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28 周三下午。
台北，冬日，阴天
2026年1月28日周三下午，台北街头吹着冬天的寒风，天空灰蒙蒙的，像是刻意压低了亮度，好让人提前适应即将面对的话题——忧郁的司法。或许吸引我来参加这场座谈会的，并不是这个主题本身，而是它的副标题：法官的行政支持与劳动条件。
我手上提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叠要求修法、保障私立学校教师资遣与退抚制度的连署书。我想知道，法官是否也和我们这些私立大学教师一样，长期面对被制度消耗的劳动条件。这些连署书并非刻意带来，只是最近它们一直待在我的包包里，与钱包、钥匙、笔记型电脑一起，成为生活中一种不再特别留意、却始终存在的重量。
尚未走进座谈会会场，我已隐约感染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忧郁气氛。也许是天气，也许是场域本身。立法院，这个用来建构制度的地方，本就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熟悉却无法轻易言说的制度性阴影——它们不完全属于任何个人，却始终笼罩着所有人。
快步经过立法院大门后，我转入附近街道。明明手上拿着手机导航，却怎么也找不到通知上写的「立法院中兴大楼」。正感到困惑时，我看到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卫，上前询问。他慢慢抬起手，指向马路对面，悠悠地说：「对街那栋，黑色的。」
我抬头一看，是一栋高耸的黑色建筑。
黑色——不免再次让我联想到这场座谈会的主题：忧郁的司法。
会议室的编号，「101」。
三天前，也就是2026年1月25日，网路上才刚直播完一场「外国专家徒手攀爬台北101大楼」的表演。画面里，他似乎毫不费力地完成壮举。许多人屏息观看，我却在脑中联想到一部很久以前的电影《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那些因为爱上凡人而坠落人间的天使，是不惧高度的。
于是，我在心里默默把那位攀爬101 的外国人，想像成电影中那个坠落凡间的天使。
有人为台北101 因此被世界看见而感到骄傲；而我正要前往的，却是另一个同样叫做「101」的空间——立法院中兴大楼101 会议室，几乎不会被任何人注意。
这间会议室位在大楼一楼最左侧的角落。门口站着一位态度温和的接待人员，替我拉开门。走进去的一瞬间，我下意识愣住了。
这个名为「101」的会议室，与那座摩天大楼恰成反比。空间狭小，甚至比我平日在任教的大学里上课用的小教室还小。 ㄇ字型排列的会议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墙边只剩下两排椅子，几乎座无虚席。我在最边缘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打开笔电，准备记录。
主持人曾建元教授开始发言。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我是台大外国语文学系文学博士。他年纪比我小一些，理论上算是学弟。但我们的相识，并不在台大校园，也不在台湾，而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场中国研究研讨会。我们在同一场次，各自发表关于台湾客家文化的论文。会后一起吃饭聊天，不熟的人，自然聊的是天气。
南卡罗来纳州的天气晴朗、干燥、湿度低，与台湾大多数时候的潮湿形成对比。话题从湿度聊到除湿机，又聊到除湿机引发火灾的危险性。曾教授忽然说，他家真的发生过火灾——夜里开着除湿机，过热起火。紧急逃生时，他抱着太太奔逃，才捡回一命，宿舍却被烧毁。
他说，那是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的法官宿舍。
也因此，我得知他的太太，是苗栗地方法院的法官。
后来，他们对除湿机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我听了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家对面的邻居，也曾因除湿机烘干衣物而引发火灾，房屋与家当付之一炬，幸好人及时逃出。
我一直觉得，他们打官司，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替更多人留下警讯。
几年后，透过共同的客家研究圈子，我从朋友口中得知，曾教授的太太——周静妮法官，因工作压力罹患忧郁症。再后来，我竟在新闻上看到她遭到惩戒的报导。
那一刻，我非常震撼。法官，在我心中一直是站在制度顶端、距离凡人很远的存在，却也会这样坠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是有些人的坠落，会被制度放大检视。
之后在几场客家研究活动中，我也曾见过曾教授，但我们从未谈起他的太太。
直到2025年12月28日，全国客家日。
那天，曾教授迟到了。活动接近尾声时，他才匆匆赶到，身边跟着一位气质端庄的女士——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卷发整齐，配着亮色发箍，面带浅浅的微笑，向众人点头致意。他介绍说，那是他的太太，并向大家致歉，因为他刚去淡水为她祈福。
晚餐席间，一位台大教授谈起父亲留下的土地，因法院拍卖而失去，自己却未收到任何通知。事后才发现，法院寄出的通知书地址填错，咨询律师后也被告知已无力回天。
她说着说着，觉得愧对祖先。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静妮法官开口了。她提出建议，随口引用法条，分析程序。那位教授与她来回讨论，桌上的其他学者纷纷拿出手机查法条。那一刻，她不是新闻中的被惩戒者，而是一位极为专业又热心的法律人。
立法院中兴大楼101会议室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忽视的忧郁气息。
林文舟、陈志祥两位退休法官谈到数十年无止境的加班、没有假日的职涯；陈志祥法官直言，几乎所有法官都曾被工作压力压到身心出状况。陈志龙教授严厉批评苗栗地方法院在周静妮案中缺乏公正的第三方处理机制。吴景钦教授指出，法官竟成了司法霸凌结构中最弱势的一群。邱荣举教授认为，忧郁症需要的是职务调适与制度支持，而不是惩戒。医师吴文正教授也指出，身心出问题的法官，应该被辅导，而非处罚。
对一名身心受创的法官作出惩戒，无异于再次施加制度性的霸凌。这样的作为，表面冷静，实则冷酷。
会议室里的发言理性而克制，空气却始终沉重。
我一边听，一边想：为什么无论是法官、教授，在这个讲求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产出与效率的时代，都被压得几乎无法呼吸？人的尊严，究竟应该被安放在制度的哪一个角落？
徒手攀爬台北101，有掌声、有直播、有全球目光；而在立法院中兴大楼101会议室里的声音，却几乎无人听见。
傍晚时分，我走出中兴大楼。天色已暗，台湾的冬日向来昼短夜长。会议室里的讨论已然结束，制度则依旧准时运作，毫不迟疑。
我肩上的帆布包里，仍装着那叠退抚连署书。它们不重，也不吵闹，只是安静地存在着——
就像这些关于司法、关于制度、关于人的呼救。
它们没有消失，只是被制度要求，学会自行承受。
2026年1月29日晚，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