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陆陆续续读过不少叙述六十多年来痛史的书，自认为对这段距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会再“少见多怪”了。然而当我随手翻开《大逃港》，最先读到的居然是1960年代发生在深圳边防哨所附近，“逃港者”与边防军之间的一场搏斗，那一刻，我不得不再一次摒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读完整个故事。而那不过是书中一桩桩或悲惨、或传奇的故事中的一个。
“逃港”，对许多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既有所耳闻又无法述其详的名词。直到今天，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都几乎无不是带着一丝神秘感，甚至仍然伴有些许小心翼翼。之所以“小心”，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令人提起便心有余悸的“敏感词”。事实上，从“逃港”这种现象出现以来，它就始终是一个不能被公开讨论的禁忌。和许多别的禁忌一样，人们在言谈中都会不约而同地刻意避开它，即使是在家庭成员或密友间谈论这样的话题，也总是语焉不详，还带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谨慎。之所以语焉不详，显然更多地是因为对那段历史的公开文字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公众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有关真相。而那为数众多的、或成功或失败、或还活着或已死去的“逃港者”们，作为这段重要史实的亲历者，也就因此而成了无名者，他们和芸芸众生一样，面貌模糊，让人无法从人群中辨认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对这样一段真真切切存在于并不遥远的过去的历史，总算有一名叫陈秉安的记者，自愿花费三十年余的时间，从实地探访、寻找亲历者，到钩沉史料、挖掘官方档案，最终完成了这部真正饱含着血泪的纪实作品。
的确，就本书主题和所揭示的真相而论，《大逃港》为我们所呈现的，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预期，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比如，对当年发生于边境地带却鲜为外界知晓的“闸门山事件”，书中就有较为详尽的披露：1956年秋天，几个因政治运动在原籍无法存身而流浪在外、衣食无着落的旧政权人员，以帮助修建国防工事的民工身份来到边境，他们用棒子打晕了巡逻兵，包括妇女孩子在内的32名越境者，在一位名叫潘子良的原中国远征军连长的带领下，一齐冲向深圳河。此时冲锋枪声响起，有些孩子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去抱孩子……
从书中的叙述，我们也看到，当年的主政者确有数次“大放河口”的举动，期间不光广东本省，甚至全国其它地区的民众都一股脑儿涌向边境，等待获得签证。而像这样的“放”，每次维持时间实际上都非常短暂，多则十多天，少则数日。过后，当局就会因为种种内外压力的凸显，而采取比先前更为严厉的收缩措施。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虽然也不免会受到国际大环境的一些影响，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温度”，无疑是决定 “收”或“放”的最关键因素。每当阶级斗争局势趋缓，非法越境者即使被抓获，也不过遣返而已；反之，一旦阶级斗争寒风起，逃港者就将面临极为严厉的处罚，更遑论“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 “收”与“放”，于主政者而言，最多不过是一个为难的决定，而于无数渴望出走的民众而言，在一收一放之间，多少人的命运就这样无情地被决定了，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除了数不胜数的悲惨往事，在书里偶尔也能读到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比如，一名港警的夫人为了搭救素不相识的“逃港者”而被港府被告上法庭，最终却以智慧成功化解了与当局的法律纠纷，逃港者也得以合法居留香港，并与家人团聚。是的，生活有时虽然无奈，但还是会时不时显露出它温情的一面，让人在绝望中瞥见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对于身处绝境中的人们而言，这一丝微弱的光，也许就是生活的全部了。
在为数众多的“逃港者”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这些世世代代耕作于土地之上的人，几乎是凭借本能，而非任何理论，选择了逃向自由。尽管思想教育时时展开，却自始至终都无法抵挡人们“逃港”的决心。在边境地带的某些村落，连党支书在内的所有青壮年男女统统越境到了香港生活–只是因为对岸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冷战初年，曾有一本题为《我选择了自由》的畅销书，作者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名特工。他由于不堪忍受苏联国内高压政治，选择了叛逃到西方，西方媒体因此大作宣传，使得此人暴得大名。不过因其谍报人员的身份，我相信他在到达西方之后，也未必就能真正拥有自由。与此人相比，我们的那些拼了一条性命选择越境的同胞，在“逃港”成功后倒是真的拥有了比过去袁为宽广的自由，同时也就有可能拥有作为自由伴生物的财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对于如我这样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而言，对这段历史一定程度的隔膜也许是难免的。而今天的我们，固然只能通过诸如《北逃》这样的电影，或者是有关柏林墙的纪录片，来想象当年的情形，但是再转念一想，我们距离那个年代也就不到半个世纪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我们如此轻率地就将这段几乎是触手可及的历史抛在了脑后？那些在逃港途中，或死于枪口之下，或藏身大海之中的灵魂，就这样轻易地被他们的同胞遗忘了吗？谁能保证，那导致他们走上不归路的，不会在若干年之后卷土重来，将也许是更多的人裹挟其中？这样一想，你会猛然觉得，书里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实，是近在咫尺的。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