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历史”的范例
仲维光发表于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再现了文革中的一段“小历史”，连我这个过来人都深感震动。许多被遗忘的往事恐怖地复活，许多已合理化的回忆被理性梳理，在俗务中昏睡的灵魂再次被拷问。
仲维光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的研究是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工作。只有这类“小历史”真正做好了，整个大文革史的研究才可能进入一个较为理性深刻的层面。这类“小历史”很多，举其要端，如清华大学文革史、北京大学文革史、湖南湘江风雷史、红卫兵成都部队史、重庆反到底史、广西422史、上海工总司史、首都红卫兵三司史、武汉三钢二新史、北京大兴县屠杀史、湖南道县屠杀史、广西武宣县屠杀史、镇压内人党史、三十八军支左史、五十四军支左史、宜宾文革史、大串联史、武斗史、二月镇反史……都应该作出客观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将这一人类灾难作为信史留给我们的后人。
仲文是我所知的对清华附中文革描述得最精确，分析得最深刻的文章。仲维光以思想之深刻锐利，之毫不容情而成为我的极为难得的半生铮友。在对极权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长期批判中，他疾恶如仇；在自我批判中，他同样不减犀利。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仲文结尾处的这样一段话：
从一九六七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失势后至今将近三十年，在大陆仍然只有无反省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颂老红卫兵、联动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现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不再是像文革中那样敌视，如果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自由社会，对伴随它的文化有一些认同，那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文化革命浩劫，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为此，我也在问，造反派（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对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些红卫兵们一样是一种无反省，一种唯我正确的偏见。本文第一次力图对造反派，对自己做出更多的，更严厉的反省和自我剖析。还是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这对我们的后代和对人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因为，尽管人们看法有分歧，但是，极权社会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不要极权主义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原则。
我总感到，我们这些在极权文化中成长到二十岁才开始觉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我认为这是我的这篇文章的一个合适的开始语。
文革之前的清华附中
作为可供剖析的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兼缔造者，我具有典型的意义。在文革时期的清华附中，我既是最著名的被迫害者，同时也是那个迫害制度的拥护者。一九六三年，我从北京三十五中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我在初中是“银质奖章”获得者，学习成绩不是门门五分的拔尖学生（金质奖章）。在清华附中我同样不是学习成绩顶尖的学生，但体育成绩较优秀，在学校里是百米冠军（国家二级运动员）和铅球冠军（国家三级运动员）；此外，在文艺方面有显著表现，是学校重要文艺活动的组织者；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积极要求进步”，任班干部、分团委宣传干事。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我在当时格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清华附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学生。但是，我的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郑璧成是中共建政之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托拉斯“民生公司”（航运、煤矿、机械制造等）的主要创办者领导者之一。记得初中入学第一天填写履历表时，困窘得满头大汗才在“家庭出身”一栏里艰难无比地写下“民族资产阶级”六字。从此，“出身不好”便如影随形，伴随着我整个青少年时代。为了争取一个较少歧视的小环境，为了在同学中得到一点应有的做人的尊严，我必须加倍努力，特别是加倍“改造思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出身阶级”。无论我怎样“靠拢组织”，“每日三省吾身”，都无法摆脱家庭出身的浓重阴影。小小年纪，便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突然哪一天所有的档案全部遗失。进入清华附中之后，“第一课”就是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斗争成果展览”。这是一个常设的恐怖的展览，所有的文字和图片，都在歌颂“党”的光荣伟大，并警告我们不得与“党”有丝毫对抗。我相信所有清华大学和附中的学生将终生保留这个印象。
文革之前，蒋南翔控制的清华大学就是一个相当左的小社会。但学校毕竟是培育人才的地方，老师和校方天然地喜欢好学生并对那些娇纵散漫的干部子弟敬而远之。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学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影响强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扩大知识面（比如每周一节电影课，放映科技及外语片，鼓励各种课外小组及讲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反对满堂灌）、减轻学生负担（反对课外加班学习）、重视加强学生体质（强调田径运动以提高基本体能，甚至连下乡劳动，也把增加体重当成重要指标）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努力。清华附中激烈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甚至明确提出仅学习成绩好不算好学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在清华附中的几年，恰好又是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最为宽松的时期。当时的“阶级路线”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清华附中是个干部子弟比较多的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把那“重在表现”四字如水中稻草一般死死抓住不放。虽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已经在大力贯彻，但从学校本身的社会职能出发，校方也尽可能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以期提高教学水平，并避免在学生中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斗争。在这样大小环境之中，我成为全校著名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这也就是后来红卫兵咒骂我的“学校的大红人”、“修正主义苗子”之来由。
始于“娄熊事件”的政治派别
但校方这种走钢丝绳的策略在越来越紧的政治气氛里终于失去平衡，其标志就是发生在我们高631班的“娄熊事件”：某天，两位同学发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伤人，姓娄的便出手当胸给他一拳。吵架和动手打架，在学校里颇罕见。次日课间操时，教导主任发表讲话，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本来，全校点名批评在当时已是十分严厉的惩罚了，不料晚自习结束前，每个教室的扩音器打开并忽然宣布，校长将有重要讲话。学校有极其严格的作息制度，晚自习后不得逗留教室，必须立即回宿舍洗漱就寝，校长发表全校讲话更史无前例。空气顿时严肃而紧张，同学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国家大事。结果居然是上午已处理过的斗殴事件。校长以极其严峻的口吻和偏袒的态度再次批评了娄琦，而熊刚出口伤人，挑起事端竟毫无过错！其他班只是为校长的态度感到惊讶，而我们高631班却议论纷纷，大为不平。熊刚是熊向辉（当时驻古巴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子。此同窗以一毛不拔而著名，父亲放洋，学习用品中自然不乏洋货，当时，这在干部子弟中亦很罕见。他洋自重，连洋画报也不肯让同学瞧一眼，只是高兴的时候在大伙儿面前晃一晃，得意地仰起头，鼻孔朝天。熊刚学习甚佳，这在干部子弟中甚是难得。但私心较重，在班上人缘较差，被班、团干部公开视为“白专”典型（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挨了一拳，大家都觉得有点活该，但觉得娄琦动手也不对，因此对教导主任公允的批评认可。校长的偏袒激起公愤。从第二天起，学校大饭厅里便开始出现大字报，向全校同学介绍打架经过，暗指校长处理不公。在同学们的舆论压力下，熊刚本人也写了大字报，承认自己出口伤人不对，向娄琦致歉。谁都能感觉出来，高631班在向校方挑战，于是纷纷到我们班来了解情况。两三天之内，大字报竟贴了半个大饭厅，极为壮观。特别是以我为首的一张有三十余人集体签名的大字报，指责学校许多大事不抓，反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更使校方难堪。在我们“猖狂”了几日之后，校方开始反击。学校党支部首先召集班上的干部子弟开“小会”，秘密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拟定名单，二楼办公室灯火长明，以至通宵达旦。一种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同学们明白大事不好。在作了充分部署之后，校长、副校长、分团委书记亲临班会，试图以势压人，一举平息这次小小的“学潮”。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指名道姓地把平时与我个人关系甚好的在场领导一一点名，除在“娄熊事件”上坚持立场毫不退让外，还“以攻为守”，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批评。在我之后，同学们一一起立发言。高631班没被压垮，对立越来越大，实际上已波及全校。于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层层开会、个别谈话、“背靠背”、“面对面”种种高压手段一齐上，“反对校领导”，“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犯了政治性错误”等等帽子一古脑儿压下来。同学们这才明白“娄熊事件”的实质原来是“打了干部子弟”的严重的“阶级路线问题”！严峻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这些从未涉足政治的十七岁中学生猛烈展开。班委会作检查、团支部作检查、除了十来个干部子弟，几乎全班同学“人人过关”。结果是纷纷倒戈，众叛亲离，把我彻底孤立起来，最后逼我检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我最终屈服，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在“客观上”站错了立场，身为学生干部起了极不好的作用。事有蹊跷的是，气氛如此之严重，事后校方竟未对我加以处分，也是一番苦心吧。直到文革初期，这疑团方解开。原来“娄熊事件”有其历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军覆没。这本来是个防卫动作，以期自卫。但我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竟认了死理，定要论个是非。
“娄熊事件”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后，阶级路线的调子越唱越高。干部子弟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尊荣，知识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说“有问题的”出身）的同学亦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卑下。一道“阶级”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旧日因个性、爱好、同桌等“非阶级”因素形成的友谊几乎化为乌有。对于我来说，如果“反右斗争成果展览”是清华附中的第一课，那么这就是第二课。几乎滑向“反党”的危险境地使我更加敏感地聆听党的声音。不久之后围绕电影《北国江南》的激烈辩论之中，我们班依然是按照“娄熊事件”形成的界线分为两派。值得思索的是，这回倒过来了：以我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训，紧跟形势，对党所厌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发起批判，本来就反对“人性论”的干部子弟们因“对手”站在批判的立场，便本能地站在了辩护的立场。这一回合阵仗颇大，两派拖开课桌，在教室里摆成“楚河汉界”。双方唇枪舌剑，“上纲上线”，直吓得老师们连旁听都不敢。几次大辩论之后，我们略占上风，因这回是我们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而他们反而变得无所依持。
与此同时，高631班的团支部大会也变得剑拔弩张。我在支部里不过是宣传委员，但实际上是一派之“领袖”。自“娄熊事件”之后，干部子弟们想依靠“血统高贵”掌握班级和支部权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提出发展团员要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想让干部子弟都入了团，成为多数。当时我们的权力意识远不如他们，主要是受不了他们那股骄横，于是抓住“阶级路线”的最后四字“重在表现”，要一视同仁。当时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是王铭入团。同年级预642班的干部子弟王铭（其父为公安部副部长），表现一般，团支部多次讨论未能入团，遂写状纸一张，称清华附中不执行阶级路线，声言要上交中央。吓得校领导亲自出面安抚劝慰，好歹扣住“状纸”，强令团支部通过，并立即任支部组织委员，转眼又升分团委委员。在这种局势下，他们要发展“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我们挡不住。我们要发展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现好”的同学入团，他们却百般阻拦。本来支委会背后讨论一下就可以决定的事，在高631团支部支委会上就很难有统一意见。即便填了表，支部大会上能否过关还是另一回事。于是，我们班发展团员的支部大会，就成了激烈的战场。每逢我们班发展新团员，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开会之前，两派都做好准备，上了会，便据理力争，互不妥协，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这种尖锐对立的状态下，文化革命开始萌动了。
文革在我们班形成的派别，就是自“娄熊事件”开始，后经《北国江南》辩论和发展团员巩固的两派，经纬分明，几乎丝毫不错。
红卫兵当权前后
一九六六年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批判在清华附中也激烈展开。小字报、大字报贴满了教室和楼道。虽然两派都尽量显得尖锐激烈，都不甘在这场显然来势汹涌的政治运动中落人之后，但干部子弟们很快就不满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批判，他们要针对学校“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压制”干部子弟、“包庇”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实发起挑战。
他们开始秘密碰头，交换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有关上层政治的消息，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当同学之间展开“学校党支部黑没黑”的辩论时，干部子弟们早已雄心勃勃，准备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了。一位干部子弟对同伴说∶“咱们的父辈就是在青年时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天然地明白政治为何物，天然地明白权力为何物．他们的父辈是今天的统治者，他们当然应该是中国明天的统治者。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五月二十九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青年法西斯别动队——红卫兵。他们也许并没有料到，残暴血腥的地狱之门即将假他们之手豁然洞开。
六月二日，红卫兵贴出了第一张把矛头指向校领导的大字报。校方摸不清底细，哪敢贸然反对？包括我们班在内的一些同学也针锋相对地贴出肯定校领导的大字报。六月八日，几十名北京城里的干部子弟骑车来声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学校怕出事，关了西校门，上百学生隔着铁栅栏门对峙。一篇老红卫兵的回忆文章指我在门外组织。我可能是在门外与他们对峙，但似乎没有“组织”。我哪里有胆量出面组织？包括仲维光在内的许多人早就希望我能够出面组织同学对抗红卫兵，但我早已被“反右展览”、“娄熊事件”及干部子弟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那段局势不明的日子里，我最大的胆量不过是在饭厅顶上涂写大的“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以示曲线对抗。当天真正的勇者是高632班的宣夏芳，她大声宣读了自己写的一张大字报，称红卫兵是“黑卫兵”，称他们的后台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我的怯懦虽然未能使我逃脱劫难，但至少没有像宣夏芳那样被中共最高层直接打成反革命。在上述老红卫兵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到我曾到老红卫兵占据的屋子去，向他们宣布：“你们对了，我错了，我向你们举手投降！”我十分艰难地从记忆深处找到了这个场面。具体时间记不起了，反正是在局势即将明朗之前（似乎是工作组进校后，未表态支持老红卫兵前）。作为红卫兵们的宿敌，虽然我仅仅是暗中对抗，但他们始终把我视为他们的头号对手，我知道这场至少长达两年的较量已经在最高层的参与下有了结果，我的下场将十分可怕。我只好将在他们面前从不低头的自尊弃之不顾，向他们宣布“投降”。这是一次绝望的挣扎：也许比顽抗到底要好一些？在场的老红卫兵们热烈鼓掌，他们把这作为胜利的信号。似乎记得还有人来同我握手，说认识到错误就好，欢迎。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受害者的普遍的道德沦丧
自此，红卫兵“造反”是否正确已无人再敢争论，新问题是：他们说我们是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而我们只承认客观上犯了政治错误，主观上还是无限热爱党和伟大领袖的。这种表面上为维护政治权利而实则为坐稳奴隶地位而进行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在早已遗忘的记忆的深处，今天，我又找到了羞耻的见证：在形势急转直下的那几天里，为了表示与“蒙蔽”和“利用”我们的“黑帮”划清界限，我也主动参加了两次登门问罪的行动，闯进清华大学主管附中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家和万邦儒校长家。邢不在家，只有他所爱惜的大黑猫卧在沙发上惊恐地向我们张望。万校长也不在，似乎是师母与孩子避在卧室里，书桌上有张纸，纸上是孩子稚气的字体：爸爸，你为什么犯错误，成了黑帮？我要同你划清界限！我们这些昔日的“保皇派”们愤怒大呼：假的，你们是想蒙混过关！虽然我们未像红卫兵们那样疯狂，但灵魂深处，那种想赎罪想得到赦免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卑鄙，是同样疯狂的！这件事，我遗忘了。历史同样遗忘了。谁会记得清华附中著名的受害者在文革之初的一次小小的过失呢？谁会去追究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在未成年时所参与的集体道德沦丧呢？八十年代中期，万校长叫我回母校，要我向同学们讲点什么。那时，我对文革的反省尚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仅仅回忆了那些难以思议的残暴，我看见老校长眼里噙满泪花。现在，如果再回母校，我当坦白我的卑鄙。但万校长已经过世了，他年轻有为，却在文革一击之后过早地走完了坎坷而不得志的一生。我无法再当面向他谢罪，请求他的原谅。我也回不了祖国，亲自向师母及他们的孩子谢罪。我只能希望在美的一二百老同学中会有人把这篇文章带回去，过迟地请求他们原谅。
仲文所提及的那辐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也是一次这种性质的“抗争”。我用四张或六张黄色大字报纸和大红颜料画了一幅毛泽东像，贴在楼上显眼处。本来我已是小心翼翼，不用白、绿纸，不用黑颜料，但还是遭到红卫兵们的指控。他们明白这是我的顽抗，便挖空心思，说我把毛主席的脸画得太红，血淋淋的。画像下方“工农兵”之“兵”，肩背步枪，那刺刀直指伟大领袖，暴露了“资产阶级狗崽子”的刻骨仇恨……从此便再不敢画画。动则得咎，无论如何都是“反动”。
工作组进校一两天之后，清华附中进入了红卫兵专政时期。校长老师开始挨斗。晚上的批斗会是最为恐怖的。全校师生列队端坐在教学楼前的地上，门厅前摆几张桌子，工作队和红卫兵头头坐上一排。在精神上彻底崩溃的同学们把口号喊得震彻夜空，将满腔仇恨与无限悔恨洒向台前低头认罪的“黑帮”。校长老师和那些抵抗过红卫兵的同学都成了“某狗”，校长是最著名的“万狗”，我是著名的“郑狗”。我们这些“狗”们，都竖起耳朵，心惊肉跳地等着“点名”：随时会有人站起来大声哭诉揭发自己受蒙蔽的无辜，揭发到谁，全校师生就会厉声齐呼：“某狗，站起来！”“某狗”就会被推搡至台前，低头接受公开羞辱。七月底，洛小海野蛮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横空出世”，（稍后，熊刚起草了血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为他们敌视平民的“造反精神”作了赤裸裸的诠释。）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发表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支持他们“造反有理”。于是，全北京干部子弟纷纷组织起来，为毛泽东而战，为维护和巩固给自己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特权的制度而战！他们将矛头对准那些已饱受压迫与歧视的平民及贱民，对准那些据说胆敢压制他们，妨碍他们获得更大特权的校长老师。红卫兵们得了正统，气焰万丈。一般同学人人自危，却强作欢颜，热情欢呼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天夜晚，清华附中一片节日气氛，探照灯把大操场照得很亮，全校师生手拉手，跳起了欢乐的集体舞。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红卫兵们祝贺，卜大华、宋柏林（其父为解放军装甲兵学校校长，听说多年前已为副军级）等有幸与伟大领袖握手的红卫兵头头，成为同学们崇拜的中心。他们那与伟大领袖有过肉体接触的手，被人们热情奔放地争握（几天舍不得洗手）。自然，黑帮和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是与这狂欢无缘的。我徘徊于舞场边上，既不敢加入，也不敢不去。我很恐怖，自知在劫难逃。我也很痛苦，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反动派”，我是真心拥护党的呀！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敢于或愿意正眼瞧我，指向我的都是仇恨的目光！那个晚上，在狂欢的操场边上，唯有驻我们班的团中央工作组员与我有几句“犯了错误没关系改正就好”的教导，我默默无语却感激涕零。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温暖的语言了！得了当今圣上的支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清华附中的武斗迅速升级，进入高潮。万邦儒校长韩家鳌副校长每斗必打，身上早没有一块好肉。分团委女书记高惠英被打瞎一只眼。我高一班主任刘树华被打得跳了锅炉房大烟囱。我高一同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我班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赶到北医三院，称反动学生，不许抢救，最后躺在停尸房足足死了一个星期。高一女生杨爱伦撞火车自杀未遂，留下残疾……在我的记忆中，打校长老师在先，打同学在后，因当局规定不许整学生，须待革命愤慨高涨起来，“自发”进入“红色恐怖”的高潮。
校园私刑及精神自辱
“红司令”接见的无尚荣耀，迅即变作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愤洒向人间：全北京城进入了“红八月”的恐怖地狱。由于清华附中的特殊情况——知识分子子弟为主、良好的校风及红卫兵的创始者们抱负甚大——对我们“反动”师生的“触及皮肉”尚不及城里的“杂牌”红卫兵。但血既然开始流了，就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流向疯狂。八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同学们正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天天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我批判”，我们班的红卫兵小头目尤小梅（张明、熊刚、宋柏林、袁东平等已成为校一级领导）冲进来，杀气腾腾地尖叫：“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杀人啦！他们向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也许还流泪了。她的感情很丰富。她曾是一名业馀演员。她语无伦次，未向本班同学讲清原委（李国庆事件，北京城里的抄家打人中，一位名叫李国庆的举起菜刀自卫）便一拍讲台，尖叫道∶
“郑狗，你站起来，还有你，戴狗！还有你们……”
一下子，高六三一班立起以我为首的“四条狗”。
我默默摘下眼镜。要开打了，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
果然，尤小梅发疯地喊∶“为受害的红卫兵战士报仇啊！”
我不知道她是否甩臂举拳，因为我的眼镜已放进课桌。但那声音我记得∶悲愤、悲怆，如斗争地主的电影里悲痛欲绝的穷孩子的母亲。
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站起，有的红了眼圈，有的大哭，在誓为红卫兵复仇的悲壮气氛中向我们扑来！刹那间，教室里分成几个圈儿，十几个围殴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齐上……紧张的气氛中，人人自危。因大多数人自“娄熊事件”以来就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娄熊事件”的主角娄琦也不遗余力。打我最狠的是班长王某，平素与我关系不错。他本是干部子弟，谢觉哉之养子，只因档案里说他生父有叛徒嫌疑，血统不太纯正，便被本班干部子弟鄙视，自然也是抵制红卫兵的主力。他用力抽打著，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对这场暴行中指挥者、打人者的眼泪，多年来我一直大惑不解，直到弗洛伊德使我加深了对人性的理解。原来那眼泪是鸦片，麻醉药。施暴之时，每一个人都要对良心进行深度麻醉。每一个人都要设法使自己相信∶他现在已悲痛欲绝，施暴不过是难以抑制的正义的冲动。应该加以同情地理解的，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革命崇拜。红卫兵的胜利，特别是“最敬爱的毛主席”之亲自出场，把同学们无可回地划到“反革命”一边。这也是真诚的悔恨之泪。
这顿毒打不太容易捱的。
最初的乱打之后，我们被打得跪倒在地，皮带拳脚如雨点般落下……支持不住了，我们被打得爬在地上……鲜血和汗水浸透全身……在时而尖锐时而钝重时而令人晕旋的痛苦中，我几次想跟他们拚了！我估计过形势，我知道一定能成功∶多数同学出于旧情与惊惶来不及反应，以我的威信和我那全校公认的大力士的威慑力，我有把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几位作恶多端的纨胯子弟从窗口扔下楼去，然后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我终未作出这壮举。——也许我真是反革命？也许革命从来就是这样如万钧雷霆不免误伤好人？我挣扎不出这思想的牢笼！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到那一天∶党终于发现我是她的好儿子，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总会雨过天青，总会发现这一切都是误会。当然，在心的深处，也同时存在著对死亡之恐惧，对生之眷念。我无法将自己打扮成受难的英雄。过去还可以，现在不行了∶我成了以解剖灵魂为职业的作家。从早上八点多开打，一分一秒不停地打到十一点多，直打到昏厥。白衬衣被打成了碎片，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汗，但没有流一滴泪，没有求过一声饶。——过去，我在心里曾树立过自己的英雄形象。多年后，当我有勇气再次检视伤口时才明白：没有求饶还因为求饶毫无意义。这不是偶然闯入你家的一伙强盗，也不是战场上素无个人冤仇的对手，这是必欲置你于死地的宿仇。
那一天，几乎全校都在打同学。打得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打算都打死——王铭、卜大华、张明等学校红卫兵的大头目们慢悠悠出现在教室门口。“别打了。”他们的口气很温和，“要注意政策。”他们在我面前掷一张纸，“写认罪书！”我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爬在地上。“老实点！”一把不知从哪儿抄来的日本大军刀凉飕飕架我脖子上。我知道现在不会砍头，我并不害怕，但仍然用几乎被打得失去知觉的手颤抖地写道∶“我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在团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血和汗滴在纸上。
未及写完，他们就令人把我们架走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不过是一场供人观看的仪式∶反革命被打得遍体鳞伤，爬在地上写认罪书；红卫兵把战刀架在敌人脖子上，威风凛凛！
仲文所述的操场上殴打，是发生在这之后，只是展览性质的。打人工具有了改进，一种用塑料跳绳拧起来的鞭子，很重，比皮带厉害得多，几鞭下来，人就能疼昏。所谓劳动，是徒手拔操场上的矮草，其实是向所有的学生提供一个免费打人的机会。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要感谢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高度的政策性：由于有纠察队看管，打得很有节制，一见超出了展览的目的，便会加以制止。否则，让那些想赎罪或想练手的抡圆了打，还得再死几个。
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望
那天打的人很多，但私设牢房关押起来的只有几个他们恨之入骨的“反动学生”。那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位于教学楼门厅左侧。屋内满地血污。我平生第一次闻到如此浓烈的血腥味儿，浓得呛人。“囚犯”们浑身是血，或坐或躺，满眼绝望。天黑后，高632班郑国行同学轻轻爬过来与我商量∶要逃，不逃出去就没命了！我哪儿还能逃？就算伤轻的同学能跳窗越墙，但整个北京都是红卫兵的天下，带伤的都是反革命，在大街上被人发现肯定死得更快。不到半夜，我开始抽搐，头向后仰，身子呈反弓形。同学们急砸门，说我要死了。一辆平板车拉我去清华校医院。半昏迷中，我看见我的一只手垂在车外，随车轮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还有一些印象∶辐条一根根向前转动，黑漆漆的空气清新醉人……在红卫兵监视下医生开始检查。戴眼镜的胖医生不耐烦的大声喝斥∶“是不是装的？！”后在我脊椎上发现一处被皮带头打得凹下去的伤口，才缄口不言，包扎打针送回牢房。后来同学们告诉我，那天铜皮带环都打断好几个。没两天，红卫兵们将我们的血衣收走。然后，我才迟钝地明白，这是销毁罪证。继而才更加迟钝地明白：连他们自己都预感到这革命行动可能遭到清算。
那一天的准确日期，我不记清了。是八月，尾数似乎是“八”。不是十八，那天毛检阅红卫兵，也许是二十八，但好像又晚了点。我想我是“有意”回避了忘却了。那恐怖已过去整整三十个年头，关于那日期，记忆中依然是一片恐怖的空白。那日期是一个象徵，一个符号，因此首先被遗忘。被遗忘的，不仅有血腥，还有懦弱与耻辱。我可以反抗，但毕竟没有反抗；我明知砍不了我头，不是也违心地写“认罪书”了吗？偌大北京，不是只有一个李国庆吗？如果每一个被迫害者都操起菜刀拚死反抗，那些青年法西斯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就征服北京吗？当然，这是以卵击石，只会遭到更疯狂的屠杀。但是人的尊严便不会崩溃得如此彻底，它会在反抗者的血泊之中获得复苏的养料。
红卫兵将我赶回家养伤。城里的家被我初中所在的三十五中红卫兵抄了，母亲被批斗毒打，并赶回四川双流县老家。
从所有的迹像看来，我确凿成了反革命。
对于一个充满革命梦想的青年宣布他是反革命，等于对一个最虔诚的基督徒说上帝不承认他是他的子民，永远没有得救的希望！我时而绝望，时而坚定，时而怀疑，时而自信——信仰之火如地狱之火焚烧著我年轻而纯洁的灵魂！
十月一日，“国庆”。我孤独地坐在收音机旁，听著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欢呼．播音员激情满怀地介绍著红卫兵们如何一浪又一浪扑向金水桥，扑向天安门城楼，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热泪打湿了衣襟——毛主席招手了，毛主席微笑了！我眼前浮幻出一幅幅鲜明的图画，那千万面红旗如在我心坎上摇动——但是我，一个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青年，却只能龟缩在小屋里，我不敢出门，灰溜溜的，我是“反革命”！我无法去那沸腾的广场瞻仰毛主席的风采，我甚至被剥夺了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只要一戴上毛主席像章，便有红卫兵一把扯下，“反革命！狗崽子，你还配戴毛主席纪念章？”那仇视与轻蔑的目光教人寒彻心腑！你们扯吧，你们打吧，我要戴，要戴，要戴！我霍地拿出把锥子，解开衣扣，在左胸、在心房的上方，猛地横刺了一个洞。我把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上，感到一种罕见的舒畅。血流出来，热泪狂奔而下。毛主席，他们再也无法把您老人家从我心上抢走了！永远也不可能了！
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藏在衣服里。我感到幸福。彷佛所有的冤屈与痛苦顿然解脱。后来，伤口化脓了。我每天坚持上药，希望伤口长好，如女人们耳垂上的小孔，胸前永远有一个秘密的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地方。一天正上药，邻居家的孩子推门而入，我只好支吾一番。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我心灵的秘密。不久之后，化脓的伤口长好了，完全溃烂了的那个横孔，结为一永恒的伤疤。
在控诉“资反路线”，控诉联动暴行的日子里，我曾在几所中学里讲述过我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每次都泣不成声，昏厥过去。台下也是一片哭声，不断有人被抬出去。多少人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啊！对毛主席的爱及忠诚，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最圣洁的感情！在文革的血与火的日子里，有多少青年高呼著“毛主席万岁”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出生入死，慷慨赴义啊！
毛泽东如一位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创世神，牢牢地占据著我们心灵的中央！
这个伪君子欺骗了我们，蹂躏了我们，强奸了我们！
我们不是几个人，几百个人，几万个人——我们是整整的一代、两代、三代人！
强奸了整整几代的人，将受到的惩罚是可怕的！
上帝啊，请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
——以上是我一九八九年底逃亡中写作《历史的一部分》时的自我认识。当时，在屠杀之后，我批判的矛头自然主要指向欺骗性的“共产主义信仰”（今天我也并不完全否认这种信仰在我们思想行为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但是，这段完全缺乏自省的文字显然是片面的。“纯洁的灵魂”——真的“纯洁”吗？我感到汗颜！文革前争当“无产阶级接班人”不过是想坐稳奴隶的位子，文革初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望。
极权制度下的反抗及原罪
哈维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
初中时代，我就开始努力批判家庭出身，深挖“阶级根源”，并以此加入共青团。我用自己的行动助长了极权社会的“种姓制度”。
高中时期，我是清华附中音乐舞蹈剧《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组织者和编导者。这是当时极俱欺骗性与煽动性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翻版，在北京的中学中独一无二，被誉为“小东方红”。我积极参与了极权社会的全面意识形态化。
“娄熊事件”，我低头检讨，认可“阶级路线”，为后来红卫兵的诞生铺平道路。
《北国江南》讨论，我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后来红卫兵的残暴扫除思想障碍。
文革之初，我积极参与批判“三家村”，后来自己也遭到红卫兵“上纲上线”的“大批判”。
抵制红卫兵失败，我“反戈一击”，以图自保，后来自己也落得众叛亲离。
在恐怖的“红八月”，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我丧失尊严，屈膝认罪，使暴行通行无阻。
成为“反革命”后，将无情的现实解释为误会，坚信总有一天好心的主子会垂顾冤情，体恤耿耿忠心。
每当我忆及那些被无产阶级专政绞杀了的睿智而英勇的先行者们和千百万无辜受死的人民，我真正感到我是有原罪的。
我并非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我只是证实我们既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缔造者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否认极权社会的封闭与欺骗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可以反抗的时候放弃反抗，不仅使个人的处境更加悲惨，而且使全民族堕入精神自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多半注定被压倒，但并没有注定被征服；我们多半注定遭受迫害，但并没有注定同时遭受互相迫害和自我迫害；如果遇罗克式的人物多几个，哪怕只有十来个，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就不会陷入那种地狱般的精神绝望；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自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哪怕自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暴政的大规模揭露和抵抗，文革的悲剧就不一定必然发生。共产暴政看起来势不可挡，那只是它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
——这种在不断反省中越来越意识到的原罪，使我深感耻辱。因此，我对在任何艰难处境下保持人的尊严变得极度敏感。在某种意义上，我对极权制度的不妥协的抵抗，也是为了洗刷耻辱，争得一点起码的做人的尊严。
我希望我的反省不会被误解为对造反派的全盘否定。我仍然坚持“两个文革”的基本观点。纵然是“奉旨造反”，纵然是没有挣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纵然……等等等等，但造反派挑战中共十七年极权统治却是一个不争的经验事实。从清华井冈山到湖南省无联到广东“李一哲”，文革造反派一步步走向觉醒的历程清晰可辨。历史不可能具备科学实验的“理想条件”，（严格地说，科学实验也没有真正的“理想条件”，）我们总是在历史已经给定的复杂条件下走向自由与尊严。就清华附中来说，老红卫兵从“造反”迅速走向保守，而“井冈山”红卫兵却从最初的“保守”最终走向造反，表面看来存在一个明显的错位，实际上，一派要巩固极权统治另一派要反抗极权统治的基本格局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错乱。时至今日，中学文革两大派的“死结”也未能解开。官僚子弟的代表人物进入各级政权，成为极权体制的组成部分；平民子弟的代表人物则放弃幻想，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当然，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有些干部子弟认识到极权政治之残酷，转向人权与民主。有些平民子弟则出于功利，进入体制。两派中还有许多人从此淡出政治，经营学术、经济，也颇有建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京生，这位当年的老红卫兵后来走向人民的苦难，走向争取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伟大事业，成为当代中国的骄傲与光辉典范！）
一九六七年，随着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的起，掌权不足一年的‘老’红卫兵在清华附中一败涂地。他们暗含恫吓地在大饭厅里用大字抄出一首七绝：
兵家胜败寻常事，
含辱抱羞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遗憾的是，那一段历史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提供“卷土重来”的机会。
一九六八年，清华附中血战了两年多的两大派终于各奔东西。我们准备“上山下乡”，官僚子弟们准备参军、留城。
在八达岭长城上，我们班两位个人关系甚好却分为两派的同学要分手了。袁东平（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之子）环视着辽阔壮美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绰号为“老羊”的宋海泉（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东平气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学的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中间派没什么大出息，你们井冈山的行，但你们一般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庭，你们距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由我们来掌权，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
在我们班教室里，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张明特地找到我，极为正式地发表临别赠言，这可能是自“红八月”之后我们之间的唯一交谈：“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坚定不移地走出教室。
二十年之后，我们呼唤改革，他们咒骂“和平演变”；我们在天安门前游行，他们请缨坚决镇压。这种拉锯战终于在六四清晨画了个鲜血淋漓的句号。看起来，他们终于“卷土重来”了。
但也正是此刻，历史为他们所寄生的极权制度敲响丧钟！
当然，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
前两年，清华附中老三届的同学们捐款在母校树立起一座教育家万邦儒的铜像。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含蓄的集体忏悔。
我想，清华附中还应该有一座纪念碑，以纪念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但碑文很难撰写，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准确评价。如果将造反派也纳入这一运动，事情就更为复杂。即便政治评价是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正误也将变得愈来愈不重要。有一句话可能是适宜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因为这句话既没有回避政治，又穿透政治直指人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忏悔的。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及我们后人的最深刻的遗训！
1996年秋于普林斯顿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