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水:杭州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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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十八

2000年十二月,就是我本人经历了十年牢狱之后的半年,我第二次到了杭州,据说这个美丽的城市,吸引过无数游客和热爱自然美景的人。这个时候的杭州,和八十年代的杭州相比,外观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我主要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经营服装批发。感到城市外观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心的变化。市场上,你可以时常看到外地来的商贩,多数拂晓到达市场,然后挑选好服装,坐上长途大巴,返回原地;那些摊贩,多数完好遵守市侩原则,见到有利可图之人,满脸堆笑,极尽讨好卖乖之能,而一旦发现对方无利可图,立刻换个面孔,转眼之间冷漠得惊人;周遍的那些居民,基本全都是依靠房租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在租金上,也同样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根据供求而调整房租。这些纳税人,也如同张林所说的那样,“如同蝼蚁一样,低着头,拼命地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就是说,城市外观的变化,根本没有提升他们的精神水准,也同样没有实现他们的公民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公民权利。在官僚阶级面前,他们除了纳税,只不过是免除饥饿的动物罢了,还没有享受到人类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

1.遇到几个吵架妇女

大概是十一月十九日中午,我告别了贵阳一批坚定的,非常富有团队精神的民主战士,卢勇祥、李任科、曾宁等等,登上了贵阳到杭州的火车。沿途除了回忆和他们的友好交流,就是不得不忍受中国大陆管理得最差的列车的脏乱和拥挤。二十日晚到了杭州。

在验票口,见到一个旅客问一个妇女:“地图多少钱一张?”答曰:“五元。”问:“两元钱卖不卖?”那个卖地图的妇女,顿时脑门上青筋暴起,大喊起来:“你道是粪便,也不止两元。你是拿我开玩笑!”旅客也是个女的,开始有点纳闷,接着有点生气:“你不卖就拉倒,干吗要这样铳人?” 卖地图妇女更加生气,有点失去节制了,继续喉叫:“那些王八蛋厂长经理,拿我开心,想嫖老娘,嫖不上,就叫我下岗。你算什么东西,也来拿我开心?还要我全家活吗?我拿来也不止两元!”那旅客也高声回应:“你全家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有本事找共产党拼命去,在这里逞什么能!”,两个女人,吵成一团,难分难解。

这个时候,我打量了那个妇女的微型报摊,两尺见方的小小的简易桌子以及地面上,放几本杂志,几份报纸,十几张地图。人大约三十多岁,面黄肌瘦,五官端庄,只是面部和神情,到处都显示出仇恨和苦闷的痕迹。心想:“又是专制腐败的牺牲品!”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劝说他们,我也参与了,劝走了那个旅客。路上,那旅客说:“真讨厌!她毕竟还没有被强奸啊!我的一个同学,被我们县一个头头骗奸了几年,说好为她找门路,长期霸占他,到现在还没有着落,不过是每个月给她千把块钱花花。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说:“那卖地图的也值得同情,被那些禽兽厂长经理们坑害了。理解她的心理背景,就不觉得她可恶了。”那旅客眼睛一翻,对我说:“你有毛病吗?我同情她,那谁同情我理解我?共产党弄得人人自危,我管得了谁?”一看她那要吵架的样子,我赶快走了。心想:“又是一个共产专制的受害者,心理失衡,由于受到国家的危害太多,苦水没处倾倒,遇到什么人,都可能发泄仇恨和不满。”

刚刚出站,看到一群妇女,围住一个老外,还有几个妇女,骂成一团。她们的杭州口音,叫人半懂不懂。一个刀条脸女人骂道:“老娘刚刚找到客人,比你先,你为什么抢我的生意。”另外一个黑瘦女人,也不甘示弱,骂道:“你能做你妈老娘?客人喜欢跟哪个,就是哪个客人!他脸上写着是你的客人?不要脸!”

我对身边的看闲妇女:“都是找饭吃的,朝朝见面的,大家让着点,还有下次呢。有什么好吵的?”她说:“谁都不怪,都怪老共腐败,我们原来都有很好的厂子,现在都垮了,只好自谋职业,你不吵,每天有了生意,就被别人抢走,我们的孩子还吃饭不?大哥,你不要唱高调好吗?我们也不是天生喜欢吵架,还不是逼出来的!你叫那些官太太,那些厂长经理的小老婆,会到这里来吵?她们撒到厕所里的,也够我们一家活几年的。”

我一时无言以对,想想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这个国家的官僚阶级,不是那样疯狂地腐败,将国民基本生存的空间围剿得越来越小,她们不是安居乐业,就是发财致富,哪里会没事,会跑到这里吵架呢。

那两个吵架妇女看看就要打起来了。见到那个老外非常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我上前隔住她们,同时问那老外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老外用英文说:“我从西德来旅游,这里一个说西湖宾馆好,一个说她的宾馆好,我不知道哪个好。你住过西湖宾馆吗?”我回答道:“还没有,但是离这里不近。”又对几个妇女说:“你们不要吵了,这个老外,是我朋友,我来安置了。”说完,带那老外,到了路边一个出租车边上对司机说:“他是我朋友,在起步价之内,为他找一个三星级宾馆。”司机答应了。我又告诉那老外:“看计程器,起步价之内,有不错的宾馆。”

就这样,如释重负,乘公车到了杭州东北郊的石桥。这里有我熟悉的乡亲,房租、蔬菜的价格,比城里便宜,我感觉自己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了。

2.石桥居民的诚信

石桥是个镇,这里的石桥由石桥镇的几个村子组成。附近有包括杭州叉车厂在内的很多工厂。附近的小区,很整齐,结构造型整齐划一,所不同的仅仅是各家的内外瓷砖,略有差异。一般是四层,,每间都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二者合在一起,外加一个阁楼,阁楼没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房东一般住二楼,其它各层一律出租。一般每家一年的房租收入在三、四万到五、六万,高些的要达到十万左右。这里的居民,仅仅靠房租,就饱暖有余了。几年一过,当造房子的成本收回后,他们和子女,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房租。

房租的价格大体是:阴面的东面、西面、北面的房间,没有阳台,常年不见阳光,价格是18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个月;阳面有阳台的,中间房间,250元人民币一个月,两边房间顶部有坡面的,230元人民币一个月;阁楼,150元人民币一个月。

小区多是农民的拆迁后安置小区,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安置,而是当地政府官员有意识的安置。当地政府规划好后,要求农民一律原地造房,不然走路,钱不够,向亲友借,再不够,政府贷款十万。这里的农民历年依靠原来的房租、小生意、上班等等,已经有了积蓄。加上贷款,很快一个个规划过的新式别墅式小区,相继完工。

杭州郊区的镇子,都很繁荣,物质上大多有城市化的气象。不似南京的城市,出了城区,就是农村。龙潭镇、尧化门镇、燕子矶集镇、麒麟门、马群、汤山、双闸、上新河等等,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的,根本无法和杭州的郊区相比。

中共官僚体系的腐败,无论哪里,不相上下,一样地吃喝嫖堵,一样地盗窃国库,一样地公开打劫人民;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倒是颇有悬殊。南京的郊区建设,和杭州郊区的建设,有如此差距,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杭州石桥的居民,要比城里面的居民,多了许多和善与诚信。租房不用书写契约,房东只要说租给你,交点押金就 够了。房租一个月一付,房东也不写收据,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房东会赖帐。如果你要不租了,提前半个月,说一声,房东不会有任何怨言。在马列主义文化强烈地腐蚀毒化华人灵魂、污染中华社会风气的毒雾中,能够分享杭州北郊石桥居民的朴实、良善与忠信,真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收获。

在这里的石桥南苑,我租了房间,暂时住了下来。

3.干净的公厕和暂住制度

在石桥附近,小区的厕所经常打扫的非常干净。有天遇到一个保洁工,问她待遇如何,她说:“兼职打扫五个厕所,每天两次,四百五十元一个月。”附近的江干区的华丰村那里,也遇到过这样的妇女,那个妇女专职负责七个厕所,月薪是七百元。这两个妇女,都非常谦和,每次看见她们时,她们都低着头,拼命地工作。她们刚刚打扫过的厕所的干净程度,比南京的很多写字楼更干净些。

那么她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呢?据当地负责管理的人说,这些开支都来自外来人口交纳的暂住费。石桥本地的人口是一万多,而仅仅到石桥派出所登记的外来暂住人口是四万多,估计没有登记的最起码在四五万以上。外来人口一年的暂住费是四十五元(名义上五元是暂住费,四十元是包括垃圾清理、环卫在内等物业管理费),四万人交纳的暂住费一年是一百八十万左右。这些费用归当地的村委会收取。那么这是变相地收取暂住费用,还是的确需要这样的物业管理费用?物业管理费用应该找房东交纳,因为房租中就应该包含了这样的费用。向外来人口收取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这种榨取外来人口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的。

4.城管队无所不在

在石桥南苑北大门左手西拐,百米左右,有个新华工业园区,还不到着这个园区的门口,大马路外边的自行车道的外面,有一溜人行道,约五米宽。这里既是很多下岗失业者、进城谋生者的找口饭吃的地方,也是虎狼般的城管队增加收入的地方。这里早上有四、五家早点摊子,卖油条、箭包、馄钝、拌面、包子、油饼,等等,只能营业到八点半,每家必须每个月交纳3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晚上这里有三、四家大排挡,卖各种家庭炒菜,各种煲,也卖面条、炒粉、炒米线一类,就餐者,都是打工群体,每家每个月要交纳管理费人民币600元。

这也是中国特色。在百姓的头上,除了党政军警企的中共官僚们,后来又都了城建局下属的城管队。熟悉这个机构的人,都知道城管队人员,象虎狼一样,到处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很多时候,他们完成了警察不好意义公开实施暴力的工作。

就在张林还没有到达杭州的时候,某天下午,在石桥南苑北中门门口,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在卖橘子,他清瘦而心细,慢慢擦他的秤杆,三轮车干干净净的,大约有百多斤橙黄色的橘子,躺在车厢里面,偶尔见到行人,他总是憨厚一笑,说声:“大哥大姐,买点橘子吧,刚摘下的。”

突然一辆白色的城管卡车,飞驰而来,下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城管人员,折断他的秤杆,抬起他的三轮车,就往卡车上仍。他苦苦哀求说:“大哥,我这是找口饭吃,家里没地可种。”城管人员说:“别废话!没地种找胡锦涛去!不要在我们这里扰乱。”那小伙子还是哀求:“大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有地种,也不赚钱。我来找工作,还没有找到,老婆孩子等我回去买米下锅啊。” 城管人员说:“不要在我们面前罗嗦,你家困难,谁家不困难?不抓你,领导就命令我下岗,我的老婆孩子不要买迷吗?快,连你人也上车!”猛烈的推搡下,那个为了口饭的小伙子,寡不敌众,哀求失败了,没有人怜悯他。城管人员,对待他,万般类似于老鹰抓捕小鸟。就这样,三轮车和那个小伙子,一起被强行抬到车上。到了城管队,等待他的是罚款200元人民币,还要没收他的车子。

次日中午,太阳暖暖的,在石桥工商银行门口,又看到一起类似的事件。一个安徽的妇女,矮个子,胖胖的,两颧明显带有苏北皖北冬天寒冷留下的紫红色痕迹。同样是一辆三轮车,车厢里一堆橘子,一杆秤。不一会,仍然是一辆白色的城管队卡车,飞驰而来,几个凶神恶煞的,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下车跑来过来。第一件事,折断那妇女的秤杆,接着要抬三轮车上卡车,妇女死死拉住,同样哀求他们,说:“以后我不买是了,我还没有开始买一斤呢。你们行行好,我家乡遇到水灾,我丈夫又是病人,三个孩子,学都上不起。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也不年轻,长相也不好,真的要年轻漂亮,为了老公孩子,我干脆也去干啥了?哦,去坐台。没有办法,才卖橘子的。”城管仍然继续凶狠。僵持之同时,围观的人多了,而且围观的人,听那妇女称述后,有些义愤了,有的人指责城管,说:“那么多贪官,你不去抓,和人家一个卖橘子的狠什么?”“人家也没有弄脏地面,也不扰乱社会秩序,你们放一码不行?”“你们干吗欺侮人,不就是卖点橘子吗?又不是你们领导大人们那样,偷盗国库,贪污公款,吃我们老百姓的血汗!”我也请求城管变通处理。城管见状,略微有些和缓了些,其中一个高个胖子,心地的确也宽厚些,就说:“那就罚款吧,一百元。”那妇女一听,脸色犯难,说:“我拢共身上只有三十元,你们看。”边说边掏口袋。城管自然不同意。僵持了一会,围观者的愤怒,城管是看到的,于是就拿走了三十元,卡车,呼哧而去。那个妇女,满脸尴尬的笑容,说:“今天算是遇到心地善良的城管了。要不,我还不知道要赔多少呢。”

管理市场是必要的,但是中国大陆城管的管理,多半是借机乱罚款而已。处理这些无证摊贩,其实不难,这个工作不应该由城管履行,应该由工商局履行,遇到就责令补交一个月的应该交纳的管理费,本月内,摊贩可以凭城管开出的补交管理费用单正常营业。

但是利益驱动,马列主义和目前权力不受有效制约的制度,推动很多部门,只顾拼命榨取老百姓的血汗,而不顾他们的死活。他们不过是要挣钱买米,供孩子上学,可是官僚阶级以及他们的帮手和打手们,哪里考虑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执行上级指令,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是最高原则。

记得二零零零年底,我在杭州的里街,遇到几个杭州的朋友,他们都在派出所里充任保安,他们说,所里给他们分配的罚款任务是一万,不完成就没有收入,他们只好遇到外地的人和三轮车,甚至是骑自行车的,也要捏造违章之类的借口,然后强行罚款。

可见哲学的唯物主义在中国,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利主义了,人们被迫象猪狗一样,拥挤在很小的空间,奉行弱肉强食的信条和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互相坑害。在这类同类相互撕咬的过程中,劳动阶级沦为最大的输家,养肥了贪官污吏,养肥了腐败群体的、特权群体的打手,自己却不得不“低着头,找口吃的,象蝼蚁一样,苟且偷生”。

杨天水于杭州北郊

2004年十二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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