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发表了有关上访的文章，海外的朋友看到后给我打越洋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奇并疑惑为何会有“上访”这种事？他说在国外市民和政府官员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上”和“下”的关系，国会和政府驻地常有民众示威、抗议、表达诉求。这位朋友原来在山大教书，后到国外定居，他对国内现在的政治状况、政治体制已很陌生了。
中国民意的表达途径
现在的中国困难沉淀太久、民怨积累太重，缺少有效地表达途径，没有代言人。在自由社会，民意可间接地通过选举出来的议员表达，公民也可直接参与请愿、游行、示威。但现在的中国两种渠道都被堵死，官方指定的“人民代表”并不代表民意，民间的游行示威活动被极端不自由的《游行示威法》封杀在申请中，而且常被扣上“非法游行”的帽子，组织者还会锒铛入狱。在这种状态下“上访”成为宣泄民意的可行之路，到各级政府甚至北京中央政府上访的人络绎不绝。据两院院士周干峙说，“单只为了农民耕地被占用到建设部上访者，在03年就有3929批，04年8月前就有四千多批（《瞭望》2004年第51期）”。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今年5月1日实施，开始官方大力宣传，各省态度有所改善，到北京上访人员一度减少，但实质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到六月底去北京上访的人员又开始增加。看来如果不在根本上有所改变，不落实游行示威自由，则无法阻止民众上访。
“上访”有中国特色
在中国，当个人权益遭受损害并无法寻求有效救济时，受害者首先会想到用什么行动捍卫自己的权益呢？除联署签名信外就是“上访”，如果谁说要去游行示威，大家会离他远远的，因为那意味着“闹事”、“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暴动”，要被领导刁难、被传唤甚至被抓。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人们只得选择“上访”。“上访”就是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说的“走访”，根据该条例规定上访者可到政府机关申述、批评和揭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条例》中没有说“上访”也要经公安机关批准，于是部分受害者就选择了这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这就是上访的由来。
低姿态的上访
“上访”这个名词是民间创造的，其中包含承认中共是中国在“上”的领导者，各级行政机关也是高高在上的。“上访”一词还包含了受害者的低姿态，只是申述、诉苦、诉冤。“上访”采用的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哀兵战术”，有利于博得各方面的同情。“上访”也包含着你是“上”、我是“下”的谦卑姿态，即我承认和服从您的领导，只是有些人做了错事，我们希望改正，有些政策错了也希望改一下。“上访”还包含了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内容，我们只是想到有关机关去访问、对话、讨说法，去见某个高级领导一面，哪怕听他讲两句也可以，不耽误他太多时间，丝毫没有敌意，如果领导没空我们可以等一等。对这样的上访也要打压，当然会引起更大的民愤。
群体上访需要串联、交流、讨论
我自己有过多次上访的经历，1982年曾为要求平反而到山东省高院、济南中院上访（我曾因“反革命罪”冤狱七年），1982年底我获得平反，回到了山东大学。第二次上访是在九十年代末，因山东省关闭“产权交易所”而组织二十余人到省人大上访，结果是股票持有者的利益得到一定照顾。第三次上访是2004年为山大分房不公的事组织约四十人到省委上访，结果是教工权益受到一定尊重。
根据我个人所见，“群体上访”先要串联，需要民意的交流、汇集。现在各级政府为避免上访者在大街上聚集都设立接待处（多设立在远离大街之处），因为上访者众多，所以等候的地方都比较宽敞。如山东省委的接待室能容纳上百人，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交流见闻、经验、宣讲有关文件，聚谈发表议论。山大教授去省委上访，等了一上午，有的教授借机和来访农民交谈，了解到不少农村的情况，李昌玉老师还写了一篇“教授上访记”在网上发表。
群体上访也是请愿、示威
上访特别是群体上访实际是一种请愿或示威活动，公民以此表达诉求，对有关部门和政府施加压力。现在的群体上访可以十几、几十人甚至上千上万的人，有的声势很大有的排成长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示威”。这种群体上访会引来很多观望者、询问者，上访者也愿意介绍他们上访的原由，上访由此所起到的宣示作用可以看作是一种示威和游行。
今天在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游行示威做出了很严格的限制，对利用职权阻碍游行示威者则没有做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使公众履行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时缺少有效保障。1949年后至今的五十多年，民间自发的请愿、示威、游行是很少的。
民国时期的请愿
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民众自发的的请愿、示威活动层出不穷，有些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与，国民党很多高官包括蒋介石在内，都出面接见请愿民众或民众代表。
这次去山东省委上访，路上与我的老师、78岁的李仲益教授同行，他给我介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闻名的“盐帮”请愿活动，参加的民众有二十万人之多。在这之前中国的盐业几乎都是水运，运盐业成为一大行业，并且分化出很多盐帮来分管各地食盐运输，每个盐帮不但有庞大的船队还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后来民国政府根据中国的铁路运输已有很大改善的状况，拟改食盐水运为铁路运输，可以降低食盐运输成本、加快运输速度，却使几十万原来运盐的职工面临失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全国“盐帮”举行了约有二十万人参与的请愿活动，声势浩大，震惊国内外。民国政府对这种大型请愿活动采取了柔性处理的方式，由财政部长出面与“盐帮”代表（李仲益老师的父亲也在其中）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水运和铁路运输各占一半，从而平息了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国统区采取多种方法渗透到学校、工厂及文化事业中，中共利用请愿活动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名，推动各种声势不小的请愿活动。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也不是简单地压制，更没有开枪，而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这和1949年后中共镇压公民的自发示威相比有极大不同。
司法程序难以代替上访
有人说上访旷日持久、耗人钱财，成本太高，不如强化司法，引导人们以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其实有些问题是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如政府不当地征用农民耕地、侵害农民权益，涉及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各级政府的利益，很难通过现行司法程序解决？更何况当前中国的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各级司法机关不但效率低而且都在党的政法委统一领导下，民告官胜者寥寥。
如果把现在的上访转入司法程序，那么群体上访的请愿示威作用则难以发挥。被压抑的民意需要寻找直接表达的形式，在公民请愿、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迫切需要兑现的时刻，“群体上访”是不该转入司法程序的。
对上访的两种无用论
对待民众上访有两种无用论，一种来自基层，当你提出用上访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时，他说没有用，理由是大事由上面的官员们决定，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讲的他们根本不听。按这些人的观点，公民权益受到伤害时只能听天由命。另一种无用论的观点来自国内激进者和海外某些人，他们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和制度，这些问题不改，上访有什么用？
这两种无用论都不利于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除理论探讨外还要有大量的普通民众参与，在当前申请示威游行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联名信”、“群体上访”就是很有价值的活动。香港的“二十三条立法”要立“颠覆罪”，很多人写文章发表演说都不能撼动香港和北京当局，但2003年7月1日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就此搁置，这就是民众民参与最终积聚为巨大的力量。
现在的“上访”虽不那么高雅和彻底，但却是我国当前民意直接表达最广泛的途径，这种行动也许将来看起来很幼稚，但在当前是一种起步、一种过渡、一种锻炼，就像小孩子学会走路之前在地上爬行一样，应该给一些鼓励，不要说一些没有用的话。
万源事件和群体上访
不久前发生的四川万源群体上访事件震动国内外，在这次事件中最多时聚集了约五万农民到政府群体上访，主要针对当地修建水电站征用土地而安置不当提出抗议。这一事件惊动了四川省政府，省长亲自到万源处理问题，结果被群众包围，一度不得脱身，最后惊动了北京当局，终于宣布暂停水电站修建，使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这次事件的发展也证明当群体权益受到侵害时，群体上访、请愿示威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近年来各地不当征用农民土地、侵害农民权益已成为引发农民群体上访的主要问题，怎样保护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权益，万源事件的发展可以看到群体上访是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司法途径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通过逐级反映情况、写签名信能解决问题吗？看来是在这些方式都无法解决问题后，人们终于群体上访，最后用请愿和示威的方式制止了万源侵害农民权益的不当征地活动。当然万源事件也有遗憾之处，就是在群体上访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上访农民，如果他们上访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应该追究引发暴力事件的有关决策当局的责任。
2005年7月8日
（《参选纪实》，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12年）
（另一个版本《从上访到请愿、示威——感触群体上访之三》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