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幺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幺)。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幺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伸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着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

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懮国懮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

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幺追究。

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被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幺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幺?!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幺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儿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幺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幺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幺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幺什幺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

《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幺﹐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着,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幺﹐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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