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抓人谈起
据报道，日前，上海警方逮捕了16名在4月16日反日游行中扔石头鸡蛋的示威者。乍一看去，这是当局在依法行事。本来嘛，集会游行应该和平理性，打砸行为是不允许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我们要问：
1、为什么当场不制止，事过十天后才抓人？
我们知道，在法治社会，群众游行示威有时也出现火爆场面，也有群众投掷石块之类造成损坏。遇到这种情况，警察总是当场制止，必要时还要把肇事者强行带走，以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也是防止更多的群众参与打砸行为。然而在这次中国的反日游行中，当局虽然出动了大批警力，但是面对某些示威者的打砸行为，身在现场的警察却袖手旁观（有大量照片为证）。若说警察当场制止和抓人担心会引起群众反弹，引发警民冲突，会给人以压制群众游行之嫌，那却不然。就在4月16日杭州的反日游行中，浙江民主党成员徐光喊口号“打倒汉奸”、“打倒出卖国土的卖国贼”，警察立刻一拥而上把他塞进警车抓走。可见，警察不是没有现场抓人的能耐。警察之所以没有在现场制止部分示威者的打砸行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警方先是放弃职守，对打砸者撒手不管，等到若干天后又抓人，以法律的名义秋后算帐。这不成了引蛇出洞，欲擒先纵，故设圈套，陷人入罪吗？
2、为什么上海的打砸者被抓，北京的打砸者却没抓？为什么这次反日游行的打砸者被抓，99年那次反美游行的打砸者却没抓？上海的打砸者无非是有样学样而已，为什么带头的树立榜样的不抓，后来跟着学的倒给抓了？这不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吗？这不是党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党说你不错你就不错，错也不错吗？
由此可见，这次所谓自发的反日游行，首先不是自发而是“官发”。只是游行一旦发生，政府又反复宣称其自发性与合法性并大开绿灯，于是就有许多民众真的自发参加。游行中发生的所谓自发的打砸行为，其实也有两种：有的自发是假的，是政府幕后支使的，有的自发是真的。因为有些打砸行为不是自发的，是政府暗中鼓励怂恿的，所以政府不制止不抓人。有些打砸行为是自发的，所以政府要抓人。之所以这些打砸行为当时不制止，后来才抓人，是因为当时政府要利用这种自发行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所以放任不管；后来政府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需要民众的自发参与了，同时也是唯恐自发的民众把矛头转而指向自己，所以不再允许民众自发游行，所以要严词警告，还要抓一批人杀鸡吓猴。
为何不向政府施加压力？
据悉，4月16日上午10点钟左右，浙江民主党成员徐光先生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加入反日游行队伍，因高喊“打倒汉奸！”、“打倒出卖国土的卖国贼！”口号，被警察一拥而上强行拖进警车带走，下落不明。可是，在北京等地的反日游行中，有人朝日本使领馆或日本商店扔石头砸玻璃，却不曾“被警察一拥而上强行拖进警车带走。有人高喊”杀死日本猪！“”打倒日本人！“打出横幅”消灭日本！“也不曾”被警察一拥而上强行拖进警车带走“。
我们知道，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的含义是：公民有权以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或主张，只要不发生暴力行为，不侵犯他人的人身与财产。在这里，政府应该只问形式不问内容，民众喊什么口号打什么横幅都可以，但是不能有打砸抢行为。中国这次反日游行却正好相反。当局只问内容不问形式：你不可以提出当局不喜欢的口号，否则就要对你专政。但是只要你喊的是当局许可的口号，搞点打砸抢，警察也对你睁只眼闭只眼。喊“打倒卖国贼”的马上抓起来，喊“杀死日本猪”的却平安无事。可见，骂人不是问题，问题是你骂什么人。这不是集会游行自由的表现，这恰恰是没有集会游行自由的典型表现。
同一天下午还发生了一件事，另一位浙江民主党成员谭凯因为参与杭州反日游行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时提出主张，“游行应该禁止对日本公民与企业的打砸抢，要尊重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我们应该抗议政府对日入常问题的态度的暧昧、对钓鱼岛问题的软弱可欺”。被当局怀疑要“改变反日游行的性质”而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显然，这里的所谓“改变反日游行的性质”，是指谭凯主张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从反日游行的逻辑看，谭凯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比谭凯的主张更正确的了。因为对外关系是通过政府去操办的，国民要想在对外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愿望，他就应该向本国的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如果你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满意，你当然应该首先抗议政府。如果你果真是反对日本入常的，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权是握在政府手里，那么，你们首先就应该严正要求政府明确表态在联合国里投反对票。既然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都还没有明确表态反对日本入常，那么，凡是反对日本入常的中国民众，首先就应该找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这和韩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韩国政府早就明确反对日本入常，所以韩国的抗议民众不必再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这是符合逻辑的。中国的政府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中国的抗议者却不找政府抗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钓鱼岛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真的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那么你就该要求中国政府派人守卫，你就该反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政策。更何况，中国搁置主权，日本人可没搁置。日本方面在钓鱼岛上的动作频频，中国政府理当针锋相对，坚决回敬。作为中国公民，你就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再和韩国做比较吧。我们知道，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相似，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独岛的争端，韩国和日本双方都声称独岛是自己的领土。今年三月，日本有一架侦察机飞近独岛，韩国立刻派出四架战斗机拦截。去年，韩国还在独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此宣示对独岛的主权。想想看，如果韩国政府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独岛的问题上光说不练，韩国的反日民众会放过他们的政府吗？
顺便一提，谈起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打砸行为，不少人将之与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相提并论。问题是，“火烧赵家楼”的攻击目标是本国政府官员的住宅，不是外国使领馆。把外国使领馆当作攻击目标的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例如文革中（1967年8月22日）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两者不可等量齐观。
应该吸取的几点教益
不久前，有网友周同转贴署名“火羽”（福建）的一篇文章，对不支持此次反日风潮的民运朋友提出质疑：“怎么当初你们是正义的，我们就一定是被利用的呢？”
其实，这位火羽先生自己也明白，直到他写文章时为止，这场反日风潮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被政府所利用。所以火羽先生告诉大家，“眼前五四即将到来，如果沉寂无声，那么这次运动最大的赢家就是政府，我们的努力也将为他人作嫁”。因此他大声疾呼“人民再次走上街头，那么最大的赢家就是包括海内外民运在内的中国人民”。可惜的是，指望在五一或五四民众能再度走上街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到头来，火羽们很可能只是为他人作嫁，让政府成了最大的赢家。
必须看到，这次反日风潮和不久前的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很不一样。悼念赵紫阳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共的批判。在第一波悼念活动结束时，国内外异议人士无不希望还能再掀起第二波第三波悼念高潮，于是，枯木朽株齐努力，共同推波助澜。但是，我们并未迎来第二波悼念高潮。可见这是一个大气候的问题，不是我们异议人士单方面努力就能够促成实现的。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们原来也就估计到再度掀起悼念高潮的可能性很小，只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当初投入第一波悼念活动，因为第一波悼念活动本身就有它伟大的正面意义。我们参与了第一波悼念赵紫阳的活动，我们就已经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朝前推进了一步。这次反日风潮则不同。这次反日风潮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鼓动或放任的产物，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游行的诉求目标（包括口号、横幅等）严加控制，你不能表达你最想表达的愿望，你必须接受政府给你定下的调门，因此你参加进去首先就意味着被政府所利用；至于说你想加入运动后再反过来利用运动，把运动引导到正确方向，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你是否有那种机会，有那种力量，这是很不确定的，很没有把握的（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因此很可能，你没有利用成，只是白白地被利用了。
那些积极参加这场反日风潮，力图将之引至正确方向，从而带动民运高潮的朋友们，他们的热情和勇气都是值得肯定的，可惜在审时度势上还不够成熟。
不过，要说政府成了最大赢家，那也未必。且不说这场风潮或多或少引发了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在短短十几天内，政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意地玩弄民意，践踏民意，渎职在先，滥抓滥判在后，蔑视法律，侵犯人权，其卑劣蛮横表现得相当充分。这就从反面教育了那些天真的年轻人。把这次事件作为一个例证，用来揭露和批判中共当局。这倒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一件事。
2005年5月7日
《北京之春》2005年6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