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
119. 理论兴趣的萌芽
从高一起，我热烈地爱上了物理学，尤其是是牛顿力学。
和初中物理教材中朴素直观的力学知识（如杠杆定理、浮体定理）相比，牛顿力学无疑要抽象得多。一开始我对这种抽象性很不习惯。虽然我能依据公式完成每一道习题，但总觉得有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这部分课程结束，考试也得了满分，我心中仍感到不太踏实。于是，我继续认真阅读参考书，寻找各种难题进行练习。第二年，学校举办了两场力学讲座。当我坐在教室里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思考时，我突然有种豁然开朗之感；我发现牛顿力学原来是那么简单、那么明白。那些先前令人困惑费解的东西、主要是“力”这个概念本身，如今一下子变得十分清楚。我终于领会了那种抽象的意义，并且为之深深吸引。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抽象理论有着更强的兴趣。高三时，我读到一本介绍相对论的小册子。其中最让我感到好奇的一点，倒不在于它的钟尺效应，而在于推出此一效应所运用的理想实验这种思考方式。当时，我对相对论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不过它确实进一步刺激起我对科学理论研究的愿望和兴趣。我暗自打定主意，将来考大学一定填报理论物理专业。当然，由于“文革”的爆发，中断了我们“老三届”的大学梦。以后我的兴趣又转向了哲学和政治学。不过我应该说，我对理论思考的偏爱，首先是在高中阶段被物理学激发出来的。
120. 封闭僵化的文科教学
“文革”之前的中学，重理轻文仍是一个普遍的风气。这多半应归咎于在意识形态桎梏下文科教育的封闭与僵化。当年的自然科学教育，尽管也有种种缺陷，但它毕竟在学生面前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充满无穷无尽的未知事物的世界；因而也就是一个为智慧留下了广阔的创造机会的世界。文科则不然。在这里，一切问题似乎都已经有了终极的答案。即便还有少许问题存有争议，但有关的原理、原则也是早就确定了的。譬如说史学界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关于评价某些历史人物的争议，争来争去，无非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地”应用到具体问题，其中丝毫不涉及对基本假设的任何质疑，也不涉及对新原理、新价值的发现或创立。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学文科主要是要掌握一大堆材料，考试只不过是考记性。特别是政治课中的形势教育，内容庞杂且无味；头一年辛辛苦苦背下来的东西，到了第二年就差不多毫无意义。我曾对同学讲，政治课简直是“智多星吴用（无用）”。不想此话在“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列为一条罪状。说我要对无产阶级政治象智多星一样巧妙周旋——这当然是后话。不久前，我偶尔翻到一本美国的中学课本。讲述的生动姑且不论，更有意思的是后面的问题和练习，颇能鼓励学生的批判精神。譬如在法国大革命一章后面有道作业，要同学分别扮演正反两方律师，就路易十四是不是应该处死一事展开辩论。我不禁想：如果我们当年的课堂上也有这等富于挑战性的题目，安知我辈会不会早就爱上了文科呢？
再以作文为例。本来，作文最能表现学生个性，表现学生自己的见解或感情。可是，“文革”前的中学作文课却弄得越来越八股，越来越沉闷。那时候的作文题目，绝大部分要么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要么是听报告、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题目的大同小异，“正确立场”的预先设定，决定了此类文章内容的单调、重复以至虚假。比方说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无形中暗含了两条规定：第一，你不能说你本来就已经确立了这种思想，起码是你不能说你本来就已经十分坚定，否则这篇文章就无从展开；第二，你必须说通过这一次的学习，你终于树立了正确的思想，如果你老实供认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想通，等于是承认自己的思想“问题严重”，老师如何能给你判高分？同样的题目重复多次，同样的套话就不得不多次重复。每一次的结尾，你必须声称你终于“真正想通”了；而每一次的开头，你又必须说此前你其实“还没有真正想通”；因此，每一次重复在逻辑上都构成了对前一次陈述的否定。稍微聪明一点的学生，都不难觉察到其中的荒谬性。记得在六五年某期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北京清华附中一位学生写的一篇短文，便嘲笑了当时作文课流行的八股调和生编硬造之风。指望着用这种教学方式去培养起学生们对写文章的兴趣，岂不是南辕北辙？
121. 面对知识的海洋
尽管我喜欢物理，立志当科学家，不过在高中阶段，我在文科领域拥有的知识还是要比在理科领域多得多。道理很简单，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连续性，它更需要循序渐进。在那时，也有些高中学生课外自修微积分一类大学教程，但为数极少。当年的教育制度，既不允许跳班，又不允许提前考大学，显然是不鼓励我们独立发展。这种一味强调按步就班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理科学习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对文科的限制反倒小一些。
十九中离我家很远。高中三年，我一直在校住宿。周末回家，我喜欢安步当车，穿过城中闹市区春熙路一带时，我总要在新华书店和旧书店逗留一阵，常常是一呆就一两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那时的求知欲既是相当旺盛，然而在整个中学阶段，我竟然都不懂得充分利用图书馆。我甚至连省图书馆和市图书馆的大门都不曾进去过。学校图书馆也很少问津。我的课外阅读，基本上只是来自书店。
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我进入书店时的心情。面对着满屋满墙的书籍（其实当年书店陈列的书籍并不多），我是那样的焦渴，又是那样的雄心勃勃。我知道自己懂得的东西还太少太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统统吸收。这和我步入壮年之后再进书店或图书馆的心情大不相同。八七年我来到美国。我进入了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这里才真正是书籍的海洋。此时的我，已经读了不少书，自己也写过一些东西。我知道自己不必惭愧，也不应遗憾。但我不能不感慨，因为我再也寻不回少年时代的无限雄心。
122. 西方的书籍和《参考消息》
直到“文革”前夕，我对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的哲学和文学都极少涉猎。其实，“文革”前的中国大陆并非没有出版过此类书籍，举例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于五八年，穆勒的《论自由》出版于五九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于六二年，等等。在哲学方面，从柏拉图的部分对话录到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节译本，“文革”前均已问世。西方文学名著出版的就更多了。不过在当时，这些书籍的阅读范围很狭小（文学名著的读者当然要多一些）。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一度做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非但感觉不到被封闭的深刻苦闷，甚至于对已有的几扇小窗都无动于衷。当时我对西方思想家的了解，只限于几本通俗的历史小册子上的简单介绍。西方、包括十九世纪俄国的大文学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歌德、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等，其作品在一班热爱文学的青年中或许流行略广，但对我仍属陌生。
在高中，我开始对《参考消息》发生兴趣。这份标明“内部读物，切勿外传”的小报纸，在当时的学校中，只有校长、主任和某些老师方可订阅。我常常借着去办公室的机会匆匆浏览。老师发现后，一般也不加阻止。一次，教导主任来学生食堂巡视，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参考消息》。我走近前歪着头观看。他对我说：“这个东西你们现在还不要看。”我明知故问：“为什么呢？”他说：“这上面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有的连我也批判不了。”我说：“你们批判不了，不等于我们也批判不了啊。”他故作惊讶地说：“喔，那我们真该羞得无地自容了。”
其实，《参考消息》虽然大量译载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但预先也经过细心的挑选。不过它毕竟提供了比公开报刊更为丰富翔实的讯息。以我高中时代断断续续的阅读经验，西方的报道评论在直接引导我萌生怀疑或反叛意识方面功效尚小，而它在增进我对西方世界的好感上则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许，更深远的影响是来自于它的文字、来自于它的叙述风格和议论风格：简洁、清晰、客观、理性、生动以及幽默。
123.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学校也举行了庆祝晚会。我十分激动。高中三年，这无疑是我最激动的一天。激动之余，我甚至暗自有些遗憾：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幻想，希望自己能亲自参加这项伟大的工程。我这番热望产生于中苏论战之际。当时，美英苏签订了禁止空间核实验的条约。中共当局拒不签字。苏共大为不满。他们告诉中共，由于核战争的极端恐怖，防止核扩散乃必要之举。中共方面则认为，所谓防止核扩散，其实是为了维护核垄断。中共声言：我们对核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万一核战争爆发，它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而只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彻底埋葬。中共如此低估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苏共在一篇文章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究竟谁更能了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呢？是那些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人、还是那些仅仅从图纸上知道有这种武器存在的人？”就是这句话，给予我深深的刺激。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为此我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一向不习惯公开地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我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这番秘密的热望。它只是悄悄地隐藏在我内心的深处。
是的，从初中起，我就成为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号召我们“为革命发奋学习”。这里的“革命”二字，含义仍不是十分的确定。在我的心目中，“革命”首先还不是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也不是“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虽说在当时我对这两个概念并无怀疑，但同时对之也并不那么热衷。对我而言，“革命”首先地、主要地是指国家的强盛伟大。我热爱科学、立志当科学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认定，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科学的落后；中国的强大，有赖于科学的发达。平日读报纸听广播，我更关注的是我们制造了万吨水压机、我们终于甩掉了“贫油”帽子一类成就。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武器，我很少联想到世界将由此而变得更安全——象中共当局宣称的那样。看到报纸上刊登的蘑菇状烟云的大照片，我也没有联想到核战争的恐怖与危险。我只是感到中国正在变得强大。
不过，在那时，我心中也曾闪过轻轻的一丝不悦。我认为，原子弹爆炸成功，首先应归功于科学家；而政府的新闻公报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124. 一个孤零零的不同声音
第二天，校园里传出一个小故事。据说，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物理老师在众人都欢呼庆祝的时侯冷冷地讲了一句话：“这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家美国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
人人都知道这是句实话，但这句话还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公愤。这不是个认识问题——既然此话显然为真，这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
我当时对这句话也很不以为然，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总该为之自豪。美国本来就发达，中国原先很落后，现在中国正奋起直追，今非昔比，前程光明，当然值得格外庆祝。
我相信自己有道理。我相信这位老师讲了一句严重的错话。然而同时我又发现，自己对这位老师竟油然而生起一份情感。那不象是单纯的对弱者的怜悯，倒更象是对强者的某种敬重。以前，我很少直接见到有人在这种注定会陷于孤立的情况下讲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的确是极端孤立的，既没有民心作支持，又没有权势为后盾。正是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立，显示了他的弱，也显示了他的强。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校方似乎并没有批斗他。其实，我连这件事是否属实都没有把握，因为我没有求证过。然而，作为一个故事，它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之中。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一种不同的声音，不论在我们看来是否正确，它都会对理智的健全发展有所贡献。
125. “强国”压倒“启蒙”
一九八四年，邓稼先病逝。不久，《人民日报》刊出了关于邓稼先的长篇报道。至此，这位中国的原子弹之父的名字才为公众所知。
读到有关邓稼先的报道，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年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了解到核裂变的秘密、从而意识到一种具有空前杀伤力的武器有可能创制成功时，他们曾有过深切的道德忧虑；为什么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们似乎全无此等不安？
答案可以很简单。只消回忆一下我当年的感受就够了。因为占据我们脑海的一个急切愿望是：我们努力要让祖国变得强大。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大国，她有着那么辉煌的过去，她必须要有一个不愧于先人的未来。在谈起百年来自由民主迟迟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时，李泽厚将之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解释恐怕很难适用于全部时期。因为最晚从四五年日本投降算起，中国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生存危机业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其实并不是“保家卫国”——这一点到今天已是尽人皆知）。如果说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因素有意无意之中构成了对“启蒙”的压制的话，那么这个因素已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如前所说，风行多年的“革命”二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很多人而言，其含义首先还是“强国”。甚至到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而专制依旧，多多少少也可以解释为“强国”压倒“启蒙”。
犹记少年时，学历史学地理，常常会涌起一种自豪感。不为别的，单单为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时，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国家的人民发愁：自己的国家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那该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后来读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一句话：“幸好我的祖国太小，不足以作出太大的罪恶。”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推想起来，此话确也有它几分道理。强国当然并非都是恶国。但问题是，在追求强大的愿望和争取强大的过程中，人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无视平等、忽略自由？爱国主义倘不是建立于珍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过来成为压制个人权利的有力借口。有鉴于此，生于大国且志在强国的我们，敢不慎乎？
126. 面临第二种准备
进入高三后，学校照例加强了对我们毕业班的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题又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却又不同以往。
第一，近两年来，上山下乡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过去讲上山下乡，强调的还是“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现在讲上山下乡，强调的则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一句当年流行的话就是“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
第二，大学录取率要比高中录取率低得多。这意味着，同学中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将实实在在地面临第二种准备的考验。过去，许多人都采用这样的表达：“如果我考不上（高中或大学），我一定服从党的分配。”这种表达回避了对下农村的直接承诺同时又不失其冠冕堂皇。可是，这两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如果你没考上，党首先会动员你下农村。当然，如果你不肯下农村，党仍会考虑给你分配别的工作。但你在政治上已经矮了一截。你没有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你的政治觉悟遭到怀疑，起码是打了折扣。
第三，社会上积留的待业青年日益增多。换句话，如果你落榜之后又不肯下农村，等待你的很可能就是失业。
第四，由于阶级路线的强化贯彻，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学习好早已不足为恃，共青团员的身份也不是什么保命金丹。前车之鉴，俯拾皆是。一位同学曾对我说：依你的成绩，没一个大学考不上；照你的出身，没一个大学会录取。不必说黑五类子女，就连班上那位中间家庭出身的前任团支书也十分紧张。
真正的困窘之处在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绝大部分同学都怀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人们都不甘被视为政治上“落后”，多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在大多数青年中确立起了“权威主义良心”（弗罗姆语）。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那套价值标准，已经内化为许多人的自我意识。从原则上，从理论上，我们都承认上山下乡伟大光荣；因此，我们就把那种躲避心理认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连自己都觉得不光彩。于是，我们便陷入了“天人交战”。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存天理、去人欲”。
127. 咄咄逼人的压力
不过，上山下乡的号召也并非全无疏漏。不是说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吗？那为什么说只有下农村当农民才是革命的、而进工厂做一名工人阶级就不是革命的呢？进而言之，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分工不同，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当农民是革命，当工人也是革命，当战士、当警察、当教师、当服务员、以至当科学家，何尝就是不革命？
上述辩解，由于它们都同样采用了官方的价值标准体系，当事人可以问心无愧——也就是说不与那个权威主义良心发生冲突而没有负罪感，故而相当有力。但是，官方的宣传仍然技高一筹。当局说，因为农村最艰苦，所以下农村最革命；不是唯一革命但却是最革命。好比打仗，每项任务都重要，但有的任务更危险因而便更光荣。按照当年小说与电影中的描述，指挥员下达战斗任务，所有的战士都争先恐后请求分派到最危险的岗位，尽管这种最危险的任务只需要一部分人承担。那些坚决请命而未能入选者，照例还要表示遗憾。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当年共产党动员学生下农村便采取了类似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当然会因人而异。大体上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对自己要求越高，越是急切地证明自己的革命精神最坚决，那么，他就越是回避不开第二种准备的严峻挑战。我正好属于这种人。
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考入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第二种准备的问题于我更形迫切。我不得不对此认真思考。作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谓“认真思考”决不能是合理化，也就是为自己某种不宜宣示的动机找出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认真思考只能意味着找出真理，然后身体力行；即使它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也在所不辞。
128. 我的异议与矛盾
我反复思考。我发现我仍然很难完全认同上山下乡的那套理念。更准确地说，我发现自己长期怀抱的科学家理想，依据党的理论，有着同样充分的正当性，它未见比下乡当农民来得更逊色。我并不是说自己下农村会是“大材小用”——当时这种“大材小用”的观点被扣上“轻视体力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的骇人罪名。我强调的毋宁是各种不同的“材”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用”。我对科学既有兴趣又有优势，让我当科学家难道不是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有利？我承认农村落后、急需人才，但我的“才”是另一种才。你说当农民要当新式农民，也要进行科学实验。可是我对农业科学并不擅长。不错，我应该象雷锋那样甘当万能螺丝钉，“党把我拧到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党要分派我去农村，我一定会安心务农，但要是分我去研究物理不更好吗？农民辛苦因此光荣，当科学家同样不轻松。当科学家也要艰苦奋斗，也要有牺牲精神。至于说“我们更需要农村”，因为我们需要彻底的改造；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流行的看法最有距离。正因为我相信自己很革命，所以我不认为自己必须“脱胎换骨”。过去写文章，我连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不肯承认，我认为那只算“小资产阶级思想”。后来虽然改成了“资产阶级”，心里还是不大想得通。“彻底改造”的话我也讲，但那多半是表示愿望而不一定表示事实。我尤其不承认由于自己出身不好、错误思想便一定更多、因此就比别人格外需要通过下农村彻底改造自己。当然，我那时的想法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坚信自己很革命、坚信自己的科学家理想完全正当。出于这种自信，我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该继续追求我的科学家理想，因而没必要将上山下乡列为证明革命坚定性的第一选择；出身歧视妨碍了我的正当追求，因此它是不公平的、错误的。另一方面，正因为遭受出身歧视，我痛感自己的革命性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出于急切赢得社会认可的心情，我又强烈地倾向于通过下农村一类决然的举动证明自己。结果便是，在政治学习一类场合，我对下农村一事采取了略有弹性的表态；而在和我一向信任的班主任老师个别谈话中，则努力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文革”爆发，把这道迫在眉睫的难题推向了遥远的未来。谁能知道：假使“文革”迟一年发生，假使我在六六年就参加了高考而又没考上；那么，面对着下还是不下农村的艰难选择，我究竟会做出何种决定。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3月号（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