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我的《未来民主中国制度设计》
即便民主转型相对成功，人们也未必就能拥护民主，反而可能因种种原因对通过民主政治达成诉求丧失耐心，重新拥抱威权。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本来已经推翻了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实现了民主化，并通过普选选出了伊斯兰民主主义立场的总统和国会成员，选举也公正透明，没有舞弊。但在选举中失利的政治势力却不满这种选举结果，继续进行街头抗争乃至暴力行动，以及耍弄政治权谋，国家动荡不安。最终，埃及军方出手干预、发动政变，在部分民意背书下推翻了民选政府，总统穆尔西和执政集团国会议员皆被逮捕、大批相关人士被杀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军人独裁的状态（虽比穆巴拉克时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后来，民选总统穆尔西因多种疾病交加死于狱中，而前独裁者穆巴拉克却重获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军方虽然是政变的决定性力量，但如果没有民众对民主政权的攻击、反对派做出各种超出民主法治范畴的政治破坏行动，军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势。
而另一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转型相对更加成功的国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实现了民主与和平，各政治势力也达成了妥协和实现权力共享，民权民生都有巨大进步。但数年后，民众却选举出了一位威权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凯斯·赛义德），还在最近的修宪公投中赋予总统更大权力、削弱议会权力，让政权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权成分加强。
而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去军政府统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选出了为军政府暴行辩护、公然鼓吹独裁、打压女权和原住民权利、削减乃至废除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种丑恶言行的总统（博尔索纳罗）。
今年5月的菲律宾大选，前独裁者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以58.77%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他在当选前后皆否认其父为独裁者、拒绝为其父亲的罪行道歉，还称赞其父的“政绩”。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优势击败其他多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而根据其立场和表现，虽然不至于像其父那样成为独裁者，但起码又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敌视自由和人权的总统。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复杂，而简单来说就是民众政治素养不高、对通过民主程序达成诉求缺乏耐心、不能体谅和尊重其他群体个人利益、拒绝“利益均沾”而倾向于“胜者全得”、各种诉求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对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国家的民主化除菲律宾外，另三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已相当成功，不仅政治民主、法治进步，即便经济上也不差于此前专制时期。但是人民却在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后，不珍惜且滥用。在专制威权的暴力与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蝉，即便被各种压榨羞辱都唾面自干，政府给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实现、人民获得权利与自由、物质供给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码比专制时代公平）后，人们却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试图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强调自身的利益，却又反对其他群体和个人的诉求。尤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是会双重标准、损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对劳工权利（例如中国）、男性捍卫人权但反对女权（例如巴西）、主体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对专制但对少数族裔和LGBT群体施以压制（如匈牙利）、城市中产要民主但抵触人多势众选票多的农民（例如泰国）。
如果政府如果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与诉求，以及他们觉得政府对各群体中有“偏袒”，就会试图“掀桌”，轻则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扰打击执政者，重则通过暴力在内各种手段破坏秩序。而民主政权既不便又不能像专制政权那样肆意镇压和管制舆论（如果是有限镇压和管制，反而激起人们逆反心理，并利用政府“手软”和社会空隙反抗。而无底线的镇压和完全的管制，只有专制政府做得到），于是人民肆无忌惮破坏秩序，政治愈发动荡，转型和建设也就停滞不前，然后人民更加不满，以此恶性循环。经过各种折腾后，人民越发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执政者也对人民失望，国家治理糟糕，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各种强人和暴力机构介入，专制时代的旧势力往往也会卷土重来，国家重新变成专制或威权。这时候的人民大多数“折腾够了”，想再“折腾”的又会被上台的强人和军方镇压（他们可没文官主导的民主政权那样宽容），反而不再像拥有充分民主自由情况下那样勇于反对、反抗了，秩序也稳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数或起码一半选民直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威权领袖或独裁者，如在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发生的那样。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后，反而通过自由破坏了民主，用民主扼杀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讽刺和吊诡，但现实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还有，即便人民并不激烈的反对民主政权，但是在民主政权面临强权颠覆和暴力攻击时，往往选择袖手旁观而非积极捍卫，这就导致民主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当军方出手解散民选的政府和国会时，除了执政集团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数民众并不积极反对军人政变，而是漠然视之甚至幸灾乐祸。民主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却并不珍惜。即便人民争取到了民主，也并不能始终积极的捍卫民主（尤其民主政权无法满足自身诉求情况下）。
当然，人民的一些行为是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专制时代常年被暴力压迫和剥削，不能自由发声，还缺乏公民素养和参与民主政治的训练。民主化之后，受尽苦难的人民就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想要尽可能弥补专制时期的损失。例如专制下无钱上学和治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选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化后的政府显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人民就因此对民主失望，处在痛苦中的人民就会反对政府、破坏民主法治秩序以发泄其不满（难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挣扎的病患、无钱缴费而焦头烂额的家属冷静的体谅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乱许诺福利的民粹人物蛊惑？哪怕政府并没能力帮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费医疗，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们可以开空头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暂时可以满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导致更多祸乱））。即便民主政权给了一定福利保障，他们其实仍然不会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前受到亏欠而有补偿心理的民众更是如此。
民主下舆论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经在专制时期并没有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人，不知言论自由边界和节制而肆意发言，各种极端和暴力言论都会出现，从不敢批评变得无论是非对错都批评谩骂。以前专制时任何不满都难以发出，而有了权利自由，终于“翻身”“扬眉吐气”，一点不顺心就对执政者投反对票或各种示威游行乃至制造暴力。越是贫困和暴力，人们越倾向于寻求、参与、支持具有刺激性、极端性、攻击性的组织和相关主张/政策/活动。这些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前面的专制者的暴力与高压、愚民与虐民导致的（虽然也和人性的欺软怕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非理性的本性有关）。
另外，对于没有经历过专制威权时代和暴力统治的人们，往往并不了解专制和暴力的可怕。他们只看到民主政治下的各种乱象、精英政客当权的虚伪敷衍，就以为这是最坏的，并幻想政治强人、民粹人物、“爱国军人”能够力挽狂澜、亲民和蔼、务实公平。这种寄托有时的确会部分成功，如朴正熙缔造“汉江奇迹”。但其实这种成功恰恰是少数，大多数“僭主”的统治都比建制精英更加残酷无情，对老百姓更无体恤或只选择性的支持一些群体（当然是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实现的），执政更无科学理性，经济社会一团糟才是常态。亚非拉各种民粹人物，如叶利钦、查韦斯、祖玛、卡扎菲、萨达姆、阿罗约等皆是如此。即便如朴正熙、墨索里尼、皮诺切特、佛朗哥等强人的经济绩效不错，但显然牺牲了自由、民主、人权，更是以一部分政治异见者生命为代价的。如以人权为第一评判原则，那这些政权统治皆弊大于利。
但即便如此，许多国家的人们仍然渴望政治强人和军人政治，如巴西就有包括一些卡车司机在内的许多巴西民众公然要求恢复军政府统治、结束左翼政权的低效和腐败，为军人独裁唱赞歌的博索纳罗也正是借助这些支持在2018年当选总统。而根据《卫报》采访，这些卡车司机其实并不真的了解军政府时期的巴西如何，只是将那个他们没经历过的旧时代当成理想的另类“乌托邦”。而BBC也曾报道，“阿拉伯之春”后的许多国家民众对民主和公民运动厌倦，认为选举投票换不来美好生活，竟然开始羡慕专制下经济发展较好的“中国模式”。虽然如果他们了解到“中国模式”下，经济虽有发展但大多数民众收入极低（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200人民币）、社会保障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国企大企正式工人和农民几乎毫无福利，他们一定不会羡慕。但大多数民众无力了解这些，只是因为厌倦和痛恨所处现实，就不惜选择更糟的制度和人物。
而且，各国人民对民主化后民主政权的不满和反抗，几乎全都有专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种旧势力的挑唆和鼓动，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观上，人民这些行为破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最终也会伤害自身。中国民主化之后，此类事情也完全可能发生（其实以前就已经发生过，民国部分时期（1927-1937、1945-1949）民权民生都尚可（相较满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数人民还是激烈反对国府、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连不断，还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支持共产党）。）
不仅普罗大众会破坏民主，各色政治势力、各路政客，也会为一己之私不惜影响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碍政府运作和政策出台执行。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即利用拥有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通过各种程序阻碍总统袁世凯的施政，有些出于公心，有些则出于私利。而韩国的张勉政府时期，同样陷于政客们的明争暗斗，政府效率低下，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迟迟没有进展，也给了朴正熙等军人政变的可乘之机。权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总是议而不决、延宕拖沓，那对国计民生必然害多于利。
更糟的是，在政治乱局中，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其他具强烈排他性和危害性的势力，往往会趁乱崛起。这些极端势力往往极具煽动性和暴力性，并以此招揽大众和扩张地盘，对正常的、温和的、宽容的主流政治力量造成冲击和破坏。这些势力无论立场还是行为都非常极端，主张也普世人权、损害社会多元。一个世纪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以及他们击败温和的民主政党篡夺大位，就是明证。而美国“大卫教派”、美洲的“人民圣殿教”、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兴衰和为恶，表明在颇有法治和民主的国家，邪教力量也会兴风作浪。而民主法治和公民教育欠缺的发展中国家，类似组织更多也更为得势，阿富汗塔利班两次夺取全国控制权、索马里青年党在索国横行无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大规模绑架和杀害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学师生，都是典型的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