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内容有所争议，本文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具体各国情况是否如此，还请参考各国的具体现况
“政治正确”面具下的虚伪与真实
回到对“政治正确”的讨论上来。反对“政治正确”者除了对“政治正确”内容本身的反对，还会从“政治正确”的现实影响来否定其价值。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声称，强行要人们遵循“政治正确”，就导致人变得虚伪，擅长撒谎，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据此还攻击各种赞成和遵守“政治正确”者是“假正经”、“假慈悲”、“装样子”。例如中国互联网平台就常常声讨西方“白左”的“虚伪”和“慷他人之慨”，认为这些看起来同情弱势、鼓吹“政治正确”的进步派是“圣母婊”。
那么，“政治正确”的确造成或助长了人们的虚伪和谎言吗？首先，这无法一概而论。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对于有些人，“政治正确”所要求的东西本来就是其发自内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准则，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的约束，其都会保持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各种人士的尊重，并对弱者有着真挚的同情；2.另一些人则对“政治正确”内容无感、没有强烈的赞同或反对，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一般选择遵从，循规蹈矩的过日子；3.而还有一些人，的确是表面上不得不遵从“政治正确”的要求，但内心里对女性、黑人、同性恋等十分厌恶，对犯罪和灾难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内心幸灾乐祸。不过，因为“政治正确”的束缚，不能表达出来。他们将歧视和鄙夷藏在心里，或者以其他隐蔽的方式表达，如在比较私密的场合或匿名环境下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4.更恶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确”，暗中却想方设法欺骗弱者、坑害他人。5.本来并不反对或者强烈触犯“政治正确”所反对的东西，但恰恰因为有了明确的“政治正确”禁忌，产生逆反反应，反而故意的、更加激烈的触犯“政治正确”。
对于第一种，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影响他们对待弱者和他人的态度、行为。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没有法律约束也不会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事。对这样的人，“政治正确”没有多少实际影响。但“政治正确”的树立，是对这样的人自觉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于对当事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对于第二种，“政治正确”就像学校里教的文明礼貌的学生守则，起到一种对言行的规范和引导，有利于这些一般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习惯。而对这些人的价值观和内心，即便他们不那么热衷“政治正确”，也不至于逆反，仅仅是相对无感罢了。
对于第三种，的确算得上是虚伪的、两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确”者批评“政治正确”，也正是以这样的人为例。这种人的确品质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诚实和口是心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治正确”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确”对各种言辞恶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阴暗者的约束。
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政治正确”造就了这样的“伪君子”。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正确”，这些人就会成为“真小人”。关于“伪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坏，也是一个长久的争议话题。“伪君子”的危害主要在于口是心非，擅于伪装和欺骗。但是，如果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方式坑害、伤害你，尤其你加强防范的话，他们并不能对你产生多大负面影响。而“真小人”则不仅可以当面恶心你，背后当然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好事。这样的人的确比较容易发现。但其实，他们之所以敢对你“小人”，大抵还是你相对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过其青面獠牙的举动了解其恶，也未必有什么办法阻挡。如果你强大，他一开始也就不敢对你耍小人行径。相比而言，起码我个人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加恶心。
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伪君子”的一面。毕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欢也难真正相通，在人际关系中也普遍是“近则不逊远之则怨”。一个人不公开的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不因一些仇怨当面辱骂斥责结怨者，已经是一种克制与尊重。至于内心如何，是没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肮脏龌龊的世界受伤受辱后，也会萌发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对着仇人乃至无辜的弱者说一些肮脏丑陋的话以发泄愤怒。歧视、偏见、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并因人在社会中的遭遇和冲突而诱发与放大，很难从内心彻底拔除。只要这些歧视和仇恨没有付诸言语和行为的实践，没有公开对着想伤害的当事人进行侮辱威胁骚扰，那就只能当做没有发生。所谓“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确”正是这样起到这种约束，让人们在冲突和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确”虽然让人相对虚伪，但也减少了许多冲突和仇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因为各种口角而诱发。尤其是“骂人揭短，打人打脸”，就可能结下天大怨仇。面对相对弱势的人和群体，攻击其伤疤、指斥其短处，攻击者一时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发反弹，然后互揭伤疤互击软肋，社会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气吞声，转移伤害给更弱者，社会更丑陋黑暗了。这都不是什么好的状况。而“政治正确”正是明确禁止类似行为，以减少社会戾气和仇恨，保持社会和谐。人们不说的确会憋在心里，但也比充斥于社会中更好。对于憋在心里者似乎不能出气，但其实也是在保护他/她不被更强者同样攻击。
而第四种人很是可怕。他们不能当面讲出来，就转而暗箭伤人。对于这样的人，“政治正确”似乎是起到负面作用，也的确是有些负面作用。但如果一个人或者群体恶毒至此，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会干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压下，一些人通过阴暗隐蔽方式规避法律去损人利己。但如果没有法律，这样的人就老实本分了吗？显然不太可能。他们的阴暗败坏，不能怪到“政治正确”头上。
因此，“政治正确”的确可能让一部分人变得虚伪、两面派，但整体上利大于弊，更多起到了对人们尤其社会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约束。
而第五种人，则似乎反映了“政治正确”起到了反作用，即推行“政治正确”并据此对人们进行规训，反而促成了许多原本并不主动去触犯“政治正确”的人，因进步派建制派对“政治正确”的反复强调和各种戒律压迫，感到愤怒不满而逆反行事，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弱势群体更受伤害。这也是反“政治正确”者最主要的理由。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包括谣言、阴谋论、仇恨言论、贬损他人包括弱势群体和各类受害者的言论），以发泄情感、疏解压力，这样社会反而更为和谐。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真的应该因此放弃“政治正确”的规训吗？
并不是。的确，“政治正确”的规训，的确导致许多冲突和逆反。但如果没有“政治正确”，那无论网络言论还是现实舆论，都会比没有“政治正确”或弱化“政治正确”，更加充满谣言、阴谋论、仇恨和侮辱性言论。而所谓让人发泄抒压，只是让相对强势者通过贬损各种弱者和受害者而得到心理满足，代价则是弱势群体承担。而且，仇恨言论下不同群体和个人必然发生更多矛盾冲突，会更加恶化舆论环境乃至危害现实社会。这比因“政治正确”规训导致的逆反造成的破坏，要严重的多，也更容易失控和导致现实中的暴力。
“政治正确”规训的影响，很大程度可以用法律来比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即便在民主国家执法也不尽公平，并且因此及其他原因，导致许多人故意违反法律，做“法外狂徒”以获取非法利益、满足逆反心理及获得称赞。但法律及相关司法与惩罚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利大于弊，让绝大多数人都能遵守法律、不去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逆反者是少数。如果没有法律，的确没有了逆反者，但必定遍地是违法犯罪，人们之间互害及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必然更加肆无忌惮。与法律一样，“政治正确”的存在当然也是利大于弊的。
再谈另外一个问题。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确”的人们，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虚伪、双重标准、两面派的“圣母婊”吗？
这同样无法一概而论。欧美、港台、日韩、中国大陆，乃至欧亚非拉其他各国各地，都有许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确”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较符合“白左”、“圣母/圣母婊”特征的。总体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确”，这些人身份、价值观、言行都非常多样，品性也各有特点。我自己也接触过不少类似的人。
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虚伪，而是双重标准。一些支持“政治正确”、价值观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对一些进步价值观和立场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属群体利益时，就放弃同情弱势、主持正义，甚至把作为相对强势的自己群体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势的价值观来掩饰其群体及祖辈之恶，维护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还有一些港台自由派进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谈进步思想，一方面对仇视和攻击大陆人的行为网开一面，以及表现一些表里不一的行为，例如某媒体的创办者zxx。虽然有些事如果换位思考也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无可非议。
而如果说“虚伪”，这个涉及的范围就很大，定义也不那么准确。何为虚伪？口头宣扬正义实际当键盘侠是不是虚伪？某种程度的确是。但如果这样算，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虚伪的。而且如果干脆连口头的发言和讨论都不参与，岂不更加犬儒？在言语上支持而没有实际帮助是不是虚伪？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头的声援乃至一个联署，在充满各种风险压力的世界，已属不易。何况有时人与人远隔重洋，本来也不可能在现实里帮上什么。只偶尔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质、金钱和精力，象征性的帮助他人，是不是虚伪？很多人也认为算。但其实能做到这样的人，起码在中国人中，相对芸芸众生已非常稀少。如果这还嫌不够，岂不是“升米恩斗米仇”？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的。那么欧美各国的进步派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们是不是虚伪的“圣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陆港台的，在欧美支持“政治正确”和价值观为左倾进步的人中也能有许多对应者。双重标准者、有所虚伪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欧美真诚的、不双标的、付出更大代价的进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进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实际付出。从宏观上看，因为他们收入都较高，所以他们在进步派掌权时都需要缴纳不菲的税金，正是这些税金成为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来源。可以说，除了极贫困者，欧美的进步人士，无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是选举了对其征收高额税收的进步派大政府，以个人收入来支持进步政策的。其税负还很高，每个人交的税占收入的20%-50%（最高的还有75%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这可算是真金白银的付出了。而他们本来是可以选择支持低税收的小政府的。（当然，也有人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措施，让那些并不愿意支持弱势群体平权的也付出了税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这些进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会每个共同体都需要遵守“社会契约”，包括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何况，保守派也往往推动各种印钱和减税政策，让全民为大企业的亏损和破产买单。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这些还算某种程度的强制，还有个人额外的自愿捐款。美国进步人士在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救助和日常对贫困群体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会有捐款。而倾向进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国人说他们为了避税，或许部分比较吝啬的富豪（如贝佐斯）是这样，但还有很多如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为例如非洲饥荒、南亚洪灾等积极捐助，拯救了无数生命。
而难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欧美进步人士的真诚。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欧美累计接纳了数千万来自战乱和贫穷地区的难民和移民。除了少数因曾为美国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营救和安置，绝大多数难民都是被左翼进步派或倾向进步阵营的中右立场的人士接纳。就像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高峰期，仅德国就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而对难民的住房安置、资助、生活帮助等，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在付出。许多家庭将自己家的房间腾给素不相识的难民居住，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而欧美各国进步人士对本国弱势群体的支持帮助，更是长期持续的。最典型即关于残疾人的各种设施、服务与协助。在欧美国家，很多公共场所都有完整实用的无障碍设施，如残疾人停车场、残疾人专用楼梯、残疾人助听系统等。包括许多公交车都有专门方便残疾人上下车的工具。这些都不是摆设而是一直有人维护。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残疾人都可以畅行无阻。而这些设施及服务需要的资金、人力等非常庞大，需要巨额的资源投入建设和维护。而残疾人自身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大多数当然是从健全人的税金中获取。另外，修建这么多关于残疾人的设施及配置服务人员，也会占用健全人的资源和空间。但欧美大多数国民并无怨言，进步人士更是强烈支持。这些都是他们付出的实实在在的代价。
即便如此，一些国人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西方“白左”的虚伪。例如他们认为以上的行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现在又利用专利和贸易红利获取丰厚利润，所以才拿出残羹剩饭支持弱势群体。这种施舍只是改良，“政治正确”也是遮羞布，并不能改变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现实。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西方一些进步人士尤其极左势力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显然，他们做的已经很好了。换成中国既得利益者，可是不仅一毛不拔，还想更多从弱者那里捞取利益。
至于更加“彻底”的革命，无论苏联还是曾经的中国，都进行过，结果不仅没实现平等，还导致更恶劣的腐败和特权。虽然有一部分“劳苦大众”做到了彻底“翻身”，但无非像古代农民起义胜利者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且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和肆无忌惮。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一系列改革，却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权尤其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还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远超各种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国人口口声声支持“彻底革命”，赞扬西方激进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齐泽克，却反对温和进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进，其实他们知道越激进越不能实现，也难以在中国复制，他们才支持。对于主张现实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国推行）、真正能够威胁到他们既得利益的温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惧。这也反映了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内心（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出于阴险动机，而仅仅是喜欢相对极端和纯粹的思想）。
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天堂，“政治正确”也不是灵丹妙药。一些支持或标榜“政治正确”的欧美政客和民众，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会利用“政治正确”来搬弄是非、谋取私利。例如旅加华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经写过多篇关于加拿大“政治正确”的文章，有时事评论，也有亲身见闻。这些评论和见闻让人窥视到发达国家“政治正确”的复杂性和一定的虚伪性。
例如一些人对华人种族歧视，但是如果你反击他，他反而会攻击你种族歧视他。一些族裔还利用“政治正确”护身符纪念一些伤害华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日裔纪念所谓“终战日”和“广岛/长崎原爆（核爆炸）悼念日”）。还有“政治正确”在不同场合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对宗教宣传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内容和层级的“政治正确”还会相互冲突，想搞清何者优先何者靠后，也需要一番功夫（虽然我认为那些“政治正确”的先后次序是很有道理的）。
而加拿大政府包括进步势力在原住民处境等问题上的表现，如放任原住民居住区犯罪的滋生、缺乏对原住民融入主流社会的进一步努力、没能更好保护原住民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安全等，也反映了发达国家“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虚伪和局限。而在欧洲、澳新，估计也是差不多的。
诚然，西方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政治正确”也不是那么美好，很多进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诚热情的人也只是相对少数，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整体上，西方进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许多实际的代价，如金钱、精力、生活空间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知行合一”。这已经远远好于中国陆港台的绝大多数人了。这也说明，他们支持“政治正确”，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将所称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且相对于那些不讲“政治正确”，连相对虚伪的态度都不表示、有限的努力都不付出的，欧美所做已经不错了。
关于“政治正确”实践中要求人们积极表态（所谓“强迫站队/逼人表态”）问题
在涉及“政治正确”的议题上，起码欧美国家存在一种现象，即要求包括政界、学界、明星、社会活动家等各界知名人士明确支持某个观点和站在相应立场，并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有时，还会促使民众也积极为某些意见发声，并同样站在某个特点立场、公开发表相应观点和言论。
这在涉及反对对黑人、印第安人进行种族歧视，及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反犹主义等仇恨特定信仰者言行，反对否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罪行、反对否认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屠杀、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行存在等议题上，相对非常突出。每当涉及这些，或者有势力和个人发表相关歧视和仇恨言论，乃至对受害群体进行现实攻击，欧美各界往往都要求积极发表对歧视、仇恨、否认、贬损言论的驳斥，表明自己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承认、对罪恶的谴责。在涉及弱势群体个体受害者如性侵害受害者的争执中，按照“政治正确”支持者的要求，也是促使从名人到一般平民不仅不应贬损受害者，还要积极声援受害者。
此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国家机构到环保组织，也都敦促各国政要和相关学者明确承认并向公众说明气候变化的危害，还要公开驳斥“气候变化怀疑论”。而在疫苗问题上，许多国家政府机构也要求相关专业学者说明施打疫苗的必要性、驳斥有关疫苗问题的种种阴谋论。如果这些学者和知名人士保持沉默或不置可否，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被免除职务或调离相关职位。
这令许多自称要捍卫“言论自由”者的不满。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其动机和理由主要是要捍卫无限的“言论自由权”和“缄默/沉默权”。这些人大多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论怎样的言论，即便是无稽之谈的谣言、各种诽谤他人的言论，也都应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他们也认为，沉默是每个人当然拥有的权利，连犯罪嫌疑者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的确有法律为之背书（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而在中国，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对基于“政治正确”的“逼迫表态”更加不满，因为这让他们想到毛泽东时代普遍的“逼迫表态”、表达对党和领导人忠心的行为。而如今中国仍然存在类似的政治性表态，如央视公然打出“党媒姓党”这类露骨的表忠标语、地方大员落马后当地官员必须表态证明对领袖和中央的忠诚、明星大V在涉及香港、台湾、新疆等政治问题时都要发表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或转发党政机构账号的声明）等，都是专制高压下强迫忠诚和思想统一的例证。这都令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对“逼迫表态”十分愤怒。因此，他们也对西方“政治正确”中要求人们表态站在某一方、明确表达观点立场十分反对，乃至因此连“政治正确”本身都厌恶和反对。当然，中国反对“政治正确”及“强迫站队”的，理由往往也包括“言论自由”。
这些反对“逼人站队”乃至延伸到反对“政治正确”本身的理由，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但其实，“强迫站队/逼人表态”，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各国“政治正确”仅仅是一种非强制的指导，而非强迫人们都公开表态。当然，也有一些相对软性的“强制”，哪怕也只是道德层面而非法律上的强迫。
而且，如果了解所谓“逼迫表态”、“强迫站队”的背景和原因，就会发现相对于这种片面的认知，完整的事实真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在关于黑人/穆斯林/其他弱势和少数群体议题上，之所以要人们普遍表态对历史迫害事实的承认，以及对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语言和现实暴力的谴责，是治愈受害者创伤、保护弱势群体、消除不同族群间仇恨和对立、打击极端势力、维护社会和谐、促进未来的和平与进步的极为必要的手段和环节。
例如一部分白人对于历史上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和殖民统治进行粉饰，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各国新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不仅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也导致现实的平权运动、族群关系/外交关系遭受损害，导致各种隔阂对立加深，为更多冲突埋下祸根。而极少数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乃至线下活动，对屠杀受害者进行侮辱嘲笑、对受害族群进行挑衅，更是会加剧族群之间的仇恨，并导致现实中各族群的冲突，而屠杀受害者所属族群更是容易在冲突中遭受心理创伤，乃至在现实博弈中因心理劣势而失利，再次遭受曾经伤害过本民族的其他民族的欺凌、压迫、剥削。
即便否认历史、侮辱受害族群的，只是加害族群中极少数人，但他们的刺耳言论更加突出，尤其在互联网上影响力更是会放大。而且一般而言，承认历史罪行、不否认屠杀等历史悲剧的，往往是沉默状态，并不积极发言，活跃的恰恰是这些否定历史、挑衅受害者的恶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否认历史罪行、挑衅受害者的人，所发表的仇恨言论，往往是非常具有攻击性和破坏力的，如果没有团结一致的反驳和干预手段，很难阻止其播散丑恶。例如对日军在韩国、中国征召“慰安妇”问题上，许多日本极右翼网民乃至部分中国逆向民族主义者，往往会以“慰安妇是‘自愿’‘卖’的”、“婊子”、“支那贱畜”、“韩畜”等反人类言论（乃至更加难以复述和启齿的言论，可以自行查找和想象）侮辱受害者，正常人根本无法反驳，因为对方完全是流氓下贱言论，没有基本道德底线。对这些人既无法以道德约束，也不可能以道理说服。这也会让那些恶人更加嚣张和肆无忌惮。
而在双方皆有理由和过错的族群纷争冲突中，仇恨言论同样泛滥成灾。无论印度的印度教徒与国内穆斯林及巴基斯坦网民，还是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伊朗什叶派波斯人与沙特及阿联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都经常在各互联网平台乃至游戏聊天频道互骂，包括发表涉及种族灭绝、大屠杀、集体强奸等反人类言论，各平台虽有各种限制措施，但很难禁绝类似仇恨言论，其往往通过词语变体、比喻影射、发送相关含义图片等方式继续散布仇恨言论、诋毁和挑衅对方。而他们的言论同样会因其具争议性和刺激性，得到不成比例的高度注目，并引发更多人反应和参与。
因此，极少数恶人往往可以营造一种整体所属族群乃至整个互联网都在否认历史、诋毁受害者、攻击对立族群的舆论气氛。在这样的情形下，极少数人的恶行，在被攻击、侮辱、挑衅的一方看来，不仅自己整个群体受到侮辱伤害，也会认为是对方整个族群持这样的立场态度，进而使用各种同样具攻击性的言辞回击（如日本网民拿南京大屠杀攻击中国网民，中国网民即以广岛长崎核爆反击日本网民；犹太人被阿拉伯人调侃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则以阿拉伯人在四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被屠杀来反讽）。这些仇恨言论不断播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导致网络舆论越发激化，并且由虚拟空间的骂战变成现实的仇恨、由个体的冲突变成群体的对立。有些历史事件本已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化，但网络仇恨言论尤其直接对受害群体/受害者后人的侮辱攻击，重新激起了仇恨与对立，破坏了本已释怀的受害方的正常生活，有时会直接蔓延至线下（对现实的间接影响则更大、更加“潜移默化、深远持久”），也让本来平静的世界又趋撕裂。
即便在相对发达文明的欧美，不同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冲突，也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加剧。尤其在美国，针对黑人、穆斯林、亚裔等族群的歧视乃至侮辱言论，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有。
很多人曾经认为，这些仇恨言论只是互联网虚拟平台的“口嗨”，不会对现实有多少影响。但现实是，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言论、舆论，深刻影响了最近十多年的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才正面看，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即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发生和扩大的，人们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与抗争有关的信息，成为启蒙和助力各国民众颠覆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和“围观改变中国”及一系列具知名度的公共事件得到国人广泛关注和参与，也是中国互联网普及对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表现。
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双刃剑”，在促进反抗专制的革命与公民运动同时，更催生了基于族群、身份认同、价值观、利益纷争的各种仇恨言论、谣言与假新闻、阴谋论等。从“希拉里性侵儿童”到“奥巴马是外国籍/共产党员”，从“气候变暖是大骗局”到“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种种谣言在美国传播。而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胜利后已在公共场合几乎绝迹的对黑人的歧视、贬损、仇恨言论，也通过互联网公然展示在公众视野之中。而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更是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制造假新闻和挑动族群矛盾来搅乱欧美政治与社会。
而欧美之外的世界各国，舆论环境则更加丛林化。印度教徒对本国和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各种侮辱和挑衅、马来西亚和印尼互联网上对华人的威胁、尼日利亚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对骂，中东各族群交叉互骂及各种攻击对方历史上被屠杀软肋的仇恨言论，以及同样胜于欧美的谣言和假新闻传播（如在巴西，极右翼对左翼建制派人士、女权和社运人士的诋毁），以及各国相同族裔和信仰者跨国联动（如尼日利亚基督徒对新西兰无差别屠杀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基督徒叫好、南非仍然保持种族主义倾向的部分白人和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联动、共同支持特朗普），都极大影响了各国族群关系和国际政治。
在这些仇恨言论、谣言和假新闻、阴谋论的影响下，2016年大选中发表数万条谎言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意外脱离欧盟、法国深受黄背心运动困扰、中欧北欧各国极右翼崛起或回潮，都是互联网仇恨言论对现实的深刻影响。
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巴西的博索纳罗，这三位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政治人物当选或连任领导人，都有互联网仇恨言论对弱势族群的攻击、对主导国家资源与话语权族群的凝聚形成的助力。而他们上台后推行政策，极为有利于主要族群（主体民族的男性），而对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尤其少数族裔女性）伤害巨大。这也导致国家内部的撕裂与对外冲突的显著加剧。现实中发生的许多暴力事件，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包括杀戮和强奸）、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印尼穆斯林对华人政治人物的袭扰、美国和巴西发生的保守派暴民冲击国会等反建制暴力事件，都反映了互联网世界对现实的影响是真实和巨大的。
而发展中国家关于疫苗、气候变化、避孕与堕胎、现代教育等科学、医疗、文教议题的谣言也更为泛滥，诸如“疫苗是西方种族灭绝的工具”、“西方教育是诱骗女孩堕落”之类谣言在南亚和非洲贫困落后地区非常盛行，严重影响了当地教育医疗的完善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尤为不利。
在中国两岸三地（陆港台），因为仇恨言论的泛滥及官方的放任甚至挑唆，成为陆港关系、陆台关系（尤其陆港陆台民间关系）急剧恶化的关键原因。香港本土主义在2015年前后迅速抬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已成为港人主流，固然有中共极权强化原因，但陆港民间对立情绪升高也是起到重要作用。而对立一方面是陆港现实利益冲突，但互联网上的互相攻击极大加剧了对立、刺激了港人本土主义情绪的滋长和强化。而在中国大陆内部，不同民族、地域、信仰、性别、性认同和性取向群体，也发生各种激烈冲突，只是因高压维稳体制而未明显蔓延至线下。
而导致这些仇恨和对立的始作俑者，往往只是各群体中一小撮极端分子，或者一些假冒他者身份的挑唆者（如普京雇佣的网络水军，挑拨欧美各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冲突）。虽然有些对立有深刻的现实和社会根源，但也有许多则是人为煽动起来的仇恨。或者，以前的确有冲突但是相对温和可控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则变得加剧和失控。
除了对群体的仇恨，一些恶人通过互联网对个体受害者的嘲讽，同样是极少数人制造的极大伤害。如对性侵害受害者/性侵指控者的质疑、贬损、嘲讽，就会给性侵受害者尤其女性受害者，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和新的创伤。这种舆论也会阻吓更多试图发声控诉的性侵受害者。如中国“Metoo”运动中的性侵受害者和指控者弦子（周晓璇），就遭遇男权分子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而日本的伊藤诗织也遭遇类似的伤害，网上的污秽猥琐言论比比皆是，这也导致她日常只能闭门不出，且即便在家也经常使用探测器检查有无被安装窃听和偷拍设备。京东刘强东案当事女性刘jingyao，从事件曝光后就被包括大V王思聪在内大量网民诋毁，她也被迫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退学。台湾已故女作家林奕含写书控诉被辅导教师性侵，其描述的情节反而被一些男性作为色情素材，她描绘的主人公也被当成意淫对象。
除了对性侵受害者，对遭遇殴打、欺凌、杀害、冤假错案等各种伤害的受害人的网络暴力，以及如孤儿、拾荒者、农民工、其他社会边缘人的歧视和谩骂，针对女性的性化羞辱及外貌攻击，在互联网时代也非常普遍。如江歌案受害者母亲江秋莲、江歌室友刘鑫，二人虽是对头，但也都是受害者，都遭遇了无数次网络暴力和“二次伤害”，不仅身心受创，日常生活也被毁掉。而人口贩卖受害者刘学州，在与亲生父母相见并发生冲突后被网暴，最终自杀的事件，同样是网络暴民造成的“二次伤害”。“德阳安医生被网暴自杀”事件，女当事人自杀不仅因为被冤屈，也是网暴中夹杂大量关于她女性身份的污言秽语。而艺人蒋劲夫殴打日籍妻子后，许多女性尤其有家暴经历的女性谴责蒋劲夫，许多男性在互联网上反而为其叫好，声称“打的好”、“有的女人就该打”、“不打不老实”等言辞，还使用“劲夫劲夫（一语双关，赞誉蒋劲夫是很有力量的男性、丈夫，打人很厉害）”等称赞他，这显然是对家暴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除了这种公共平台，在QQ群、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其他相对封闭的小圈子，往往存在更具针对性和持久性的网络暴力，包括辱骂（包括多人组团辱骂）、嘲讽缺陷和受害经历、威胁、人肉搜索、发表诽谤言论、散布照片及隐私信息等。这些分散在许多微型网络空间的网络暴力，对具体受害者杀伤力不亚于公共平台，甚至因为在圈子内部、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互相熟识，所以网络暴力更加剧烈持久、伤害更为具体“实在”，相对而言伤害更大、当事人更难逃避。我本人既耳闻目睹过他人遭遇的类似网络暴力，也有亲身经历。
这些对受害者、弱者的网络暴力，比针对一般人的网络暴力更具伤害性。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节已经做了说明，简而言之就是“伤口撒盐”和“落井下石”，其伤害不言而喻。除了造成直接伤害，还会阻遏各种受害者发声讲述被伤害的经历、揭露黑暗现实，导致其难以维权，社会也就不能充分了解弱势群体的苦难、理解罪恶发生的原因、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这反过来又会助长暴力和仇恨在暗处的滋生蔓延，恶人作恶不担心被曝光而无所顾忌，受害者也会放弃诉诸舆论而是以暴制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暴力冲突，人们只能在互害社会中恶性循环。
而参与这些针对受害者、弱势群体的网络暴力，其实往往也只是公众/圈子内的一小部分人。公共平台网络暴力虽然参与者众多，但如果从网民总数看，他们只占其中很低比例，大多数网民并不乐意参与网暴（而是袖手旁观）。同样，各种圈子里针对弱者的网暴，往往也只是少数抱团作恶者，如我亲眼目睹的千人大群中长期网暴他人者，也就是五六个人组成的小团伙。在学校、工作单位、组织机构圈子里，网暴某个同学/同事的团伙，也大多只有几个人，而很少有全班/全院/全单位一起上阵围攻的。
但就是这少数人，却因为其使用贬损、侮辱、仇恨等极具攻击力的言论，主导了圈子中对受害者的态度。如果是几个人抱团，那攻击力和破坏力更强、受害者更感到痛苦和孤立无援。而虽然绝大多数公众/圈子成员并未参与网暴，而是旁观甚至完全没有关心、不知道相关网暴，但这少数人足以营造一种整个圈子/平台/全网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网暴受害弱者的气氛，让当事人绝望，有时不得不退出互联网，甚至自杀。而且这些网暴中相当一部分会影响到现实中，通过人肉搜索、线下骚扰、举报、约架等方式，破坏其现实生活。如因政治立场不同，“五毛/小粉红”网民会通过“开盒”批判政府的人士，举报到后者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令学校或单位对其处罚甚至开除。而对各种弱势女性，一些网络暴民则以曝光性隐私为要挟，要求当事女性在现实中与其发生性关系，一些人得逞，未得逞者则通过散播女性隐私，包括发给女性现实中的亲朋好友，导致其家庭破裂、无法正常工作等恶果。
除了这些明显的伤害，各种突破“政治正确”禁忌的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尤其各种歧视和仇恨言论、对弱势群体的冷嘲热讽、“落井下石”，更是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对于受害的弱者，那当然是如“伤口撒盐”，令其痛苦、绝望、堕落、麻木，一些人甚至患上严重精神疾病和自杀。而对于旁观者，也会因为经常看到类似仇恨言论，而逐渐麻木，正常的三观被扭曲，对丑恶默认，在不公不义的现实面前低头。而加害者其实也会在网络暴力中受害，因为他们在加害时也充满戾气，心境不能平和，或者看似“平和”其实已扭曲麻木，丧失了良知与同情同理心，成为卑劣的人形生物。
总之，无论是针对弱势族群的仇恨言论，还是对受害个人的冷嘲热讽，虽然往往都只是社会中/圈子内一小撮人的行径，却对舆论有着主导作用，并能逐渐裹挟更多人参与作恶，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和个人造成严重伤害，包括心理打击和现实损害。而涉及到对族群的歧视和贬斥言论，还会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族群整体对立和全面对抗，所有成员都主动或被动的陷入网络和现实的暴力之中。而各种圈子针对个体的网暴，一小撮恶人抱团，足以盖过沉默的大多数，对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反复诋毁羞辱，以及营造和主导圈子的风气、价值导向、立场，乃至现实行为。
正如学者刘瑜所说，“10个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压倒100个、1000个一盘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糊的声音、迟疑的声音、中间的声音比较难以形成观念共同体，因为你缺乏激情，懒得行动，也不抱团……”善良的人不抱团，但是恶人是必定会抱团的，因为只有狼狈为奸、朋比交固，才能形成势力、肆意为恶。于是，极端的、仇恨的、暴力的言论占据了从公共舆论场到各种大小圈子舆论的主导权，并极化了基于族群、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差异的各群体的价值观和言行，导致仇恨和对立的盛行，并极大的影响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对于弱势群体、各种身心受害者的贬损、侮辱、否定、诬陷，更是让受害者二次受害、多次受害，乃至终身受害，弱势者处境更为恶化，且被逐出舆论场、丧失话语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不仅要反对人们发表反“政治正确”言论，还要人们尤其名人政要明确表态，反对歧视与偏见、承认历史罪行、驳斥阴谋论、与发表仇恨言论者“割席”、支持受害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声势上压倒发表仇恨言论的少数极端分子，展示官方的、统治国家精英的、族群整体的良善与正义态度，以维护族群和谐、人际和睦、国际和平。而本来是旁观者的社会大众，对弱势群体和受害者的发声支持，既可以遏制那些网络恶徒（有些在现实中也作恶，当然也有一些在现实中道貌岸然）滋扰攻击弱者的行径，也能为受害的弱势者撑腰打气，让她/他们走出阴霾、摆脱苦痛，也能正常的在互联网上活跃和发言。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句话，“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铺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历史上的种种罪恶，制造者往往都只是少数人，但沉默或附和犯罪的，则是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的默许和纵容，让作恶者肆无忌惮，且往往将更多人乃至所有人都裹挟进悲剧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就都是由少数狂人和野心家挑动，大多数人随波逐流而发生和扩大的。
文艺复兴旗手但丁也曾有言：“地狱里最为炙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之时还保持中立的人的”。中国如今社会的腐烂与败坏，固然在根本上是统治集团的专制所致，但那些精致利己的“岁静”，显然起到了某种类似于帮凶的作用。从声称害怕被讹诈而“理直气壮”的不救摔倒老人，到对极权暴政摧毁公益组织和自由派媒体漠不关心，中国就这样一步步败坏，并成为最近三年疫情期间发生种种丑恶（如“大白”滥用权力、居委会人员整人谋私、邻里相互举报、从核酸到隔离酒店大发“国难财”）的人心与社会根源。
这些曾经已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历史教训、在一些专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兴盛国家仍然在发生的现实悲剧，都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站出来对抗邪恶、张扬正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还有，在互联网对世界各国及各国民众影响极大、世界上大多数人工作生活皆依赖于智能手机和电脑、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的情况下，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已不甚分明，或者说互联网已经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平台上的不公不义，很大程就如同现实中的不公不义。虽然程度有时有别，但显然不是“虚拟”可以淡化和掩盖的。
正因如此，欧美国家的进步主义者，才在各种针对弱势群体的仇恨言论和现实暴行发生后，通过公开发言、参与游行集会、为受害方捐款捐物等方式，表明立场、支援受害者、与作恶者“割席”。如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从总统拜登到许多白人平民，都表达了对弗洛伊德的哀悼、对其家人的同情，以及又一次重申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而二战后清除纳粹、涅槃重生的德国，也不断明确反对为纳粹翻案的言行，并持续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每当世界上有些知名人士为纳粹翻案、美化纳粹和诋毁受害者，作为曾经的加害者的德国，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相关言行，并主动承认本国本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以打击美化纳粹者、安抚受害者。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助于化解仇恨和痛苦，让世界更多温暖与和平。而且，面对极少数但却颇能使用暴力和仇恨吸引注意力的恶徒，必须有超过恶徒百倍的良善之人，发出超过仇恨言行千倍的言语和行动，才能压制恶的滋生与仇恨的蔓延，让主流社会持久沐浴在文明良善之中。
族群主流群体（尤其位高权重、颇有影响力的政商艺文人士）公开发言和行动，与极端主义者“割席”，也是表明族群的态度立场，避免被极端者裹挟而导致两个族群全面对抗。例如美国白人中的进步派一直强调对奴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罪行道歉、推动平权政策，并明确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即是为了化解族群对立、维护美国多元社会的和谐。极端主义者的言语挑衅乃至现实暴行，目的之一即是为了制造对立、撕裂社会，以达成其极端化和暴力化的意识形态或利益目的。如果主流群体不能站出来反对之，那就会让两个族群整体陷于冲突。“沉默的大多数”的发声，则让极端主义者被边缘化，不仅无法主导舆论，也意味着挑拨族群关系的失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利于对弱势族群及历史与现实中受害者的帮助与安抚，让为恶之人压迫弱者、对受害群体二次伤害的图谋破产。
而最近几年香港和新疆发生侵害人权的悲剧之后，西方各国集体站队声援两地抗争者和受难者、谴责中共政权，以及俄乌战争爆发后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众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普京政权，也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一方面同情香港、新疆、乌克兰的受难者，也非常痛恨中共，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政治正确”，实在是缺乏逻辑、令人迷惑和遗憾。
不仅在涉及族群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如此，对于个体的、非意识形态而受害的弱者，公众/相关圈子内部的大多数人站出来，对加害者的谴责、对受害者的声援，也是同样的道理和价值。如女性遭遇性骚扰/性侵害之后，之所以忍气吞声，就是因为大众往往以“责备受害者”而非谴责加害者的态度对待当事人，其发声之后反而遭受二次伤害。即便其忍气吞声，加害者也会利用其不敢声张的心态继续骚扰和侵害。甚至还有一些加害者，利用对女性不友善的环境，在网上或线下明目张胆发表骚扰和猥亵言论，并且洋洋得意，而女性在孤立无援下反而忍辱受屈。
而席卷世界的以反性侵害为主题的“metoo”运动，正是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metoo”运动就是要女性勇敢发声，通过将性骚扰/性侵害的遭遇公之于众，打破污名，让人们了解女性被侵害的情况、改善女性的处境、保护女性的安全。而“metoo”要想成功的关键一点，就是耳闻目睹性骚扰/性侵害但普遍沉默的旁观者，以及社会大众，广泛加入到支持受害女性、谴责加害者的行列之中。否则，发声的女性只会被铺天盖地的侮辱谩骂尤其性方面的侮辱摧毁（当然，即便有大量肯定和声援，各国勇敢发声的女性仍然遭遇了大量侮辱谩骂、骚扰、人身威胁等暴力，但比孤立无援还是好了许多）。
而在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等暴力事件中，旁观者的支持也是保护受害者的关键。在家庭暴力发生后，亲朋好友、政府机构、社会公众，如果能够对家暴受害者有同情帮助，就能让其得到保护，减轻痛苦，并震慑家暴者不敢再犯。反之，如果家暴受害者尤其女性受害者孤立无援，那家暴者就会变本加厉，受害女性如在地狱之中。
校园暴力中，不仅有殴打等“热暴力”，更有歧视嘲讽等“冷暴力”。“冷暴力”之所以构成伤害，主要就在于其羞辱了受害者，让其在社交圈子中陷入被歧视和孤立的境地。而如果旁观者的态度反而是支持受害者，那霸凌者的“冷暴力”就不攻自破了。例如旅加华人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加拿大的粉红日》就提到，在加拿大大温哥华一所学校，一位男孩因为穿着粉红色衬衣而被欺凌，第二天学校许多学生都穿上粉红色衣服表达对被欺凌男孩的声援。这当然可以让被霸凌者感受到支持与温暖，施暴者也无法再继续孤立和霸凌他，也为其他人做了反霸凌的示范。
而在网络暴力中，施暴者之所以得逞、受害者痛苦不堪，是因为网暴者主导了特定平台/圈子的舆论环境，受害者则孤立无援。如果旁观者打破沉默、公开支持受害者，网暴者营造的欺凌气氛就会被消解，受害者的痛苦与恐惧也会消除。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的感受就十分深刻。我曾在多个平台遭遇不怀好意者的侮辱谩骂、挖苦讽刺、散布隐私等。当我处在孤立无援状态时，对方就十分嚣张，不停的骚扰攻击，还得意洋洋，我也无法战胜这种胡搅蛮缠、不要脸皮的流氓，有时不得不退出平台，也会感到痛苦；但如果有人出来替我说话、表达对我的支持，那些流氓就会收敛许多，甚至灰溜溜闭嘴，这场网暴也就终止，伤害也基本消除。而其他网暴受害者的经历，也都大抵相似。
而且，无论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乃至族群之间的冲突，即便受害者并非处在被围攻状态，表面看起来与加害者势均力敌，但在网络上发生言语冲突时，因为曾经遭受创伤，心理上就会处于弱势，与加害者言语交锋某种程度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尤其在加害者并不要脸、没有底线的情况下。例如一些游戏平台聊天室，中国游戏玩家和日本游戏玩家发生冲突，日本玩家就会拿南京大屠杀之类事件攻击中国玩家，一些难以承受这种羞辱的中国玩家只能放弃继续玩游戏。还有在被性侵害女性控诉加害者时，加害者会不断“荡妇羞辱”指控者，例如故意提及一些性爱细节。这样的情况下受害者如果没有大多数旁观者的公开明确支持，那当然不仅无法战胜加害者，还会在被性侵后再次遭受如被性侵（甚至胜过性侵，因为网络言论是公开的，而非私密的）的痛苦。
还有，不同群体在网络暴力下的影响不同，弱势群体尤其受害。如果是有一定身份地位尤其位高权重的知名人士，其遭到网络暴力的伤害相对有限甚至趋近于零。例如拜登、特朗普、蔡英文这样的政要，即便被铺天盖地谩骂，现实也不会遭受严重伤害。一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所以面对民众的网暴，可以居高临下的宽容心态待之；二是因为他们生活优渥安全、与民众相对隔绝，这些网络暴力不会直接影响到线下生活。三是这些人历经许多人生风雨，心理承受能力强，能够调整心态从容应对。四是这些人都有团队保护、也在民众中有庞大支持者（粉丝），能够提供各种物质和心理支持，他们不用孤立的面对霸凌。
而平民和各种弱势群体不同。他们往往身处无权无势无钱无人脉的易被欺凌伤害状态，遭遇网络暴力相当于伤口撒盐、雪上加霜，尤其被相对强势的恶人攻击，自然难以承受。他们也往往孤立无援，缺乏支持。他们的现实生活条件较差、与其他民众混居、缺乏安全保护，网络暴力也很容易影响线下生活，导致正常的上学、工作、家人生活，都受直接影响，甚至不得不退学、失业、妻离子散。而平民尤其弱势者往往也没有政要人物、演艺人士、媒体人那样的心理素质，即便没有其他现实生活，遭遇网暴也对心理有巨大打击，轻则抑郁重则轻生。
所以，对于平民尤其弱势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远大于政商艺文各界知名人士，反而比知名者更加需要反网暴手段的呵护，尤其需要他者的声援。
在各种仇恨言论和现实暴力发生后，“沉默的大多数”的主动发声，也是避免仇恨言论乃至仇恨本身及相关暴力不断散播和传导的重要手段。如果仇恨言论不能得到谴责、受害者不能得到安抚，不仅会让加害者嚣张和得寸进尺，受害者也会充满怨毒，并将所受的伤害和冤屈传导给其他人，且往往会使用与加害者同样的手段伤害他人。如遭遇网络暴力者，也会转而网暴他人；被戳“软肋”、揭“伤疤”者，也会攻击别人的“软肋”和“伤疤”。有时这些受害者攻击对象是加害者，有时则是比他们自己更弱的弱势者。
这些受害者就像“小媳妇变成恶婆婆”那样，将恶在网络上乃至现实中传导下去。而其他受害者则也会如法炮制，然后不断传导、恶性循环，使得整个互联网空间、全世界，都充满着戾气与仇恨，且人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虽然是不对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当人遭受委屈却无法伸张正义，也没有合适途径排解痛苦，得不到理解和支持，除了通过内耗自我消化（往往导致抑郁、精神不可，甚至自杀），就只有传导给他人尤其更加弱势者以抒解和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而此前的加害者不被惩罚，也会给其一个错误示范，让受害者认为“既然他这样对我不受惩罚，我也可以这样对他人”。而且，由于仇恨言论有着正常言论难以企及的刺激性和杀伤力，发表仇恨言论者反而更容易在缺乏秩序的互联网中活跃和扩大影响（“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促使曾经的受害者和普通网民进入加害者行列。而许多受害者为了发泄愤懑、展示“力量”、在与加害者的冲突中“胜出”，往往言辞和手段更加恶毒极端，导致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升级，乃至蔓延至线下。
于是，互联网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并通过人肉搜索、匿名乃至实名举报等方式延及现实社会。即便不直接延及现实，无论遭遇网暴还是网暴他人，都会毒化了人心、扭曲了人性，让人们生活在仇恨和缺乏安全感的气氛中。这必然对当事人的心境和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并在现实中进一步传导和蔓延，破坏人的幸福生活和社会和谐。有时网络暴力可能没有公开的、明显的影响，但仇恨言论必然让人心蒙尘，让人的性格变得麻木而暴戾，喜怒哀乐不再那么正常自然（可参考女性被性侵害/强奸后心理与言行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互不信任，互相提防和暗算，人们都苦于这种恶劣氛围却无法自行挣脱。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袖手旁观（甚至把网络暴力当成乐子用来作为谈资笑料）的情形下发生的，且最终也会让许多旁观者在未来卷入网暴与互害。而如果大多数人不选择旁观，而是勇敢积极的站出来，和受害者站在一起、抨击发表仇恨言论的恶徒、揭穿诽谤者的谣言，就能阻止网络暴力的继续发生，避免网暴对环境的毒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保住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和谐安宁。而且，由于互联网上仇恨言论难以令其承担法律责任，更需要及时和有力的回击，以弥补法律及其他正规渠道的不足。
在这样的背景和原因下，要人们积极表态（即所谓“逼人表态”），难道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吗？而且，“政治正确”主要是要求那些名人政要积极表态，而并不强求平民大众也一定如此（当然进步主义者也希望大众都能积极为正义发声）。如果人们都冷漠以待，那互联网和线下社会的仇恨与暴力就会愈积愈多，人们之间的互害愈演愈烈，世界都会堕落与败坏。而那些曾经的“旁观者”、幸灾乐祸“看戏”的，最终也会被仇恨与暴力的参与者（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以各种方式反噬。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必然在互害中消耗不必要的资源与精力，乃至遭受各种本可避免的破坏，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
不过，涉及“政治正确”的表态和立场宣示，并非一定要在所有场合都强求一律。例如在公立学校，会明确要求尊重同性恋，学校也会讲解LGBT群体权利问题。但在教堂、教会学校，就不必一定要宣讲和赞同；维护私权和族群文化禁忌是可以的，但如果触犯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和尊严，就又要让位于后者；如果在公共场域，要遵循各种禁忌，但私人场所就不会那么严格（虽然并非所有议题都如此）。这些也都是“政治正确”在现实中的调适，是必要的合理的。
不仅在涉及暴力与仇恨言论方面，人们应积极表态抑制恶与恨的滋生蔓延，在涉及重大是非议题上，也需要人们尤其名人政要和专业人士公开明确的阐明事实和驳斥谣言。
如前述的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气候危机涉及到全人类的灾祸与存亡，关系极其重大。而同时，又出现各种关于气候危机的谣言和阴谋论，以及各种将真相与谎言掺杂的、歪曲和裁剪事实后变造出的虚假信息，这些谣言的肆意传播，极大损害了世人对气候问题的正确认识，自然会让人们在应对气候危机过程中被导向歧途。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需要具影响力的名人政要、相关领域人士表明态度。这也是各国地理和气候学家都公开表态承认气候变暖的真实性、人为性的原因。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名人政要和专业人士对气候问题三缄其口，甚至如地理学家丁仲礼还变相否认气候变暖的人为性和危害性，这已对并将继续对对中国和世界防治气候危机的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而疫苗问题也一样。关于疫苗的谣言与阴谋论，和关于气候变暖的谣言与阴谋论，本质可谓完全相同，表现形式也高度类似，也都对从具体个人到人类的生存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从世卫组织专家到各国学者，才不厌其烦的说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接种的必要性，以厘清事实、说服大众。
如果名人政要、专业人士、官方机构在这些重大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上沉默，那必然导致谣言与阴谋论者拥有起码部分话语权，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与公共安全。同样，前述的关于仇恨和暴力言论、对弱势群体的欺凌和贬损造成恶劣影响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也应积极发声批判，而不能做沉默的旁观者，更不应或明或暗的附和恶徒。
但这些道理，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懂得。他们总是主张“言论自由”，并且公然认为谣言和阴谋论也属于“言论自由”，且对科学理性颇为蔑视或起码轻视。同时，他们也坚决反对被“强迫表态”。这样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更多灾难在中国发生。
我在另一篇文章《由“一加一等于二”谈若干科学问题》中，即对这种现象有批评和分析：
“对于拒绝沉默的呼吁，中国自由派早有相关回应。他们在遇到不便表态或内心倾向于错误立场者一边的情况时，普遍以“反对‘逼人表态’的‘文革行径’”等理由为沉默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类比。面对极权噤若寒蝉、面对真相不敢诉说，才和他们这种沉默属于相同类型行为。在正常的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集体表态以促进政治、推改现实，已成为常态。2018年，正当特朗普将任命法官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包括卡瓦诺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千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集体发表声明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诺在法官生涯中经常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这样的联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参与与监督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集体站错队”，现在变成“不站队”或者“选择性站队”，但仍未进化到“积极站对队”。当然，很多人会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没有绝对标准”来批判这种要求站队的行为。价值判断可以多元，但事实判断只有一个正确。而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价值判断的正义与邪恶也很容易分辨和选择。即便不在价值观差异问题上站队，在涉及重大的是非问题上，应该站在哪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要击败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流言、树立科学理性的价值与权威，知识分子必须在自省自纠后积极的站出来，启蒙人民，共同解决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议题，促进生产发展、保护人民安全、维持地球康健。虽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价值错位、知识浅薄，但想矫正和弥补其实不难，哪怕简单的把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美国（二战后）、俄国（近代化及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主张和知识积累一下子都“拿来”填鸭式接受，以及对百年前中国诸进步主义学派批判继承，也比现在强一百倍。再简单一点，对当今欧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认识后认可接受，牙牙学语，就已经算他们“涅槃重生”了。
立法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论自由”在发达民主国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言入罪”也的确是许多专制国家打压异见者的常用伎俩。但言论自由显然应该有边界，不能成为播散谣言和诽谤言论的挡箭牌。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即便在美国，规范言论的呼声也十分强大，只不过暂时不敌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国会的共和党保守派。
相对于美国知识精英主张管控言论，倒是有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损害“言论自由”的行为，鼓吹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些国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的规范，与专制极权、权力垄断、媒体受控下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压制。诚然，具体哪些言论为谣言与侮辱诽谤，哪些属于正常的评论与监督，并非每例言论都那么容易区分。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难以区别（相反大多数案例是很容易区别的），更不代表为了害怕偶尔有损正常的言论自由，就不对言论加以限制。就像自从有了法律、法庭，就总会有冤假错案，但不应该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废止、把所有法庭都关闭。只要在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发达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规范言论，一定是利远大于弊的。”
这是非常悲哀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的弱者必然长期生活在地狱般的环境之中，而科学理性也不能得到弘扬，谣言和阴谋论也会泛滥成灾，国家社会还要持久的败坏，人民也将继续愚昧与堕落。
“政治正确”的脆弱与局限、脆弱与局限下更显可贵
据我前面这些举例和分析，我当然是颇为赞扬“政治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政治正确”是根治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政治正确”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并不总有成效，且即便有积极作用，往往也是有限的。
根本上说，“政治正确”是一种“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需要广泛参与的、效果往往是间接和非显性的社会运动形式。“政治正确”的这些特性，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迅疾而高效的化解极具攻击力和破坏力的仇恨与暴力言行。这就像良善之人，在没有制度为后盾或他者强力支持情况下，是难以战胜流氓的。
“政治正确”对于仇恨言论与谣言的禁制，如果没有强力手段为后盾，那就如窗纸般一捅就破，很容易被打破。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突破“政治正确”禁忌、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是极容易的，理论上来说随时都可发表。而且，由于这种便利性，以及互联网上言语冲突的频繁，人们在现实生活里也时常遭受一些挫折、不愉快，甚至灾祸。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长期保持理性，很容易在冲动下突破“政治正确”禁忌、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在缺乏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的专制独裁国家、贫困破败的“失败国家”，这些情形自然更为普遍和严重。
“政治正确”中禁止许多歧视性言论的规训，还很容易引起逆反，许多人故意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以满足其各种丑恶的心理目的。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禁制和平台的及时处理，这种“逆反”显然难以阻遏。
而即便有了强力手段，则不仅招来“文字狱”的批评，现实里也是很难执行对违反禁制者的惩罚的。例如网络上仇恨言论不胜枚举，即便各种审查措施下也以各种变形方式表现，无法根除。而且，如果犯禁者过多，就“法不责众”，无法全都处罚。尤其面对一些群体性的、故意挑衅式的发表仇恨言论（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战争后，阿塞拜疆及其盟友土耳其的网民普遍发表赞扬一百年前的、致数百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言论），就基本无法禁绝。
何况，大多数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者都是匿名的，网络环境本身也是匿名化的，纯粹从功利角度和执法难度看，追查相关言论的代价远大于追查成功后的“所得”。
而即便在表面上实现了“政治正确”，歧视与仇恨言论在令人瞩目的公众舆论环境（尤其官方正规场所）中趋近消失，并不意味着“政治正确”在现实中普遍实现。相反，“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会掩盖现实的丑恶，歧视与仇恨仍在暗处大行其道，谣言和阴谋论也在耳语口传中滋生蔓延。
因此，“政治正确”对人言行的规范与对仇恨与诽谤的禁制，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性质的社会规则是脆弱的，现实作用也是有限的。
但这不代表“政治正确”没有价值、不值得捍卫。相反，“政治正确”对人的言行的劝诫、对社会秩序的规范，都是有利于保护人权、人道、人的尊严，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它的作用虽然有限，却在暴力与仇恨肆虐的人类社会更显人性的光辉，让残酷的世界多了一些爱与和平，保留了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政治正确”虽然有时虚伪和表面化，甚至掩盖了丑恶、粉饰了太平，但人类文明正是在各种“遮羞布”下才得以逐渐成长繁荣的。就像人穿着衣裤，某种程度也是遮盖“两足禽兽”的本质，也可以视为一种虚伪。但如果时时刻刻赤身裸体，那人类在道德和廉耻上就和禽兽真的没有二致，伦理道德会崩溃，社会秩序也将完全混乱。
“政治正确”也可以视为人类精神层面的“衣裤”，以掩掉兽性维护人性，少些残酷多些温情。在保障人基本的尊严、维护社会基本道德的基础上，才能人类有相对平和安定的心态，维系住相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相对从容的追求更加和谐美好的文明形态。
“政治正确”在本质上也并非一些人所说的“西方舶来品”、只适用于西方的“白左”思想。相反，它是普世的，也是符合中华传统道德的。
仁爱有礼、宽厚谦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了礼教与秩序，华夏大地才摆脱了“率兽食人”的野蛮时代，缔造和维系了虽起伏跌宕但屹立长存的中华文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同情心同理心的集中体现，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互谅互惠的思想前提。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不谋而合。
当今的中国，专制统治下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泛滥，人与人之间充满冲突、嫉妒、仇恨，社会不公不义、暴力频繁。无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肢体冲突，都让人民痛苦，弱势群体更是成为各方的“出气筒”，受尽欺凌侮辱。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正确”难以在中国立足，但却更为必要和珍贵。无论是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还是平民大众、普通网民，都应当明晰善恶、依理行事、口下留德。即便恶语攻击，也应是对权贵精英和压迫者，以及其他各种恶人，而非同为平民的无辜他者乃至弱势群体。
在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民主法治，也要重建道德、重塑人心、规范言行，教育人民要有良善之心、恻隐之心，更要将心比心、尊重他人，并通过法律约束人的言行、打击霸凌他人者，逐渐让国人摒弃野蛮、阴险、卑劣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行为方式。到那时，国人自然而然就明白“政治正确”的确是正确的、必要的、宝贵的。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政治正确”的正面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还起到一些副作用、反作用。但是，“政治正确”仍然是人类走向更加文明和睦社会的“试金石”，也是保卫人的良知与道德的”君子锁”。只是，仅仅依靠外部的道德压力乃至法纪律条，并不能让人们普遍而真心的接受“政治正确”。只有彻底改变丑恶的社会环境，铲除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不公不义、打击各种仗势欺人的黑恶势力和言行类似于黑恶势力的人群和个体，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物质、尊严保障，并通过真诚、细致、系统的教育，促进不同身份群体交流、换位、理解、互谅，才能将“政治正确”内化于每个国民内心，人们不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反对“政治正确”，而是真心实意明白“政治正确”的必要性重要性，发自内心和自然而然的去实践和捍卫“政治正确”，保护弱势群体、打击邪恶势力，维护公平正义。
这样的未来还很遥远，目前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尽力去理解和遵循“政治正确”，少出言不逊、多行善事，对坚守道德良知的人们多些支持、少些排挤，对各类弱势群体多些尊重、少些嘲讽，对流氓恶徒多些批判、少些附和，让社会多些温情、少些残酷。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人的尊严与良善，重建和谐包容社会，再造中华文明、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