匪首”刘伯承，对台下说：“你们四川代表注意了，刘伯承就是你们四川的，这个人很厉害！”他还讲了许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几句，至今仍能记忆。
全国各地来京的著名人物很多，是采访的好机会。一次偶然发现马占山来了，便急急赶去他的住处访问，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万福麟，张作相等。我从儿童时代就崇拜英雄人物，特别是抗御强敌、忠贞爱国的英雄。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袖，马占山无疑是英雄，我们曾经热血沸腾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当然也是对他们的颂歌。马占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位伟岸英武，头戴皮帽、身披戎装骑在高头大马上，驰骋纵横，叱咤风云的人物，想不到真实的马占山却并非如此。那天，我们好几个记者求见，马占山却久久不出来，后勉强和大家见了面，却竟是一位身材不高的瘦小老头，一点也看不出英雄样子。他穿着普通略旧的中山装，黑瘦的脸上有一对闪亮有神的眼眸，没有刮脸修饰，唇颔间有些杂乱的髭须。他不愿讲话，不愿接受采访，根本不想见记者。倒是万福麟红光满面，脑满肠肥，声音宏亮，且有说有笑地和记者们答话，还谈了对东北时局的看法。万那时已60多岁，当时的官职好像是热河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马占山则是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时已63岁。张作相则更老，戴着墨镜，也很少开口讲话。
这次“行宪国大”主要任务之一即为选举产生总统、副总统。总统肯定是蒋介石的，这没有话说。但蒋一再谦让，装模作样，不肯提名，后来又邀请胡适这位著名学者跟他一起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胡适答应了，但国民党中央却没通过，正式的提名是蒋中正、居正，显然是要居正出来作陪，唱这出民主竞选剧。竞选副总统是热闹重头戏，大会开幕前，已造势要角逐副总统的人士有：“太子”孙科，党国元老于右任，军方实力将军李宗仁，北伐革命元勋程潜，社会贤达东北领袖人物莫德惠，还有一个民社党的徐溥霖。经过几番较量淘汰，有的自知力量不足，宣布退出，最后剩下李宗仁、孙科、程潜三位正式进入国民大会竞选。
4月19日，选举“总统”顺利平稳，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一次完成当选。
4月23日，开始选举“副总统”，连续几天，三人均达不到当选的法定票数，到28日仍如此，最后以票数较多的李宗仁、孙科二人决选。第四次投票，开票至夜晚九时，广播实况。扩音机不断传出唱票声：“李宗仁、孙科、李宗仁、李宗仁、李宗仁、孙科……”点算结束后，李宗仁以1438票超半数当选副总统。5月1日，这“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闭幕。
“国大”期间，由于东北全境国民党惨败，“国大代表”百余人提案要究办失职大员，集中攻击陈诚，甚至提出“杀陈诚、谢国人”。后又追究到熊式辉、痛骂其昏庸无能。陈诚忙累不堪又遭辱骂，气得吐血病倒，最后是其夫人谭祥赶去沈阳，用担架抬着陈诚上飞机才离开东北的。蒋介石派卫立煌去继任“东北剿总”总司令。
东北是日寇投降后国共双方拼力争夺的地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新六军等均由美国空运去东北接收。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总揽军政大权的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进军之初，锐不可挡，由李运昌、万毅、吕正操、张学诗率领出关的“土八路”节节败退。但时隔不久，林彪、罗荣恒等在北满搞土改又整军，稳扎稳打之后，发动反攻，从松花江北打到江南，蒋军连吃败仗，东北形势大变。蒋介石将熊式辉、杜聿明等均撤职，参谋总长陈诚亲去东北出任行辕主任，指挥战争。不但毫无起色，且使国军龟缩沉、长、锦三点，到处被动挨打，东北面临全境溃败，十分危急。因而有国大代表要求究办陈诚之事。
开“国大”的一大特色是南京的饭馆酒楼空前红火，竞选副总统各有一套人马组成竞选团，在南京四出活动，广拉选票，大造舆论，包下许多酒楼饭店，每日宴请“国大代表”筵席不断。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也为每日赴宴而忙于应付，有的请了不去就有碍情面，有时甚至“赶三关”，这家吃一半赶去另一家，再吃一点又到第三家，颇伤脑筋。
“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时，酒楼饭店更是开流水席，山珍海味，名酒佳肴，达吃喝交际之巅峰。孙科、李宗仁二人亲自出面举行大型招待会，我都去参加了。孙科这位“太子”素来不接近群众，对新闻界也历来冷淡，这次却例外地放下架子，在华侨招待所举行招待会和舞会。他肥胖的身躯周旋于各界人士之中，频频握手笑容可掬，但显得很勉强，讲话零碎又无精采处，此人一贯是庸才。
李宗仁的鸡尾酒会便另有一番风光。他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端着小酒杯在酒会上与各方来宾随意亲切叙谈，在扩音机前发表了不用讲稿的演说。这位身材不高的广西人却声音宏亮，国语讲得也可以，他说：“兄弟是军人，但知识界，文化界却支持我（有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公开签名表示拥李），我是南方人，北方人却支持我（李曾任北平行辕主任，在华北颇具影响力），我是中国人，外国朋友却支持我（当时司徒雷登等一批外国人曾有过表示）……”相形之下，“太子”孙科虽实力不小，威望却差。龚德柏在《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标题即公开提出《反对孙科当副总统》，揭孙老底。拥孙的大将张发奎、薛岳等一怒之下带领广东籍的“国大代表”百余人乘大汽车去捣毁了“救国日报”，闹出一场风波，当然严重影响了孙的竞选。《救国日报》社在太平路上，离我家不远。当天，父亲就去报社慰问，并对龚德柏说：“恭喜你们，打坏了旧的，他们会赔你们新的，肯定会赔。”果然，孙科急遣人到报社道歉，并送上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程潜也派人送了钱，李宗仁更派人去慰问，一张支票比孙科的数额更大，《救国时报》进帐颇丰，因祸得福。“真理社”当晚即发布了“国大代表”捣毁报社的暴力事件，呼吁保障新闻自由。在“国大”开会期间，“真理社”不断报导大会争吵和贿选丑闻，以及“物价狂升，清算豪门资产呼声高涨”等新闻。
“国大”闭幕后，代表们并不分返各地散去，而仍留京等待庆贺“总统”就职，继续吃喝。当时老百姓对这些做戏的假民主不满，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这些所谓民意代表的称呼最后一个字去掉，讽称为“国大代”、“立法委”。其用意据说是隐含着“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字缺了最后一字，即为“无耻”之意。有的新闻记者也属无耻之列，因而也有“新闻记”的讽称，任何有四字名词的称呼，而被去掉第四个字时，均有显然的羞辱意。
3
5月20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一天，南京到处张灯结彩，以示庆祝。我早早去到国民大会堂，看到洪兰友亲自指挥布置，典礼局的人也在忙碌。空荡荡的舞台正中铺一方红底大花丝绒地毯，无任何悬挂物，整洁庄严。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用唧筒（喷雾器）向地毯上喷洒，我走近一闻香喷喷，便问洪兰友：“秘书长，这是香水吗？”洪见我胸前佩戴采访证，向我亲切一笑说：“对呀！”洪兰友这位“国民大会”秘书长是会议期间风头最劲的人物，十分圆滑灵活标准的事务性官僚，通晓官场云雨，长袖善舞，尤善于应付我们这群佩着采访证的新闻记者。他那扬州官话说得清朗脆落，讲话分寸得体，办事机敏周到。他出主意给每位元记者赠送“总统”玉照，是布纹精印的蒋介石着大礼服脱帽持剑的半身像，乳白色凹凸硬卡衬底，上书：“温乐先生惠存”（我那时用名许温乐、温乐原是我的号），落款摹仿蒋手迹书“蒋中正”三字，每人一张，同一款式。洪可谓用心。
舞台布置好后，台中稍右前方，有一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插在立座中。十时正，礼乐高奏，典礼开始。监誓人吴稚晖登台后，赞礼官高唱：“总统副总统就位！”蒋介石着宝蓝色隐花绸袍，黑马褂、斜披红绸绶带，左胸缀一颗大的青天白日勋章，步入台正中。李宗仁全副戎装，缀满勋章，也披红绶带，尾随登台，立于蒋左后侧。与蒋的伟岸身躯相比，李显得瘦小且穿军装而未着礼服，不伦不类，颇尴尬（后来听说李事前曾向蒋侍从室打听大典服饰，先告之“穿西式大礼服”，李派人去沪以重金赶制，后又告知改着戎装，至出场蒋又改为中式礼服，有意对李戏弄）。他们按礼仪举起右手宣读誓词，我便急急忙忙赶去楼上接见大厅。这里已挤满了人，洪兰友和典礼局的人在张罗。走廊过道、厅内各门傍，都站着一色中山服戴礼帽的侍从室的人。大厅中整齐站立着外交使团成员，各国驻华使节，依序横向排列，每位大使身后排着一大串公使代办、参赞、秘书、武官、领事等等。最好看的是服装，使节们穿着各自国家的礼服，千奇百怪，什么式样的都有。大使和文职官员均大多为燕尾服，高顶礼帽或呢礼帽。特别是武官军人的服饰极为缤纷多彩，有的是拿破仑式的帽子，有的前后伸长上翘式的，还有垂穗式的、高庄式的、尖顶式的，种种不一而足。服饰尤为斑烂，各种色彩，各种绣饰，披金戴银，佩刀佩剑，执柄持棒，应有尽有。我过去只在外国电影中见过一二，这次才大开眼界。
在一应官员簇拥下，礼乐声中蒋介石出场了，李宗仁紧随其后。礼宾司长一一介绍各国使节，蒋、李依次徐行，与为首的特使大使握手。然后蒋、李分别在总统、副总统的宝座坐定，各国使节团在乐曲声中列队上前一一行觐见礼祝贺致敬，持续时间颇长。
翌晨，蒋介石带领文武百官谒陵，我还是提前到中山陵登上享堂。那天蒋介石又换戎装步行拾级登紫金山，那年蒋62岁，仍腰直胸挺，健步如常。在享堂致祭时，蒋庄严肃立，目光凝重。我在他近侧，不过三步，无人拦挡。我细观他光头上有几茎白发，唇上胡须亦开始斑白。那时自己太年轻，不懂世事艰难，更不懂治理国家尤其难，只想革命，心里骂这独夫民贼，恨不得痛快除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也不至鲁莽妄为。
1948年初，我的名片又增加了一个头衔：“汉口《正义报》驻京特派员”。那时，周牧进了《正义报》当编辑，而黄侅则是总编辑，他们要我给发稿子，我便将现成的新闻稿发一份给他们。开“国大”期间，我更几乎每天挂长途电话报新闻。那时我家即“真理社”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写字台上，一部挂在墙上，每天来往电话特多。给《正义报》发稿，挂电话，没收他们一分钱，以致过了30年后，老友重逢时，仍开玩笑说欠我的账还没还呢。
就在“行宪国大”开会期间，胡宗南在西北战场频频失利，延安又丢掉了，果然正如王耀武预言。4月22日解放军又进入延安，但南京各报都几乎不报，新闻热点是“选举副总统”。接着，宝鸡解放，不久，晋南重镇临汾被攻陷，山西除太原外几乎全境解放，华北形势已大变了。
在南京新闻界中，有不少湖南人，大家酝酿筹组同乡会。那时，各地建立同乡会很盛行，以“乡亲”为纽带联络感情，团结互助，抵御防卫形成一种社会势力。4月19日“旅京湘籍记者联谊会”正式成立，在“介寿堂”开了会，掇了影，还搞了个聚餐会，选出会长副会长，似乎是尹立言、王慎武，已记不清了。这个联谊会以后也没有什么活动。
“国大”闭幕后，物价猛涨。似乎憋足了劲，在“国大”期间不敢涨，熬了一个来月，等会刚一开完，立即大幅飞涨。本来物价水准已经很高，这次又如此狂飙上涨，许多官僚阔老又抢购黄金，金价几天之间飞涨一倍（由3000多万元一两升至6000余万元一两）。不少亦官亦商分子，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立法院有人提出要设立一个“清算豪门资本特别委员会”。全国的目标锋芒都指向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他们掌管国家财经大权几十年，不久前始陆续交权，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但面对以万计的通货膨胀率一筹莫展。
“总统”就任后，任命翁文灏组阁，这位著名的学者出任第一届“行宪”政府的首脑，出乎人们意外。而以在商务印书馆从当排字工人起家的“社会贤达”王云五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也是想不到的。翁内阁上台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整顿财经、平抑物价”。不久，王云五就兼任财政部长，大有捣毁孔宋老巢之势。这时就酝酿要推出币制改革。8月币制改革正式出台，政府颁布财经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废止法币流通。以金圆券1：300万元法币之比率实行收兑，并公布黄金、美钞与金圆券比率，显示金圆券含金量颇高。同时在全国成立三个经济管制督导区，这一特殊举措全国震动，都以为新政府大有作为。尤其是蒋经国到上海执行经济管制专员任务（名义上是俞鸿钧、实由蒋负责），坐镇指挥，检查巡视，铁面无私。成立打虎队，对豪门奸商严加惩处，一时人心称快，物价迅速稳定。许多居民将存的黄金外汇踊跃去兑换金圆券，财经形势大好转。就在这时，我去单独采访翁文灏。当时在首都南京，采访这样政府高级官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且经常受到许多限制。如有的要先排日程，有的要事先电话约定，有的还要先送采访提纲等等。像孙科这样的人物在侯门似海的官邸深居，要去拜访，首先没有高级小轿车就进不了他那花园铁门。翁文灏这时是最高行政首长，他能接受我的采访吗？那时自己年轻，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仍决定去试一试。我知道翁的号是咏霓，是不是称呼他“咏公”呢？这称呼似乎不太好，也不知别人是否这样称呼。后来一想，程潜号颂云，人们都称“颂公”，李宗仁号德邻，称“德公”，那么对翁称“咏公”似亦必然，这样称比较尊敬，也较亲切。可是临到头来，我还是放弃了这称呼而改称“翁院长”。因为考虑到：我与他没有家族交往，非亲非故，又不是其下属旧部，称其“咏公”恐不合适。且我是去做新闻采访，不是私人拜谒，还是按公务称“翁院长”为妥。那天，我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到行政院，下车后径入院门传达室，递上名片说谒访翁院长。传达员电话报知后，我就上台阶步入行政院大楼厅堂，正对面就是楼梯，大厅内雅穆，悄无一人。我正观望间，楼梯上下来一中年男子，衣冠楚楚，态度和蔼地向我伸出手：“你就是记者先生吗？”我急忙递上名片，连声称是。他说：“我是院长办公室秘书×××。”（名字忘记了）一边看我的名片：“上海和平日报驻京特派记者、真理新闻社记者、首都晚报记者、汉口正义报驻京特派员”，瞟了我一眼，似乎是说，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却不敢小觑。便问：“许先生要亲见翁院长吗？”我说：“是的，专程谒访翁院长，想请教有关币制改革和发行金圆券的一些问题。”这位秘书将我延入厅旁一间小会客室，并为我沏了杯茶说：“先请坐，我去向院长禀报。”他很礼貌地告辞上楼去了。大约只过了十分钟，翁文灏来了，单独一个人。当年他已60岁，虽不能步履矫捷，却也并不蹒跚。那样大热天，仍然整齐地穿着西装（那时极少有空调），白衬衫系着领带，身材矮小，一步一步很踏实地走下楼梯。进到客室，我连忙上前鞠躬，说：“谢谢翁院长百忙之中赐见。”他也鞠躬，伸出手与我握手说：“请坐。”
我们俩就并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中间隔一个茶几，开始了访谈。我先说了几句称颂久仰的话，便开始了提问：“请翁院长谈谈为何要发行金圆券和这次进行币制改革的意义。”他立即滔滔不绝地谈起，讲的浙江官话，可以听出较重的宁波口音。他不善言辞，边想边讲，但却讲得深奥，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而是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许多我根本不懂，这时我才后悔事先没有学学有关的专业知识。表面上我仍装做很专注地听他讲述，并不时在采访本上记录。这时我仔细打量这位名人，他头颅偏大，与矮小身材似不成正比。西服是黑色的，较旧，白衬衫和领带都很普通，不是高级的更不是名牌，一双皮鞋也是旧的。他讲话声调平稳，没有激动的抑扬顿挫，也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也不借助手势，两只手放在茶几上，手指不时地活动着。眼睛并不盯着我，只有时投来询问、商讨的目光，完全没有哪种逼人的光焰。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显得十分平凡，毫无一个大人物的气派。可是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仁厚谦恭，对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并不藐视，而认真诚恳地谆谆讲述，如此有容盛德的风范不得不令我内心肃然起敬和由衷的敬佩。我还问了“你认为中国财政现状的症结何在”、“金圆券如何能保证其前途不重蹈过去法币、关金券等的覆辙”、“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价问题”等一些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他可能已看出我学问不多，因而谈问题时尽量浅显，避免深奥，往往还重复解释。与其说是接受采访还不如说是给我这毛头小伙子上课。他还很谦虚的说自己不是学金融的，这方面还很欠缺。对这次改革他也不吹牛皮、打包票，而只说有准备可能失败，要求新闻界多配合协助，加强宣传，使民众有信心。最后我告辞，心中的确充满了感激。由于自己知识水准的肤浅，特别对金融专业的无知，他所说的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听懂。以致回来后我无法写一篇有份量的专访稿，只发了一个普通新闻：“翁院长接受本社记者专访，阐述整顿财经的坚定信念，畅谈币制改革之乐观前途”。
这前后，我还采访过几位著名人物。有一次是在一次什么会议后，这些大人物们步出会场时，我们这些久候的记者踊上前采访，我对准了杜聿明。他已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即将走马上任。这位在东北的败将并无颓丧之状，仍然精神健旺，白晰的脸上蓄着整齐的小胡子。那天他没穿军装，是灰色西式便服，没打领带，还戴了顶银灰色的很高级的呢礼帽，手里拄着根漂亮的“司迪克”（手杖），大步前行。我迎面堵住：“杜长官，我是’真理社’记者。请问杜长官，在东北战场指挥有经验，对东北战局的发展前途看法如何？”杜聿明略停步看看我，显然不大看得起，听这提问正触他败将痛处，先就不耐烦，微蹙双眉：“这个嘛，说来话长。不过也无需说。”他又径自前行，我退步跟他，手捧笔记本在记。他又甩出一句：“后方之人不明前方之事，说也无用。”我意识到这问题提得不妙，话不投机，赶快换个话题：“杜长官这次去徐州前线，再肩重任，必有扭转战局良策，请谈谈华东战场前景。”杜聿明低头略沉吟，脚步仍不停，想不到却说出一句封门的话：“兵家无预言。”他目不斜视地已大步走近其座车，转身对我笑说：“抱歉”，急忙钻进了轿车。我这次采访失败了，对他留下了骄横傲慢的印象。
1948年6月，“真理社”发出新闻：“开封失陷，国军退出河南全境”，7月又报：“共军攻占襄樊，康泽被俘”。而官方却说：“康泽舍身成仁，壮烈殉国。”我们发的新闻逼得董显光、邓文仪无法回答外国记者的质问，十分狼狈。内政部、国防部对“真理社”都严词责查，事情很严重。父亲接了邓文仪的电话后，很严肃地把我和哥哥叫到面前查问，因为他与康泽也有很深的交情。他生气的问：“你们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吗？”哥哥脱口而出：“可靠。”父亲问：“有什么根据？哪里来的消息？”哥哥看父亲要发火了，立即推卸责任：“这稿是飞弟（指我）写的。”那你怎么知道可靠？“哥哥说：”我是估计的，飞弟每次都说可靠。“这时我心里很着急，生怕父亲追问那架美式军用收音收报两用机，急忙在心里编谎。父亲一问我立即说：”是我听联勤总部一个朋友说的，他有亲戚刚从武汉到上海去路过南京说的。“父亲说：”这怎么能可靠？胡闹！“我说：”是可靠的，我问了张鼎兴，他说是的。“其实张鼎兴已经有许多日子不来我家了，以前他来提供些新闻线索，总是小心谨慎，吞吞吐吐，提心吊胆的样子（他在国防部二厅任上校参谋），后来，他渐渐不敢来了。我推说在路上遇见他。父亲听后没再追问，这次总算搪塞过去了。当天晚上，父亲出去，可能是找老友唐际清（湖南武岗人，当时任中央社总社的编辑部主任），这是他核实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回来后没有发火了（可能唐际清证实了康泽被俘）。第二天，父亲答复新闻局又来查询的电话，便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新闻来源是可靠的。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只忠实于事实本身。新闻工作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真实和快捷，如果不真实，我们要负责。同时我们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答复。“同时告诫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务必把新闻搞准确，稿件继续发，不要管，重要的新闻稿经他审看后再发，外面的事由他来应付。我感到这是有力的支持。
在这以前，我和哥哥已为政治见解有过几次争论，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哥哥那时还是“正统”的，这也很正常。他已发现我思想受“赤化”影响，发现我偷偷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并且知道了“火苗社”，曾多次劝告我不要“误入岐途”，不要听信“反动宣传”等等。有一天，我们俩在家中为写稿发生争执，对当时的战局我断定国民党将全部崩溃，他坚决反对，说我“中共党的毒太深”，还说：别以为共军一时占了点优势便错估形势，叫我头脑不要发热，清醒一点。还说：“你执迷不悟，跟共产党走后果不堪设想。”我大怒说：“胡说，你才顽固不化，跟国民党走绝无好下场！”一怒之下拍桌子，“啪”！把写字台上一块5毫米厚的大玻璃板拍碎了。这才知大祸临头，两人赶紧收拾把碎玻璃扫走，当晚以写稿刻钢板掩盖伏在案上，避免父亲发现。第二天才假装失手打坏，母亲又买块新的配上。以后，哥哥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朽，不得人心，思想开始觉悟。我离开南京后，他又与冯玉芬相识、相恋，以后并结为夫妻，这都是我以前完全想不到的。
热天，我们“火苗社”仍定期每周聚会，我也常去宋德裕那里玩，和他单位的人都混熟了。还常顺便去看看颜柳。他住的宿舍小，拥挤，两张床挂着蚊帐，就没多大空间了。他一般不让我上宿舍去，常在报社门口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站着说话。他脸上的麻子使得面容呆板，从来不修边幅，头发蓬乱，胡子也不刮，衣服也很差，旧而且脏，一双旧拖鞋老是一样。每次谈话也不多说，问问一些情况，了解青年人对战局和现实生活的反映，情绪总是很平静，并不曾说过什么领导者的话。但我感觉到他是地下党，当面也不可能明说的。秋天，时局紧张了，颜柳突然不见，我几次到新民报门口去遇他（以往常是这样），却总是落空。问老宋，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地，浮肿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只能猜想，颜柳到解放区去了。此后再也没见过他，解放后也不知其下落。过了32年，1980年12月20日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东台经人介绍到县招待所拜访了时任盐埠大众报社人秘股长的吴立达。吴为重庆人，据自述新民报社社长陈铭德为其姑父，其祖父与邓季惺之母为兄妹，故呼邓为姑母。解放前也在南京新民报工作，1948年秋接替颜柳任报社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吴立达也被打成右派，下农场劳改。“文革”中，1973年新华社曾派人去找他外调颜柳的材料，才知道颜柳在“文革”前是新华社总社文教组的负责人。吴立达还认识宋德裕，但当时地下工作的其他人如谢枫、李永铎、高文宗等他均不认识，也不知道“火苗社”。和吴立达就见过这一面。他是出差经东台的，后也没联系过。80年代中，我曾托人多次在北京打听颜柳下落，均无人知晓。1987年，我去北京，曾专门向新华社人事处查询，亦未找到颜柳此人，我说了他的面貌特征，但现在都是青年人，都说不认识。而颜柳这名字很可能是他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真名我又不知道，因而就找不到了。宋德裕曾拍过电影，解放后，我从报刊上见到过，但他早在“文革”前就病逝了，那段历史也就无人可证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