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途中，一艘御舟静静泊于湘山祠下。夜深人静，使者捧着玉璧前行，却在荒野中遇见一个自称侯卿的怪人。那人接过玉璧，丢下一句“今年祖龙死”，便倏然消失。使者战战兢兢回船禀报，始皇听了，沉默良久，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山鬼不过知一岁事罢了。”表面上云淡风轻，私下却对左右叹道：“祖龙者，人之先也。”他下令焚毁那块玉璧，又命博士们连夜作《仙真人诗》，令天下乐人传唱，只为求一剂长生不老药。祖龙，本是皇帝自况的“真龙”，至高无上，凌驾万物。可一句民间预言，便轻轻戳破了它的凡胎本质：再如何自神为龙，也终究逃不过一死。唐人章碣咏《焚书坑》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焚书坑儒，本欲永固龙威，却只留下烟尘散尽后的空陵。权力越是想垄断神圣符号，越容易在民间一句闲话里崩解。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史上，龙始终是皇帝的专属图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龙纹只能出现在宫殿、冕服、御用器物上，民间稍有僭越，便可能招来灭族之祸。可民间从未真正臣服。他们发明了舞龙：一条用竹木扎架、布帛包裹的假龙，在乡间街头被一群赤膊汉子抬着、扭着、翻腾着。锣鼓喧天，龙首昂扬，龙尾乱摆，有时故意撞向柱子，摔得东倒西歪，围观者哄堂大笑。到了宋代元宵灯会，更有“鱼龙灯”之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那一夜，鱼龙在人间街市翻滚，灯火如星雨倾泻，万人空巷，仿佛天上的真龙也降临尘世，与民同乐。
表面看，这是对皇权的致敬；实则不然。民众亲手扎制、亲手操纵那条“龙”，让它听从自己的节奏，甚至让它出丑、失控。龙在他们手里翻腾、碰撞、摔倒，头尾常常不协调，围观者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操纵背后，藏着一种隐秘的快意：原来至尊的龙，也可以被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摆弄、羞辱。崇拜与戏弄，竟能在同一仪式中并存。这种矛盾，正是权力与民间互动的微妙平衡：官方需要龙的崇高来维持秩序，民间则需要短暂的颠倒来宣泄被压抑的情绪。舞龙与鱼龙灯的狂欢，从来不是单纯的膜拜，而是一种有限度的补偿。狂欢结束，龙被收起，皇帝依旧是皇帝，百姓依旧是百姓。权力未受损伤，却允许了民众在想象中短暂掌握那条“龙”的命运。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欧洲民间文化时，提出了“狂欢理论”。他发现，狂欢节构成了一种短暂的“第二世界”：国王被加冕为小丑，乞丐被尊为教皇，粗俗、亵渎、身体下部的意象大行其道。这种颠倒并非要真正推翻现实秩序，而是通过仪式化的贬低与戏弄，让被压抑的民众获得心理补偿。中国古代的舞龙与鱼龙灯，正是带有狂欢性质的民间仪式。官方要求对龙保持绝对敬畏，民间却在街头让“真龙”失控、摔跤、出丑。龙被农民、工匠抬着狂奔，围观者哄笑不止。这种“失控”并非意外，而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让民众在操纵崇高符号的同时，暗中体验到隐秘快感。然而，古代狂欢受严格时空限制：只有在节庆、特定场所才被允许。狂欢结束，等级秩序恢复。民众的补偿是短暂的、仪式化的，不会真正威胁权力。
时移世易，皇帝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真龙天子的称号成了博物馆里的陈迹。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龙的崇高光环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动物隐喻的悄然倒转：当权者被私下称为“猪”，普通人自嘲为“牛马”。这并非随意取笑，而是民间对权力运作本质的精准捕捉。猪贪婪、肥硕、圈养而待宰；牛马则任劳任怨、被驱使至死。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代民间动物寓言的根本：一方占有资源却贡献甚少，一方劳作终身却毫无主体性可言。
这种隐喻的成熟，并非一朝一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就在中国地下流传。那头名为拿破仑的猪，起初以解放者姿态领导起义，高呼“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却逐步通过暴力、宣传与篡改历史，将自己抬升为农场主宰。它与人类称兄道弟，过着奢靡生活，而其他动物仍在鞭下劳作。宣传猪斯奎勒日复一日改写戒条，让动物们相信风车永远在建、日子永远在好转，哪怕现实相反。奥威尔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如何在动物皮囊下完成自我神化与堕落，也照出了被统治者如何在谎言中学会自我说服。更深刻的，是农场结尾的那一幕：动物们从窗外窥视，看见猪与人围坐宴饮，已分不清谁是猪、谁是人。这正是民间“猪”隐喻的极致表达：权力最终与它所推翻的对象合流，而民众只能在门外茫然旁观。
进入网络时代，这种隐喻忽然从私下流传走向公开奇观。2026年1月9日，重庆合川云门街道庆福村一位名叫“呆呆”的年轻女孩，在短视频平台发出一条朴实的求助：家里要杀年猪，父亲年迈按不住猪，想请人来帮忙，管吃刨猪汤。视频毫无修饰，却意外爆火。短短几天，数千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现场锣鼓喧天，杀猪、放血、烫毛、开膛，一气呵成。直播间里，弹幕如潮：“杀得好”“再来一刀”“爽”。原本寻常的乡村年俗，被放大为一场全民围观的“杀猪宴”。高峰时，现场聚集上万人，村道堵车数公里，直播点赞破亿。刨猪汤香气四溢，围坐长桌的食客们大快朵颐，仿佛提前进入了新年。
这场奇观的真正引爆点，并非单纯的乡土美食，而是与另一则国际新闻的巧合重叠。几乎同一时期，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在美国被捕的新闻刷屏全球。那位曾以强硬姿态执政的左翼政客，忽然被脚镣手铐、押解出庭的画面，迅速在中文网络发酵。网友们并非真正关心拉美政局，而是借此画面，将长期积蓄的象征性暴力欲望，投射到重庆女孩的杀猪直播中。真实的猪成了替身，真实的刀成了宣泄的工具。弹幕里的狂热呼喊，与现场的锣鼓声交织，构成了一场奇异的数字狂欢。
更耐人寻味的是，几年前另一位女孩的旧事，被重新翻出，形成刺眼的对照。2019年，安徽年轻女漫画家张冬宁，因在网络绘制“猪头人身”系列漫画讽刺时弊，被警方以“寻衅滋事”“辱华”罪名刑拘。她笔下的猪头形象，被官方认定为影射国家领导人，迅速招致严厉惩戒。画猪头的女孩进了监狱，直播杀猪的女孩却成了全民英雄。前者越过了符号与现实的界限，后者则完美停留在安全的拟像之内。这种对照的荒谬，恰好揭示了当代权力对符号的微妙管控：允许你尽情想象宰杀，却绝不许刀真正指向符号背后的实体。
从古代的鱼龙狂欢到当代的杀猪奇观，符号经历了彻底的颠倒。龙曾是崇高不可触碰的天子象征，如今被悄然弃用；猪则从卑贱的牲畜，升格为民间最尖锐的贬低隐喻。这种颠倒，绝非简单的民间情绪发泄，而是中国社会在当代处境下权力逻辑与集体心理的深刻折射。
为什么符号对象会从“龙”变为“猪”？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现代权力不再像前现代那样通过公开的盛大仪式（加冕、游行）来彰显自身，而是转向微观、分散、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规训”机制。权力变得隐形、无处不在，却也因此更难被正面对抗。主权者的身体不再是权力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无名的制度、网络、话语实践。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这种去人格化策略表现得尤为突出。最高权力的象征被刻意抽象化、去动物化——不再公开宣称自己是“龙”，而是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政治话语来维持权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核心”和“定于一尊”这两个概念。
“核心”一词，在当代中国政治语言中，指的是领导集体中的最高领导人被确立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这一表述反复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媒体中。它表面上是一种集体领导的修辞，强调“全党要有核心”“维护核心”，但实际上强化了个人权威的绝对性：没有核心，党就会散；有了核心，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种话语的精妙在于，它避免了传统帝制中“天子”“真龙”那种赤裸裸的人格神化，转而用“核心”这个中性、抽象的词汇，将个人权威包装成制度必然。讽刺的是，这种抽象化非但没有削弱个人崇拜，反而使其更难被攻击——你无法画一头猪头贴在“核心”这个词上，因为它没有具体形象；你只能抽象地服从或沉默。
“定于一尊”则更具历史渊源。这一成语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王绾建议分封子弟，秦始皇否决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李斯进一步提议：“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直至秦始皇下诏：“朕为始皇帝……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朕为天下定于一。”“定于一尊”后来被简化为强调思想统一、权威唯一。在当代语境中，这一表述被复活，用来强调“党必须有定于一尊的权威”“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它继承了秦始皇的逻辑：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中心，才能避免散乱；任何异议都是“树兵”。讽刺在于，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来“定于一尊”，结果帝业成空；当代则用更柔性的规训话语实现同一目标，却让民间连画一头猪头都成了越界。
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权力修辞：表面上抽象、中性、制度化，实则强化了个人权威的不可挑战性。它让权力更难被民间意象捕捉与攻击——你无法像古代那样舞一条“龙”来戏弄，因为“核心”没有身体；你也无法轻易画一头猪头贴上去，因为“定于一尊”只是一个成语。然而，民间却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智慧，选择了最贴近规训权力物质基础的动物来反击：猪。
猪的意象在中文网络语境中，早已与贪婪、腐败、占有大量资源却贡献极少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崇高的、灵性的动物，而是最物质的、最身体的、最容易被宰杀的动物。称当权者为“猪”，正是对规训权力最尖锐的贬低：你们不再是天上的龙，而是圈养的、待宰的牲畜——恰如奥威尔笔下的拿破仑，尽管在酒宴上与人类称兄道弟，而动物们在窗外窥视，却辨不清谁是猪、谁是人；恰如《动物庄园》里那句被反复篡改的戒条，最后变成“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自称“牛马”，则是对自身处境的极端物化——我们只是被驱使的劳苦工具，没有主体性可言，正如那匹忠厚的马鲍克瑟，终其一生相信“我会更努力工作”，却在年老体衰时被送往胶水厂。这种双重动物化的命名策略，精准地击中了福柯所说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它把抽象的制度性压迫，重新翻译为最赤裸的身体暴力想象——宰杀。
由此可见，“杀猪宴”的爆火，正是这种身体暴力想象的集体释放。真实的猪被宰杀，但网友围观的并非真实暴力，而是屏幕上被剪辑、慢放、配乐、弹幕覆盖的拟像。马杜罗被捕的真实政治事件，被转化为“杀猪”的符号模板；张冬宁画猪头被判刑的真实司法事件，被重新剪辑进同一叙事，形成荒谬对比。所有元素在数字平台被打碎、重组、消费，却不再指向稳定现实。
让-鲍德里亚在讨论后现代社会时，提出了“拟像”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已进入拟像主导的时代：真实被符号的自我指涉取代，原本的所指消失，只剩符号的无尽循环。拟像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符号反映现实，第二阶段是符号掩盖现实，第三阶段是符号掩盖真实的缺席。杀猪宴正是典型的第三阶段拟像狂欢：网友狂喊“杀猪”，其实消费的是一种符号快感——短暂体验“颠倒世界”的幻觉。在这一刻，他们仿佛成了宰杀者，掌握生杀大权。但这种快感是纯粹拟像：没人真正触碰权力，狂欢结束后，一切恢复原状。权力不仅未受损伤，反而通过对个别越界者（如张冬宁）的严厉惩戒，强化了自身边界。
至此，我们看到从鱼龙狂欢到杀猪奇观的完整变奏：古代舞龙，是严格时空限制内的仪式化狂欢，允许有限戏弄，却依然确认权力的崇高；当代杀猪宴，则是无边界的数字拟像狂欢，允许极端暴力想象，却因纯粹符号性而无法触及权力的本质。两者都为民间提供了心理补偿，但补偿的性质已质变：前者是物质身体的、集体在场的短暂解放，后者是虚拟的、分散的、永不落幕的符号消费。
这种变奏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社会在当代转型中的独特困境。一方面，权力的去符号化（通过“核心”“定于一尊”等抽象话语）迫使民间发明新贬低符号；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无限扩散，又让这些符号迅速陷入拟像自我循环，终至消解实质反抗可能。杀猪宴参与者在狂热围观中获得的快感，与古代舞龙者让龙摔跤时的暗笑，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权力不可撼动的背景下，寻求微小心理补偿。但数字时代的补偿更加虚幻：它不需要冒风险，却也无法积累成真正变革能量。
那位因画猪头漫画被判刑的女孩，与重庆直播杀猪的女孩，形成最刺眼的对照。前者越过了符号与现实的界限，把拟像变成了可被司法认定的“攻击”，因此遭到现实权力的无情反扑；后者则完美地停留在拟像之内，无意中开启了一场全民符号狂欢，却无人因此被问责。这种对照的荒谬性，恰恰证明了鲍德里亚的预言：在一个拟像主导的社会，真正的危险不是过度亵渎，而是试图让符号重新指向现实——就像温斯顿在思想警察面前，只能承认二加二等于五。
从舞龙到杀猪，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题的当代重奏：民间对权力的想象，永远需要在崇拜与贬低、膜拜与宰杀之间寻找平衡。古代的平衡通过仪式实现，当代的平衡通过拟像实现。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有一点从未改变：真正的龙从未被舞动，真正的猪也从未被宰杀——就像《动物庄园》结尾，动物们望着猪与人的宴会，却再也分不清彼此；就像《一九八四》的最后一句，“他爱老大哥”。狂欢的喧嚣散去后，权力依旧安然无恙，而民众在短暂的符号快感中，继续扮演着自愿的牛马。
这或许是中国后现代处境最耐人寻味的悖论：当颠倒世界的欲望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时，它同时也以最安全的方式被收编。杀猪宴的火爆，不是革命的前奏，而是权力在数字时代的新型胜利——它允许你尽情想象宰杀，却确保刀永远落在无辜的猪身上，正如奥威尔警告的，极权最可怕之处在于，它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参与自己的奴役。
竹帛烟销，帝业已虚；历史周而复始，符号更迭，唯有权力的本质，还有民意所向，千年未变。
2026-1-24
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