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违悍然判处王丹十一年徒刑,激起世界舆论的一片抗议之声。

中共当局辩称这次审判完全是依法行事。这是弥天大谎。且不说在内容上,它所列举的王丹的“犯罪事实”全部属于言论,因而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之列;且不说在程序上,它将王丹非法拘留十七个月,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且不说在审判时,警察严密封锁法院,其后又拒绝将审判结果向国内民众公开,因此纯属秘密审判;这里,我只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判决书说王丹从九三年二月至九五年五月期间“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现政府的犯罪行为”。这就怪了,既然王丹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先后后作下一系列“犯法行为”,既然王丹的全部所谓“犯罪行为”无一不是以真名实姓正大光明作出的,举世皆知,而王丹本人从来就是“供认不讳”,那么请问,当王丹在作出第一件、第二件“犯法行为”时,你们为什么不起诉?为什么不拘禁?为什么不判刑?假如王丹先前的所作所为果真触犯了法律而你们却不及时地依法处理,你们起码犯有渎职之罪。你们在王丹“犯罪”尚少时不依法判处较轻的刑罚,而却等到王丹犯下了“一系列”“罪行”之后再判上十一年的重刑,这不是明显的政治陷害吗?

其实,事情本身是很简单很清楚的。当局分明知道,即便是按照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王丹所作的一切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它在一段时间内实在不好意思把王丹再抓起来。王丹曾经讲过,要坚持“在法律范围内开拓更大的自由空间”。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阿。季诺维也夫曾经清楚地阐明法律与反对的关系。他指出,再坏的法律也是法律;任何一条严格的法律在逻辑上都提供了反对的可能性。异议人士坚持合法斗争,中共若要依法行事,它就必须容忍;如果要镇压,它就必须践塌自己的法律。据悉,甚至在王丹被非法拘留之后,中共内部仍有着不同意见。去年就有人打算对王丹起诉判罪,但遭到另外一些人的抵制,理由是“犯罪事实”材料不足。这也是王丹一案拖至今天才判决的原因之一。昔日李一哲大字报轰动一时,可是,在毛泽东还活着,四人帮还掌权的时候,李一哲只是被批斗被围攻;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主政后,李一哲反而被投入监狱。这是因为华国锋自知其权威比不过毛泽东,所以他更需要借整人立威。如今,江泽民对异议人士似乎比邓小平还更凶狠,那同样也表明江泽民的地位要远比邓小平更脆弱。

作为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历经数年的艰苦磨炼,信念更坚定,思想更成熟,胸怀更宽阔,在专制淫威下表现得更勇敢。这次王丹被判处重刑,那正是他的无上光荣。它进一步证明了王丹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在去年三月的一次讲话中,王丹说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在为自由民主的实现铺路。我们已经付出过代价,今后还有可能付出代价,但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即使我们不一定都能享受理想实现的成果。”在法庭上,王丹坦然宣称自己“问心无愧”,“对得住国家、人民和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王丹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次王丹被判以重刑,一方面说明了中共强硬派正在疯狂而野蛮地加紧对自由民主运动的镇压,这种疯狂与野蛮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揭示出不满与反对情绪的广泛程度和巨大的潜在力量。但另一方面,这种疯狂与野蛮能够得逞于一时,那也说明了反对的力量仍然还处于潜在状态,因而尚不足以形成现实的力量。极权制度是利用人们的热情而建立起来的,但是要延续这种制度,只要人们普遍的冷漠就够了。现阶段中国民众的政治冷漠,首先是专制高压——主要是六四屠杀——的结果;但时间一长,它反过来又可能变成维系专制的一个原因。因此,帮助民众走出冷漠就成了民运人士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归根结底,我们争取自由民主,并非寄希望于专制者自身的良心发现,而是寄希望于广大民众的奋起抗争。动员民众的工作是民运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艰巨的工作,它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去作大量默默无闻的细致工作。在中国民运受阻于瓶颈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把对专制者的无比愤慨化为不屈不挠的韧性努力,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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