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为老知青索赔的维权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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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一位65岁的老太太张维敏,因要求政府对知青进行赔偿,被判刑三年半。

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上海10万知青以支援边疆的名义远赴新疆,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部纪录片《军垦战歌》,对新疆知青的生活竭尽美化之能事,一时间造成很大影响。这部影片的插曲,至今仍被唱红歌的人奉为经典。

事实上,和全国各地的知青相比,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命运最为不幸。劳动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尚在其次;最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潮,绝大部分知青都以这种那种名义回到城市,唯有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仍然被留在新疆。官方的理由是,新疆地处大西北,经济上有待开发,战略地位重要,需要知青留在新疆;另外,上海人口压力太大,无法安置那么多返城知青。

知青们也举行过多次抗争,集会,罢工,绝食,卧轨,但是都遭到压制。在80年代中期,还有近两万名自己返回上海的知青被赶回新疆。直到90年代中期,这批知青,大约有3万多人,才被允许返回上海。这时,他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回到城里,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很多人得不到上海户口,没有退休金,更谈不上医疗保险和住房。

张维敏和她的丈夫就属于这个群体。过去8年来,张维敏带头维权,一方面联络其他相同处境的人,自助互助,另一方面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给他们经济补偿。今年4月,上海警方逮捕了张维敏。上周二,有300多名张维敏的支持者举行抗议,警方竟然出动200多人打压。上周三,上海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张维敏三年半徒刑。

当我获知这个消息,十分愤怒,也十分悲伤。记得在2000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作者在叙述了知青一代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提出,这一代人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教授说,国家至少应该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能过上小康生活。

作为曾经的知青,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呼应。我说,我当然支持陈意新教授的这一主张,但我怀疑,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

事实证明,就连我这个悲观的预期都未免还是乐观了点。当局岂止是不给知青一代补偿,他们甚至还要把张维敏这样的老知青维权人士抓起来判刑。

依我之见,当局之所以拒绝给知青补偿,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欠账太多。给去新疆的上海知青补偿了,其他知青呢?还有千千万万以别的名义下放支边的呢?右派呢?资本家呢?地富以及他们的后代呢?还有几十年来一直被剥夺的农民,国企改革时被一脚踢开的职工。共产党欠账太多,岂止是上海知青。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政府不缺钱,政府富得流油。这是政治问题。政府赔偿意味着政府认错,都赔偿了,等于承认自己都错了。怎么还能以“伟光正”的旗号继续专政呢?

同样的,象张维敏带动的知青索赔,以及右派索赔,地富后代索赔,以及各种维权运动,他们要求的也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尊严,是正义。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2011年11月1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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