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0 山民遇水 小戎俴收

进入近代,旧中国一成不变的单一面目渐渐改变,一个多样化的中国开始形成。后来她又重新归于单一化,使人想起这个国家历史上那些千年循环:无论经历何种动荡,社会总是要回到过去的轨道上,一切内忧外患都不能迫使它作出改变。

把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切,视作简单的历史轮回也不准确,这段历史本身要比过去对它的一贯印象复杂、深刻得多,我们的目标是阐述出它最深刻的那些层面,遗憾的是,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学识、思想和写作能力,而来自它们之外,那些东西必将大大降低写作的成色,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步步向前。

多样化进程一旦启动就无法遏抑,这种观点曾经被视为无需证明的公理,但二十世纪发生大量违背这条“公理”的重大历史现象。我们把目光缩小到中国:民国继承了晚清留下的所有遗产,也继承了晚清留下的一切问题和危机,用朝代来分割这段历史不仅偏离真相,还会使我们的眼光变得狭隘。中国近现代史需要一以贯之串通看待。逐渐开启的多样化进程被中断,重归单一,这个重大的命题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个局部战场(即所谓的“冷战思维”);二是基于中国独有的历史传统轨迹,将共产主义视为这一传统的某些补充和呼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视角,但上述两个视角是必备的根本。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论调,而我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人类的良知性经验。我们试着提出“三个中国”这一概念,作为探究这段历史的钥匙之一:内陆中国、面海中国、亚洲腹地中国。

区分的标准不在地理和族裔,而在经济和政治的生态结构,以及文化倾向,虽然它们和地理、族裔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重合在一起。

内陆中国

传统旧中国表面上它是一个简单的蝼蚁社会,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学者大大地低估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能将几千万甚至几亿、十几亿人压制在蝼蚁状态,无论多少内外动乱的冲击,总是要回到旧轨道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写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尚未必能探得其详,对中国旧秩序的研究,至今仍是史学、人类学的一大重要课题,它覆盖了地球表面23%的人。

这是一套政治、经济生态模式,文化、宗教信条合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四大领域系 一体四面,每一面都足够复杂。一部分系人为设计,另一部分在自然演化中逐步形成。它停滞、保守,自觉地将不利于“稳定”的东西淘汰掉,社会的单一程度越来越高,于是中国历史也表现得越来越狭隘、萎靡。

官僚体制居于本质地位,大约在战国后期形成,这套体制的核心概念,我们暂时沿用“法家”这一称谓,即所谓“商君之法”和“申不害之术”。中国的“法”并不是欧洲那种规则、法律,在欧洲,法律扮演的是仲裁的角色,而中国的“法”是自上而下单方面的硬性规定,它的目的是要使政府获得驾驭全社会的能力:制定者无需负责,全社会唯有服从;没有仲裁机构,除了武力抗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程序保障,订立、修改、废除全凭政府意愿。“术”是一套驾驭人的技能,它把驾驭对象当成没有生命的无机体。对皇帝或者代行皇权的人来说,术意味着驾驭官僚体系;对长官来说是驾驭下属;对官僚体系来说是驾驭人民。这套魔鬼技能完全无视人的情感、良善愿望和道德情操,追求利用人的贪婪、恐惧、欲望等原始本能,将多数人玩弄于少数人的鼓掌之间。和法相比,术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对悟性的要求更高,受个人性格因素影响更大。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驾驭得了官僚体系,但是官僚体系却能驾驭得了人民。

所谓“国之本,唯农与战”,在法术驱动下,秦国迅速获得了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建立起一套繁忙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帮助它吞没了一个个敌国。吞并六国过程中因为各级官僚能通过军功获得大量奖励和上升通道,他们干劲热火朝天,就象那些铤而走险的罪犯一样,虽然也有不少人受到严酷处罚,但升官发财的热情掩盖了危险。战争结束后,奖励和上升通道基本断绝了,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惩罚条款,官僚们在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阴云下胆战心惊地度日。而新登基的皇帝又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驾驭能力,官僚体系本身也成了法术的受害者,他们和六国残余势力、叛乱的农民和“罪犯”们联合起来毁灭了秦朝。

官僚出身的刘邦打败了代表六国残余势力的项羽,秦朝成功地用法术使农民沦为官僚体系的附庸,成为压榨钱粮的仓库、国家工程的牛马、战争的炮灰(当时还没有炮,谁能帮我想个更妥帖的词)。刘邦继承这套体制打败了项羽,汉朝既建立在这套官僚体制基础上,又要避免重蹈秦朝覆辙。改革从楚汉相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光有法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伦理合法性和稳定的官僚选拨机制。到了汉武帝时代格局基本奠定:引入孔夫子的学说,创造一个政治神话,将对君主的效忠包装成一种神圣责任(在过去,那是封赏的交换条件,类似欧洲的封建制又有所不同;或者是对强人的服从。),儒-法这对奇怪的冤家合为一体。董仲舒开创独尊儒术之前,早有荀况和贾谊这些人,既深谙儒家式的仁义词汇体系,又崇尚和精通法术,这对表面上的死对头其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隋文帝杨坚时代创立了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制,使官僚体系的框架和吐纳格局稳定下来。我们不再赘述漫长的演化过程,看看在其下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从西北的干旱地带到江南的膏腴之乡,从西南的山地到华北的沃野,农民们按同样的组织方式从事自足的小农生产。他们被编入相互监督的保甲,按年向官府缴纳钱粮,外加地方上各种心血来潮、目的可疑的苛捐杂税,它们的比例比朝廷正税更繁重;应官府征调自备口粮、工具甚至牲口,去修筑堤坝、道路、河漕、工事;按人头抽丁去当兵,有时还要面临被强制抓兵。从河西到岭南,不同地理、生态和气候环境下的人们,说着相互无法交流的方言,却过着同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他们被分割成一个个互不隶属,相互走动稀少的村庄,男耕女织,面朝黄土;从事同样的祖先和节日祭祀活动,遵守同样的尊卑长幼、里亲外戚民俗;朝拜同样的迷信神佛,象行贿官老爷一样,向它们祷告同样的求子、求财、求平安心愿。这是比金字塔更神奇千百倍的奇迹!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从他们的宗教活动中真实地反映出来,衡量虔诚的标准是花钱出力的多少,因此虔诚似乎是有钱人的特权。和尚道士们冷眼望着千叩万拜的善男信女,热脸朝着阿堵物贴去。农民们会对一个自己从未听说过的神佛倒头膜拜,就象纳拜一位偶然路过的神秘朝廷大员一样,哪怕明知根本不会被理睬仍毫不气馁。他们相信灶头、炕上甚至厕所里都住满了神仙,象一张无死角大网一样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无论神仙还诸佛,在农民心中的形象都是现实政治中官僚秩序的投影:一个唯我独尊的首领,率领两班文武排开,构成中枢;以下是各路大小神佛,撒下一张巨网弥漫在整个红尘内外;各路神仙中既有在朝的实权人物,也有在野的闲散人等,同级相互争权夺势,下级对上级俯首帖耳;直至住家的灶王爷等一干小毛神。这个灶王爷就象元朝时候的家鞑子一样,是家里的祖宗,需要用甜言蜜语哄他高兴以免被打小报告。而桥神、路神、山神、土地之类,则是各路雁过拔毛的小官吏。

虽然绝大部分农民们连县老爷都很难见上几面,但官僚秩序具体到一分一毫细节的丰满形象,却生动地存在于每一个农民脑海中。

在观察作为统治阶层存在的官僚体系时,不妨先想想黑帮的行径:挨家挨户收保护费,控制着色情业、烟馆、高利贷等暴利行业,爆发武力冲突时经常动员当地居民一齐上阵,居民们若想反抗,付出的成本要比逆来顺受高得多……再看看官僚政府,他们征收各种赋税,把持盐、铁、奢侈品、粮食市场(近现代又加上兵工、路矿、电信等),征兵征夫……两种景象何其相似?要说国家政权已经超越了帮派性质,要冒非常大的学术风险。

国家基本靠农民养活,却又不对农民负任何责任,和欧洲封建制完全不同。它一边吸着全社会的血汗,一边又把全社会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压制。就象黑帮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一样,国家亦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到1%的统治阶层统治着超过99%的人口(如果把胥吏划入统治阶层则这个比例要改写很大),被统治者被打散成粉末状,桎梏在乡村中,国家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商贸流通,让村庄之间无法通过通商串联、活跃起来。足迹很难迈出县界的农民们,相互之间认同度极低,除了饥荒或自然灾害导致他们大规模地流动,被统治者很难结成共同体。

过去中、外学者们对旧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读儒家伦常和世界观方面,但看起来儒家学说扮演的角色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士大夫们满嘴孔孟词汇,脑子装的却尽是法术。在批林批孔期间,整个中国古代史曾被解释为一场儒法斗争。几套不同的法术——经常相互矛盾——被用同一套词汇库解释得天花乱坠。司马光和王安石用同一套词汇库相互攻讦,或者为自己辩护,他们用相同的辞藻来证明自己行的是孔孟之道,而对方是圣贤之门的逆徒,实际上双方各持的法术,和孔孟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慈禧太后用同一套词汇,先动员义和团屠杀洋人和教民,很快又颠倒过来,用它们来取缔义和团,向洋人求和。在这套话语体系描绘下,统治阶层无论做什么,都是在遵循孔孟训导,谦恭持礼,诚惶诚恐地布施仁义,哪怕他们正在干着群体性灭绝的反人类勾当。

这样的景象今天仍非常熟悉,甚至比古代更加泛滥。那些词汇除了用于给某人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之外,别的意义实在少得可怜。

如果皇帝精通御人之术,整个官僚机制会被统一成一个庞大的帮派,但绝大多数皇帝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皇帝已经被神圣化,他无需具备强人气质天生就能赢得效忠,即便是废柴、白痴、婴儿,关系都不大,官僚阶层会围绕其他精通御人之术者,形成新的帮派核心,代行皇帝的职权,比如:霍光、司马昭、慈禧太后。有时候会朝中会形成好几个帮派,或者地方上兴起的帮派具备了挑战朝廷的力量,这时候往往意味着王朝气数将尽。于是明清发明了一套内阁把戏,把最会弄权的几个人搞到皇帝身边来做私人顾问,让他们相互掣肘。

这个农业-官僚体系,从下往上看,官僚阶层是一个附着在自耕农社会上一个巨大的寄生物;自上往下看,它把自耕农社会驾驭于胯下,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庸。儒家说辞为之提供合法性,它是中国词汇体系里,能找出的最冠冕堂皇,最具蒙蔽性的一套。之所以千年不化,不是因为它具备多强大的生命力,而是两千多年来话语霸权被牢牢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手里,他们用这套话语体系从小灌输自己的接班人,一代又一代重复了何止三百万遍。千年后,除了这套词汇,中国人已经不懂别的词汇了。它排除社会其它声音,把法术对官僚体系自身的伤害降到最低;孔夫子“各安其位”的学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皇帝和官僚体系之间潜在的敌对关系,增强了官僚秩序的内部稳定性;一边宣扬仁慈,一边教导农民们要安于现状,部分地消弭了来自农民的反叛情绪。

表面上它只是个简单的两层结构,支撑这一结构的东西却非常庞大。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展开,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几大关键:帮派性质的政府、法术、驱役之下的自耕农经济生态、宗教幻像、儒家伦理说辞,此外还有许多因素,虽然表面上不是完全作用于两层之间,但支撑作用同样强大,最值得强调的是家族。

在表面上,统治阶层完全对被统治阶层开放,只要具备“德才”,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中;但事实穷人既读不起书亦无心去学那套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家族的存在使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飞黄腾达之辈会提携家族里的穷困子弟,或者创立家族义塾供族内子弟入学。在家族根系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亲朋、同乡裙带也能部分起到这种功能。于是被统治阶层拥有了上升渠道,不至于造成两个阶层之间迅速撕裂,这种渠道微妙的宽度经历了千年演化,竟然恰到好处地使被统治阶层既心存幻觉,又安于现状不作“非分之想”。大家族本来是中央王朝的盟友,和威胁王朝的一大隐患,但随着战乱和移民,大家族聚居地情况渐渐消失,他们分散在各地变成一系列小家族,同姓之间因为居住地分散,从一个庞大祭祀、生产甚至军事共同体,变成了仅具有薄弱联系的联宗会,全国形成了一派小家族林立的格局。这种状况进一步使社会分散,无法形成共同体。另一方面,家族生活中往往包括社会上下两流,于是便增加了一条上流社会对下流社会的控制渠道。

关于内陆中国的话题,暂时在此处休止,我们将在后文中随着具体事件和人物继续进行。

“亚洲腹地”本是个地理、气象学名词,指从满洲到中亚这片广袤的游牧、狩猎民族栖息地。这一地区独特的漫长部落变迁历史,以及他们与几大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争斗,使它成了研究人类学的圣地。因为这个词读起来略显罗嗦,我们有时会用“内亚”一词代替。

这一地区活跃的牧猎民族,曾经是内陆中国王朝的最大的威胁。历史上来自满洲、蒙古、中亚、青藏高原四个方向的牧猎民族,曾多次入侵内陆中国,有几次直接导致中原王朝垮台。他们几乎和内陆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兴起,敌对关系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原王朝想尽一切办法来应对入侵。总离不开三大办法:主动出击,这种办法在汉武帝之后已经很少采用;收买他们为皇帝卖命(主要是唐朝);构筑防御系统,将他们挡在农耕文明势力之外(宋、明的基本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无法完全如愿,中国既无法武力征服这些地区,也无法用文化同化他们,消极防御收效也不明显,中国对亚洲腹地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儒家式的傲慢心态使中国精英不愿去研究和吸纳他们的性情和文化,摸索一条文化共存之路,而且也摸不清楚他们的兴衰规律。

清代改变了这种状况,满洲统治者找到了文化共存的方式,他们以部落秩序的身份,而非儒教秩序的身份,与当地统治者结成同盟,将亚洲腹地纳入皇家版图。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大片不属儒教文化范畴的地区,近代地缘政治专家们认为:这些地区是使内陆中国免于外来入侵的缓冲地带。进入近现代,这些地区逐渐被日、俄和英国势力渗透甚至夺走,把内陆中国直接暴露在强大敌人的军事入侵威胁之下。

亚洲腹地对传统中国是片可有可无的番外之地,纳入是个加剧国内农民负担,自寻内乱阴云的沉重包袱,舍弃是个纵容其坐大的难测威胁。这一地区对内陆中国的意义远非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这么简单。进入近现代,亚洲腹地对传统内陆中国已经不构成威胁,反而成为内陆中国抵御日俄威胁的盟友,同为“新中国”的共同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先于个人主义在中国觉醒了(在现代文明的策源地,觉醒的先后顺序恰好反过来,是个人觉醒催生了民族——民族诞生于觉醒个人的理智和情感认同。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悲剧是另一个深刻的话题,需要留给后文)。觉醒的民族主义不再把亚洲腹地视为可有可无之地,他们认为那是构成“中国”这一概念必不可少的因素,即所谓“五族共和”。五族共和的根基是汉人放弃儒家传统,这一传统对异族充满了敌意、成见和歧视,是阻碍五族共和格局最大的壁垒。

内亚中国所面临的外寇阴云,加速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崩坍。那种在其他国家常见景象——民族主义以提倡和复兴传统为动力,在中国却恰恰相反:高涨和民族主义居然以砸烂民族旧传统为目标。

亚洲腹地的危机并不是造成这一景象的唯一因素,却至关重要。民族主义在排满论调退潮后,不再以境内的异族的矛头,它的矛头必然要指向境外——洋人!

内亚中国的危机带来另一个巨大影响,它召唤中国迅速产生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去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和外交,这声音是在为已经没落的秦制招魂,它召唤的不是个人的奋发和自强,而是传统中国那种政府对社会强大的掌控能力,将个人重新压回到蝼蚁和侏儒状态,与个人觉醒的大潮背道而驰。但是秦制已经失去了伦理和宗教幻像的支撑,它需要新的政治神话和组织活力,它们将来自哪里?

面海中国

一个不同于内陆中国的模糊雏形其实早已存在,在东南沿海,土质和气候不太适合农业,因此不受内陆王朝的关注,成为王朝的边缘地带。渔业、制盐、采珠和珊瑚等海产业、手工业,才是这些地区经济生态的主角,而这些经济活动又必须依赖商贸(经常被迫以走私的形态存在)。一个不同于内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态系统,早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就已经形成。这里曾经演化出过大的城市和海上武装集团,将官府衙门扔到一边,甚至对内陆中国发动入侵。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以其说是象中国,更不如说是象日本(这一现象也部分回答了中日之间同文同种,却迥然不同的近现代历史轨迹这一问题)。

清代的禁海令遏制了面海中国的发展,但它随着洋人商船的到来再次活跃起来。通商口岸开放后,面海中国成了引领整个中国变革的策源地。新思想、新文化、新的组织管理模式从这里向内陆传播。

面海中国常年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对王朝没有多少向心力,阻碍它繁荣起来的因素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来自王朝的打压,另外比如频繁莫测的台风(地中海何其得天独厚),千奇百怪无法沟通的方言。

洋人的到来弥补了这几大缺失:洋人的船经得起风浪,洋浜泾英语迅速成为交流和书写的利器。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王朝桎梏,当地人比内陆人更容易接纳外来文化。两者的差别究竟几许?也许可以通过两件事来管窥:九龙租界里的中国人,很快纷纷选择加入英国国籍,成为女王子民;而后来拥有同样选择权的威海租界中国人,却很少有加入英国国籍者,他们仍顽固地愿意当大清皇民。

内陆中国的风气是:看见不同便下意识加以排斥;面海中国却不一样,他们乐于学习和模仿领先者。广义上的面海中国,不仅包括通商口岸,还应该包括南洋甚至美洲的华侨,随着通商步步开放,逐渐从沿海渗透进长江流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全部来自面海中国的滋养。”新事物源源不绝地从这里传进内陆,新的思想在这里交流,新的政治主张和管理理念在这里形成,新的经济活动在这里生成繁荣,新的社会阶层在这里出现,新的文化旨趣和道德标准在这里萌发。

如何评估租界内洋人对面海中国的意义?最保守地说:他们是中国人的老师,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习关于近现代文明的一切;或者称他们为面海中国近现代历史真正的书写者,也毫不为过。当高涨的民族主义要把他们赶出中国时,中国的现代化之旅从此失去了动力策源,也失去了理性方向。

后来,日本军队把他们赶走了,然后他们再没有回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比军事侵略更深远的破坏。关于面海中国的历史本可以大书特书,但限于篇幅本文必须止于笼统。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历史只能由中国人来书写。这既不符合事实更狭隘愚蠢,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使新事物只能依靠那些从外国人处学到一鳞半爪的中国二道贩子们,缓慢地向内陆渗透,渗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大量精粹,补进大量谬误。当代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直接奉外国人为师,把自己和全球文化直接联系起来。

以上是“三个中国”概念的综述,内陆中国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这种格局曾经一度被中断,今天又重新回归。昔日面目已经不再,地理和族裔的影响已经越发模糊,但昔日的逻辑仍在发挥着作用:那些与世界联系得最紧密的地方,是中国文明的心脏所在。可喜的是,联系的载体已经从航船,变成了wifi信号。

修改于2018-04-10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