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被时代遗弃的人，我的情感仍旧停留在远古，而我的思维却早已飞到未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不少，却也不多，你活一辈子也不一定能遇上几个，更何况，当你遇上这种人时，没有将我们当成疯子，就谢天谢地啦。我们的特点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但我坚信，这种格格不入正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春天的花很美，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象花儿一样开放，我们是石头，铺在路上，让别人踩着过去，踩的人越多，我们抱得就越紧，然后道路变得坚实。当然，我们也会开花，并且开得很美，但这种开放很短暂，不为招蜂引蝶，不为博佳人一笑，是为了成为春泥。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经年事很高，现在却很年轻。他很激昂，且健康，没有人认为他会死去，如果他死了，人们会认为那是祖国的一大损失。有一天他死了，死得很平静，没有丝毫征兆。你要是用心生活的话，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林牧。祖国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受损，因为他化成了春泥，就在此刻，你我都在得着他的滋养。
有一种叫做沙尘暴的东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非常肆虐，而我们最终的归宿春泥，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这里不光有沙尘暴。
说白了吧，我是个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正如你所推测的一样，多年来一直碌碌无为，潦倒不堪。但这么多年我们脚下土地所发生的变化，一半和我们的努力有关。“不要怀疑一小群品质优秀的人们，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事实上，正是如此，并且唯一如此。”因为我们的强硬存在，招来了当局最直接的打压，而在强硬派没有被打完之前，当局就腾不出手向温和派下手。所以我们的存在，使得大量温和派有了可以活动和工作的空间，他们渗入主流社会，当局被迫考虑改革。尽管各种改革如同蜗牛一般，也很难算得上成功，但这已经是我们所能付出的最大努力。如果你觉得以上逻辑闻所未闻，不愿相信，请想想希特勒和毛泽东是怎么对付异己吧，他们都是一步一步从最强硬开始，清理到最温和，乃至芸芸众生。所以，我并不以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
在当局，或者说和我们政见不同者眼里，以前我们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颠覆国家政权者”。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前一种称呼，也乐意以一名“反革命分子”或是“反动分子”自居。凭什么只许他们革命，就不许我们反革命？请君注意“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头衔，这种人只存在于专制社会中，在民主社会里，和执政者有不同见解，可以自己去办刊物宣扬自己的观念，或者干脆组党参加选举，用选票说话。
当然，我这里是在写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不是在写政论，不过这些是沙尘暴的成因，所以需要交代一下。
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是蔷薇，她很美，但并不象她的表妹玫瑰，她毫不张扬，不入公府，不入流俗，亦不故作姿态或是刻意躲避深藏，一切天成。我最喜欢的一种动物是蝴蝶，说实话我以前并不喜欢蝴蝶，因为她虽然漂亮，但栖息过的地方，来年往往滋生很多肮脏丑陋的毛虫。但后来我喜欢上了她，那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出现了。我最喜欢的一种感觉，当然是爱情。
请不要把我当成个婆婆妈妈的娘娘腔，有位朋友评价我说：“这家伙成天闯祸，而且祸事闯得都不小。”是的，我经常闯祸，为此我母亲时常忧伤，但每当她忧伤时，便自我宽慰：“你虽然老闯祸，却时常可以见到；你哥哥从不闯祸，可想见他一面却那么难。”她说这是人生的哲理，我说这叫禅机。我的祸事，都和一个名叫“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人有关，对不起，他们也许不能称为人，这是全世界人们给密探下的公论。连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就是一部镇压的机器，你的这种话不要对我们说……”他们装备有一种高尖技术设备，专门用来跟踪拍摄。主机可以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包：背包、提包、挎包、夹包……针孔摄像头装在腰带、纽扣、拉链、背包带等处，还有一个可以伪装成各种手机的监视屏幕，并随时通过这个手机和其他密探保持联络。有些型号还有夜视功能；有些型号小得可以装进上衣口袋；有些型号可以变焦调速。有一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交涉，在他们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技术说明书，便一边翻看一边对着他们哈哈大笑。
由此可以证明，我并不是娘娘腔，而是个胆大妄为之徒。这也是我得意之处，好男儿剑胆琴心。
沙尘暴往往发生在北方，尤以北京的为名。沙尘暴的产生，是因为植被被破坏，在我们这个国度，心灵的植被所遭到的破坏，远远甚于自然植被。
五月中旬，正是杨花落尽的时节，城里人不知杜鹃为何物，而我却知道，并且知道当想起杜鹃时，归期便近了。那时我在北京，已经离家两个半月，绕着中国转了半圈，北京是我的终点。我有一位朋友，他比我大五岁，坐过三年牢，我们很要好，不是一般的要好，尽管只匆匆见过一面。我喜欢听他给我讲监牢里发生的事，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坐牢的话，第一次的刑期应该和他差不多长。但他并不愿多说，回忆那段经历会令他陷入痛苦。于是我只好向那些坐了十几年牢的老狱耗子们打听，他们毕竟年纪大了，一方面成长的环境不同，另一方面对人生的认知也非我能及。有时他们只是轻描淡写说些偷酒喝的事，要么就是关于读书的或是绝食的，仿佛那里头是个天堂，偶尔提起那些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和牢头狱霸时，也不过笑着吐出“炼狱”二字而已。
我朋友住在香山脚下，那里房租很便宜，当然房子也很差，是个贫民窟。我乘公交车往香山去，一路上上下下，后半程几乎仅有我一人。北京城并没有多少变化，灰不溜秋地，只是多了些迎接奥运会的标语。我望着那些标语哑然，到了奥运会期间，不知他们要把我抓到哪里去？我很不“和谐”，这一点无论我还是密探都非常明白。不过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马上就见自己的朋友，下了公交车我站在一个一人多高的高台上等他，一会他来了，我从高台上跳下，身上还背着个近四十斤的背包。他大叫：“小心！”在半空中，我自己也有点心虚，不过仍旧象猫儿一样落在地面，于是心中暗自得意：嘿！老兄，你还挺年轻嘛！
他非常高兴，拉着我去吃蚂蚁上树，喝啤酒，泡澡堂子，以为我来了北京便会不走。还告诉我他早就看好了一处房子，有两间屋子和厨房、卫生间，还可以上网，月租只要七百多块钱。他说：“第一个季度的房租我付，你放心，我付得起。”但我觉得很抱歉，我也非常希望和他住在一起，他去上班，我写作，晚上回来说着心里话，如果钱多的话，甚至还可以喝点啤酒。你能理解这种情感吗？当一个异类遇上另一个异类，那是莫大的幸福。佛经上说：这一劫已经接近了减劫的最低谷，在减劫最低谷处，世界上残存着聊聊无几的极少数人，当人们走出藏身之所，发现同类时，会抱头痛哭。
但是我要到广场上去，就在这个六月初，而且已经为此走了半个中国，我要到那里去献上百合花和烛光，祭奠十八年前亡故的魂魄们，到时还有别的朋友要来和我会合。他马上惊呼：“你不要去！……”眼中露出惊惶。我当然明白去的结果是什么，但已经难以更改，想要更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密探们提前将我抓走，要么我的爱人让我抛开一切到她身边去。
这所有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用两个月时间走了半个中国，听着火车轮子的咣当声，望着车厢内昏昏沉沉打盹的旅客写诗。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每到一处，遇上的人们都要挽留我多住些时日，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恋恋不舍。我想，能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在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而我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但是沙尘暴就要来了，北京的六月，沙尘暴非常厉害。
我躲在一个叫喇叭沟门的地方，位于北京地图最北端，那里曾是北京最穷的所在，据说到了八十年代还有人吃人。这并不新鲜，在我的故乡，到了九十年代仍旧屡有饿死骨。我从没有去过喇叭沟门，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当地人，这很好。那是个满族乡，只有一个邮局。我在沟门下了车，背着背包漫无目的沿路往山里走，那条路正在施工，到处坑坑洼洼，但是山上枫树很美，虽然这并不是霜冻的季节。我一路走着，一位开翻斗车的汉子冲我高喊：“来画画哪！”我笑了一个，说：“来写作，想找个地方住下。”他大笑：“可惜我家没多余的屋子，要不住我家，往里走吧。”
太阳渐渐西沉，抬眼往山里望去，只有崎岖的山路，看不到人家，还有漫山枫叶，而枫叶又与远方白云相连。我不知道要走多远，但我相信自己还年轻。那时候脑海里只有一个人，如果自由已经降临，再也没有沙尘暴，我们一起沿着山路向里漫无目的走去，累了就在树丛里听着鸟叫声说些悄悄话，那该多么幸福。现在，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亦不知道我在哪里，只有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我们都无比清楚：密探们马上就要来到我眼前了。我并不稀罕什么密探，如果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或是彼得堡，只要高喊一声：“密探！”那么周围的人就会一拥而上，往那个靠出卖良知混饭的家伙身上啐口水。傍晚的山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冷，远处有一片什么小东西飞来飞去，我疑心那是一只蝴蝶儿，便加快脚步朝她走去，而她却越飞越远。这令人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第一次投身政治异见活动时的场景，她给我带来一大箱东西，里面甚至还有两条毛巾和半个梨子。她想尽办法也没能阻止我，似乎要用那一大箱东西把我留住，因为扛着那一大箱东西上路我会吃不消。但是我把它们都扛走了，以及她先前送我的很多物什，一去就是四千里外。等到天黑，我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一切，有时候觉得山里有鬼，鬼并不可怕，至少比世人要好得多，只是觉得越来越冷。当投宿在一户人家时，主妇问我：“从哪里来？”我答：“沟门儿。”又问：“怎么来的？”答：“走着来的。”她惊诧：“好家伙，走了29里地！”
我敢相信，如果有密探想要跟踪我的话，他跟不到这里头来。
我跟她谈好价格：住半个月左右，20块钱一天，管吃住和勤务。
五月底的某天，我和一群农民乘坐一辆农用卡车离开。那天早晨异常寒冷，卡车里根本没法坐下，因为道路太过于颠簸，必须蹲下双手紧紧把住车厢侧板，才可以勉强控制住身体不至于摔倒。风很大，呼呼作响，我就要到广场上去了。卡车蹦蹦跳跳，似乎要将时空颠倒，我望见自己的往生，也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乘坐卡车上路，不过不是去广场，是去戈壁滩上的右派农场。那时我是一名小提琴手，因为拉奏资产阶级的腐朽音乐，需要去接受改造。车上男男女女的山民们顶着大风热火朝天拉家常，我就要到广场上去了，广场上有沙尘暴，而我有蜡烛和百合花，还有我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有多少人能来，只知道那里便衣密布，早已是天罗地网，此一去必是有去无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永远铭记并永不放弃。有一只鸟飞过，人们喊着：“今儿喜鹊起得真早！这一趟肯定顺利。”我没看清那只鸟，它一闪而过。但我认为那不是一只喜鹊，而是一只布谷鸟。在我的故乡，这个季节布谷鸟也许已经停止鸣叫。你去过我的故乡云南吗？那里崇山起伏，四季常青，离这并不远，过了夜郎，再往西一点便是。
我不愿去想她，尽管非常想见她最后一面。等到三年后，她也许已经把我遗忘，这很好，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不停骂她，试图把她骂走。因为三年的牢狱正在向我招手，我决心舍佳人而取彼，以其忧伤难解，不如就此相忘。三年后，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只会令她惊恐。但是她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看见她在乌云深处乍隐乍现，所以我不愿去想她。我想着十八年前曾经在广场上的一幕幕，当然只是影像资料中的一幕幕，十八年前我才十一岁。可是我却敢自豪地宣称，那个十一岁的孩子比很多三十一岁、四十一岁的人都更可贵，因为当时他是忧伤的。广场象是个魔咒在召唤我，我相信那些天来所有的魂魄都在聚在广场上等待我。三年，其实并不长，眨眼而过。我也许就要去喝那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了，那汤会好喝的，总有一天会觉得它好喝的。我最景仰的师长杨天水先生，他已经喝了十年，如今还要再喝十二年。没有多少人认识杨天水，却有无数人崇拜毛泽东。孟什维克的别尔嘉科夫先生说：“君子打不过流氓，因为流氓不讲规则。”我不相信，君子打不过流氓，那是因为君子的人数太少，尤其站出来和流氓斗争的人数太少。卡车在荒郊野外开得越来越快，不停地从崎岖处高高跳起，又狠狠落下，滚滚红尘越来越近，那里有些地方歌舞不休，有些地方饥者相盗，身似浮尘车似箭，心如刀绞风如乂。同胞们！你们为什么不醒来？极权专制究竟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乐趣？让你们如此心满意足？难道你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还有另一种生活？
我把脸冲着车尾，那样风会小一些。忽然身后有人轻轻戳着我的肩膀：“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我想说，我没有哭，眼里进了沙子，但是我的脸在抽搐着，甚至可以感到两行泪水正在一边落下，一边由湿热渐渐变成冰凉。所以我没有转过头来，只是不住点头。
城里的天气并不比山里暖和，城里正风雨大作，我在人行地道里抱着自己的背包想要睡觉，但是地道里穿堂风很大。只有地道入口处没有太大的穿堂风，于是我坐在地道入口的台阶上睡觉，雨有时下得很大，会淋在我的后背上，但是我睡着了，只梦见有两只舌头冰凉的大狗在舔我的后背，模模糊糊象是我老家的两名高级密探。
我要唤起沉睡的夜莺，
为你唱一首辞别的歌，
请你在歌声中起舞吧，
在这黑夜最深沉凝重的时刻。
我不能就这样到广场上去，我要去理发，洗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我还想再见她一面。我真的理了发，找了一位从民国时候就开始干剃头行当的老人，他给我剃小平头，那是我剃得最英俊的一次。还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只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三年并不长，这谈不上最后一面，我站在前往广场的地铁里，手捧百合花望着地铁两旁飞速逝去的广告牌告诉自己：马上就要坐到杨天水老师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去了。是以心头百感交集。不，不对，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法兰西，中国的法庭上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座位，只有光头、马甲和手铐。应该说：马上就要戴上杨天水老师曾经戴过的手铐了。而另一个声音告诉我：把百合花藏起来，感到不对劲，马上就跑。
于是我藏起百合花，从地铁出口上到广场上。那里花团锦簇，一派熟识景象。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这广场上一直花团锦簇。直到十八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它没有花团的另一面。那一年我要去考初中，紧挨我座位的是位留过好几次级的大女孩，她也曾经是我哥哥的邻桌，那时她就是留级生。
那年春天她总是穿裙子，因为她正在谈恋爱。整个镇上也没有几台电视机，而她却有机会看到电视，因为她在和能看到电视的人谈恋爱。她告诉我：“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了，人很多呢，有几十万。”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他们爱国。”我不明白游行和爱国有什么关系，她接着说：“我们整个班里，只有你一个人有可能到北京去读大学，等到那时候，你要象他们一样。”我问：“如果你去北京，也要游行去吗？”她说：“今年再考不上，我就回家种地……哎呀，吾尔开希没有王丹长得子弟（子弟系云南方言，形容年轻人英俊且有教养。）”
我们要上晚自习，点着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或是桐油灯，下了晚自习就成群结队回家，因为疑心路旁漆黑的竹林里有鬼。有时候唱齐秦的歌，有时候唱小虎队的歌，这些歌我都不会唱，我只会唱《他多想是一颗小草》。我问她：“吾尔开希是个维吾尔族，为什么要来管我们汉人的事？”她不答，只是告诉我当兵的要进城了。我说解放军是好人，爱护老百姓，解放军的进城肯定是去保护他们的。她说：你太小了，你不懂。
现在，我来到了广场上，一切顺利得令人感到吃惊，路上不停地见有密探截下人盘问，一般都拦截那些年老，看起来又很拘束的妇女。密探问：“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身份证？李洪志是好人还是坏人？走！到派出所里去！”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盘问，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了两圈，还在广场一角写下两首诗。只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我所认识到朋友，为此感到有些失落。
天还没有完全黑，那个广场并没有丝毫改变，除了毛泽东尸首展览馆因装修没有对外开放之外。象征绝对专制和血腥暴力的血红色的五星旗正被徐徐降下，我的朋友们仍旧没有来，现在撤离，应该完全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他们来了怎么办？我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如果别人来了，而我却跑掉，那……。于是我在广场上坐下来，逗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玩，她不太干净，父母坐在旁边，亦不干净，估计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天渐渐有些黑，我又绕着纪念碑转了一圈，然后在纪念碑前坐下，等待着一切自然发生，我甚至为自己感到自豪。但是我又想站起来走，五星旗已经被降下，围观者正密密麻麻四散离开广场，这时候混在他们当中离开，最好不过。
有位四川的朋友，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我就站在长安街上，整个清场过程我几乎都经历了，四周全是……血……”然后喝一口水，眼睛望着天空，努力压制住颤抖的声带：“一滩一滩的血迹，有些就是一个人的形状，有些被拖得好几米长……整个天也是暗红的，好象被血染红了。”他在秦城监狱坐了七年牢。“那时我对党没有一点意见，我到广场去，是因为我忠于党，我甚至想入党，日后去当官，我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当到地厅级，可以指挥调动很多人……我只是因为亲眼目睹那种场面，才走到了这一步。那天晚上我被震动了，或者说是被吓坏了。 ”他又喝了一口水：“我非常佩服你，我是被鲜血吓醒的，而你是自己觉醒的。”
我看着长安街和其它街道，想象着街上一滩一滩的血迹，觉得有些迷茫了，便站起来，走出几步，又回来坐下。我的朋友们没有来，他们一个也来不了，天色已经暗到了将近可以点蜡烛的时候，我想拿出蜡烛和花儿来，但我的另一半脑子在酝酿着一首诗。当这首诗成型的时候，天色应该暗了，那时候点上蜡烛。脑海中有个镜头闪了一下：蜡烛刚取出一点上，周围马上扑过来几个密探，把我按倒在地，铐上铐子……这场景很好笑，象表现主义的电影里的镜头。诗还没有想好，恍恍惚惚间发现一个穿制服的人向我走来，便抬起头，微微笑着看着他一步步行进。他的步伐还算平稳，不过脸上有某种古怪的表情，一直被拼命压制在严峻之下。他在我面前两米处站住，对我行了个礼，要我出示身份证，我笑得更加轻松，向他问警察证，他没有，说警服可以证明，我仍旧笑着轻轻摇头，告诉他这一身证明不了什么。然后他打电话叫来一个便衣，便衣在鼻子下面哼道：“你要看警察证是不是？这不是？”掏出来在我眼前晃，我伸手去接，他立刻闪电般将证件缩回去。我笑得开始有点冷，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清，出示证件的时候要让我看清你的警号、姓名，这是警察法，还要我来教你吗？”他有些不知所措，和穿制服者交头接耳几句。我听见穿制服者轻声说“……欧阳小戎……”于是便衣继续打电话，要求对方赶紧来，两辆车都过来。我对穿制服者说：“眼挺尖嘛！”他答：“一般……”然后我向他挑起大拇指。
象我一样坐在纪念碑前的人有很多，他们在看着我，似乎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看看五星旗降下的场景。这种场景我也很喜欢，但不是现在。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很快，两辆车象赶集一般驶来，停下。一辆是蓝鸟车，一辆是三菱越野，车很新，令人羡慕。涌出七八条大汉，其中一人问：“你是欧阳小戎？”根据他的表情和说话腔调，以及周围人的表情，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支队政委，便答然。他要求我把包给他，我问他要搜查证，他要求我上车，到局子里开搜查证，我哑然，然后告诉他没有传唤证和搜查证无权带我走。他有些急，似乎要指挥旁边人上来逮我，我便大笑着站起来，向他们的车门走去。两个大汉要架我，我说自己会走，开门吧，接着钻进他们的汽车。这时旁边一个站岗的兵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支吾，我在车内对那个当兵的说：“没事，他们是一处的，来抓我走。”
几秒钟后，汽车发动，我想要说一声别了，但是不知道该向谁说，也许说给沙尘暴最合适。我没有见到沙尘暴，虽然北京的沙尘暴很有名，这很遗憾，并且，我所思念的人，至今仍在天边。
补记：
尽管我因“涉嫌非法活动”成了犯罪嫌疑人，但我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涉嫌的究竟是什么非法活动？非的是那条法？案件资料上写着：涉案工具是百合花三朵、蜡烛一包，笔记本三本、打火机一个、炭素笔两支。但我暂时还未因此而去喝那漂着大粪渣滓的菜汤。他们给我办了“监视居住”，也就是俗称的软禁，这要感谢数十年来先辈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不懈努力和牺牲，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这都是他们的功劳，他们已经成为最坚实的石子。我最大愿望，就是当十年或是二十年后的人们，产生类似想法之时，在他们所感谢的人中，也有自己的名字。
愿自由护佑我们，我们几乎失去了可以被夺去的一切，却紧紧拥抱着自由。我愿一生和你在一起，无论沙尘暴刮到哪里。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