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3 雷颐 看法
来源：《历史，何以至此》（雷颐 著）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地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渡过了一次次的严重危机，其权位反而更重更高。
“小事勇”、“大事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除掉这心头大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了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命人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于是慈禧采纳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准备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即同治皇帝立嗣，溥儁是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作准备。出乎慈禧意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 von 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光绪皇帝被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并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求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的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令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上海《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大阿哥的实质是为?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上是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会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的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张之洞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而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举棋不定。于是，他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的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示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为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的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东南互保
清廷颁布“立储”诏书后，载漪入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此前平庸无闻的端亲王顿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一些王公大臣竞相向他献媚，以期?后得到这位皇上父亲的恩宠，一些顽固派大臣更是积极向其靠拢，因此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这样，朝廷中一个以载漪为中心的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迅速形成。载漪急于将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更加不择手段，完全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他们的观点、利益和立场与慈禧完全一致，自然得到慈禧的强力支持。这样，清廷的内外政策便完全由慈禧、载漪集团决定。
由于各方反对，慈禧未能废黜光绪，隐患仍在。在各种反对声中，她最忌惮的还是列强的态度和干涉，因此对洋人极端仇视，载漪集团对洋人也是恨之入骨。但他们又知道自?无力打败洋人，便将目光转向民间兴起的义和团。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都坚决主剿。较早时，张曾致电一位京官，说“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会匪的一贯策略，“若因此姑息，大误矣”！义和团“能避枪弹，更是谣言”，如果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大误矣”！
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的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行为更加过激，烧北京一些店铺，并拆毁铁路，焚烧车站，张之洞立即致电荣禄：“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他们提醒朝廷：对义和团“如果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并表明自己心迹：“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所以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由于此奏意见与朝廷方针正好相反，所以张、刘事先曾反复电报磋商，字斟句酌。刘坤一起草的电稿原有劝朝廷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后改为张之洞提出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既加，胁从乃散”。虽然实质仍是剿灭义和团，但语气缓和了许多，“后抚”之说照应了朝廷的政策，并未完全否定朝廷支持义和团之举，不使朝廷产生臣下忤逆的感觉，可能更易为朝廷接受。此奏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张之洞专门电刘，要其加上的：“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强调：“机变甚速，间不容发。”
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虽然朝廷在6月17日收到张、刘电奏，得到主和派官员的强烈响应，但最?仍无法改变慈禧向列强开战的决心。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两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张之洞、刘坤一认为大祸临头，但还想作最后努力，于是联络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西巡抚及长江巡阅水师大臣联衔电奏朝廷，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滥杀中外无辜、“华洋均受其害”，所以“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向各国政府致歉，对6月11日被清军杀害的原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优加抚恤”。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为了自己的权力，慈禧向来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在权争中总能获胜。而且，她把“中国”、“大清”和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对她来说，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因此，为了一己之权，她故技重演，以为仍可获胜，把中国乃至清王朝都作为赌注，押在了一场明眼人皆知必输无疑的赌局上。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张之洞、刘坤一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被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驻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张之洞、刘坤一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和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这时，京城义和团在载漪、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的唆使下正在加紧围攻各国使馆。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张之洞闻讯大惊，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与刘坤一商量就自作主张，以与刘联衔的名义给荣禄发电，请求荣禄?法保护各国使馆，将使馆人员安全转移到天津，如此以后还有议和、谈判的可能。他强调，能救使馆一个人即“减祸一分”。他还数次与其他督抚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太后极力保护各国使馆。
就在东南各督抚开始与列强谈判的关键时刻，慈禧于6月21日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了命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张之洞、刘坤一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于是立即建议张、刘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盛还电告张、刘，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为打消张、刘的担忧，盛宣怀还说：“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不能不有所变通，“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以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保证东南和平的《中外互保章程》。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参加“互保”。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联衔电奏慈禧，沥陈苦衷，有理有据，希望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在论证了朝廷面临的可怕局?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张之洞抓住谕旨?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他们的“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也先后参加“互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张之洞、刘坤一在8月17日忙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为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引电虽短，却用意殊深。慈禧此时最怕被列强作为“祸首”严惩，为其开脱正中下怀；为其开脱而将“东南互保”说成是按照慈禧旨意办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愿否认。所以，此电在讨好慈禧的同时，又使她不能否认“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已迅速减弱，因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并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才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稳定，免于被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从清廷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的确为朝廷后来“转圜”、与列强议和、慈禧被免于惩罚作了重要铺垫。所以，当朝廷与列强“议和”成功，当初强烈主战的顽固派大臣如载漪、毓贤等受到严惩，而“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张之洞、刘坤一大受表彰。张赏加太子少保衔，刘赏加太子太保衔。1909年张之洞病故，清廷在褒奖上谕中还不忘提此一笔：“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