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又一个网友深圳的“大鼻牛”钟先生近期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的时候，我一点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不久前我自己也因为跟师友聚餐而涉嫌“寻衅滋事”被审讯过。目前以涉嫌寻衅滋事为名被拘留、传讯的全国网友越来越多，许多人这种遭遇的真正原因却不是因为具有或者涉嫌具有中国的《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规定的四种情节，而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做了政府或政府官员不喜欢的事。我被寻衅滋事的理由通过审讯过程可以得知，是涉嫌讨论修宪。幸亏我们吃饭还没有讨论修宪，假如确定了我们真是讨论修宪，很可能这罪名就要落实了。大鼻牛有没有殴打他人强索财务我不敢说100%没有，但按概率可以说说99.9%以上的可能性没有。他是个基层的小公务员，日常工作是调节劳资纠纷。但他也有政府不喜欢的地方，那就是给良心犯的家属送饭（募捐）或者在其茶馆组织非正式茶座探讨。在大臂牛被拘留前一天，网传有八个微信群网友也是因为送饭活动被江西赣州警方抓捕。这就更进一步印证了我对钟先生遭遇的猜测。
上文我之所以用“政府不喜欢”而不是“对政府不利”这样的词汇，因为大鼻牛这样的网友活动其实对政府是有利的。送饭缓解了家属的生活困难和社会矛盾，茶座则提升了深圳这样的商业城市的文化氛围。北京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文化城市，不是因为有多少文人学者，而是因为随便一个北京街头老汉都能对国内外大事侃侃道来。
可是处于权力金字塔中的很多官员仍在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看待这个日益扁平的世界。当网友的言行不被这些官员认可的时候，往往会动用权力的大棒，以剥夺或威胁剥夺网友人身自由及其他合法权利的方式进行威压。由于我国并没有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这种威压看似表面有效，实则深刻地损害了法治，恶化了诚信守法的社会环境，并强化了人们在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暴力和欺骗原则的崇信。社会主义价值观里包括了“自由”、“法治”等文明词汇，但是只要有一件赤裸裸的违法行政案件大行其道时，人们就会本能的把这些进步性的倡导当作愚民宣传而弃之不信。
有些坚持道路自信的人认为，只要有市场经济，就能促进经济繁荣。而市场经济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以为了避免“生乱”，哪怕用大棒维护安定也是应该的。诚然，跟战乱相比，腐败和不公平的市场经济也能滋生繁荣。就像金三角，只要不打仗，靠鸦片也能繁荣。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求更良善、更人性的社会环境。制假贩假虽然也能繁荣一时，但最终导致人人互害的世界。首先，人们吃饱喝足就要求安全、公平、自由等精神因素，没有公平正义，人们的不满就会越积越多，绝不会随着经济总量增多而消散。其次持久的经济繁荣依赖公平的市场行为，像薄熙来那样对民营企业家竭泽而渔，似乎一时收获不小，但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只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
政府的责任既包括维护稳定，也包括维护公平正义。在文明时代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尊崇法治。香港可以没有民主，但不能没有法治。正是靠着英国人带来的法治下的自由，香港不但实现了经济繁荣，也给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堪比欧美国家。当政府以损害法治的方式维护稳定时，其实就是在引鸩止渴。政府可以不守法，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甚至舆论都被管控起来。同理，现实中一个个企业、商人更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当他们能够以贿赂、欺骗避开法律监管时，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守法经营呢？中兴被制裁仅仅是恶果之一。
文明程度从表象看以经济繁荣为标志，实则决定于社会的法治程度。很多人认为发展到今日的近代人类文明起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其实并不是由于有了大宪章的文本，而是从那时起逐渐形成国王必须守法的共识。对老百姓和官吏的制度性约束在我国自从商鞅时代就开始有了，但是约束最高权力的文本从清朝灭亡前的重大信条十九条才开始，到民国的1946年宪法臻于完善。不过要形成约束最高权力的惯例，至今也未完成。当有一种权力可以领到一切时，法治沦为空谈就成为必然。
或许网友大鼻牛被寻滋仅仅是又一拨全国性运动中的小水花，但是这跟之前打击街头示威的公益人士完全不同。毕竟在街头举牌演讲聚集了不少行人，从法理上讲确实有扰乱公共秩序之嫌疑。但是以寻衅滋事拘留为良心犯募捐的网友则是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因为捐款不涉及该罪名列举的任何一种行为。换个角度，那些决策抓人的人则涉嫌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
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或许记得，在文革时抓人打人都是以革命的名义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可是那时毕竟连刑法都没有，殴打侮辱甚至私刑处死阶级敌人都是无罪的。到了胡耀邦主政时期，那些随意侵犯人权的人被定性为三种人，受到系统性的政策排斥。彭真等人深受无法无天之苦才力主法制。文革时甚至没有律师，因为律师是给坏人辩护。总之，文革造成人权灾难的根源就是无视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是以是否革命划分好人和坏人。被当权者划为坏人的公民就会丧失一切权利。温家宝前总理曾提醒过要防止文革灾难重演，最关键的就是要守好法治的大门，而真正的法治文明就要从政府守法开始。
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