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20周年前夕,赵紫阳录音回忆正式发表,引起强烈反响。5月26日,香港《文汇报》登出中通社署名启霖的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评某些媒体不合时宜的言论》,可视为中共官方对此事的某种回应。

在录音回忆中,赵紫阳说:“‘六四’悲剧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逃出中国外,大部分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

有趣的是,启霖的文章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是却没有一个字回答赵紫阳的反驳。启霖说:“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最有力的不是写历史的不同作者之间互相辩驳的言辞,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接下来,启霖写道,“六四”之后,中国并没有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而是承续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此可见,当初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定性是符合民意的。最后,启霖警告说,如果炒作“六四”话题,为“六四”翻案,那“就意味着重新搅乱中国人民的思想,激起社会的动荡,稳定发展的中国势必重新陷入文革那样的持续内乱之中”。

启霖这段文字,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既然赵紫阳对“六四”定性提出三条反驳意见,你为何不逐一解释回答?如果当初给“六四”的定性果真符合民意,你为何如此害怕别人提出这个话题?而且还威胁说一旦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必将引起天下大乱?其实,启霖这段话倒是从反面告诉我们,就连中共当局也知道,当初对“六四”的定性是站不住脚的,赵紫阳的反驳是批不倒的;正因为广大民众对“六四”定性根本不服气,挑开“六四”话题势必会引起强烈反弹和连锁反应,所以中共当局才要不遗余力地压制“六四”话题。

已故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写到一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今中共当局的真实心理。“四人帮”垮台后,韦君宜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下到某县调查,发现有两起人命案,一个是被打死,一个是被逼自杀,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当他们试图改正时却遇到想象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对制造冤案的县委彭书记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惩罚,有记者想把这件事曝光,却被地委视为捣乱分子而予以压制。那么地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韦君宜本来想不通,几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道理”。韦君宜写道:就这样,“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韦君宜发现,那些坚持维护冤假错案的人竟然也有他们的“道理”。正因为案子是冤的、假的、错的,正因为冤假错案是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给搞乱了。所以那些践踏正义、制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谅,必须维护;那些要求伸张正义、平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群之马,必须打压。于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纪检委员那样,以稳定大局为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反倒理直气壮(?!)。韦君宜终于懂得了这番“道理”,出于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纪检委员那样心安理得还自鸣得意。她“越想越睡不着觉”:难道说为了稳定大局就必须明知是罪恶还要维护,明知是真理还要压制,明知是人命关天却还要摧残屠戮,毫不犹豫?

两天前,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中共元老杜导正,在即将出版的6月号《明报月刊》发表声明,指赵紫阳回忆录英文版扭曲了赵的原意。杜导正表示,他不同意现在出版赵紫阳回忆录,尤其是今年国家遇到很大困难,“不出版为好”。

不消说,杜导正的声明是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发出来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局是怎样给杜导正“做工作”的。当局无非是说“六四”总归是要平反的,但现在还没到时候,如此这般。这种话杜导正想必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聪明人都不难看出他到底吃不吃这一套。

这里有个问题:“六四”已经过去20 年了,邓小平、赵紫阳等也已经相继不在人间。中国据说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据说世界第一,那为什么中共当局至今仍不敢重新评价“六四”?其实,这恰好证明关于中国形势大好的说法是虚假的,中共当局自己就压根儿不相信。正如赵紫阳在录音讲话里所说的那样,“六四”镇压,“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六四”的旧债未还,又欠下了镇压法轮功的新债,还有民间组党人士和网络作家的逮捕入狱,拆迁户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受尽欺凌。“六四”之后这二十年,政府暴力犯罪恶性增长。这决不仅仅是极少数专制暴君及其鹰犬的责任,那些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容忍暴行者难辞其咎。他们未必都是坏人恶人,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罪恶口号下,他们表现得比普通的坏人恶人还要冷血还要残忍。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启霖说,一旦挑开“六四”话题,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实际上是不打自招。这等于是承认,如今中国社会的稳定,只是建立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上。如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早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当局骑虎难下,既缺乏改弦更张的意愿,更缺乏壮士断腕的勇气,看样子是要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了。这就是中通社文章发出的信息。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期2009年6月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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