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墨海书馆和知识份子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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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戎在望 修戈待袍泽 2018-11-05

(麦家圈一带繁荣的出版业)

千年以来,中国文人以为官做宰为理想,一个专为文人设计的官僚体制与皇帝结成统治同盟,直到被炮舰叩开国门,才短暂地出现过"知识份子"这一阶层。但后来它又悲剧地消失了,代之以"文化官僚",当"知识份子"这一概念重新出现要拜互联网所赐,他们虽然稚嫩,并且早已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受普遍尊敬的"知书达礼"光环。不过已经有很多人在认真履行那种被称为"知识份子天职"的责任:批判精神。

向内自觉地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向外自觉地守護人类良知,经济、政治与认知来源独立。唯有知识份子的规模大到形成阶层,社会才可能获得生机。今天中国的"独立知识份子"们还很难称为一个阶层,要凭藉自己的学养,在这个世道上生存下去难度极大,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他们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自我道德完善。总体而言,尽管受环境所限他们在学术上仍然超过了"体制内"的文化官僚们,后者的水准,则可能已经接近了非洲国家中津巴本伟、刚果(布)等较低级的那一档次。

近代知识份子的出现直接来源于条约口岸开放和传教士们的垦植,1843年,传教士麦都思来到刚刚开埠的上海。他是英国传教会的印刷工,开放前于新加坡、马尼拉办中文出版物已有25年,不仅研发出了使用中文字模印刷机床,更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他年近五十,是上海外侨界的领袖。次年,雒魏林医生来到上海,租用民房开办了专门为华人和贫困外国人服务的仁济医院,由于免费,求诊者很快拥破门槛。于是麦都思在外滩英租界租了一片约5英亩的土地,建造房舍,将仁济医院搬到此处。印刷所也搬来,正式命名为"墨海书馆"。为此,麦都思还给自己取了中国式的自号:墨海老人。那片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在后世的一百年里,那里各种报馆和出版社林立,1916年计有57家。"麦家圈"成了全上海及至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曾以此地为基地活动。

(麦都思的伟大,值得建一所大学纪念,上海原有一所麦伦中学和一条麦都思路,现在皆已改名而且很少有人记得掌故)

墨海书馆是"上海文学与科学传播会"(中国人称为上海文理学会)的核心机构,集编辑、翻译与出版为一身。该学会由美国传教士禆治文倡办,旨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与科学,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传教士们希望藉此打破中国人的闭塞自大心态,赢得中国人的好感和尊敬,最终目标是促成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为通畅。尽管很多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只适合编写普及读物,编译科学专著仍力不从心。他们遂向英国皇家学会求助,1847年,上海文理学会正式成为"英国皇家学会远东分会"。次年,物理学家伟烈亚力志愿来到中国,帮助传教士们翻译科系专著。

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这位苏格兰长大的科学家偶然机会在伦敦旧书摊上淘到一本法汉双语读物,迷上了学习汉语。1846年传教士理雅各回国为"上海文理学会"招募科学家,伟烈亚力时年31岁,因未婚妻赴刚果传教而未婚,他想藉此与未婚妻同赴中国,在那里完婚并双双献身于中国。虽然这一职位薪水远低于伦敦的教席,他仍欣然应聘,他的语言天赋和科学素养受到理雅各赞扬,很快成为墨海书馆主任,英国人称为印刷工(printer )。

(伟烈亚力)

这个教堂、医院、出版社"三位一体"的文传机构由麦都思统筹,雒魏林负责医院,伟烈亚力负责出版社,编辑部还有合信、慕威廉、艾约瑟等英美传教士,很快名满上海滩。不少人专程从苏州和杭州远道而来求医问诊,请教科学。医院运转得很顺利,因为中国医生很愿意送子弟或亲自到医院来服务,学习西医。包括当时浙江著名跌打医生黄春甫,年过五旬仍前来学医,服务于仁济医院的外科和骨科,至力于推广牛痘接种。据说一位年近五旬的上海官员赞助他在难民中建立接种站种痘,效仿传教士们的模式,不仅完全免费还发给补助,不久,膝下无子的官员夫妇居然怀孕了。

但出版社却很难得到中国文人的支持,中国文人们视当洋人助手为"卖身事夷",《圣经》"多违圣人名教"。而且他们对白话文非常轻蔑,去给"文理不通"的夷人打下手,与在洋行给商人当文书伙计的性质相同,既失节又丢人。

但仍有一些中国文人围绕到墨海书馆周围来,他们清一色是功名场上的失败者,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诚心追求学问的中国"历算学家"们;另一类是潦倒无靠的穷书生。墨海书馆的两位中文译助李善兰和王韬分别代表这两类人。

(李善兰)

有清一代浙江发生了几起轰动的文字狱案,吕留良的故事代代相传,这里是文人排满暗流的大本营。因此在浙江文人中存在着一个不热衷于科举而热衷于天文历算的小圈子,起初似乎是为了算出清王朝的气数,后来渐渐成了一种风气。如李善兰自叙所称:“于辞章训诂之学,虽皆涉猎,然好之总不及算学,故于算学用心极深。”

墨海书馆的名声传到浙江,1852年,浙江海宁人李善兰携带困扰自己多年的一个圆弧问题,专程前来上海求教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对李善兰大加赞赏,并邀请他留下来共同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书曾由明朝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全译前六章,不过其精华部份在后九章。李善兰欣然同意,从此留在上海十年,追随伟烈亚力学习,他学会了微积分(莱布尼兹)、牛顿经典力学、光学、解析几何、天体力学,几年后遂以当时中国学界第一人自居。他与伟烈亚力合译著作甚多,其中尤以《几何原本》、《代微积分拾级》、《重学》、《谈天》(赫歇尔《天体运动》)、《数理格致》(牛顿《自然哲学自数学原理》)最为知名,他和伟烈亚力奠定了数学、物理概念的中文命名。

后来李善兰任京师同文馆天文历算教习。

(《循环日报》主编王韬,他认为只有采西法改革,才能跳出中国历史的轮回。)

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散文家王韬,王韬出身贫寒,文笔优美富有诗意,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帝国境内第一流的散文家。这位贾宝玉式的人物命运多舛,他不好八股,厌恶科举。一家人靠父亲在上海难民中办私塾为生,1848年,父亲因病不能回故乡同里过年,19岁的王韬便到上海陪伴父亲,他在船上遥望英租界:"西人舍字,楼阁峥嵘,缥渺云外,飞瓮画栋,碧槛珠帘……几如海外三神山。"游历上海并参观墨海书馆时,他受到麦都思热情接待,王韬大为赞叹:"时西人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入其室内,满目琳琅。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牗,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

麦郡思非常赏识他的文采,想留王韬一起翻译圣经,因为当时的读书人非常轻视圣经的文法,麦都思希望找一位真正的中国作家襄助。王韬的内心非常想在这明亮宽敞的地方工作,但亲友却坚决反对,圣贤门生岂能听夷人指使。次年,王韬丧父,他被迫担负起一家寡母弱弟的生计,此时麦都思再次写信来相邀,按伟烈亚力标准年薪200英镑(约合850两白银)。这对王韬是不可抗拒的吸引,于是赴上海"佣书夷馆"前后约十五年,后来他在香港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维新,康梁受其影响巨大。

(牛拉印刷机床,后美国花华书房改用蒸汽轮机)

除此二人之外有名者尚有受墨海书馆出版物《博物新编》吸引而来的徐寿、华蘅芳等人,以及厌恶仕途经济的龚孝拱(龚自珍之子)等人,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出于对学术的热情而怀一腔单纯。徐寿热衷于研发蒸气机,华蘅芳热衷于化学,后来,徐、华二人创办自己的编译局和外语学校,推广西学。

"口岸知识份子"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读书不再谋求升官发财,以学术本身为追求,并藉此安身立命。值得一提的另有一名科举制度的成功者,榜眼公冯桂芬亦在上海学习洋务。冯桂芬更深一步地看到了洋人在"政教"方面的不同,他得出所谓"四不如夷"的结论,即"夷人":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

天朝的落后不在器物,而是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水平的全面差距。冯桂芬开始设想一种新的制度,效法洋人的工部局选举,由农民们用木片选出乡董的民主和地方自治政治模式。

日本开埠后,墨海书馆也开到了日本,和天朝不同,新的学术迅速引起日本学界的学习热潮,原本"尊王攘夷"的排外运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为一场政治和文化的维新运动。传教士们呕心沥血在中国播种的种子,不经意间飘到日本,生根长成大树。而天朝,至今使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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