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普通民众对反腐运动纷纷给予赞誉，但在大陆网民中也存在极大的异议舆论，对运动式反腐持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反腐运动的持续之下，反讽的是，反腐宣传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力度加大了。比方讲，展览行业成为极具商业价值的热门产业：从最初的提出方案，到反腐基地的建设，再到最后的布展、内容的更新，公司都可以完成，价格根据基地或者展览的情况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不等，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运动更是让反腐宣传产业催生了大量的商业竞争对手 。各地政府还特别投资了相关的反腐教育基地，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渤海会议中心的沧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投资更是高达1000万元。
同样，官场反腐方面的图书市场也变得非常火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运动持续高涨的时候，以出版翻译图书见长的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在2001年出版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今年7月出版以来，得到了《东方历史评论》、《南方都市报》、共识网、凤凰网读书频道等媒体的大力推荐，因其极具现实意义的内容，让这本学术书迅速成为热门图书。
巴约尔在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后，向读者展现了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并且，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表明：腐败是极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极权危机的公关方式；在极权统治之下，腐败不仅是被默许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为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据译林出版社的版权编辑、同时也是该书译者的陆大鹏向笔者透露，译林出版社早在2012年就购买了此书版权，当时尚未如火如荼地进行运动式反腐，当时只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引进。此书刚刚上市，便收到大陆读者的盛赞，书中的贪腐案例和反腐手段不断被读者摘抄，发布在互联网上对大陆的运动式反腐进行冷嘲热讽。八月底，此书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推广活动被上海市委宣传部临时叫停，但这并没有影响社会对该书的持续关注及其销售，司空见惯的大陆网友反而戏谑地将之称为有关部门对此书的嘉奖行为。此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的运动式反腐，甚至对于那些从不关心政治的大陆人来说，阅读此书也可明白极权制度下的反腐机制。
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正如弗兰克·巴约尔描述的那样，魏玛时代恰逢政治较为开明的时代，文艺流派、时尚风潮和道德观念才得以走在前沿，随着社会观念的革新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纳粹正是借助充满弹性的粉饰性阐释语言，将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为“腐败的议会制”，从而借助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煽动德国民众颠覆魏玛政权。反讽的是，以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来塑造夺权合法性的同时，纳粹党的腐败体制便已悄然形成。
为了凝聚党员同志和社会精英的斗争决心和群体忠诚，巴约尔写道，除去道德号召的的蛊惑煽动之外，纳粹党还将“苦难辉煌”塑造成英雄式牺牲，对“蒙难者”进行利益补偿。这种利益驱动的代偿机制，使得纳粹党逐渐地形成了固化的“恩主—门客”结构，故而极易催生裙带关系与门阀统治。随着权力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议会被解散，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对财政的监管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和批判性质询逐渐不复存在，所有能够实施权力监督、组织腐败蔓延的分权制衡机制逐步被废除。纳粹德国在中央一级的反腐机关是帝国反腐中央处。负责国防军、党卫军、警察和军械工业界腐败案的基纳少校说，他的工作往往“徒劳无功”，“举步维艰”，原因是“党和私人政治”之上的“政治冲突”。战事吃紧，人手日减。基纳“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工作的毫无意义”，巴约尔写道。
作者指出，待得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已是可有可无甚至阻碍纳粹体制的一体化进程时，纳粹党在1933年9月立马解散反贪局，因为腐败已是纳粹的生存策略。为了维护权力的持续稳固，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就必然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利益补偿，来填充下层官员无穷无尽的欲望沟壑。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在明争暗斗中固然需要不断地通过利益收买来维护自身权力，通过腐败分账来赢得政治盟友。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