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

——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汶川大地震余波未息，国人还沉浸于一片悲情，一个日子，一个不少人可能很久都未曾想起，但却从来不曾忘记的日子――“六四”，悄然来临。

这两天，我们在互联网上转发出一篇短文，标题是“白衣如海祭国殇”。文章呼吁在“六四”这一天，让我们都穿上白色的衣服：白外衣、白衬衣、白衬衫、白背心，都可以。表达我们对死难者的哀悼。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不论是死于天灾，还是死于人祸，我们都应该表示我们的哀悼与思念。

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中共当局永远弄不清楚，在众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谁是在表示悼念，不只是在悼念大地震的死难者，而且还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他们能够悍然下令不准人们在“六四”这一天穿白衣服吗？不能。警察能够拦住行人问你为什么今天要穿白衣服吗？也不能。

从5.12到6.4，这两个日子相距很近。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悼念地震死难者的时候，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二十多天来，我读到很多悼念地震死难者和慰问其亲属的文章，深受感动。其中，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的一篇文章尤其让我心潮激荡难平。文章说，我们对被地震夺去儿女生命的父母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是失去儿女的父母。我相信，凡是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儿女的父母，也一定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天安门母亲的痛苦心情。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从道义上讲是必须，向天安门母亲，向“六四”死难者亲属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一场震灾，在造成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激发出国人的爱、关怀与悲悯。然而，如果我们的爱、关怀与悲悯，仅仅给予天灾下的受害者，而不给予人祸下的受害者的话，这种爱、关怀与悲悯就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很不真实的。党不让我们爱谁我们就不敢爱谁。这样的爱难道也是真实的么？是的，中国政府为抗震救灾做了不少它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只要它依然还拒绝为八九正名，依然还在继续地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信仰者，只要它依然还在纵容腐败与社会不公，那么，它就无权奢谈什么“以人为本”。

常见人把人类社会比作息息相关的有机体。可惜的是，人类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在人类社会里，当一些人被枪杀、被监禁、被剥夺工作和财产时，其余的人未必都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专制统治者何尝不知道屠杀会引起愤怒，但他们指望着屠杀造成巨大的恐惧淹没愤怒，再加上伴随着岁月流逝的淡忘与麻木。专制统治者要刻意在人民之中制造隔膜、互不关心和仇恨。专制政权是反人性的，它唯有在扭曲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指望在专制统治下实现和谐，从定义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人，都必须投入反抗专制的正义斗争。

中共专制是最恶性的制度，因为它一不怕天，二不怕民。在古代中国，君主并非至高无上。在君主之上，还有天。按照儒家的天人感应论，国家无道，天就会降临灾害谴责警告。在古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大臣就要求皇帝下罪己求言诏，皇帝就必须认错检讨，广泛征求批评意见。你可以说天人感应是迷信，是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否认恰恰就是这种迷信，在古代曾经对君权构成了某种制约。正像人类学家佛雷泽所说：“迷信使人类获益良多，它让很多人有了正确行为的动机，虽然这个动机本身是错的。”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是公仆，人民才是主人。中共专制的问题是，一方面，它以现代科学理性的名义，以反迷信的名义，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另一方面，它又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名义，以反西方的名义，否定了现代民主宪政。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东西，统统都被扔在一边。毛泽东在犯下了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滔天大罪后，竟然还敢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事实上别人也确实对他无可奈何。可见这样一个一不怕天，二不怕民的政权是何等的邪恶与不可救药。身为现代人，你当然可以不接受天人感应论，但是，你必须坚持人权与民主宪政理念，否则，你就是在支持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你就把自己当成暴君下的奴隶乃至帮凶了。

向所有天灾人祸下的死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而奋斗不息。

2008年5月28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