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家蔡咏梅的“行而有思”的行旅记述，值得一读。
整个中亚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被沙俄殖民，由沙俄突厥斯坦总督区管治，到布尔什维克上台，又被红色苏联统治70年。乌兹别克人作为被殖民被统治的弱小民族，与统治他们一百多年的俄罗斯人会有仇恨和矛盾吗？
表面上是感觉不到的。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是仅次于乌兹别克语的第二通用语言。我用简单的俄语与当地人打招呼，得到的多是惊喜的反应。来此旅游的俄罗斯人也很多，我下榻的三个城市的酒店，住宿最多的是俄罗斯来客。我去参观俄罗斯东正教塔什干总堂，很惊讶地发现，教堂占地广阔，位于塔什干一条相当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四周是商业大楼、银行总部和政府机关，显见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东正教有俄国大靠山，影响力很大。这让我回想在开罗参观埃及科普特基督教社区的印象。科普特社区基督教是开罗的老城区，因受到伊斯兰极端份子的安全威胁，整个社区警卫森严，与外界完全隔离，进入要通过安检，车辆则一律不能入内。相比埃及处境困难的基督教徒，乌兹别克斯坦的东正教徒，可说是地位特殊，有恃无恐。
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个历史名城，很多伊斯兰建筑成为旅游纪念品市集，其中还有专门出售苏联时代古董的礼品店，比如苏联时代的钱币、勋章、苏共党员证、马克思、列宁像等。我找了一下，没有发现斯大林的画像。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中亚国家，人口80%以上是伊斯兰教徒，在二十世纪初之前，还是一个相当封闭保守，具中世纪性质的社会，民情类似阿富汗，因此来之前，我以为这个国家宗教气氛一定很重，结果发现除了浓厚的中亚文化风情，这个国家给人感觉是基本是一个世俗社会，很多有名的清真寺和伊斯兰经学院现在已无宗教功能，仅只是历史建筑而已，人民也温和友善不极端。据说，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传统在乌兹别克有所复兴，但极端主义无多大市场，有个反对党是原教旨伊斯兰主义者，不过不成气候。而且传统复兴，不仅有伊斯兰教，甚至有更古老的西亚宗教祆教（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拜火教）。
这个中亚国家，先是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被红色苏联统治70年。苏联解体后的30年又是威权独裁统治，前后两位总统都是苏共党员，第一位原是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党第一书记，当了26年总统，直到告别人世。在雷吉斯坦公园还有他一座塑像。我问当地人这具塑像是谁，答说，我们的总统。“哪一位？”回答“当到死那位。”然后耸耸肩，一副不敢恭维的样子，似乎敢怒不敢言。现任的这一位总统也是前苏共党员，但识时务，颇像中国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容许有限的自由。
这个中亚国家的世俗化是否与无神论的苏维埃政权近百年统治有关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要问苏联统治有什么正面的东西留下来，不知宗教情感被消解、被淡化，从而使得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少了一些传统障碍，是不是能够算做是一种正面的遗产？
有序、守纪、温和，这个发展中国家人民展示的文明程度给我感觉是好像中亚版的新加坡。但这是传统和文化养成的文明，还是一百年极权和威权统治严管高压被驯服后的乖巧表象？还有，乌兹别克人对长达70年的极权高压统治没有反思吗？
正当我次日就要飞走的这天下午，突然在Google地图上弹出一个景点，英文是“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就在我逗留的塔什干抓饭中心马路的对面，中间有一条车流不断的马路。
这个公园在一个河岸的斜坡上，原是苏联当局枪毙犯人（包括政治犯）的一个刑场，遗留有三个乱葬岗。但一直拖到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2年，沙俄和苏联时代的人道大灾难这样的历史问题才首次公诸于世，遂在这个杀害政治受难者的刑场建立纪念公园。主要建筑是一座乌兹别克民族风格的展览厅，青绿色的穹顶，水滴形木雕柱廊。展厅大堂摆放一辆有鲜红大车轮的黑色轿车。这是斯大林红色恐怖时代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出动抓人的车辆，只要被这种红轮黑车带走，被抓者从此再不能回家。当时全苏联共有1250辆，可以说是斯大林红色恐怖的象征。
参观者基本是本地人。解说词为俄语和乌兹别克语，我拿出手机，打开图像文字翻译软件很艰难地阅读，展览厅的工作人员见状很体贴地递给我一本英文说明。
展厅第一部分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沙俄殖民时代，说明称当年的沙俄为殖民主义者，突厥斯坦总督区的人民曾爆发多次反抗，比如1892年的塔吉克起义、1898年的安吉延起义、1916年的突厥斯坦起义等。
让我很意外也感触很深的是，在那个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中亚这个偏远地区和我们中国清末时代一样，也出现一批希望启迪民智，改革求新，将中世纪的汗国、酋长国变革为现代新国家的仁人志士，他们发起革新启蒙运动，办新式教育、办报纸、办杂志、开创欧洲式歌剧院。在这些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改革者集体群照中，有的还穿起了西装。但他们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多数在红色苏联时代受到清洗。展厅中有大量遭受红色恐怖整肃杀害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被监禁、流放、杀害的照片，以及他们的遗物等。
其中一位是被誉为乌兹别克现代文学开创者之一的阿布杜拉夫·菲特拉特（Abdurauf Fitrat ）。他是布哈拉人，1920年苏联红军的伏龙芝将军攻陷布哈拉酋长国后，苏联不是马上开始施行极权统治，有一个缓冲时期，叫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菲特拉特作为当地著名文化名人，还在新生国家的教育部任职，但随后这个国家就被取消，强行并入苏联新创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8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菲特拉特因力倡复兴乌兹别克传统文化和语言，被指责是民族主义者、反苏份子，被列入斯大林亲自批示的处决名单中，最后杀害在这个纪念公园中。展厅展出了他一本著作《伊斯兰简史》。现在他是乌兹别克的民族英雄，其肖像还被印在1996年发行的邮票中。
展厅第二部分就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红色恐怖，除了上述的大整肃，还有农业集体化带来的大灾难等，展出了许多被监禁、流放、被杀害者的照片、遗物等。
斯大林时代还特有一种人祸，即少数民族被强制集体大迁徙的人道灾难。为了加强极权统治的效率，防止少数民族的反抗，斯大林对沙俄时代被征服的各个少数民族从新划分整合，比如中亚三个汗国被划分为五个斯坦国。另外就是强迫边疆少数民族离开家园，集体迁徙到内陆腹地，酿成了巨大的历史惨剧。乌兹别克人因为本身处于内陆，没有遭受被迫抛弃家园流放千里之外的痛苦，而是成为流放之地。展厅有大量的图表和数字显示乌兹别克斯坦接受其他民族迁徙的资料。
我看到一些照片，有很多东亚人的面孔，特别问馆员是否中国人。原来是朝鲜族人（当时称高丽人）。苏联当局担心远东的朝鲜人会与日本勾结颠覆新生苏维埃政权，曾将近20万的朝鲜人集体流放到内陆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极度恶劣的迁徙长途跋涉中，有数万朝鲜人死于疾病、饥饿和寒冷。至今还有许多朝鲜族人生活在这个中亚国家，在巴扎市集中有很多售卖泡菜的摊位，乌兹别克人吃泡菜，就是这些朝鲜人带来的饮食习惯。
苏联时代还为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一场人类近代排名第一的生态大灾难。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斯坦之间的咸海曾经是世界第四大的内陆海。有多大？相当于十六个中国的青海湖。苏联统治时代，因独特的地理环境适合棉花生长，将乌兹别克斯坦强行规划为棉花种植地区。为引水灌溉，将流入咸海的河流改道，结果让整个地区极速干枯沙化，咸海大面积缩小，仅短短几十年就形成当今地球最年轻的新沙漠——阿拉库姆沙漠，因为巨变来得太快，一些渔船和轮渡还没来得及驾离就永远困死在这片新生荒漠中。我本来此行也打算到乌兹别克咸海地区去看看这个灾难奇景，但因交通麻烦而放弃。
在展览馆旁边的斜坡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书“铭记为自由牺牲的受难者们”，亭中摆放一具象征性的受难者棺木。此处据说就是其中一座受难者坟场。
不过感觉这座展馆对于沙俄和红色苏联所制造的人道灾难之披露，只是肤浅触及，或许与后苏联时期的两位总统来自苏联当权派有关，也可能源于地缘政治。或许，对这个国家而言，彻底反思历史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不过在感受乌兹别克人民的友好善意之时，作为一个匆匆的外来过客，我也多少感受到这个国家威权严控的森冷。比如进地铁站必过安检、在自动售卖机买地铁票，要填写实名登记的个人电话等。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搭乘网约车发生的事。用俄罗斯开发的打车软件yandexGo叫车后与讲乌兹别克语的司机沟通发生问题，请一位可讲英文的小贩帮忙，引来几个人围观，也召来一个警察上来帮忙。该警察拿出他的手机问我，你是某某某吗？我顿时目瞪口呆，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不知我是警察啊！”他微笑回答。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但感受却有点毛骨悚然。
对一个外来游客可以自动监控到这种程度？我不由再生此疑问，以铁血强人帖木儿为精神领袖的乌兹别克人，他们今天的温和守纪，是否真是管出来的？
乌兹别克人是草原民族，在沙俄和苏联统治之前，是中世纪的部落民，强悍、骁勇善战，但现在他们身上体会不到草原民族的粗犷和血性，难道真是被70年红色苏联的极权和30年后苏联的威权，前后一百年的国家机器暴力将这个民族血性擦抹得一干二净？
一个国家如果经历长期的独裁和威权时期，表面的稳定或许只是暂时性地掩盖着许多深不见底的裂痕和伤疤，一旦独裁落幕，威权解体，所有掩盖的社会矛盾和仇恨有可能就会大爆发，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的战争。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可以说是苏联极权暴政积存的危机在解体后的一次爆发。虽然这个中亚国家现在表面风平浪静，但历史伤痛可能并未被完全抹平，会否时机到来将波澜再起？
当然也有长期独裁，威权到底的国家，比如北朝鲜和某东方大国。另外也有威权国家转型成功的例子，比如台湾、土耳其、新加坡等。
乌兹别克属于哪一类？是矛盾仍在，有待暴露？还是虽然转型缓慢，但正平安稳步地前行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国家是否真的是初级阶段的中亚新加坡？
短短11日，走马看花，粗浅印象，是根本无法得出答案。但我主观希望是后者，希望乌兹别克斯坦是走在和平转型的坦途上。
（完）
来源：欧洲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