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教工在登记集资建房
2001年山大职工百余人联名写信提要求
山大教工围观有关住房问题的传单
山大分房抗争的历史原由
山东大学教职工的住房分配通常以教工的总积分高低来排序，总积分以工龄为主，综合考虑职称、职务或再乘以系数计算出来。但近年学校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他们虽有职务加分但工龄短，所以仍排在很多老教授之后，于是他们提出了按“等级”分配的方案。
1998年学校打破原来的分房办法，把教工分为几类排队选房，一类老博导、二类校领导、三类新博导，遭到众多教工的反对，大家编了顺口溜：“老博导、新博导，护航保驾校领导（谋取利益）”。这个顺口溜传遍全校，压力之下有的领导自我解嘲地叹息：“想住好房，就不要怕挨骂！”由于教工们强烈反对，2001年分配集资建房时又改回了大排队的方法。既然是大家出资平等的“集资”建房，就应由出资者选出代表制定分房方案，而不应由校领导等少数人自行决策。
不久前山东大学利用学校土地新建1114套集资建房（比市价便宜），校领导利用特权制定了五个等级的分房方案，侵犯多数教工权益，公布后大家利用各种方式奋起抗争，最后取得一定胜利，本人参与其中得到不少启示。在中国大陆，基层干部为谋取私利而侵犯群众权益的现象很普遍，山东大学并非特例，现将近年来山大分房抗争过程做些简单记录和分析，供大家参考。
签名信的意义
为了维护教工权益、反对校领导以权谋私，山大教工采取多种途径反映自己的意见，组织签名是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2001年原生物系主任王龙教授（已去世）、李庶长、孙文广等113名教工签名联署了《对集资建房的几点要求与建议》，2004 年12月的《关于集资建房分配问题致上级领导的意见》有300多人签名，这封信在四十人上访省委时交给了省委信访办，并寄给了中央有关部委。有些热心人拿着打印好的信去每家每户宣讲、征求签名，这类信件在签名过程中广为传阅，起到宣示和交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份传单。
小字报的作用
签名信虽能在教工中传阅但看到的人有限，仍不能起到公示的作用，于是大家开始贴小字报。最早署真实姓名的关于分房的小字报出现在1999年，是管理学院教师孙柏录所写，他对分房中的不公现象提出了批评，但这篇小字报贴出后很快被工作人员撕掉，他立即找校领导抗议并写信给山东的领导人。
2004年学校要搞集资建房，10月23日山大东区家属院公告栏上贴出了一份小字报，标题是《有关集资建房问题的群众意见》，署名“化学与化工学院离退休教职工”。这份小字报要求学校召开集资建房群众大会，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合理建议。10月26日，又有“一群教师”贴出了《关于集资分房“职级系数”的意见——致校领导的一封公开信》。11月24日学校公布分房方案（草案），首次提出按五个批次等级选房，遭到多数教师批评，一时小字报贴满了布告栏，一直连续到2005年1月下旬，累计有数十份之多。小字报也贴遍了东校区的各个宿舍，不但校内教工看，校外的关心者也来看。寒假前，2005年1 月12日贴出了署名“山东大学东校区部分离退休教师”的《致东校区教职工的一封公开信》，共六页，系统阐述了抗争者的观点。
小字报的内容有多种形式，既有评论也有纪实，还有诗词、顺口溜，既有针对学校领导的也有讨论岗位制、博导制问题的，既有大块文章也有短文、短语或在空白处用彩笔写上几句话、几个词。公告栏成了一个论坛，花花绿绿，煞是热闹。小字报起到了表达和汇集民意、交流信息的作用，当今电脑进入家庭，打印很方便，小字报很容易复制，撕了一张可以再贴一张。
上访请愿与准备游行示威
大陆兴起的上访活动在山大的分房抗争中也被应用，为反对按特权分房，校内一共组织四次十人以上的上访，最多的一次有约八十人参加，12月13日约四十名教工去山东省委上访。这些“上访”实际是一种请愿活动，即到有关部门表达申述和抗议，同时也是在公众场合展示民情民意，以博大众支持，也希望通过“上访”争取上级机关的关注。上访活动也是一种聚会，上访者聚集起来交流看法、宣讲观点、宣读有关资料（有些观点和资料要反复讲才能使多数人记住）。我们组织上访时就考虑到，若有关领导人不接见我们就在等待的场所（校内的会议室、工会厅）举行演讲会，事先请一些人做准备，会场上也会有人跟着讲话，不时有人插话，讲话常被掌声打断，场面很火爆。
教工到省委上访，接触社会，有不少收获，一位教师回来后写了《教授上访记》，张贴出去，还在网上发表。通过四次上访和连续不断的小字报造舆论，经过两个多月在校内形成了一定影响，支持抗争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提出若校方继续坚持原来的方案，就去北京上访并申请游行，有当过律师的教师开始准备申请游行的文件，有人募集款项，准备去北京上访。这些活动都是公开地讨论和进行，组织者也有意让校方知道，后来校方对分房问题做出让步，大家才决定不再申请游行和去北京上访。
抗争中的群体分布
参与这次分房抗争的多数是党外人士，也有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抗争者以离退休人员为主，这些人后顾之忧不多，领导难以威胁、制裁他们。在职人员则顾虑职务提拔、职称晋升问题，还有家庭制约，多数敢怒而不敢出头，暗地里表示支持的很多。在群体抗争中大家寻找安全途径，希望不要“出事”，开始时有人不敢签名，后来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上访同样如此，开始时人少，看看没事后参加者就多起来，但到省委上访很多人还是有顾虑。写小字报也是一样，开始时很少有人写，贴的多了很多人就跟上，但署真实姓名者仍然很少。10月6日到学校上访，校长不出面，等接待过程中举行演讲会，有人做了记录，我整理后贴出去但很快被教工撕掉，因为其中提到很多发言者的名字。有些人虽敢在会上讲却不愿以真实姓名发表，说明很多人在维权过程中心存恐惧。
为使大家增加安全感，签名时往往要把一些知名人士排在前面。四十人到省委上访，当被要求推举三位代表面谈时，选出的全是共产党员，很多上访、请愿、示威活动安排老人、妇女在前面也是这个道理。
山大分房抗争的成果
山东大学教工最近一次的分房抗争活动持续几个月，校内教工以各种方式维权，有人还利用中共党的会议、民主党派会议的机会发表批评议论。这次抗争带来了以下几项直接的结果：
其一：迫使学校改变原来的分房进程。学校原来规定的选房交款期限在04年11月底前截止，由于教工的不懈抗争只得推迟五个月，到05年4月公布新的分房方案，月底截止交款。推迟的五个月中，教工的意见得到了充分、公开的表达；其二：校方出台修改后的新方案，做了些让步和调整，使离退休教工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照顾。如改变了退休正教授、离休副教授必须在博导、二三级岗干部之后挑选住房的规定，可以和他们并排挑选住房；其三：一部分住房的一二层只准离退休教工挑选，使年老体弱的老年教职工避免爬楼之苦。
山大教工的抗争尽管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分房方案，但还是争得了一定改进，使大家受到鼓舞。
分房之外的成果
分房抗争的另一个间接成果是大家争取到了在公告栏中贴小字报、就校内实务发表评论的权利，这个权利一度被有些干部置疑，但大家奋力抗争，小字报还是保留了三个多月时间，也为以后的维权抗争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和平台。这次抗争的结果还说明了谁抗争谁受益，积极参加抗争的群体（主要是离退休教工）受益更多，而一部分在职正副级教授和一般干部，由于顾虑太多、参加抗争深度有限，最后受益也较少，权益受到更多损害。
抗争过程说明了自己的权益要靠自己去维护，不能等待恩赐，这种道理如果深入人心，必然会推动公民维权活动的发展。抗争过程对参与者、观察者都有一些教育，也培育了一批积极分子。还有一件事被认为与这次分房抗争有关，2005年1月济南发放“同城补贴”，在济南市只有山东大学正教授每月的补贴是405元（相当于副厅级），其它高校正教授的该项补贴都是320元（按处级干部发放）。“正教授应该享受厅级待遇”正是山大分房抗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据说有关方面考虑如果在“同城补贴”待遇上让正教授只享受处级待遇，会为山大分房风波火上浇油，所以给了他们厅级待遇。
当然由于现在的大环境和体制限制，要想在一个地区和单位内争取到根本的公正也是不可能的。住房分配也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个过渡性的问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这种问题会逐步消失。但公民的维权活动会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是个长期的过程。
从分房风波透视“特权”
山东大学现在是一个有上万名教职工的大学，是现有体制下的一个基层单位。计划经济下一所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有人说大学除了火葬场不办别的都办。大学实际上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缩影，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在大学也都有反映，从这一点上看，大学和社会上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并无不同，通过一所大学可以透视整个社会。
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一个充斥着特权的国家，大学里自然也少不了特权，山大的分房问题更是突出反映了这种特权现象。早期高校分房按总分排队，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利益就提出了分批挑房的“草案”，即校领导和管理关键岗（主要是院长、院党委书记）在第一批先挑住房，剩下的第二批再挑，包括二三级领导岗（包括正处级领导岗、系主任），第三批才是正教授（后来经过抗争提到了第二批），然后是副教授、副处级及其它。这样的方案总体来讲是为了维护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的特权利益，而且为了不要太“露骨”还添加了些装饰，在第一批的九十三人名单里包括了七名“长江学者”，其他的八十多人则多是校领导和管理关键岗。
近年来大陆维权抗争风起云涌，基层的经济维权更是一项普遍的维权活动，经济维权的自然引申就是政治维权。凡维权都有相似的内涵：其一，要有维权的意识和信心；其二，集体维权必须有一定途径，签名信、小字报、上访请愿、申请游行示威，都是可行的方式和途径；其三，要有维权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这些人正是通过基层的维权逐步锻炼出来的；其四，中国的维权抗争是个长期的过程，会产生一批热心公益的公民个体和民意代表，他们扎根于民众并受民众拥戴，将来中国若实行民主竞选，他们可能会脱颖而出而成为政治人物。这是中国的草根政治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组织工人反对物价上涨、争取结社自由，从这些维权抗争开始，扎根于工人之中，最后取得自由和民主，出身于工厂电工的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后来成了波兰的民选总统。
程序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分析山东大学的分房方案，明显感到是为校领导和管理关键岗等干部设计的方案，使他们能优先分房。为什么这样的方案能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经过了什么程序？
山大分房方案的最后决策机构是两个，一是“学校党政联席会议”，二是“教代会主席团”。“党政联席会议”由学校的党委正副书记、常委、正副校长们组成。“教代会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是各院、处级领导，即所谓处在管理关键岗的人员。他们自己坐在那里制定方案，把自己排在最前边，挑选最好的房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谓“批次”是官本位的产物，利益按官职大小分配。
分房中出现了奇特的现象：每一次分房都是从大到小各级官员枪好房的时候，他们从新房搬到更新的房子，上一次分房时他们已受照顾住进新房，下一次的分房他们还要“优先”，又挑到更新的房子，群众把他们称作“搬家专业户”。工龄五十九年的生命学院的黄浙老教授，今年九十岁，累计积分一万多，竟排在两三千分的处在“关键岗”的徒子徒孙的后面分房。黄教授在分到房子、交款后三五天内，还没住进新房就去世了，对此教授们唏嘘不止。所谓“关键岗”只是一种流动性的、年年变化的、由领导人决定的岗位，怎能和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科学家、老教授相比呢？
这次分房属于“集资”建房，出资方面大家平等，理应由出资者选出代表来制定分房方案。但山大分房没有这个程序，而是由校领导和关键岗的成员来决策，利益当然会向他们倾斜。所以说程序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程序和制度的不公正是最大的不公正，清醒的人们应该在程序和制度上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5年5月14日于山东大学
（《参选纪实》，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12年）
（另一个版本《山东大学分房抗争的启示——兼论维权与草根政治》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