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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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
为参战做准备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注释】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份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份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徵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份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份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月至6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月至9月)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份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护,1950年7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000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的“充份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份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障东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份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师326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份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份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7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的学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至8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

[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000万元、12万支枪、500至600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000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份。

[8]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亿元人民币。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0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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