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短暂的生命》
色彩：彩色
语言：粤语
所在地域：香港
导演：罗守耀
主要演员：唐宁、邵美琪、张文慈、邓上文、吕慧仪、张兆辉、许绍雄
说到母亲，无论古今还是中外，从来都是一个神圣的词语。这是因为，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感情。这份爱，这份感情，很多时候是用生命来铸就。然而，面对《短暂的生命》，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母亲这个词语。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母亲同样也有可能成为魔鬼。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李碧琪从小就被父亲一边抚摸一边打“手枪”——别的孩子接受的是父母的疼爱，她则惨遭性蹂躏。及至十四岁，她终于有机会摆脱父亲的折磨，认识了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个已婚男人对她相当“疼爱”，但很明显，这份“疼爱”是建立在对其肉体占有和欲望宣泄的基础之上的，当她怀孕后，这个当初声称要陪伴她一生一世的男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年，李碧琪便生下何曦儿成为母亲。扭曲的乱伦、虚伪的爱情、艰辛的生活、世俗的重压，使得李碧琪把内心的压抑与愤怒全部发泄到了女儿身上，动不动就对女儿施以重虐。不仅如此，新同居的男友曹勇强多次趁她“熟睡”之际，强奸何曦儿，由于害怕被男友抛弃，她被迫假装不知道。终于有一天，在一次惯常的施虐过程中，她失手把女儿打死。东
窗事发，她被警方拘捕——李碧琪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来说，显然与恶魔无异。
事情到这里，应该就算完了，她承认是自己打死了女儿，期盼法院早日将她送进监狱赎罪。然而，敏感的警务处助理处长王瑞芳，怀疑曹勇强对何曦儿进行了性侵犯，要求李碧琪指证曹勇强，但李碧琪死活不肯答应。于是，在沉默而阴冷的口供室，王瑞芳对李碧琪展开一系列的违反法律乃至违反人性的逼供。劈头暴打、脱衣浇水、冷气刺激、肛门检查，所有一切都未能撬开她严密的嘴巴。万般无奈之下，王瑞芳叫人用力撑开她的眼睛，让她亲眼目睹曹勇强是如何对女儿实施强奸的录像片。面对男友变态、发指的动作，面对女儿痛苦而又绝望的表情，李碧琪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她这才同意站出来指证男友的罪恶。
影片至此，我很纳闷，作为香港警方的一名高级官员，王瑞芳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犯罪嫌疑人残酷逼供？要知道，法治完善的香港是严厉禁止警察刑讯逼供，一旦发现，轻则革职，重则被判妨碍司法公正——这个罪名，在香港属于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既然如此，身为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的王瑞芳知法犯法，必然有她自己的理由。剧情继续发展，镜头转到了王瑞芳的女儿身上，观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王瑞芳在一次夜班回家，正好撞见丈夫准备对女儿实施强奸。尽管最后强奸未遂，但在女儿的心里留下了永远都难以抹去的阴影。正因为如此，李碧琪的案子，激起了王瑞芳对前夫的仇恨，进而把这一仇恨转嫁到了李碧琪身上。所以她从一个维持社会正义的执法者变成了让人胆战心惊的女恶魔。这里请不要忘记，她同时
也是一个女儿的母亲。
从此可以看出，在弱者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而从好人转变为坏人。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在心理学上统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但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在“路西法效应”的影响下，“好人”变成“坏人”时，“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李碧琪如此，王瑞芳也是如此。相反，李碧琪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而王瑞芳则认为自己采用恶的手段来为社会伸张正义。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情境在改变人的性格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就是说，人性假如朝向恶的方面转化，便会无视社会制度、社会规范乃至法律的存在。反过来，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只有如此，才不会给人带来一个畸形的社会情境。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当年纳粹为什么能够控制整个德国人的思想，道理也在于此，那就是纳粹动用一切宣传机器，让国人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一种被异化了的制度，即自由被压缩为最低的专制体制。之后，在这种体制之下，塑造了一个让人朝向恶方面发展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得所有的德国人，都变得无比疯狂，变得如恶魔一样可怕——但他们自己本身却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属于正常。
当然，《短暂的生命》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不仅仅是香港，在中国大陆，儿童被性侵犯的问题日益严重。有些是被自己的父亲，有些则是被学校的老师。而不久前，湖南衡阳某派出所副所长强奸未满14周岁的幼女，后将之卖给发廊卖淫的报道，更是让国人愤怒不已。所有一切都表明，我们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还远远不够。这些才是我们值得深思之处。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