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0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进入近代，旧中国一成不变的单一面目渐渐改变，一个多样化的中国开始形成。后来她又重新归于单一化，使人想起这个国家历史上那些千年循环：无论经历何种动荡，社会总是要回到过去的轨道上，一切内忧外患都不能迫使它作出改变。
把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切，视作简单的历史轮回也不准确，这段历史本身要比过去对它的一贯印象复杂、深刻得多，我们的目标是阐述出它最深刻的那些层面，遗憾的是，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学识、思想和写作能力，而来自它们之外，那些东西必将大大降低写作的成色，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步步向前。
多样化进程一旦启动就无法遏抑，这种观点曾经被视为无需证明的公理，但二十世纪发生大量违背这条“公理”的重大历史现象。我们把目光缩小到中国：民国继承了晚清留下的所有遗产，也继承了晚清留下的一切问题和危机，用朝代来分割这段历史不仅偏离真相，还会使我们的眼光变得狭隘。中国近现代史需要一以贯之串通看待。逐渐开启的多样化进程被中断，重归单一，这个重大的命题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个局部战场（即所谓的“冷战思维”）；二是基于中国独有的历史传统轨迹，将共产主义视为这一传统的某些补充和呼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视角，但上述两个视角是必备的根本。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论调，而我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人类的良知性经验。我们试着提出“三个中国”这一概念，作为探究这段历史的钥匙之一：内陆中国、面海中国、亚洲腹地中国。
区分的标准不在地理和族裔，而在经济和政治的生态结构，以及文化倾向，虽然它们和地理、族裔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重合在一起。
内陆中国
传统旧中国表面上它是一个简单的蝼蚁社会，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学者大大地低估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能将几千万甚至几亿、十几亿人压制在蝼蚁状态，无论多少内外动乱的冲击，总是要回到旧轨道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写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尚未必能探得其详，对中国旧秩序的研究，至今仍是史学、人类学的一大重要课题，它覆盖了地球表面23%的人。
这是一套政治、经济生态模式，文化、宗教信条合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四大领域系 一体四面，每一面都足够复杂。一部分系人为设计，另一部分在自然演化中逐步形成。它停滞、保守，自觉地将不利于“稳定”的东西淘汰掉，社会的单一程度越来越高，于是中国历史也表现得越来越狭隘、萎靡。
官僚体制居于本质地位，大约在战国后期形成，这套体制的核心概念，我们暂时沿用“法家”这一称谓，即所谓“商君之法”和“申不害之术”。中国的“法”并不是欧洲那种规则、法律，在欧洲，法律扮演的是仲裁的角色，而中国的“法”是自上而下单方面的硬性规定，它的目的是要使政府获得驾驭全社会的能力：制定者无需负责，全社会唯有服从；没有仲裁机构，除了武力抗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程序保障，订立、修改、废除全凭政府意愿。“术”是一套驾驭人的技能，它把驾驭对象当成没有生命的无机体。对皇帝或者代行皇权的人来说，术意味着驾驭官僚体系；对长官来说是驾驭下属；对官僚体系来说是驾驭人民。这套魔鬼技能完全无视人的情感、良善愿望和道德情操，追求利用人的贪婪、恐惧、欲望等原始本能，将多数人玩弄于少数人的鼓掌之间。和法相比，术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对悟性的要求更高，受个人性格因素影响更大。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驾驭得了官僚体系，但是官僚体系却能驾驭得了人民。
所谓“国之本，唯农与战”，在法术驱动下，秦国迅速获得了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建立起一套繁忙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帮助它吞没了一个个敌国。吞并六国过程中因为各级官僚能通过军功获得大量奖励和上升通道，他们干劲热火朝天，就象那些铤而走险的罪犯一样，虽然也有不少人受到严酷处罚，但升官发财的热情掩盖了危险。战争结束后，奖励和上升通道基本断绝了，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惩罚条款，官僚们在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阴云下胆战心惊地度日。而新登基的皇帝又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驾驭能力，官僚体系本身也成了法术的受害者，他们和六国残余势力、叛乱的农民和“罪犯”们联合起来毁灭了秦朝。
官僚出身的刘邦打败了代表六国残余势力的项羽，秦朝成功地用法术使农民沦为官僚体系的附庸，成为压榨钱粮的仓库、国家工程的牛马、战争的炮灰（当时还没有炮，谁能帮我想个更妥帖的词）。刘邦继承这套体制打败了项羽，汉朝既建立在这套官僚体制基础上，又要避免重蹈秦朝覆辙。改革从楚汉相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光有法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伦理合法性和稳定的官僚选拨机制。到了汉武帝时代格局基本奠定：引入孔夫子的学说，创造一个政治神话，将对君主的效忠包装成一种神圣责任（在过去，那是封赏的交换条件，类似欧洲的封建制又有所不同；或者是对强人的服从。），儒-法这对奇怪的冤家合为一体。董仲舒开创独尊儒术之前，早有荀况和贾谊这些人，既深谙儒家式的仁义词汇体系，又崇尚和精通法术，这对表面上的死对头其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隋文帝杨坚时代创立了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制，使官僚体系的框架和吐纳格局稳定下来。我们不再赘述漫长的演化过程，看看在其下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从西北的干旱地带到江南的膏腴之乡，从西南的山地到华北的沃野，农民们按同样的组织方式从事自足的小农生产。他们被编入相互监督的保甲，按年向官府缴纳钱粮，外加地方上各种心血来潮、目的可疑的苛捐杂税，它们的比例比朝廷正税更繁重；应官府征调自备口粮、工具甚至牲口，去修筑堤坝、道路、河漕、工事；按人头抽丁去当兵，有时还要面临被强制抓兵。从河西到岭南，不同地理、生态和气候环境下的人们，说着相互无法交流的方言，却过着同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他们被分割成一个个互不隶属，相互走动稀少的村庄，男耕女织，面朝黄土；从事同样的祖先和节日祭祀活动，遵守同样的尊卑长幼、里亲外戚民俗；朝拜同样的迷信神佛，象行贿官老爷一样，向它们祷告同样的求子、求财、求平安心愿。这是比金字塔更神奇千百倍的奇迹！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真实地反映出来，衡量虔诚的标准是花钱出力的多少，因此虔诚似乎是有钱人的特权。和尚道士们冷眼望着千叩万拜的善男信女，热脸朝着阿堵物贴去。农民们会对一个自己从未听说过的神佛倒头膜拜，就象纳拜一位偶然路过的神秘朝廷大员一样，哪怕明知根本不会被理睬仍毫不气馁。他们相信灶头、炕上甚至厕所里都住满了神仙，象一张无死角大网一样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无论神仙还诸佛，在农民心中的形象都是现实政治中官僚秩序的投影：一个唯我独尊的首领，率领两班文武排开，构成中枢；以下是各路大小神佛，撒下一张巨网弥漫在整个红尘内外；各路神仙中既有在朝的实权人物，也有在野的闲散人等，同级相互争权夺势，下级对上级俯首帖耳；直至住家的灶王爷等一干小毛神。这个灶王爷就象元朝时候的家鞑子一样，是家里的祖宗，需要用甜言蜜语哄他高兴以免被打小报告。而桥神、路神、山神、土地之类，则是各路雁过拔毛的小官吏。
虽然绝大部分农民们连县老爷都很难见上几面，但官僚秩序具体到一分一毫细节的丰满形象，却生动地存在于每一个农民脑海中。
在观察作为统治阶层存在的官僚体系时，不妨先想想黑帮的行径：挨家挨户收保护费，控制着色情业、烟馆、高利贷等暴利行业，爆发武力冲突时经常动员当地居民一齐上阵，居民们若想反抗，付出的成本要比逆来顺受高得多……再看看官僚政府，他们征收各种赋税，把持盐、铁、奢侈品、粮食市场（近现代又加上兵工、路矿、电信等），征兵征夫……两种景象何其相似？要说国家政权已经超越了帮派性质，要冒非常大的学术风险。
国家基本靠农民养活，却又不对农民负任何责任，和欧洲封建制完全不同。它一边吸着全社会的血汗，一边又把全社会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压制。就象黑帮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一样，国家亦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到1%的统治阶层统治着超过99%的人口（如果把胥吏划入统治阶层则这个比例要改写很大），被统治者被打散成粉末状，桎梏在乡村中，国家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商贸流通，让村庄之间无法通过通商串联、活跃起来。足迹很难迈出县界的农民们，相互之间认同度极低，除了饥荒或自然灾害导致他们大规模地流动，被统治者很难结成共同体。
过去中、外学者们对旧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读儒家伦常和世界观方面，但看起来儒家学说扮演的角色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士大夫们满嘴孔孟词汇，脑子装的却尽是法术。在批林批孔期间，整个中国古代史曾被解释为一场儒法斗争。几套不同的法术——经常相互矛盾——被用同一套词汇库解释得天花乱坠。司马光和王安石用同一套词汇库相互攻讦，或者为自己辩护，他们用相同的辞藻来证明自己行的是孔孟之道，而对方是圣贤之门的逆徒，实际上双方各持的法术，和孔孟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慈禧太后用同一套词汇，先动员义和团屠杀洋人和教民，很快又颠倒过来，用它们来取缔义和团，向洋人求和。在这套话语体系描绘下，统治阶层无论做什么，都是在遵循孔孟训导，谦恭持礼，诚惶诚恐地布施仁义，哪怕他们正在干着群体性灭绝的反人类勾当。
这样的景象今天仍非常熟悉，甚至比古代更加泛滥。那些词汇除了用于给某人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之外，别的意义实在少得可怜。
如果皇帝精通御人之术，整个官僚机制会被统一成一个庞大的帮派，但绝大多数皇帝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皇帝已经被神圣化，他无需具备强人气质天生就能赢得效忠，即便是废柴、白痴、婴儿，关系都不大，官僚阶层会围绕其他精通御人之术者，形成新的帮派核心，代行皇帝的职权，比如：霍光、司马昭、慈禧太后。有时候会朝中会形成好几个帮派，或者地方上兴起的帮派具备了挑战朝廷的力量，这时候往往意味着王朝气数将尽。于是明清发明了一套内阁把戏，把最会弄权的几个人搞到皇帝身边来做私人顾问，让他们相互掣肘。
这个农业-官僚体系，从下往上看，官僚阶层是一个附着在自耕农社会上一个巨大的寄生物；自上往下看，它把自耕农社会驾驭于胯下，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庸。儒家说辞为之提供合法性，它是中国词汇体系里，能找出的最冠冕堂皇，最具蒙蔽性的一套。之所以千年不化，不是因为它具备多强大的生命力，而是两千多年来话语霸权被牢牢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他们用这套话语体系从小灌输自己的接班人，一代又一代重复了何止三百万遍。千年后，除了这套词汇，中国人已经不懂别的词汇了。它排除社会其它声音，把法术对官僚体系自身的伤害降到最低；孔夫子“各安其位”的学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皇帝和官僚体系之间潜在的敌对关系，增强了官僚秩序的内部稳定性；一边宣扬仁慈，一边教导农民们要安于现状，部分地消弭了来自农民的反叛情绪。
表面上它只是个简单的两层结构，支撑这一结构的东西却非常庞大。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展开，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几大关键：帮派性质的政府、法术、驱役之下的自耕农经济生态、宗教幻像、儒家伦理说辞，此外还有许多因素，虽然表面上不是完全作用于两层之间，但支撑作用同样强大，最值得强调的是家族。
在表面上，统治阶层完全对被统治阶层开放，只要具备“德才”，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中；但事实穷人既读不起书亦无心去学那套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家族的存在使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飞黄腾达之辈会提携家族里的穷困子弟，或者创立家族义塾供族内子弟入学。在家族根系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亲朋、同乡裙带也能部分起到这种功能。于是被统治阶层拥有了上升渠道，不至于造成两个阶层之间迅速撕裂，这种渠道微妙的宽度经历了千年演化，竟然恰到好处地使被统治阶层既心存幻觉，又安于现状不作“非分之想”。大家族本来是中央王朝的盟友，和威胁王朝的一大隐患，但随着战乱和移民，大家族聚居地情况渐渐消失，他们分散在各地变成一系列小家族，同姓之间因为居住地分散，从一个庞大祭祀、生产甚至军事共同体，变成了仅具有薄弱联系的联宗会，全国形成了一派小家族林立的格局。这种状况进一步使社会分散，无法形成共同体。另一方面，家族生活中往往包括社会上下两流，于是便增加了一条上流社会对下流社会的控制渠道。
关于内陆中国的话题，暂时在此处休止，我们将在后文中随着具体事件和人物继续进行。
“亚洲腹地”本是个地理、气象学名词，指从满洲到中亚这片广袤的游牧、狩猎民族栖息地。这一地区独特的漫长部落变迁历史，以及他们与几大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争斗，使它成了研究人类学的圣地。因为这个词读起来略显罗嗦，我们有时会用“内亚”一词代替。
这一地区活跃的牧猎民族，曾经是内陆中国王朝的最大的威胁。历史上来自满洲、蒙古、中亚、青藏高原四个方向的牧猎民族，曾多次入侵内陆中国，有几次直接导致中原王朝垮台。他们几乎和内陆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兴起，敌对关系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原王朝想尽一切办法来应对入侵。总离不开三大办法：主动出击，这种办法在汉武帝之后已经很少采用；收买他们为皇帝卖命（主要是唐朝）；构筑防御系统，将他们挡在农耕文明势力之外（宋、明的基本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无法完全如愿，中国既无法武力征服这些地区，也无法用文化同化他们，消极防御收效也不明显，中国对亚洲腹地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儒家式的傲慢心态使中国精英不愿去研究和吸纳他们的性情和文化，摸索一条文化共存之路，而且也摸不清楚他们的兴衰规律。
清代改变了这种状况，满洲统治者找到了文化共存的方式，他们以部落秩序的身份，而非儒教秩序的身份，与当地统治者结成同盟，将亚洲腹地纳入皇家版图。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片不属儒教文化范畴的地区，近代地缘政治专家们认为：这些地区是使内陆中国免于外来入侵的缓冲地带。进入近现代，这些地区逐渐被日、俄和英国势力渗透甚至夺走，把内陆中国直接暴露在强大敌人的军事入侵威胁之下。
亚洲腹地对传统中国是片可有可无的番外之地，纳入是个加剧国内农民负担，自寻内乱阴云的沉重包袱，舍弃是个纵容其坐大的难测威胁。这一地区对内陆中国的意义远非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这么简单。进入近现代，亚洲腹地对传统内陆中国已经不构成威胁，反而成为内陆中国抵御日俄威胁的盟友，同为“新中国”的共同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先于个人主义在中国觉醒了（在现代文明的策源地，觉醒的先后顺序恰好反过来，是个人觉醒催生了民族——民族诞生于觉醒个人的理智和情感认同。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悲剧是另一个深刻的话题，需要留给后文）。觉醒的民族主义不再把亚洲腹地视为可有可无之地，他们认为那是构成“中国”这一概念必不可少的因素，即所谓“五族共和”。五族共和的根基是汉人放弃儒家传统，这一传统对异族充满了敌意、成见和歧视，是阻碍五族共和格局最大的壁垒。
内亚中国所面临的外寇阴云，加速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崩坍。那种在其他国家常见景象——民族主义以提倡和复兴传统为动力，在中国却恰恰相反：高涨和民族主义居然以砸烂民族旧传统为目标。
亚洲腹地的危机并不是造成这一景象的唯一因素，却至关重要。民族主义在排满论调退潮后，不再以境内的异族的矛头，它的矛头必然要指向境外——洋人！
内亚中国的危机带来另一个巨大影响，它召唤中国迅速产生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去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和外交，这声音是在为已经没落的秦制招魂，它召唤的不是个人的奋发和自强，而是传统中国那种政府对社会强大的掌控能力，将个人重新压回到蝼蚁和侏儒状态，与个人觉醒的大潮背道而驰。但是秦制已经失去了伦理和宗教幻像的支撑，它需要新的政治神话和组织活力，它们将来自哪里？
面海中国
一个不同于内陆中国的模糊雏形其实早已存在，在东南沿海，土质和气候不太适合农业，因此不受内陆王朝的关注，成为王朝的边缘地带。渔业、制盐、采珠和珊瑚等海产业、手工业，才是这些地区经济生态的主角，而这些经济活动又必须依赖商贸（经常被迫以走私的形态存在）。一个不同于内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态系统，早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就已经形成。这里曾经演化出过大的城市和海上武装集团，将官府衙门扔到一边，甚至对内陆中国发动入侵。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以其说是象中国，更不如说是象日本（这一现象也部分回答了中日之间同文同种，却迥然不同的近现代历史轨迹这一问题）。
清代的禁海令遏制了面海中国的发展，但它随着洋人商船的到来再次活跃起来。通商口岸开放后，面海中国成了引领整个中国变革的策源地。新思想、新文化、新的组织管理模式从这里向内陆传播。
面海中国常年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对王朝没有多少向心力，阻碍它繁荣起来的因素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来自王朝的打压，另外比如频繁莫测的台风（地中海何其得天独厚），千奇百怪无法沟通的方言。
洋人的到来弥补了这几大缺失：洋人的船经得起风浪，洋浜泾英语迅速成为交流和书写的利器。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王朝桎梏，当地人比内陆人更容易接纳外来文化。两者的差别究竟几许？也许可以通过两件事来管窥：九龙租界里的中国人，很快纷纷选择加入英国国籍，成为女王子民；而后来拥有同样选择权的威海租界中国人，却很少有加入英国国籍者，他们仍顽固地愿意当大清皇民。
内陆中国的风气是：看见不同便下意识加以排斥；面海中国却不一样，他们乐于学习和模仿领先者。广义上的面海中国，不仅包括通商口岸，还应该包括南洋甚至美洲的华侨，随着通商步步开放，逐渐从沿海渗透进长江流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全部来自面海中国的滋养。”新事物源源不绝地从这里传进内陆，新的思想在这里交流，新的政治主张和管理理念在这里形成，新的经济活动在这里生成繁荣，新的社会阶层在这里出现，新的文化旨趣和道德标准在这里萌发。
如何评估租界内洋人对面海中国的意义？最保守地说：他们是中国人的老师，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习关于近现代文明的一切；或者称他们为面海中国近现代历史真正的书写者，也毫不为过。当高涨的民族主义要把他们赶出中国时，中国的现代化之旅从此失去了动力策源，也失去了理性方向。
后来，日本军队把他们赶走了，然后他们再没有回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比军事侵略更深远的破坏。关于面海中国的历史本可以大书特书，但限于篇幅本文必须止于笼统。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历史只能由中国人来书写。这既不符合事实更狭隘愚蠢，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使新事物只能依靠那些从外国人处学到一鳞半爪的中国二道贩子们，缓慢地向内陆渗透，渗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大量精粹，补进大量谬误。当代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直接奉外国人为师，把自己和全球文化直接联系起来。
以上是“三个中国”概念的综述，内陆中国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这种格局曾经一度被中断，今天又重新回归。昔日面目已经不再，地理和族裔的影响已经越发模糊，但昔日的逻辑仍在发挥着作用：那些与世界联系得最紧密的地方，是中国文明的心脏所在。可喜的是，联系的载体已经从航船，变成了wifi信号。
修改于2018-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