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故乡的碎片
我的家乡黄田，是个很大的村子。四面群山绿得像翡翠一样，一年四季都不褪色。一道溪水又细又长，水蛇似的从山谷里游出来，淙淙有声。两边是石砌堤岸，一人多高。隔上几百步必有一座小桥，全是一根根条状麻石平架起来的，桥长七、八米，宽则一米多，一共十二座。有人以此戏称黄田为“半个扬州”，因为扬州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句，正好一半。当然无法与扬州相比，但一个山村的涓涓细流上平架着十二座石桥，能不别有一番情趣么？小溪两岸排列着大片屋舍，一色的黛瓦粉墙，二层楼，雕梁画栋，高大宽敞。每路房屋前都有一块空场。空场也讲究得很，铺砌着鹅卵石，砌成各种图案：蝙蝠、白鹿、古钱、寿字等等。下雨天行走在上面，一点泥巴都没有，一点都不滑。几乎家家都有个花园，一年四季总有那么些花枝树梢从墙檐上探出头来，招蜂惹蝶，逗人喜爱。那便是早春的腊梅、初夏的榴花、仲秋的桂子……隆冬时节，大雪封门，绿油油的翠竹还要抖落身上的乱琼碎玉，越过墙头，让人们赏识它的气节。于是过路人不免翘首凝视，感叹一番：“这地方真雅！”
村口有四座牌坊——其实一共六座，前面还有两座，位于高村。因为这四座石坊建于村口，亦成规模，所以一般都称之为四座牌坊。它们是清乾隆四十八年旌表朱安汉妻贺氏凤英的“贞节流芳”坊；嘉庆七年旌表朱安桂妻、进士朱珔的养母汪氏昭英的“贞节雄风”坊；嘉庆十年旌表朱昶妻胡氏苹英的“贞节”坊；嘉庆十五年旌表朱苞、朱荪兄弟的“乐善好施”坊。此“乐善好施”坊十分讲究，高大，巍峨，三个门洞（其它三坊均为单门洞）。四座石坊直线等距离排列，犹如四道门户，雄伟壮观，与村口“狮（山）象（山）守门”的景观相得益彰，气势不凡。进村者多在这里小憩。“文化大革命”中，石坊为“造反派”所不容，被何传寿为首的贫下中农以“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名义推倒了。他们用几根杉木做杠杆，将石坊撬倒。祖上文明，建造起来可不是容易事情，而后人的糟塌毁坏倒是轻而易举。何传寿是茶林队队长，“土改”前从外地流入，住在“敬修堂”。
这是一个山洼，农田极少，且多为山傍田，狭小，贫瘠；有的田块连牛拉犁都转不过身来，只能一锄一锄地开垦。即使田产多的人家，也都落在外地。男人们多数外出经商（也有做官、教书或其他文墨职业），以上海、南京、汉口、扬州、芜湖等地居多。那里有他们的会馆与商会。有人要出去打拼了，就去找那里的会馆，可以得到帮助。男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如果家境不是很好，便早早地外出学生意，在某某商号当学徒，当“朝奉”。我的祖父就是十二岁到六安学生意当学徒的，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而不得不以板凳垫脚。在外打拼挣了钱，回来买田买地造房子置家业，交由女人或老人管理；年迈了，再回家养老。也有不回来的，他们在外地有家有室，有工厂作坊，乃至于当铺银行。他们与家乡的联系渐渐少了，成了外地人。在上海、汉口，这种情况很多。新县志上说：朱鸿度的二儿子朱幼鸿，先随父在浙江牙厘局襄事后，任浙江铜元局总办，参与其父在上海招商创办机器纺织局；后去沪经商，兼并裕源纱厂全部股本独资经营。业绩日盛，在上海有裕通、裕亨纱厂和裕丰面粉厂；在高邮有裕亨面粉厂；在汉口有裕隆面粉厂；在江苏支塘有裕泰纱厂；在江苏、山东有盐场。长江中下游各地开设盐号、当铺共三十余处。民国初年，所办工业企业达到极盛，资产总额五六千万两白银，成为颇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
泾县民谣：溪头的干子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拣。拣，挑选的意思，在这里读gan，不读jian，方言。溪头的豆腐干细嫩，原汁原味酱油煮制，咸淡合宜，鲜美可口。且以蒲包小袋一块一块地包制出来，表面呈菊花状花纹，每块大小厚薄一致，如工艺品。榔桥的伞，是竹子伞骨蒙上棉皮纸，搓油数道，精工制作。多为红色，也有蓝、绿、黄各色。有的还在伞面绘上花卉或各种戏剧人物，类似如今舞台上的导具。远销屯溪，颇有名气。小时候在榔桥的日子里，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制伞的手工作坊。工人们穿着宽大的围裙，操持简单的工具，不停地忙碌着。他们常常把搓了油的伞撑起，晾在店门口地面上，整整齐齐地铺开，很好看。我常常驻足观望。黄田的姑娘怎么就不用拣呢？漂亮，斯文，讲规矩，懂礼貌。黄田村富裕人家多，他们或在外经商，或经营土地；或为官宦，或成学究；或财大气粗如日中天，或衣食无忧温饱小康。是个舒适文明的小环境。偶尔哪一家穷困不堪难以维系了，家族中会有人出面邀集大伙帮助一把，周济周济。上五房还有个经济实体“继范堂”，是朱鸿度、朱树斋领头创办的。在南陵有八千亩田，在宣城有四千亩，在郎溪有两千亩，在常熟还有几千亩，一共两万多亩田。其收租专门救济鳏寡孤独困难户，以及办学校做善事。救助对象每人一个折子，凭折领取救济。类似如今的“五保”、“低保”。家族自治是一种很好的农村基层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被扫荡废弃了。村里人家多属上流社会，或者正向上流社会滚爬，是不会忘记课读子孙的。女孩亦然，她们一般不会长时间下地干活，少经风雨，少晒烈日；细皮嫩肉，白白净净。她们读书写字，绣花挑朵，识礼仪，晓大义，通人情。常为人乐道称羡。能与这些人家联姻通婚，常常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沿溪流往上走，便是石井坑。坑，这里读kang，不读keng。溪水迂回曲折，或涓涓细流，或湍急成瀑，人行坑中必涉水过桥十数道。坑口堆满巨石，有的像老树盘根，有的像怪禽猛兽，有的如屏风，有的似桌凳。两边高山入云，只留下一线窄窄的苍穹，林木参天，藤蔓緾绕。大片大片的毛竹林遮天蔽日，涛声起伏，阴雨天常令人发怵。一个称作“垴上”的地方有石屋群遗址，或残壁尚存，或只见屋基。据说是古人逃避战乱来此建造。屋墙全以石块垒起，无灰浆勾缝的痕迹。还有猴群，獐麂鹿兔和野鸡。小时候听说几个打鹿的猎人进了坑，他们是从涌溪一路撵过来的。撵鹿是为了让其血液流入角内，以提高鹿茸成色。鹿被撵得跑不动了，跪于地上，似求饶，亦似等死。猎人即刻将其杀害，剁下鹿角。太残忍了，听得心里怪不舒服。
石井坑是村民的主要劳作之地，山场面积4974亩，盛产杉木、毛竹和茶叶。下半年是砍伐季节，砍下的杉木，要一根根扛出坑、扛出村，扛到距离村子五华里一个叫“湖波桥”的地方。一个“呱呱叫”的劳力，通常扛一根，大的则要两人抬。六房农民凌连喜非常有力气，能扛几百斤，他用的打杵就有几十斤重。他的儿子也是能手，一天能砍两千斤柴禾，他还不满意。扛杉木不简单，光有力气不行，得讲究技术。杉木档头要朝前、偏下，冲冲地便于走步，比较取巧。抬杉木则讲究两人协调，通常要喊“号子”：前面抬档头的喊“慢起步呀——”后面抬梢的就“嘿哟——”以示响应。“打一杵呀——”“嘿哟——”“要过桥啦——”“嘿哟——”当然，也不是光“嘿哟”，可以随机遣词。夕阳西下的时候，扛杉木的村民鱼贯而出，拉起一条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到了“湖波桥”，河床宽了，杉木堆放在河滩上，不用看守，没有人偷，然后将杉木以竹缆结成排。叮叮当当，忙忙碌碌，旷日持久，像个露天工场。第二年春上，发大水季节，再把几张排连成一串，从水路放出去。一直放到泾县城，放到赤滩、马头，甚至放到南陵、湾沚、芜湖，交易出去。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水运，放排是唯一运输手段。不是所有村民都会放排的，放排是一门技术，一门职业。附近的涌溪村多放排手，他们水性好，技术也好。你想想，连成一串的杉木排，到了水里可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一条排上通常两个放排手，前面一个撑篙，后面一个掌舵（毛竹制成的舵），全凭经验，借助河道水势，顺势而行。轻轻一点闯过险滩了，轻轻一拨绕过弯道了，“四两拨千斤”。若用力不当，或者错过水势，常常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的。竹篙很长，篙端嵌有钉齿，像个钯子，用久了雪亮。搁滩了，放排人常常跳入水中，用篙头勾住排，一点点地挪移。万一散排了，也能用篙头勾住一根根杉木。放排多在春末夏初，乍暖还寒，山水依然刺骨。而且雨水特别多。放排人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赤脚草鞋，是十分辛苦的。天近黄昏，他们常常在某个埠头停下来，定桩拢排，上岸歇息，喝酒猜拳，沐浴烤衣，好好地睡上一夜，明日继续赶程。也有好事者精力旺盛，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拈花惹草，寻求露水恩爱。
石井坑产绿茶——“火青茶”，远近闻名。有点像浙江的珠茶，俗称“老鼠屎”。颗粒状，很小，丢在杯中叮叮有声，汁水厚耐冲泡。“清明”一过，气候渐暖，雨水趋多，茶树绽出新绿，一天一个样，于是茶季开始了。邀请四方亲友，雇请外地工人，采茶制茶。采茶人多为姑娘嫂子，一眼望去，远远近近的山坡上红红绿绿，花花点点，硬是增添了许多色彩与笑声。而主人家总是拿出家里的香肠腊肉咸鱼鸡蛋来款待她们，以极高兴的心情期待着丰收，所以舍得。当天采来的“鲜叶”，必须连夜加工制作，烘干成形。忙完一宿，天亮的时候，新制的干茶便收封待卖了。
人们总是把“雨前茶”奉为至上。甚而推出“明前茶”（清明前茶），招来顾客，以为越早越细越好。其实不然。茶叶并不是越细小越好。太细小，汁水不满。黄田的火青茶，通常以“谷雨”前后为佳，这时候叶质厚汁水醇，耐冲泡，回味甘甜。当然，如果气候暖，季节超前，则又当别论。
以山为伴，靠山吃山，是山里人与生俱来的常识，日子就是这么过过来的。小时候，除了上学读书，我们便上山打毛栗、挖野菜、扒松毛、摘桑果、采蓼叶、拾板栗花……唯一不上山的就是到溪流中扳蟹：扳开一块块石头，于半干半湿的沙石之中，可以见到一只只蟹，大的比乒乓球稍大，小的则只有拇指盖大，叫石蟹。以油烤熟，洒点盐，又脆又香。山上多毛栗，野生，成片。毛栗与板栗相似，但个儿小得多。外面是一个刺囊，踏开刺囊，里面是指头大小的栗壳，壳中藏肉。打毛栗不是打，而是用剪刀剪下刺囊，装于篮中，背回家，堆在某个角落。用鞋底踏开刺囊，毛栗就滚出来了。山上野菜也很多，蕨菜、石蒜、水芹、百合，以及各种菌菇，都是绝好的山珍，那时候很容易采到。夏天，一场雷雨过后，林子里便冒出许多菌菇来，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像一朵朵小伞，撑在地上，微微颤动，洁净粉嫩，一碰即断。将菌菇洗净，置于大锅中熬汤，味道鲜美极了。不过有毒的菌菇是不能吃的，会中毒，甚至丧命。所以没有大人领着，我们是不敢采摘的。我尤为喜欢拾板栗花。板栗树下常常落满板栗花，细如粉条，长约三四寸，毛茸茸，黄澄澄，喷香。用板栗花编成一根根花辫，可长可短，点燃了可以薰蚊子苍蝇，辟污去秽；也可以在抽旱烟时用以点燃烟锅里的烟丝。夏夜乘凉的时候，点燃一根搁在凉床下面，蚊虫就不来扰人了。于是我们或坐或躺，静静地听老人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指点月圆月缺，观看云起云飞。渐渐，说话声少了，有人响起了呼噜……
一次，猛然间过来一支队伍，一个个黑衣黑裤，扎了绑腿，肩上横扛着长枪，腰间系着搪瓷碗，不说话，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整齐有力。队伍不长，不到百人。我们有些害怕，屏住气，不敢吱声，看着队伍从边上走过去，走向石井坑，在夜幕中消失了。老人说：“新四军来了，要打仗了。”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国共内战时期，没有新四军番号了，是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夜里不睡觉，神出鬼没。
我们也结伴作歹。偷枣——悄悄跑到人家屋子后面，用砖头瓦片对树上砸，砸了就跑，待无动静再回去拾枣。有时候砸到人家瓦顶了，主人便从屋里赶出来大骂一通。我们则早已跑远，躲在一边窃窃嬉笑，任其破口。偷黄瓜——翻进人家菜园，抓起一节就溜。也不洗，在袖子上擦一擦，一咬——嘣脆。
当然，我们也做游戏：躲猫猫、跳房子、踢球、打“鳖”……打“鳖”是男孩子经常玩的。多以铜钞为标的，输赢大小事先定好，带有一定的博弈性。我很少玩这种游戏，因为我怕输。这就注定我长大后对博弈的畏惧，对本分的眷念。注定一生平平庸庸谨小慎微，也就说不上光彩与成就了。人常说三岁看到老，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盼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有花生糖果，还能得到“压岁钱”。腊月二十以后，过年的氛围便一天天浓厚起来。杀年猪，泡豆腐，熬糖，做饼，缝制新衣，打扫卫生；把香炉烛台搬出来，擦拭干净，摆放停当；挂中堂，贴年画……二十三送灶，二十四过小年，二十八过大年，卅大年夜，几乎每天都有个讲究，都有肉吃。芝蔴炒米糖也做了，花生瓜子也炒了，装在一个个洋铁瓶里，想吃的时候，摸来就是。“送灶”，是个怪有意思的祭祀。每家灶台上方，必有一个神龛，经过一年的烟薰火燎，早已落满灰尘，漆黑。于是清扫干净，贴上红纸写的“灶君之神位”和新的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点上一对小小的蜡烛，供上一只小香炉；花砖砌成的灶台也擦拭得洁净光亮，摆上几碗菜，有鱼有肉，有泡豆腐、圆子，有茶叶米豆，还有酒。于是一家人拜谒，敬香，燃放鞭炮，祈求保佑。灶君菩萨来人间司职一年，要上天述职去了，人们害怕他乱汇报说坏话，便向他祈求，请他“上天奏好事”，以免遭到玉皇大帝惩罚，有贿赂的意思。就像如今检查组来了，要好好款待，还要意思意思，以期向上级汇报时多多美言。听说有的地方则是供饴糖，灶君菩萨吃了糖将嘴黏住，开不了口，坏话也就说不成了，颇有几分幽默滑稽。但暗地里使手脚，终究不大器，黄田人不使用这番伎俩。二十八过大年，最为隆重讲究。先祭祀祖宗，然后全家团聚在一张餐桌上，按尊卑长幼坐定，敬酒，吃肉，说不尽的吉兆话、客气话和恭维话；丢开一切不满与恩怨，努力营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和谐氛围。席间，长辈们常以事先预备的红纸，为每个孩子擦拭嘴巴，表示孩子说话“百无禁忌”；真的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大人也不必当真。是一种强化自身心理的做法，诚然可笑，但沿袭下来就是如此。说明在强大的神权面前，人们的心理是何等脆弱。
大年卅（如月小则为二十九）的年夜饭，反倒不及二十八排场。“守岁”是它的特色。这一夜，全家所有地方，包括厕所、猪圈都要点灯。灯是油灯，一只小碟里面放置一两根灯草，斟上香油，点燃灯草有一点光亮，真的是一灯如豆。各个位置也贴上红纸写的吉祥的语汇，如松鹤延年、夫妇齐眉、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无禁忌、开门大发……这一夜不睡觉，打麻将，打纸牌，围炉谈心。老人还是要睡的，小孩熬不住了也会睡。到了某个据说是适宜的时辰（事先请人测算过的），一家人点亮灯笼，起来“开财门”。点燃一炷又大又粗的香，供在大门前；放鞭炮，放“冲天响”，朝某个方向（也是测算过的）拜谒“财神”。回到家，先叩拜祖宗，再以长幼为序给长辈拜年，叩头，发送红包。所有程序走完，天也就大亮了，亲友之间开始互相拜年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仪式只经历过一次，后来世事变化，家道中落，也就没有此番情趣了。
葛兆铣先生考证：泾县朱氏祖先是从徽州迁来的，他们同南宋大名鼎鼎的朱熹同宗共祖。朱熹写的《重修徽建朱氏宗谱序》中说，他的先世“望出吴郡”，迁居“歙县之黄墩”。由于以前的世系难以查考，朱熹修谱时“断其可知而无疑者始也”，遂以“茶院公”为一世祖。朱熹是“茶院公”的第九代。泾县朱氏也是茶院公后裔，迁泾之祖比朱熹还要长三辈。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茶院公第六代孙朱纬，一名中立，又名中孚，号拙翁。历官淮上，途经泾县丰登乡歇了一宿，见此土地肥沃山明水秀，对儿子朱旦说：“居此则后其昌乎！”这一对父子大约在北宋末年定居泾县，最初的落户之处便是李村园的“城山”。
黄田朱氏属张香都八甲。八甲祖是茶院公第十七世朱礼宗，明朝永乐年间人。到了茶院公第二十二世，也就是朱礼宗的第五代孙朱枱，迁徙到黄田来了，并以黄田为号。后世称“黄田公”。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详见《黄田》，葛兆铣等编撰）
以此说，朱姓在黄田的生存发展已有四百多年了。四百多年里，凭藉数十代人的呕心沥血，前赴后继，把黄田打造成了“皖南明珠”（泾县的官员常如此说），具有底蕴深厚的文化沉淀。人们回忆往事，多半是推崇成功，回避失败；渲染欢乐，抹煞哀怨。其实，四百多年里也是刀光剑影灾难不断。除了旱涝瘟疫水火亏欠，最厉害的摧残莫过于人祸，莫过于暴民与暴政的轮番上演。譬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烧杀掳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譬如，1958年“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哀鸿低迴。最近的一次浩劫，无疑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了，的的确确“史无前例”。这场原本“圣上与众爱卿”之间的斗争，竟导致全国性灾难，小小黄田村当然无力幸免。
说起黄田，人们常常扳起指头阔论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名人，如数家珍，念念不忘。眉宇间硬是多了几许崇敬与自豪。是的，确实出过不少卓越人物。如清代的刑部右侍郎、贵州巡抚朱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藏书家朱珔，颇具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朱鸿度、朱砚涛、朱幼鸿，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学者朱侠骨、朱尊一、朱似愚；当代作曲家、前上海文联主席朱践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永jun（音：俊），书画家朱永芳，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等。然而，现在的黄田，几经折腾气数已尽，是彻底败落了，不会再发达了。它的文脉——断了。
一个地方，如同一个家族，不怕贫穷，不怕艰辛，就怕文脉断代。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旗峰公家庙
家庙，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
旗峰公：名浙，字南江，号旗峰。黄田朱姓第二代祖先。
第一代是黄田公朱枱。他十六岁参加郡试，为六县童生之冠，补增廪生。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却因生性淡泊，辞官不受，从谢塘冲搬迁到黄田做了隐士。在黄子山*下“建屋数椽”，耕读自娱，并以黄田为号。岂料黄田是块风水宝地，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逐渐替代了其他姓氏，成为以朱姓为主聚居的村落，约定俗成地称之为“黄田朱家”。
那么，这座家庙为什么不叫黄田公家庙呢？
建造这座家庙的是旗峰公第三个儿子朱乐吾。其中缘由只有他清楚了。
家庙前后两进，建筑面积五百多平米。谈不上铺张华贵，倒也是雕梁画栋，宽敞明亮。大门朝里凹进，花砖门墙，给人一种内敛平实的感觉，毫无张扬之势。白石门坊上首有一矩形石额，刻“旗峰公家庙”。前进为堂厅三楹，有“四水到堂”天井，还有正房、厢房、阁楼，应当是聚会、议事以及宗教祭祀的主要活动区域。后进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不足尺许的木牌上，用娟秀的小楷写着“某某之神位”，一个个一排排，排满了差不多中间一面墙的神龛，显得有些阴森苍凉。小时候以为这些牌牌上真的附着鬼魂神灵，走到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怵。于是屏住气，把大人的衣角抓得紧紧。及至出了门，才感到手心漉漉汗湿。
家庙两边分别是两座堂屋，以不足两米的小巷相间，有门相通。因为建筑风格与家庙一致，从外面看就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型建筑。
大门前有一块卵石铺砌而成的广场，老百姓称之为“坦”，是村民们聚众活动的地方。在我儿时记忆中，有两次活动是忘不了的。一是开“盂兰会”——一种宗教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祈求平安；下黄田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八举办，而上黄田则是七月初九。广场上搭台，挂起五颜六色的神幡，台上架起五层方桌，烧香，供果，点蜡烛。几名诵经的和尚或打坐或站立，敲木鱼，敲磬。诵经声或高或低，抑扬顿挫，乐感迷人，真的是好听极了。下午某个时段还发放“盂兰果”，就是比棋子大点的米果。本来是作为供品祭祀鬼魂的，然而鬼魂们要不了许多（只是在供桌上供上几盘就可以了），于是分发给百姓吃，主要对象自然是小孩。到了下午，也有点饿了，觉得米果很好吃。大人们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去领，甚至去抢，说“盂兰果”吃了消灾祛病——和尚也是这么说的。每天下午要发两扁箩，发完为止。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施舍活动，只是有些变味了。
“盂兰会”要开三天三夜，于是做小生意的也来了：卖甘蔗的、卖油炸干子的、卖洋糖发糕的，甚至卖洋线花布的、看“西洋景”的，把个坦上坦下塞了个满满当当。
及至第三天夜里，法事活动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场“压轴戏”——驱鬼！
台上灯火通明，全体和尚悉数登场，齐声诵经，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于是一名装扮有些怪异的法师一手握宝剑，一手执云帚上场。他时而大声吆喝（听不清吆喝什么），时而叽哩咕噜念念有词。须臾，法师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台来，冲开人群，按照事先设置的路线，直奔而去，数十名汉子（有些是事先安排的村民）齐声吆喝呐喊，挥舞着舂担、木棍，甚至徒手空拳，追随其后，直至村口以外的某个僻静地方。烧纸，供香，念咒——就算是把鬼们驱赶跑了，就不会来扰乱了。
那法师的妆扮与行为应该是一位道士。明明是和尚们做法事，怎么派上一名道士呢？难道说道士的法术比和尚高？弄不懂。有老年人说：“那是闻太师——装的，装的。”扮个闻太师即能驱鬼，闻太师本事真大。
二是“土改”那年，这地方也搭了台，经常开群众大会。开会前必有一名男子敲锣吆喝：咣——咣——咣——今朝夜里呵——吃过夜饭呵——开群众大会呵——一家一个呵——地主富农不要呵——咣——咣——咣……黄田村很大，路陌巷道很多，敲锣人必须跑遍每一个地方。敲锣者是一位跛腿中年男子，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真的难为了他。
说不清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一次我也去了。母亲不让我去，因为我家是地主。明明说“地主富农不要”，还不识相点？我却不管，还是去了。事实上人们并不干预。他们也清楚：一个八岁小孩能搞破坏不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因为发放“胜利果实”，来的人特别多，特别踊跃。有的知道自己能分到“果实”，全家都到了，说说笑笑，满面春风。有的知道自己分不到“果实”，却也想看看热闹，见识见识。只是他们不往中间去，也不多说话，淡淡地站在外围，走路也不是兴冲冲的，而是不紧不慢。
我站在一个不显眼的旯旮里，离台很远，愣愣地看着，没有人搭理我。
台上在发放“胜利果实”，热闹轰天。土改工作队的人喊到谁，谁就上台去领。多半是衣裳被子，一捆一捆地打了包。还有瓶瓶罐罐、桌椅床柜。有分到皮袍子，或者上等家具的时候，台下便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啊——乖乖！”“喔的咙咚——”纯朴的惊羡声洋溢出翻身农民的喜悦与欲望。
得到与占有是何等的兴奋快乐！大概，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想知道那一箩筐铜钞分给了谁。
挖“浮财”的时候，土改工作队说我家埋藏了银元，百般威逼，硬是在后面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出银元来。倒是搜出一箩筐铜钞，从房间地板下的地窖里抬出来的。我当时惊呆了——这么多铜钞，我怎么不知道呢？要是让我拿去“打鳖”（儿时的一种游戏。参与者各出一枚乃至几枚铜钞或铜钱，垒于一块砖上，依次将其砸于砖外，砸得几枚尽归自己）该多好！现在让人家搜走了，真可惜。
然而不见人分到铜钞，也不见人分到银元，更不见人分到金银手饰和金元宝。后来听说，这些东西是不作为胜利果实分发给翻身农民的，一律充公——上缴。后来又听说，土改工作队刘队长离开黄田的时候，脚趾上都套了金戒指！不知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以讹传讹。
“土改”的时候，家庙成了村公所，也成了一座监狱，村民们称之为“号子”。黄田村有钱人多，地主绅士不少，他们都要被抓进来关在里面，威逼他们交待被认为隐瞒或者转移的“浮财”。威逼的手段很多，一般是罚站，罚跪，捆绑，杖击，甚至悬空吊起来，一吊就是几个钟头。有的人家还不止一人被关。侠骨先生家的丫环永华都被关过，说她是先生家的贴心丫环，几岁就过来了，先生拿她当孙女看待，能不知道内情？说她装聋作哑，故意不说，跟地主东家一条心。如今，永华八十多岁了，说起这件事，她依然愤愤不平：“我是不知道，总不能乱咬呀！”
永华没有“乱咬”，关了十几天，又隔离半个月，放回来了。
也有“乱咬”的，或捕风捉影，或似是而非，或无中生有，可就把相关人害苦了。
我有个儿时朋友朱永康，长房里凤奶奶的孙子。凤奶奶和我外婆是姑嫂关糸，我称凤奶奶为姑奶奶，永康称我外婆为舅奶奶。永康比我大四岁——十二岁，居然也被关进去了。把他两只小手用麻绳绑了，逼他说出金元宝藏在哪里：“快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土改工作队这样威胁他。永康懵了，就乱说。一会儿说这里，一会儿说那里。于是挖、搜，家里家外翻了个底朝天，自然是令人失望。
永康吓掉半条命，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恶梦不断。
凤奶奶是个瞎子，就这么个宝贝孙子，能不心疼？
凤奶奶以泪洗面。
外婆担心我也被关进去，千叮咛万嘱咐，叫我蹲在家里，不要出去乱跑。以为蹲在家里就可以安全。其实，哪个被关的人不是从家里抓走的？我似懂非懂地把头直点，心里怦怦直跳。
大概因为我比永康小了四岁，或者什么其他缘故，我总算没被关进去。
被关的是我母亲。
父亲于“解放”前一年离家以后，一直没有回来。祖父也在六安做生意。家中只有奶奶、母亲、二妈和四个小孩。二妈是父亲的妾，也生有一男一女。
改朝换代的风暴来了，如何清算，如何报应，孰是孰非，该杀该剐，本当是男人们承担的事情。然而这时候，堂堂须眉们却远走高飞了，把灾难与羞辱留给女人和孩子。
母亲被关在一个类似粮仓的小间，没有窗子，只有一道门。门一锁插翅难逃。因为是冬天，每天送两顿饭。送饭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我头上。奶奶或是二妈把饭煮好以后，用一只大海碗盛上饭，搛上几样菜，上面扣一只小碗，置于“火篮”上，使之不易凉了。我便拎着“火篮”极不情愿地向家庙——“号子”——走去。我真怕去，真怕看见别人异样的目光。但不去不行。不去，母亲就要挨饿。每天两次，就像横在面前的两道坎。有一天，奇冷，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围领上结成水珠。快到家庙的时候，是个下坡，不甚规整的石阶上结了冰。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仰面朝天，手里还紧紧地抓住“火篮”不放。饭碗滚下来了，饭泼在地上。我害怕了，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把饭捧起来，放进碗里，夹杂着草屑与泪水。
把饭碗——连同“火篮”交给看门老头之后，照例要在门口等上一会儿。我愣愣地呆着，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走近一个避风的墙旯旮，嚎啕大哭起来……
冬天的早晨，太阳迟迟不肯露出脸来，偌大的村子就像一座冰窖，满目霜冻。静静的坦子上，几条狗荡来荡去，一副懒散无聊的样子，十分悠闲自在。
我迁怒于狗了：倏地抓起一块碎砖，狠狠地砸过去……
哭过一番，心里舒坦多了，不像刚才那样堵了。于是擦干泪水，到看门老头那里索取饭碗与火篮。
老头问：“怎么搞的？遭人欺侮了？”
我摇摇头，不敢看他。
老头叹了一口气：“唉——作孽，作孽！”
我赶紧跑了，泪水又涮涮地落了下来。
“土改”以后，改的改了，分的分了，各家经营各家的田地山林，凭劳动吃饭，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于是有人在家庙大门后面搭起台子（把大门封了，从边门进出），唱戏。
黄田村识字人多，票友不少，素来就有唱戏的习俗。过年唱戏，过节唱戏，嫁姑娘娶媳妇唱戏。文化馆也派人来辅导，说这里群众基础好，戏唱得也好，像是翻身农民样子。唱的是大戏——京戏，《玉堂春》、《武家坡》、《白虎堂》、《霸王别姬》、《三打祝家庄》……有文戏，也有武戏。特别是“全武行”，花花绿绿，打斗翻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孩子们十分喜欢。文化馆说不能光唱这些老戏，还要唱新戏。于是唱新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斗地主、逮特务、婚姻自由。
日子过得倒也安宁闲适。
然而没吃上几年饱饭，也没唱几年好戏，安宁的日子渐渐远去。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逼着百姓折腾了：初级社。高级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万万岁……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凶狠。一折腾，似乎“阶级敌人”就多了起来，于是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家庙里的戏台不再唱戏了，变成斗争台。
地主富农“翘尾巴”了，斗！右派份子“不老实”了，斗！说错几句话了，斗！顶撞支部书记了，斗！被怀疑偷鸡摸狗了，斗！风声鹤唳，没完没了。
1958年5月，外婆托人带信叫我回去一趟，说家里出了事。我连忙向学校请了假，吃过午饭动身，七十里路，一刻不停。赶到黄田村口四座牌坊的时候，太阳还有一竿高。
原来，母亲又被抓起来了，还是关在家庙里面——当然，被抓的还有其他人。
晚饭过后，我去家庙探听消息，正碰上里面开大会。一个一个地挨着批斗。及至挨到母亲的时候，看见母亲跪在台上，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转身便要离开。突然，我被一阵凶狠的声音惊呆了：“挤什么？”“搞破坏！”“抓起来！”几个背枪的民兵煞神般涌到我面前，其中我认识两个：一个叫贾和宜，农民兼桶匠；一个叫谢子香，农民。
我连忙辩解：“我没挤，我要出去。”
谢子香光光的瘌痢头上仿佛沁出了滴滴汗珠，威风八面地喝斥我：“不许出去！不老实，抓上去斗！”
跟着就有人起哄：“抓起来，斗！”
“抓起来——”
“斗！”
“斗——”
眼前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半蹲在台口，朝这边喊话：“那边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出去！”我大声说。
台口上的人似乎想了一下，对谢子香们说：“让他出去。”说得很干脆。
这个人是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杨积林。
他怎么来了？村子里开批斗会，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而且还登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民兵怎么就听他的话呢？数十年以后，才从一位老师嘴里得知：那阵子杨校长正在争取入党，是培养对象。他把学校内的事情交由别人去管，自己主要“跑外场”——周旋于公社大队之中，什么大小活动，他都主动参与。人家见他热情高，积极肯干，又有文化，还是校长，从没拿他当外人。
杨校长是我一生中应当感激的好人之一。正是他一句话，使我免遭歹毒。
还是这年秋天，教育也在“大跃进”，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全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真的如“雨后春笋”。我初中毕业了，被分到新办的黄田师范读书，校址在原来的培风中学。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家庙里面又开群众大会，并且通知我们学校去一部分学生参加，我不在列（后来知道是事先挑选的）。
我早早地睡了，可就是睡不着。山村的夜晚死一般寂静，点点滴滴的虫鸣声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
与会同学回来了，我问他们开的什么会。他们说是逮人，逮了不少人，全是不法“四类分子”，还有女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跌进万丈深坑。越发睡不着了，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等待天亮。
果然，有人通知我：立刻送被子到榔桥区政府去——母亲被逮走了。
这次抓人，并没有关进家庙，而是当晚就押到十里之外的榔桥区政府去了。我把被子送到的时候，看见母亲和一大群人被圈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一只胳膊上拴了根细细的绳子，把人串成一串。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个黄田村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榔桥区的事情，而是全国性大逮捕。
这一年，公安工作“大跃进”。公安部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地方还要求“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中央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则层层加码。安徽省1957年捕人八千多，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四万五千人，结果安徽省“力争上游”，逮捕了十万一千人，超额完成任务。（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沧桑巨变，人事沉浮。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了。黄田村因为是一个清代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旅游景点。流散于海内外的黄田公的后裔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乡问祖来了。某日，陪同客人到黄田参观游览，及至打开家庙大门一看，墙倾瓦落，满目疮痍。村里人说，要想重修是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倒塌了。于是大家感叹一番，都说可惜。
我倒不觉得可惜。心里说：倒吧，倒了好。
怎么是倒了好呢？不肖子孙。
*黄子山，原本不是这个“子”字，而是“山”字头、下面一个“兑”。泾县方言音读zi ；该字一般字书不收。古代泾县学者认为，此字从山从兑，谓此山尖峰高耸状。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