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当年是大右派，家中亲戚还有五个右派，其中舅舅其昌的经历犹如一部惊栗电影，最值得一记。舅舅其昌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来被发放到宁夏劳改营，母亲在北京跟他一直有通信来往，大概是1977年吧，他从宁夏来北京，那时他虽然结束了刑期，已经恢复自由身，但仍以“留场就业”做为出狱后的职业。他那次到北京，我还没有移居香港，于是便跟他做了一次长谈，并作了纪录，那个纪录本子保留至今，以下便是我根据他的口述作出的真实记录，小标题是我后来加上的。
工作调动变成牢狱之灾
我解放初期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五三年到中央水产部工作，开始还对共产党治下的社会存有幻想，慢慢便认识到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尤其对三反运动不满，因为我的姐夫（你的父亲）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蒙冤受害的，于是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
1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
2虽然唯成分论是不科学的，但共产党最讲究这个
3华侨其实对中共出过很多力，但解放后就不再获重用
4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整人。
这之后，我就被中央水产部划成右派，行政降两级。五八年二月下放洞庭湖渔场一年，五九年一月调回北京，同年七月调到宁夏，说是属工作调动，但我万万想不到这个工作调动，竟为我带来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一年后，一九六零年九月，宁夏搞双反（反坏人坏事的简称），我还戴着右派帽子，又被莫名其妙地判刑七年，全然没有证据地诬告我贪污，当时不只我一个人，当地十天内共抓了一万八千人（因情况严重，八天后中央都派人来调查）。逮捕我的时候既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法律程序，只需群众和党委按照比例数字逮捕。后来我才了解到，双反运动是以民主改革不彻底，太多坏人混进革命队伍，以至革命队伍不纯为藉口的。我这样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当然马上就被他们当作“坏人”抓起来了。
我的被捕是以手铐方式逮捕的，在看守所住了五天，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关押了十六个人，后又送军区开荒。看守所内有一百五十个看守，但是当时犯人已经达到一千多人。至于食物供应，每天定量只有四两，早上二两稀饭和野菜，中午没的吃，晚上又是二两。冬天天冷尤其难熬，我本来体重一百二十斤，很快就降到九十斤，甚至上炕都要人帮助。看守所平均每天都死十几个人，很多人是饿死的，没有棺材，就用草席一里，挖个坑埋了。冬天死的人尤其多，派犯人去挖坑埋尸，但地冻挖坑挖不深，结果造成尸体埋得太浅，晚上常常被狗拖出来吃掉，第二天早上上工时，我们犯人时不时可以见到被狗吃剩的人体残肢，东一块西一块地遗留在乾冷的土地上，非常恐怖。
逃跑未遂罪加一等
就在这时，有人告诉我说我老婆来了，就住在银川城里。我想这是见我老婆最后的机会了，否则哪天我都有可能被饿死在看守所。于是，我便跟另一犯人商讨一起逃走，那天晚上我们利用倒尿桶的机会，从破了个洞的铁丝网钻逃出去，可是出去才五分钟的时间就被看守发现，我们马上跑，后面就开枪了，我们被沖散，我选择走小路，终于天亮之前跑到了银川，找到了我太太的住处（是我朋友的家）。
当我带着大口罩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惊呆了，一个劲问我：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简单告诉她我是逃出来的，然后就感到非常肚饿，让她给我弄点吃的。老婆为我做了烙饼，一边做一边跟我说：你吃完就回去吧，你还是自首吧，你不自首，我也不能回北京，回不了北京，孩子谁照顾？她又跟我商量离婚：你这么长的刑期，孩子们肯定会受影响，我的工作也会受影响，我如果没有工作，谁养活孩子呢？说着，饭也做好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了，也困了，一头躺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惊异地发现满屋子都是持枪的军人，我撑起半个身有点迷迷糊糊地望着他们，军人们一下子哗啦啦拉起枪栓，低吼着“不准动”，我老婆在一边抹眼泪，我明白了：是我老婆在我睡觉的时候，报告了当局。
于是我被押送到另外一个劳改农场，禁闭一个月，为了惩罚我的逃跑，他们给我上了一个月的前铐，又加了两年徒刑。我还是不服，准备第二次越狱。大约一年以后，1961年12月一个晚上九点，我们六个人（其中三个是现行反革命犯，其实是青年学生）以我为首，沖出第一道门，五个人随后，硬是沖出三道门，终被哨兵发现，即开枪射击，我们没命地跑，结果两个人中伤。
我们三个人逃出了警戒线，将身上穿的监狱黑棉袄脱掉，向着火车站跑去。我当时心里想，那火车如果往南开，我就去广州，如果往北开，我就往新疆逃，看看能不能越过边境。但是，就在火车站，军人们已经设了包围圈，我又被捕了。
这一次，我又被判多一年徒刑，関禁闭八个月，双脚锁上了十八斤重的鉄镣，这鉄镣还连带着一个沉重的鉄球，因为太重了，鉄铸的脚镣总是把我的脚踝皮肉磨破，我惟有用破布把环绕着脚踝骨的镣铐包起来，这样不必经常被鉄镣磨得皮开肉绽。背铐是一种洋铐（越用力越紧），两只手放在背后铐起来，吃饭和大小便的时候有专人开锁松铐，完事之后又再铐起来。聼人说大蒜能腐蚀鉄铸的东西，我就试着用吃饭时所给的大蒜，摩擦鉄镣最薄弱的部分，但始终没有成功。
大概因为是重刑犯吧，每天吃饭不定量，经过长时间的饥饿，终于在拖着脚镣手铐的情况下，吃饱了肚子。不过，看书是允许的，但要经过狱方检查，报纸也可以看，毛选则指定看“论人民民主专政”，别的不准看。不久，天气逐渐热了，牢房里又闷又热，冬天的棉袄应该脱下来，但监狱方面不准给我开铐脱衣，我只有想方设法自己脱，脱了好多天才把那棉袄脱下去。
除此，我还自行锻炼，手抓着脚铐从床上跳到地上，看守问我，你还想跑啊？我不理他。心想，我不能让他们把我弄残了，我要保护好我自己的身体。八个月后，当他们给我除掉那十八斤重的鉄镣，我竟然头重脚轻得站都站不稳，要别人在两旁搀扶，慢慢从头学走路。那种经历若不是亲身体会，简直难以言说。
终获减刑五年
此后，我被関进另个监狱，里面的犯人都是判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管理严密，每天早上起来，有人给开门，六个人一个号子，不能带入钢笔，火柴，针，皮带，绳子等。吃饭分甲乙丙级，按劳动态度分配，甲级一天可以吃一斤二两；乙级可以吃一斤；丙级只可以吃八两，每天都要评定。零用钱则以一个月计，甲级可以有一元五角，乙级一元，丙级只有五毛钱。逢到节日每个犯人分配有半斤肉可吃。
平日犯人大小便都在号子里解决，而且每天都要搜身，查询。犯人与犯人之间不准交谈案情，队与队不得串联，不准称兄道弟，不准认同乡。每个月只限发两封信，信中不得谈监狱具体情况，写完信干部还要检查。
狱方还规定：不得消极怠工、旷工、说怪话，否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即用绳子鞭打，他们是用最细的绳子打，打之前用水将绳子浸湿，打在身上非常痛，但皮肤表面却看不出异样。晚上在号子里还经常有狱方安排的批斗会，被批斗的犯人会遭到另些犯人的虐打，这是狱方所默许的；牢房里非常潮湿，终日不见阳光，加上长期吃不饱饭和重体力劳动，几乎每天都有生病的犯人，一般情况下需经监狱里的干部同意，由犯人中的医生诊治，但药品缺乏，如果患了重病只能等死，因此死亡率很高。
如果托病不上工，看守会用枪托打，打得很残忍，被打的犯人有的被打伤，有的当场被打死。每个牢房里面有一个土炕，可以睡六个人，但不能烧炕，只能睡在稻草上，狱方给派棉被。另外，犯人身上不能带有粮票和钱，凡过年过节前，监内会有大清查，看有否暴监迹象，同时也防止犯人逃跑。
有时监狱里的干部也会找犯人谈话，目的是在了解犯人中有没有消极者，或者想逃跑或暴监的迹象。犯人服刑期满三个月之前，要集中学习，称“出监学习”，出监以后，家在农村的可以回家，家在城市的却不准回城，一般是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出监后的工资待遇：第一年十八元，第二年二十一元，第三年二十四元。
我这样身为犯人逃跑两次，抓回两次的，为数不多，大概因为我自己不断写材料说明我是被冤枉的，也可能因我的父母当时都在澳门居住，终于引起上面的注意，并复查了我的案子，一九六五年我终于获得减刑五年，但右派帽子却没有摘掉。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按规定不能回城里，只能选择留场就业。
二十年后夫妻团聚
文革后大约1977年，舅舅刚刚获得自由，从宁夏来北京，想见见二十年没见过面的太太。我的舅妈是空后总医院的护士，上海人，长得十分漂亮，当年被迫跟老公离婚，带着两个孩子谨小慎微地生活，尽管如此，文革中还是被揪出来，被责问为什么不再婚，是否等着在狱中服刑的反革命老公。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是曾经有一个丧妻的军官，想娶舅妈为妻，结果被她婉拒。文革中红卫兵反复责问，舅妈因此精神崩溃，不得不在北京精神病医院住院，可怜的她整天抱着毛语录不撒手，女儿去看她，却被她误认成红卫兵，惊恐万分，旁人看了无不心酸。
舅舅从宁夏来北京住在我们家，那天被安排在舅妈的姐姐家去见舅妈，去之前，舅妈的姐姐姐夫和我的爸妈都反复叮嘱舅舅，说看看她就好了，不要提以前的事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舅妈精神恢复正常以后却落下一个毛病，一听到以前的事情，便会立刻情绪激动，不足几分鈡，即会引起癫痫发作。
舅舅答应了，说我看看她就回来，不会提以前的任何事情。结果，舅舅回来告诉我，他先在姐姐家的外屋坐着，等了一会，舅妈便从里屋出来了，可能心中有准备，开始还很平静，舅舅说他看着为他吃了二十年苦的妻子，禁不住说了一句：
“青霞，你吃苦了。”
这时，只见舅妈浑身颤抖，继而大叫一声，失去了知觉，舅妈姐姐（职业医生）马上走过来急救，一会舅妈便苏醒过来，舅舅赶忙走上前抱住她，舅妈开始号啕大哭，姐姐在旁说：让她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后来舅舅和舅妈终于复婚，二人恩爱逾常，不管是晨练还是去菜场，都是有影皆双，仿佛是要补足那失去的二十年，只是有一样不能讲的，舅舅告诉我，不能在舅妈面前提当年的事，否则，她便会癫痫复发。即使我从遥远的加拿大回到北京，依然要遵守这个“保护令”。
舅舅的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才摘掉，那是下达了全面为右派分子平反文件以后的事，但那二十年的牢狱流放生活，至今当局没有任何解释以至赔偿。
舅舅2014年在北京去世，舅妈则早于2011年去世。祝愿他们在天堂无忧无虑，恩爱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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