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帕斯捷尔纳克:时间的俘虏,永恒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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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相对于俄罗斯白银时期其他的诗人,诸如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以及赫列波涅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甚至前期的勃洛克和安年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研究者比其小说研究者或许要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翻译成汉语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文集中,大多数论者基本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上述几位诗人。俄罗斯教育学院院士、批评家弗·阿格诺索夫在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一书中,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作为研究其他诗人的旁注出现,甚至在此书的结束语中,为了表示对“遗珠”诗人的歉意,作者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国内所见某版本《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俄罗斯诗歌史》中,也不见其踪影。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研究者都会忽略帕斯捷尔纳克,但除了诗人读者和部分俄罗斯诗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还是更关注他获得诺贝尔奖、也给他带来更多光荣和灾难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尽管,他和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是公认的四位俄罗斯白银时期最伟大的诗人。

   在中文读者中,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应该是1989年初出版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这本诗选集。在这本书里,他的诗选入了21首,仅次于曼德斯塔姆。1987年出版的汉译《日瓦戈医生》(此前一年苏联作家协会才为其平反)和同名电影在国内的流传,使得他为更多读者和观众知晓。毋庸讳言,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为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带来了令人震撼的启示。此后二十多年,又出版了多种帕斯捷尔纳克的汉译诗集,大部分作品选自他的《生活,我的姐妹》、《第二次诞生》、《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诗集,直至前不久,上海译文社才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中下)三卷,收入帕氏诗作499首,参与翻译的译者多达八位,是目前国内出版最为完整的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译本。

   二

   没有人质疑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抒情诗人这一写作身份的定论。比他早十年出生的勃洛克对抒情诗人有过如下精彩绝妙的描述:“抒情诗人是从你们划着十字绕行的那个可诅咒的巢穴走出来的,他把自己无辜的芦笛贴着嘴唇,准备告诉你们不听为妙的声音,否则,一旦听得出了神以后,你们便会成为叫花子靠乞讨度日。”

   然而,早期的帕斯捷尔纳克却一度有过放弃写抒情诗的想法。一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1922年底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现实和制度等很多方面呈现的样貌,使这位年轻诗人陷入焦虑和惘然之中,尽管那时他已经写出了令很多人称赞不已的、有影响力的诗集,诸如《越过壁垒》、《生活,我的姐妹》。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继任,并大规模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急剧的社会变化也加剧着诗人的忧虑。就在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应该不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时代可顾不上那被称作‘文学’的东西。”1926年,他在一份给报纸的调查答卷上也表示:“旧的个性被摧毁了,新的个性还没有形成。没有共鸣,抒情诗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大凡对社会学和美学的悖论有过激烈内心搏斗的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几乎都会产生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焦虑的心情,这也是阿多尔诺对奥斯维辛后写诗不道德论断的一个出发点。然而,在这个关头,他的知心好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给予了帕斯捷尔纳克有力的支持:“我真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称为“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女诗人,成了帕氏《短篇集》和长诗《崇高的疾病》的催产士——

   “我感到羞愧,而且羞愧与日俱增

   因为在这些陈迹的世纪

   还把诗歌

   称作一种崇高的疾病。

   ……地球难以理解这种混乱,

   以致要离开书籍

   扑向长矛和刺刀。

   良好的心愿铺就了地狱。……”

   诗人的敏感使他在全民迎接“新生活”的欢呼声中早早预见到了灾难的来临。事实上,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政府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在国内开展的“肃反”运动,也残酷地证实了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一切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都将被斯大林政权所毁灭。在此情形下,俄罗斯诗人们秉承良知的呼唤,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不断有人被杀害、被逮捕、被送进集中营的情况下,靠传抄、背诵的方式,保留下相当多诗人们的作品。曾有人对帕斯捷尔纳克未被逮捕而大感意外,对此,他忠实的伴侣伊文斯卡娅后来写道:“有一种传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向波波娃讲述过其中之一),说汇报有关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证明材料,斯大林说了一句:“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

   无论这传说是真是假,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拒绝在一份可怕的文件上签名——“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有人也来找我,我拒绝签名。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段话来自帕氏口述,应该毫无疑问。他置生死于不顾,顶住了当局的压力和威胁,而这意味着他可能为此丢掉性命。

   三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从斯大林上台,将近150万有异见的俄罗斯民众和知识分子丧生,一直到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三十多年间,帕斯捷尔纳克从未停止写作。他留下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留下了《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大量诗作,以及《日瓦戈医生》等长篇和短篇小说。或许,作为一个人,他也有性格上的脆弱和犹疑,但他全部的勇气和担当都献给了诗歌,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不畏强权、自由独立的诗人:

   “仿佛他会像林妖一般/从逃亡苦役犯的休息地走出……天空和大地,森林和田野/都听到了这少有的声音/这些组合均匀的成分/疯狂、悲痛、磨难、幸运。”

   以及——

   “生命之书已写到终篇,/它比一切圣物都神圣,……/世纪的进程像寓言/它会在行进中闪闪发光。/为了它可怖的壮丽/我甘愿在受折磨中死亡。”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于1945年到访苏联时拜望过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注意到当时文学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偏见:“多年来苏联批评家一直指责他太深奥、复杂、繁琐,远离当代苏联现实。我想他们指的是他的诗既没有宣传性,也没有粉饰性。但如果指的是他的创作只写个人的世界,只说私人的语言,或所谓闭门谢客,刻意与他生活的世界相隔绝,那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警惕来自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工具化,都是一个诗人必须的清醒,这或许是很多“政治正确”论家对他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1935年,他赴巴黎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大会时为文学辩解,他强调:“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说这段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来自自己所写下的文字的检验,尤其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既继承了自己自《生活——我的姐妹》中对大自然和爱的一贯忠诚及抒情风格,也直面苏联的社会现实,从个人真实的感受出发,将生活经验转变为美学经验:他的创作忠实于缪斯而非代表威权的宙斯,忠实于记忆女神而非黑暗的遗忘。“我可以象海涅一样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记住’。”而伯林则充满敬意地说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几乎详尽地标注了诗人创作每组诗歌的年代时间,这给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读到这套书之前,笔者正在读译者之一、诗人李寒翻译的一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并为这样更年轻的诗人加入翻译队伍深感欣喜。这套诗集译者众多,每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文本呈现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水平,所以不免会遇到部分挑剔读者的诟病,但我以为由于这套诗集几乎收入了帕氏全部的诗作,仍不失可珍藏及对照阅读的价值。而当夜深人静、翻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作为一个写诗多年的人,我依然会情不自禁被这样的诗句打湿眼眶——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对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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