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十八
2000年十二月，就是我本人经历了十年牢狱之后的半年，我第二次到了杭州，据说这个美丽的城市，吸引过无数游客和热爱自然美景的人。这个时候的杭州，和八十年代的杭州相比，外观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我主要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经营服装批发。感到城市外观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心的变化。市场上，你可以时常看到外地来的商贩，多数拂晓到达市场，然后挑选好服装，坐上长途大巴，返回原地；那些摊贩，多数完好遵守市侩原则，见到有利可图之人，满脸堆笑，极尽讨好卖乖之能，而一旦发现对方无利可图，立刻换个面孔，转眼之间冷漠得惊人；周遍的那些居民，基本全都是依靠房租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在租金上，也同样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根据供求而调整房租。这些纳税人，也如同张林所说的那样，“如同蝼蚁一样，低着头，拼命地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就是说，城市外观的变化，根本没有提升他们的精神水准，也同样没有实现他们的公民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公民权利。在官僚阶级面前，他们除了纳税，只不过是免除饥饿的动物罢了，还没有享受到人类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
1．遇到几个吵架妇女
大概是十一月十九日中午，我告别了贵阳一批坚定的，非常富有团队精神的民主战士，卢勇祥、李任科、曾宁等等，登上了贵阳到杭州的火车。沿途除了回忆和他们的友好交流，就是不得不忍受中国大陆管理得最差的列车的脏乱和拥挤。二十日晚到了杭州。
在验票口，见到一个旅客问一个妇女：“地图多少钱一张？”答曰：“五元。”问：“两元钱卖不卖？”那个卖地图的妇女，顿时脑门上青筋暴起，大喊起来：“你道是粪便，也不止两元。你是拿我开玩笑！”旅客也是个女的，开始有点纳闷，接着有点生气：“你不卖就拉倒，干吗要这样铳人？” 卖地图妇女更加生气，有点失去节制了，继续喉叫：“那些王八蛋厂长经理，拿我开心，想嫖老娘，嫖不上，就叫我下岗。你算什么东西，也来拿我开心？还要我全家活吗？我拿来也不止两元！”那旅客也高声回应：“你全家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有本事找共产党拼命去，在这里逞什么能！”，两个女人，吵成一团，难分难解。
这个时候，我打量了那个妇女的微型报摊，两尺见方的小小的简易桌子以及地面上，放几本杂志，几份报纸，十几张地图。人大约三十多岁，面黄肌瘦，五官端庄，只是面部和神情，到处都显示出仇恨和苦闷的痕迹。心想：“又是专制腐败的牺牲品！”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劝说他们，我也参与了，劝走了那个旅客。路上，那旅客说：“真讨厌！她毕竟还没有被强奸啊！我的一个同学，被我们县一个头头骗奸了几年，说好为她找门路，长期霸占他，到现在还没有着落，不过是每个月给她千把块钱花花。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说：“那卖地图的也值得同情，被那些禽兽厂长经理们坑害了。理解她的心理背景，就不觉得她可恶了。”那旅客眼睛一翻，对我说：“你有毛病吗？我同情她，那谁同情我理解我？共产党弄得人人自危，我管得了谁？”一看她那要吵架的样子，我赶快走了。心想：“又是一个共产专制的受害者，心理失衡，由于受到国家的危害太多，苦水没处倾倒，遇到什么人，都可能发泄仇恨和不满。”
刚刚出站，看到一群妇女，围住一个老外，还有几个妇女，骂成一团。她们的杭州口音，叫人半懂不懂。一个刀条脸女人骂道：“老娘刚刚找到客人，比你先，你为什么抢我的生意。”另外一个黑瘦女人，也不甘示弱，骂道：“你能做你妈老娘？客人喜欢跟哪个，就是哪个客人！他脸上写着是你的客人？不要脸！”
我对身边的看闲妇女：“都是找饭吃的，朝朝见面的，大家让着点，还有下次呢。有什么好吵的？”她说：“谁都不怪，都怪老共腐败，我们原来都有很好的厂子，现在都垮了，只好自谋职业，你不吵，每天有了生意，就被别人抢走，我们的孩子还吃饭不？大哥，你不要唱高调好吗？我们也不是天生喜欢吵架，还不是逼出来的！你叫那些官太太，那些厂长经理的小老婆，会到这里来吵？她们撒到厕所里的，也够我们一家活几年的。”
我一时无言以对，想想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这个国家的官僚阶级，不是那样疯狂地腐败，将国民基本生存的空间围剿得越来越小，她们不是安居乐业，就是发财致富，哪里会没事，会跑到这里吵架呢。
那两个吵架妇女看看就要打起来了。见到那个老外非常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我上前隔住她们，同时问那老外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老外用英文说：“我从西德来旅游，这里一个说西湖宾馆好，一个说她的宾馆好，我不知道哪个好。你住过西湖宾馆吗？”我回答道：“还没有，但是离这里不近。”又对几个妇女说：“你们不要吵了，这个老外，是我朋友，我来安置了。”说完，带那老外，到了路边一个出租车边上对司机说：“他是我朋友，在起步价之内，为他找一个三星级宾馆。”司机答应了。我又告诉那老外：“看计程器，起步价之内，有不错的宾馆。”
就这样，如释重负，乘公车到了杭州东北郊的石桥。这里有我熟悉的乡亲，房租、蔬菜的价格，比城里便宜，我感觉自己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了。
2．石桥居民的诚信
石桥是个镇，这里的石桥由石桥镇的几个村子组成。附近有包括杭州叉车厂在内的很多工厂。附近的小区，很整齐，结构造型整齐划一，所不同的仅仅是各家的内外瓷砖，略有差异。一般是四层，，每间都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二者合在一起，外加一个阁楼，阁楼没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房东一般住二楼，其它各层一律出租。一般每家一年的房租收入在三、四万到五、六万，高些的要达到十万左右。这里的居民，仅仅靠房租，就饱暖有余了。几年一过，当造房子的成本收回后，他们和子女，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房租。
房租的价格大体是：阴面的东面、西面、北面的房间，没有阳台，常年不见阳光，价格是18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个月；阳面有阳台的，中间房间，250元人民币一个月，两边房间顶部有坡面的，230元人民币一个月；阁楼，150元人民币一个月。
小区多是农民的拆迁后安置小区，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安置，而是当地政府官员有意识的安置。当地政府规划好后，要求农民一律原地造房，不然走路，钱不够，向亲友借，再不够，政府贷款十万。这里的农民历年依靠原来的房租、小生意、上班等等，已经有了积蓄。加上贷款，很快一个个规划过的新式别墅式小区，相继完工。
杭州郊区的镇子，都很繁荣，物质上大多有城市化的气象。不似南京的城市，出了城区，就是农村。龙潭镇、尧化门镇、燕子矶集镇、麒麟门、马群、汤山、双闸、上新河等等，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的，根本无法和杭州的郊区相比。
中共官僚体系的腐败，无论哪里，不相上下，一样地吃喝嫖堵，一样地盗窃国库，一样地公开打劫人民；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倒是颇有悬殊。南京的郊区建设，和杭州郊区的建设，有如此差距，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杭州石桥的居民，要比城里面的居民，多了许多和善与诚信。租房不用书写契约，房东只要说租给你，交点押金就 够了。房租一个月一付，房东也不写收据，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房东会赖帐。如果你要不租了，提前半个月，说一声，房东不会有任何怨言。在马列主义文化强烈地腐蚀毒化华人灵魂、污染中华社会风气的毒雾中，能够分享杭州北郊石桥居民的朴实、良善与忠信，真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收获。
在这里的石桥南苑，我租了房间，暂时住了下来。
3．干净的公厕和暂住制度
在石桥附近，小区的厕所经常打扫的非常干净。有天遇到一个保洁工，问她待遇如何，她说：“兼职打扫五个厕所，每天两次，四百五十元一个月。”附近的江干区的华丰村那里，也遇到过这样的妇女，那个妇女专职负责七个厕所，月薪是七百元。这两个妇女，都非常谦和，每次看见她们时，她们都低着头，拼命地工作。她们刚刚打扫过的厕所的干净程度，比南京的很多写字楼更干净些。
那么她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呢？据当地负责管理的人说，这些开支都来自外来人口交纳的暂住费。石桥本地的人口是一万多，而仅仅到石桥派出所登记的外来暂住人口是四万多，估计没有登记的最起码在四五万以上。外来人口一年的暂住费是四十五元（名义上五元是暂住费，四十元是包括垃圾清理、环卫在内等物业管理费），四万人交纳的暂住费一年是一百八十万左右。这些费用归当地的村委会收取。那么这是变相地收取暂住费用，还是的确需要这样的物业管理费用？物业管理费用应该找房东交纳，因为房租中就应该包含了这样的费用。向外来人口收取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这种榨取外来人口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的。
4．城管队无所不在
在石桥南苑北大门左手西拐，百米左右，有个新华工业园区，还不到着这个园区的门口，大马路外边的自行车道的外面，有一溜人行道，约五米宽。这里既是很多下岗失业者、进城谋生者的找口饭吃的地方，也是虎狼般的城管队增加收入的地方。这里早上有四、五家早点摊子，卖油条、箭包、馄钝、拌面、包子、油饼，等等，只能营业到八点半，每家必须每个月交纳3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晚上这里有三、四家大排挡，卖各种家庭炒菜，各种煲，也卖面条、炒粉、炒米线一类，就餐者，都是打工群体，每家每个月要交纳管理费人民币600元。
这也是中国特色。在百姓的头上，除了党政军警企的中共官僚们，后来又都了城建局下属的城管队。熟悉这个机构的人，都知道城管队人员，象虎狼一样，到处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很多时候，他们完成了警察不好意义公开实施暴力的工作。
就在张林还没有到达杭州的时候，某天下午，在石桥南苑北中门门口，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在卖橘子，他清瘦而心细，慢慢擦他的秤杆，三轮车干干净净的，大约有百多斤橙黄色的橘子，躺在车厢里面，偶尔见到行人，他总是憨厚一笑，说声：“大哥大姐，买点橘子吧，刚摘下的。”
突然一辆白色的城管卡车，飞驰而来，下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城管人员，折断他的秤杆，抬起他的三轮车，就往卡车上仍。他苦苦哀求说：“大哥，我这是找口饭吃，家里没地可种。”城管人员说：“别废话！没地种找胡锦涛去！不要在我们这里扰乱。”那小伙子还是哀求：“大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有地种，也不赚钱。我来找工作，还没有找到，老婆孩子等我回去买米下锅啊。” 城管人员说：“不要在我们面前罗嗦，你家困难，谁家不困难？不抓你，领导就命令我下岗，我的老婆孩子不要买迷吗？快，连你人也上车！”猛烈的推搡下，那个为了口饭的小伙子，寡不敌众，哀求失败了，没有人怜悯他。城管人员，对待他，万般类似于老鹰抓捕小鸟。就这样，三轮车和那个小伙子，一起被强行抬到车上。到了城管队，等待他的是罚款200元人民币，还要没收他的车子。
次日中午，太阳暖暖的，在石桥工商银行门口，又看到一起类似的事件。一个安徽的妇女，矮个子，胖胖的，两颧明显带有苏北皖北冬天寒冷留下的紫红色痕迹。同样是一辆三轮车，车厢里一堆橘子，一杆秤。不一会，仍然是一辆白色的城管队卡车，飞驰而来，几个凶神恶煞的，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下车跑来过来。第一件事，折断那妇女的秤杆，接着要抬三轮车上卡车，妇女死死拉住，同样哀求他们，说：“以后我不买是了，我还没有开始买一斤呢。你们行行好，我家乡遇到水灾，我丈夫又是病人，三个孩子，学都上不起。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也不年轻，长相也不好，真的要年轻漂亮，为了老公孩子，我干脆也去干啥了？哦，去坐台。没有办法，才卖橘子的。”城管仍然继续凶狠。僵持之同时，围观的人多了，而且围观的人，听那妇女称述后，有些义愤了，有的人指责城管，说：“那么多贪官，你不去抓，和人家一个卖橘子的狠什么？”“人家也没有弄脏地面，也不扰乱社会秩序，你们放一码不行？”“你们干吗欺侮人，不就是卖点橘子吗？又不是你们领导大人们那样，偷盗国库，贪污公款，吃我们老百姓的血汗！”我也请求城管变通处理。城管见状，略微有些和缓了些，其中一个高个胖子，心地的确也宽厚些，就说：“那就罚款吧，一百元。”那妇女一听，脸色犯难，说：“我拢共身上只有三十元，你们看。”边说边掏口袋。城管自然不同意。僵持了一会，围观者的愤怒，城管是看到的，于是就拿走了三十元，卡车，呼哧而去。那个妇女，满脸尴尬的笑容，说：“今天算是遇到心地善良的城管了。要不，我还不知道要赔多少呢。”
管理市场是必要的，但是中国大陆城管的管理，多半是借机乱罚款而已。处理这些无证摊贩，其实不难，这个工作不应该由城管履行，应该由工商局履行，遇到就责令补交一个月的应该交纳的管理费，本月内，摊贩可以凭城管开出的补交管理费用单正常营业。
但是利益驱动，马列主义和目前权力不受有效制约的制度，推动很多部门，只顾拼命榨取老百姓的血汗，而不顾他们的死活。他们不过是要挣钱买米，供孩子上学，可是官僚阶级以及他们的帮手和打手们，哪里考虑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执行上级指令，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是最高原则。
记得二零零零年底，我在杭州的里街，遇到几个杭州的朋友，他们都在派出所里充任保安，他们说，所里给他们分配的罚款任务是一万，不完成就没有收入，他们只好遇到外地的人和三轮车，甚至是骑自行车的，也要捏造违章之类的借口，然后强行罚款。
可见哲学的唯物主义在中国，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利主义了，人们被迫象猪狗一样，拥挤在很小的空间，奉行弱肉强食的信条和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互相坑害。在这类同类相互撕咬的过程中，劳动阶级沦为最大的输家，养肥了贪官污吏，养肥了腐败群体的、特权群体的打手，自己却不得不“低着头，找口吃的，象蝼蚁一样，苟且偷生”。
杨天水于杭州北郊
2004年十二月中旬
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