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在河北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岛港口之间一条铁路主干线上一个名为古冶的村镇，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那时，日本投降几个月了，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这场军事史书籍上不曾记载的战斗显得异乎寻常。
美军的四星将军佩克（Peck）与他同行的部队，一队海军陆战队卫队，受到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袭击。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飞行中队被叫来增援，实施攻击的共军迅速溜走了。美国学者、记者、《时代》杂志驻北京办事处第一位主任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中国一九四五》一书描述了这场只造成少数人员伤亡的战斗，并评论说：“当时，谁也不曾意识到，这是发生在美国军队和一种新的敌人之间的第一次此类对抗，这种对抗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在越战战场上，以及在更后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这种对抗产生了一种新名词，叫作‘不对称战争’。敌对的游击队突然在无名的村庄里出现，开火袭击，当美国战斗机出现在天空时，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成为后来美国在亚洲的战争模式。在中国河北省铁路沿线发生的这些冲突的背景是即将到来的冷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比同一年年初国民党军队在云南畹町击败日本军队的难得的胜仗更加重要——它预示着，在一九四五年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彻底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永远地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走向。
伯恩斯坦在本书中挑战了人们熟悉的现代中美关系起源的看法。他认为，以下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观点是，如果美国给予蒋介石政府更多支持，能够避免其垮台并建立一个亲美国的中国政府，进而避免之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发生；第二种观点是，如果美国更早地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转而与共产党人合作，能避免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不必等到尼克松时代才姗姗来迟地敲开中国的大门。
对于第一种观点，作者的回答是：蒋介石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一直支持蒋介石就如同往无底洞中扔填充物。如果这样做，甚至派兵干涉，美国将面临比越南战争更可怕的困境，“把自己束缚在亚洲大陆上无法打赢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之中”。最终，美国将无可奈何地发现：“共产党太根深蔕固、太强大，获得苏联支持太稳定，随着冷战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人在中国流血和死亡。”而且，这种做法必将危机美国在欧洲抵御苏联的更重要的任务。
对于第二种观点，作者的回答是：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不是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泽东与史达林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以及他对苏联帮助的需求。“毛泽东所需要的来自强大的和更近的俄国人的支持和善意，远远超过了他所需要的来自矛盾的和遥远的美国的支持和善意。”司徒雷登曾经向中共抛出橄榄枝，中共置之不理。民盟的重要人物张东荪契而不舍地建议中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却被毛泽东冠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在秦城监狱中关押至死。一方面，在以史达林为主的世界里，中立是不被允许的，“新中国”必须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才能得到老大哥的照顾。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想采取中间立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波式的影响下，毛深深地浸透在这种以激进和暴力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共产文化之中”。毛泽东对参与韩战比史达林更积极和主动。
所以，伯恩斯坦的结论是：“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并且，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不过，美国仍然需要反省为何中国失败——一半是因为太傲慢，一半是因为太天真。
蒋介石为什么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在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评价呈现两极化。《时代》周刊创办人以及若干基督教传教士，认为蒋介石是骑白马的中国救星。但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让这种观点受到不断增大的质疑——后一种负面的看法开始占上风，即便不像史迪威那样对蒋全盘否定，至少也会像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那样给予相当严峻的评价：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蒋委员长和他的追随者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但他们都无能为力，惊慌失措。他们缺乏组织、装备和现代战争训练”。说得很客气，却也很客观。但是，美国一时之间找不到其他人替代蒋介石：中国需要军事强人，胡适、吴国桢这样的受过美国学术训练和民主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无力操纵中国这艘体量过于庞大的破船穿越惊涛骇浪；而李宗仁、龙云等军人，即便人品比蒋介石更好，也只是地方性人物，缺乏全国性威望。美国只能接受和纵容蒋介石，甚至不惜以撤换史迪威换取其合作。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如同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评价，“他可能是一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
蒋介石是一个尚未跨入现代世界的传统人物，尽管他从俄国人和德国人那里学到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末流，也从妻子宋美龄那里得到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但骨子里还是王阳明、曾国藩、孙子兵法和法家权术的信徒。蒋的门徒、蓝衣社头目贺衷寒如此评价他的主子：“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他的统驭术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曾恩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蒋介石的这套权力运作，使他在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前辈的斗争中后来居上，并战胜冯玉祥、李宗仁等等军头，但不足以让他击败从苏联那里学到更多东西的毛泽东。
但就特务系统而言，国民党的特务系统远比共产党逊色。本书指出：“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盖世太保或克格勃的外在属性，在一处守卫森严的办公场所的阴影中运作，并且只效忠一个有着盛气凌人的委员长头衔的人。它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惧，也由于无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么，它就激发了更多的恐惧。”但实际上，戴笠并没有后来人们描述的那么神通广大，否则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不至于被共产党全面渗透。相比之下，“四处发展中的延安政权也有着它的秘密警察及其幽灵似的指挥官，康生，他只对被称为主席的人负责。然而当时的观察家们，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似乎从来没有将戴笠与康生做一比较，这点颇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机构是如此封闭，如此不透明，以至于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由此几乎不会激发任何惧怕。”戴笠不如康生，是由蒋介石不如毛泽东、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所决定的，正如伯恩斯坦所说，此处的教训是：“一个被夹在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两者之间的政党将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了坚定地站在其中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中的政党。”
即便不是“白左”失去了中国，他们至少误解了中共
一九四五年，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美国成为二战中最大的胜利者，苏联紧跟其后。罗斯福有意扶持蒋介石政府成为名不副实的战后“四强”之一。然后，从胜利的巅峰跌落到失败到低谷如此迅速，之后不到四年时间，美国失去了中国，之后三十年里，美国一直在寻找失去中国的责任人；蒋介石则被赶到孤岛台湾，惊慌失措，苟延残喘，若非韩战爆发，美国重新援助台湾，蒋介石不可能守住这个岛屿。伯恩斯坦如此总结着这一年的后续影响：“日本被光荣地打败了，但是在太平洋赢得的这个胜利终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败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即一个对美国完全封闭的中国兴起了，在价值观上与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与其极度敌对，却与苏联这个最恶的对手紧密结盟。”
这一结果的出现，那群深怀理想主义的、过于天真的“白左”们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即便不是他们丢失了中国，他们至少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之上。当时，他们在美国驻中国使馆中形成一个小圈子，并且绕开大使直接向国务院汇报，让驻华大使赫利尔气坏了。同时，他们应邀兴致勃勃地去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直接接触，并为他们的气度与观点所折服——多年以后，戴维斯才若有所思地感慨道：“我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执政党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以及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的灵巧手腕。”
当时，赫利尔大使勐烈指责其手下及其国务院有关人士通中共，却查无实据。后来，谢伟思、戴维斯等人被国会追究，失去了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但他们的观点（亦是美国国务院的观点）仍然长期主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甚至延续到今天。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们、“中国通”们，对古老中国的浪漫想像遮蔽了他们对现实中中共政权邪恶本质的认识。他们未必是叛国者，未必像基辛格那样从中国那里得到巨大好处，他们只是“人一左，脑就残”。即便经过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大饥荒和文革，邓小平时代的六四屠杀，他们也顽固地相信，中国会感激美国的善意和帮助，并成为“亚洲的美国”。
在一九四五年令人眼花缭乱的那盘棋局中，延安的中共比起重庆的国民政府来，明显棋高一着。伯恩斯坦如此评论说，“中共的目的是’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抗战……希望在远东制造普遍的溷乱状态以便夺取中国的政权，作为迈向世界革命的一块踏脚石’.”在延安的美国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夺取全部权力之后变得非常明显的毛氏统治的构成元素，其实在这一切还未发生之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其中包括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方法尤其是苏联模式的采纳。美国的访客们被延安的秧歌和交谊舞所打动，却不知道王实味的遭遇和南泥湾种植的鸦片。美国式的天真很难理解一个古老帝国上千年堆积的复杂性以及共产党高明的骗术——整风运动是显而易见的风向标式的个人集权和剷除异己的肃反实验活动，甚至可借此窥探此后三十年的脉络，不同的只是范围更大，危害更甚，手段更为嫺熟。中共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四五年之后才变坏的，中共在一九二一年建党时就坏透了。
不是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而是史达林欺骗了罗斯福
一九四五年，天平从国民党倒向共产党，其原因不是毛泽东打败蒋介石，而是史达林骗了罗斯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都涉及一个巨大的道德妥协：与独裁者史达林合作，以便打败另一个独裁者希特勒。历史证明，苏联对世界的祸害，一点也不比纳粹德国小。然而，对于美国历史上最左的左派政客罗斯福来说，史达林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罗斯福直到临终前都对史达林保持着乐天派看法——他柔情蜜意地称呼史达林为“约瑟夫大叔”。他猜测史达林早年得到的东正教神学院训练有一些必定还留在心中，“我认为有某种东西进入他的性格中，其方式应该是一位基督徒绅士的那种做派”。因此，罗斯福对古拉格群岛的事实视而不见。历史学家托马斯·伍兹（Thomas E. Woods）严厉地批评说，罗斯福的政策核心一直是让史达林放心，他面对史达林时彻底的无知、自欺欺人，以及在说苏联好话时爽快地撒谎。罗斯福相信史达林是可靠的，战后世界和平的大厦必须要有史达林这个根基。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决定了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成为苏联附庸国的悲剧性命运。首先，史达林得到他在东欧为所欲为的权力。学者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在《罗斯福与史达林》一书中论证说，雅尔塔会议和《欧洲解放宣言》为史达林把东欧各国弄成自家的战利品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对总统汇报说：“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俄国人给的东西是什么呢？仅仅是他们放弃原计划中在联合国拥有十六票的要求，减少为三票。史达林看到罗斯福将联合国当作他的精神遗产，正如威尔逊将国联当着其宁馨儿一样，所以愿意以在联合国问题上虚拟的让步来换取更大的实际利益。果然不出史达林所料，即便苏联不怎么出手，不久之后，美国打造的联合国居然成了美国的敌人——七十年之后，川普总统告诉美国人民联合国其实是一个流氓国家俱乐部的真相。
在中国问题上，这种妥协也是类似的。雅尔塔会议确立了苏联对满洲的控制，而中国并不在场；就像慕尼黑会议确立了德国对捷克的肢解，捷克并不在场一样。如果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大的责任人是罗斯福；与之相反，苏联在中国的胜利，最大的推手就是史达林。伯恩斯坦指出，塑造中国和中国未来关系的主导力量不是美国的选择，而是苏联和毛泽东的本质和行动。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出兵中国东北，使得国共再次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一旦史达林派出一百多万士兵占领东北，中国的内战就在所难免，因为毛泽东明白，国民政府不再具有消灭他的军事能力。当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与史达林会晤时，恳请苏联派兵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苏联的进攻也得到了美国根据租借法桉提供的物资支持。”当然，或许美国只是顺水推舟——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及其助手——冷战时代美国的国际战略大师乔治·坎南当时就看穿的那样，不论美国是否要求史达林出兵，史达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个军的兵力，由无情的马利诺夫斯基率领。在此意义上，“中国可能‘丧失’在蒋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史达林和毛泽东赢得了胜利”。俄裔美国历史学家潘佐夫在其为毛泽东所写的传记中，根据俄国最新开放的大量档案材料指出，苏俄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超过任何国家——所以，当史达林还在世时，狂傲的毛泽东在其面前像是一头温顺的小绵羊。
今天的中美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一九四五年的前车之鉴应当被牢记。有一个关于二十多年前雷根总统接见年轻的川普的段子是这样说的：雷根对川普说：“小伙子，现在由我来搞垮苏联，以后由你来搞垮中共。”不管雷根是否说过这句话，川普似乎真有这样的愿景——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要有摆脱奴性、追求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否则没有人能将自由当着礼物强塞到中国人手中。如果中共政权冰山消融，尚未被终结的雅尔塔体系，就迎来了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