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雄《儒祸》
2018-05-23
一度被视为具有批判性的学者姚中秋（秋风），带领学生赴山东孔庙祭孔，赶上了共产党振兴儒学的末班车。姚中秋断然否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共听在耳中、乐在心头：“百年前，现代知识份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中共学袁世凯祭孔，亦祭黄帝、炎帝，姚中秋随声附和，赞扬这是中国崛起之后恢复礼乐文明之盛举，“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由此，他毫不羞愧地参与到“我的国”的大合唱之中。儒生的人格模式向来是“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姚中秋痛骂说，“在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其实他自己才是被中共当局圈养的宠物：溷迹媒体多年，郁郁不得志，通过鼓吹政治儒学，总算进入一所“翰林分院”。其显赫头衔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和弘道书院山长——既是西方大学制度下的教授，又是儒家书院之山长，两个自相矛盾的身份在其身上融为一体。
更有甚者，网路上流传一张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仪式照片：野夫端坐于椅，所收之徒正跪在垫子上行叩头礼，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两根，关公像背后则贴着红纸黑字的“拜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字样。在遭致批评之后，野夫在个人微博贴出长文《我就是江湖——关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文章认为，“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跪拜礼是仪式、是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他又声称这也是江湖规矩：“江湖之中，洪门论兄弟，青帮论师徒，袍哥论上下，入门都要拜武圣关公，都要讲道义和礼数，以及严格的家法和规矩。当今时代正是因为什么都不敬畏，才导致官人和民间都无恶不作。”他甚至搬来西方教堂的礼仪为自己背书：“我在欧洲教堂，也见多了下跪画十字说阿门的。”我看了之后哑然失笑：连跪拜上帝和跪拜人都分不清，其学问难道停留在晚清顽固派大臣倭仁的水准？六四屠杀之后三十年，知识人的道路越走越黑，看不到一线光明，遂转投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公门下，长袍马褂，大刀宝剑，沧海一声笑，红袖添香读古书。一八四零年之后的近代化道路统统白走了，难怪中国至今仍不能如日本那样“脱亚入欧美”。
五四应当反思，反思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未能彻底解构儒家专制主义。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曾考证五四反儒先锋、胡适激赏的“四川老英雄”吴虞的名言，原话是“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试图以此为被归入“激进主义”的五四思想辩护。不过，我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因为五四未能打倒孔家店，才使得专制儒学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并成为共产党的最后一根“强心针”。而批判儒家思想，不能不读出生台湾、成名日本的文化评论家黄文雄的力作《儒祸》。黄文雄引用清末民初到中国传教的美国宣教士明恩博的说法，“在中国人身上找不到‘良心’”，进而指出：“儒家道德教育是外在的强制，所以教化训育的结果，仅能得到或塑造伪善者或独裁者。……中国人在儒家教化之下，理性和悟性被剥夺，失去良知，成为稻草人。”
儒家思想吃人不吐骨头
先秦时代，儒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如丧家犬般奔走列国，为何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文雄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充满矛盾又脱离现实，欠乏思想的魅力与竞争力。所以在‘百家争鸣’前夕，孟子就慨叹‘天下非杨即墨’。古代中国有黄河文明所塑成的、以‘人为’为主轴的儒家思想，和长江文明所育成的、以‘自然’为主体的道家思想。为何汉武帝独尊儒家以来二千年多年，历朝皇权一直死抱儒家，改革开放后又不得不祭出孔子学院？最基本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大地‘自然’已被吃光，不得不死抱‘人为’的儒家。”换言之，中国自然资源有限，无法支撑道家的“天人合一”或北欧式社会主义，只能施行儒家帝王术，天下苍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为供奉皇帝和儒生阶层。
儒家经过两千年发展，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个人修身养性层面，儒家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在塑造帝国专制制度方面，儒家是一种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哲学；在文学上，它提供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经》式审美模式；在史学上，它一方面用春秋之笔让“乱臣贼子惧”，另一方面又默认“成王败寇”的事实。所以，黄文雄对儒家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他否认儒家可以实现“现代转化”并生发出支持民主自由的因素；更否认儒家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上具有正面作用，指出“儒教精神基本上就是否定创造性的价值”，他引用德国思想家赫德的说法，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被用蚕丝捆绑，用象形文字描绘并涂上防腐香料的木乃伊”，中国人脑袋所思所想“无非是冬眠老鼠体内的循环，一成不变”。
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了一个精辟的比喻“吃人”。其实，“吃人”的说法既是象征，又是写实。《儒祸》一书中有名为“儒教道德的失控与历史悲剧”的章节，讲述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吃人事件，而且这些吃人事件得到儒家的肯定和褒扬。比如，介子推割股肉献给晋文公成为“食人忠孝”之祖，死守睢阳城的张巡杀妻妾给官兵吃成为“忠义吃人”典范，刘安杀妻招待刘备竟成为好客的榜样。美国学者郑麒来研究中国的吃人史，发现中国的吃人有两类，一类是“求生性吃人”，就是在大饥荒中因饥不择食而吃人；另一种是“习得性食人”，就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以及有理论指导地食人，“相比较其他民族，中国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较多的仇恨食人、养生滋补食人等‘习得性食人’的风俗”，以人肉及人体各种器官做葯也是中医的一大发明。
儒家思想鼓励“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旗帜下食人”，如郑麒来所说，“‘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黄文雄分析说：“中国人所谓‘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意思暧昧，缺乏客观性，也没有具体规范。诸史列传所谓‘忠义之士’的‘德行’，破绽百出，顶多是不怕被吃、愿意用性命替代别人。”然而，这种舍命，并非《圣经》所说，“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种舍命，乃是“必须尽忠于上，维护‘主从关系’。如此绝对单方付出的意识形态，乃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人人赞许这种做法，于是导致无数人民被以‘忠义’的名义杀害，葬身掌权者胃袋。”
孝顺的儿子与残酷的“父母官”
儒家文化在家族内部提倡“孝”，在公共领域则提倡“忠”。这两者在大部分时候都能统一起来，董仲舒所谓“贤良政策”，就是选拔有德性、孝顺父母亲的人出任官职。而当这两者出现冲突时，则舍弃“孝”而坚守“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成功在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继续忠于明朝，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因此被正史所褒扬。然而，无论是“孝”还是“忠”，实际上都是“愚孝”、“愚忠”。个人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判断善恶是非真假的终极标凖，就成了“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对此，黄文雄尖锐地批判说：“儒教思想所谓‘善恶道德观’，无非掌权者铺设的外在强制规范，不具备超越性价值与精神思考，每每变成恐怖的害人之心，良心荡然无存，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中国人玩弄于股掌的工具。”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孔子被贬为“孔老二”，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然而，共产党批判的只是儒家的皮毛，毛泽东早年是王阳明的狂热信徒，比起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推崇来毫不逊色。毛批孔，既有“弑父情结”之驱动，更是借此从孔子及士大夫阶层那里篡夺“道统”之解释权，让自己集“君统”与“道统”于一身，也就是林彪为之献上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如今，习近平企图成为毛泽东第二，则用崇儒的方式，让儒家传统为其集权提供合法性解释。
习近平用“以德治国”取代法治国家之愿景，其典型例子就是对亲信蔡奇的重用。媒体人兰江在《从蔡奇执掌京畿见习总选人之道》一文中指出，习近平选人，似乎更注重“厚道，孝道及官道”。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蔡奇已是省委书记陈光毅的正处级秘书。省委书记秘书权力之大，众所周知，但蔡奇却相当本分，并无首长大秘架子，且一直将习近平视为领导尊敬，厚道性格令习近平对其印象深刻。更令习近平赞赏的还有孝顺，蔡奇当官后，将父母接到福州照顾尽孝道，经常牵手母亲在省委附近街道散步，调任浙江后也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一点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背后赞扬他，而孝顺本身也与习近平的性格相近，习近平牵母亲齐心手散步的照片，据称一直摆在其办公室。
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父母身边的孝子”与“民众眼中残酷的父母官”，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形象在蔡奇身上重叠，也在习近平身上重叠。就如同《水浒传》中对老母亲毕恭毕敬的李逵，挥起板斧杀别人的父母和别人的儿女，毫无仁慈之心。蔡奇的母亲享受到儿子无微不至的照料，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之后，在寒冬之际铁腕驱逐“低端人口”，数十万凄风冷雨中的母亲的命运却不在他的视野之中。这位“北京一把手”亲口宣称“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他还补了一句，再发生类似大兴火灾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来”。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也忍不住批评这个伪君子说，将政府工作不力产生的安全隐患，完全推卸到所谓“低端人口”身上的做法，“没有充分民众参与、民主协商过程，甚至没有有效的公开资料，造成大量社会问题，法治意识要加强”。
孔子学院是学术自由的坟墓
在共产党与儒家合流之际，崇儒就是媚共。姚中秋以打油诗的形式写成《祭孔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昊天上帝，大道永恒。一阳来复，圣学重兴。学者纷纷说夫子，商人匆匆习圣经。有孔子学院之设，有童子诵读之声。”姚中秋翻译过海耶克传记和奥地利经济学派著作，以他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孔子学院是什么玩意吗？他心中透亮，却要说言不由衷的话。他吹捧孔子学院，就是吹捧中共大外宣战略，就是为中共暴政涂脂抹粉。可见，一旦为儒，便人格破产、尊严扫地。
孔子学院被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形容为“连通中外的心灵高铁”，其实它是学术自由的坟墓，更是中共嵌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间谍机构。过去十三年，平均每一至两周，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所新的孔子学院。根据“孔子学院”位于北京的总部“汉办”（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正司局级单位“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资讯，截至二零一七年年底，中国已在全球一四六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五百二十五所孔子学院和一千一百一十一三个孔子课堂，以欧美最为密集。长期以来，孔子学院不单单承担教授汉语的任务，更是明明知道地收买亲共的西方汉学家、封杀批判中共的西方学者，将学术不自由、自我审查的恶劣风气灌注到西方大学之中，严重危害了西方各国的价值根基和国家安全。已经有多所西方名校宣布中止合作、关闭孔子学院。
流亡加拿大的新闻工作者秋旻拍摄了一部名为《假孔子之名》的纪录片，揭露孔子学院的真面目。人们惊讶地看到此种画面：一个美国的汉语爱好者，在孔子学院学习时，操着尚不熟练的汉语演唱：“歌颂新生活，歌颂伟大的党。啊，毛主席！啊，党！你哺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此，旅美人权活动家杨建利评论说：“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明白：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的态度是公开而坚定的，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控制之下，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政治控制一切，尽管有时这种控制会带上一个假面具，以优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如果要通过孔子学院学习汉语，还要告诉孔子学院：语言教学首先应该做到语言与现实存在的诚实关系，也就是说，鹿就是鹿，而不能指鹿为马，而中共专制者恰恰是指鹿为马玩弄文字的高手。”
中共不敢广设毛泽东学院，而广设孔子学院，中共深知毛泽东已臭名昭著，而儒家还有可供压搾的“剩余价值”。“儒家社会主义”成为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黄文雄指出，中共不可能突然创造出什么“社会主义新文明”，只能让“儒教复活”，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对于中共而言，这是古为今用；对于儒家而言，这是咸鱼翻身。因此，反共而不反儒，犹如只砍树枝而不挖树根，事倍功半。而黄文雄的《儒祸》乃是继胡适“全盘西化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以后，华文世界最重要的反省之书、自由之书和解放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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