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汪晖的《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王思睿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研究员

一、1989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定位及其后果
二、中国的强势话语倒底是新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三、新左派思潮的产生机制与表现特徵
四、“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能否达成争取民主的共识?
【注释】

最近读了汪晖的近作《1989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之打印稿(以下简称《再论》,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该书),观感颇多,现就书中若干观点和表述略加评论,同时也就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发表一些看法。

一、1989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定位及其后果

1989年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及其失败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之关系可谓人所皆知,但由于对言论自由的种种他律和自律,大陆知识分子极少有人直接评论这一运动。汪晖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大胆尝试着解读这一运动,试图“超越形式主义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值得赞许。但通读全书,看到的却是对运动参与者的刻意拔高或贬低以及对运动性质的扭曲,不免令人失望。书中除了提到一句“这场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的意义”之外,通篇都回避了民主一词。汪晖把1989年的运动称为“社会运动”,这是个十分独特也蕴涵深意的提法。相对于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社会运动通常指参与者具群众性和草根性,其类型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市民运动、国民运动等。就1989年民主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来说,这场运动足可被称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国民运动(“文革”类型的“运动国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至少也应称其为“市民运动”。但该书似乎刻意要与模糊阶级划分的“市民社会”理论划清界线,故而宁肯称之为“城市的社会运动”、“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而拒绝更简练的说法。

梁启超认为,国民运动可分为对外的国民运动与对内的国民运动。[1] 对外的运动比较容易促成,例如1946年就爆发过由国民党领导的针对苏联的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针对美国的两场大规模学生运动;如今只要有人煽风点火,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也不难成为燎原之势。而在中国对内的国民运动或市民运动则特别宝贵和难得,其中代表个别社会阶层利益并以经济、社会目标为主要诉求的,通常称为社会运动;代表社会各阶层普遍利益并以政治目标为主要诉求的,则通常称为政治运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论证,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而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收入的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能只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2] 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的政治运动,虽然因农民的缺席而不能将之称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但它至少是以全民利益为诉求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在前期被举世公认(包括官方也一度公开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运动后期的参与者则高举着“爱国维宪运动”的旗帜。

《再论》刻意将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诉求──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诉求──反对腐败、官倒、太子党、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区分开来,其目的似乎在于解构运动的“全民性”、“市民性”、“政治性”,以便对这场运动作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分析。于是,“包含着复杂成份的”运动被“批判理论”一分为二:通过社会运动──社会保护运动(或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分析链条,抽离出一个由“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反抗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成份;同时扬弃另一个“新自由主义”利用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建立话语霸权,特殊利益群体利用运动使权力架构向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

《再论》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1989年政治运动爆发时的社会背景,指出了与官方有关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及中央与地方的分化;社会动员的广度使官方的传统控制方式失效而一时处于迷茫状态;运动的诉求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因而具有某种合法性。尽管《再论》也涉及到1980年代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进程与得失分析,但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见解,也未超出1990年代在这些命题上已有的许多出色的研究;如果查阅一下1988至1989年的《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那些报纸上的许多讨论比晚10多年问世的《再论》的分析更深刻。

事实上,象《再论》这样试图单纯从社会各阶层的客观状况中直接演绎出这场政治运动的动因,可能是很难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90年代上半期与80年代下半期的社会各阶层状况并无显著差异,而且80年代后期的许多潜在社会矛盾在90年代已明朗化并日益激烈化,如果按照《再论》的推论模式,似乎90年代更可能爆发类似的运动,但1989年之后其实中国再也未出现对内的学生运动或国民运动。显然,《再论》至少回避了对运动发起者方面三个关键性因素的分析:首先,经过高校竞选运动之后多次民主运动的洗礼,1989年政治运动的学生领袖及其顾问具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学生运动的经验;在胡赵主持大规模政治平反运动和抵制反自由化运动的政治氛围下,历经30年来政治上风风雨雨而积聚起来的一批知识精英已具有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中国民主化的初步政治意识;在知识界大方向基本一致的“新启蒙”思潮引导下,学生与知识分子在运动爆发前已有一定程度的人际联系与思想整合。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对于运动的暴力镇压”,上述因素在运动之后已不复存在。

为了揭示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之一面,《再论》反复强调运动中“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诉求,认为“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再论》用90年代后期的公众认知来解释1989年的运动起因,既违背事实,在学术方法上也是极不严肃的,这很像“文革”前大陆史学界对工人在“五四运动”中作用及其阶级意识的夸大宣传。事实上1989年的大众心态相当逼真地表达在这样的民间话语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此话的前半句说明,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当时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满意的。后半句则表明,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新权贵和极少数暴发户通过非正当手段巧取豪夺;他们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份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希望通过刚进入普通家庭的彩电看到多姿多彩的新闻和其他电视节目,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阶层同样是它的消费者与追求者,只是后一阶层的自觉意识稍差一些。正因为如此,当时民主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不少工矿的工人并没有多少对就业和收入的危机感,相反却心安理得地领着为让他们“安心上班”而发的加班费。那时能预见到后来国有企业职工境况的只是个别的“乌鸦”型知识分子,他们微弱的警告声不仅很难打动工人,甚至连让工人听到也不容易。直到今天才有不少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发出了“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的感慨。

与拔高工人阶级态度的表述截然相反,《再论》却一再流露出对知识阶层的鄙视。“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力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他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1989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

《再论》把运动中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与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的诉求割裂开,是没有丝毫历史根据的。1989年政治运动中如影相随的一对口号是“反腐败”、“争民主”,学生和工人上街同样都举着这两面旗帜。连官方也常常说,学生运动以“反腐败”的名义如何如何。换言之,争取自由民主与争取社会公正不是“没有关联”,而是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回应这种诉求,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拟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也兼顾到扩大民主和反腐败两个方面。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在运动目标上的差异与整合的困难,导致“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的流产,确实是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将此次运动的目标限定在新闻自由上,因此主张在“五月间出现短暂的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后便把运动重心放到巩固既有成果上;而学生运动的主流则想趁热打铁,争取政府对自治学生会的承认,进而实现结社自由的目标。为了整合这两种运动目标,一些知识分子作了艰苦努力,包括“12君子”到广场公开游说,以及在“蓟门饭店会议”上激烈争辩。

《再论》因为运动的失败结局而抹杀运动参与者的“政治实践”,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将新闻自由(或者广义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并非为本身的特殊利益所驱,而是因为认识到它是争取其他自由民主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反腐败、反特权、争取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事实上,运动中首先发起成立工人自治组织的就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生,运动后期的领导中心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运动被镇压后判刑最重的知识分子判决书中也列举了他们到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罪行”。然而,《再论》作者或是因孤陋寡闻,或是故意视而不见,在书中一笔勾销了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在“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方面的努力。

单凭学生与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表现,《再论》还难以给运动直接扣上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的大帽子,所以它必须引入“这一运动的最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汪晖认为,“出于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些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诉求注入社会运动,……利用注入资金……从而达到利用社会运动迫使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按照有利于自身阶层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方向转变”。汪晖所说的“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在当时无非是指以“康华公司”为代表的“太子党”和大大小小的“官倒”集团;他们是运动的主要批评对象,正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发出了“镇压20万人换取20年稳定”的叫嚣,他们怎么可能、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注入资金”而参与了这场运动(即使是最为保守的方面)?《再论》的这一说法纯属对历史的杜撰。

确实,运动之后官方媒体曾大肆炒作“四通公司”向学生运动“注入资金”,但“四通公司”及后来派生出来的“四通利方”、“新浪网”等均属民营高科技企业,未必是最为人们诟病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当时令学生运动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全国总工会的赠款,虽然它是官办组织,但在朱厚泽的领导下曾有过积极的表现,直到现在也还是相对最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一个党群机构,显然与“私有化”无缘。至于香港各界人士、北京个体户、街坊大妈大嫂们的捐赠,则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与“利益群体”毫不相干。

笔者以为,1989年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是以“反腐败”、“争民主”为旗帜的对内的国民运动或市民运动。从运动主体方面来说,目标是争取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公民的宪法权利。《再论》硬要通过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将统一的运动割裂开来,是不适当的。国际经验证明,弱势集团的斗争如果不是表现为砸机器、零散罢工、帮会黑道等低级方式,而是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展开,就必须以获得自由民主等公民权利为前提条件。在此之前,国内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表现为国民运动、市民运动的形态,而不一定是阶级运动的形态。近年来,世界各国也出现了环保运动、生态运动等新形态的社会运动,对这些运动应用汪晖所熟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无疑也是南辕北辙。

1989年政治运动及其失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这给其后的年代打下了深深的印痕。《再论》对此的分析是:“一、1989刚刚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条件彻底瓦解了,社会各阶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国家调整利益关系;二、国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会动员的压力,但也无法以此为动力推动民主改革,形成对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民主监督机制;三、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通过市场过程达成了更为广泛的联盟,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不再需要社会压力迫使政府进一步放权让利,相反,它能够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其实,或许不必绕这么多话,用一句所谓的“镇压20万人换取20年稳定”就能更简洁明了地概括。从价值评判的角度这句话是绝对不能被认可的,但从事实陈述的角度它反映了客观现实。苏哈托与皮诺切特凭借大开杀戒都赢得了20年以上的“稳定”;金日成与卡斯特罗依赖强硬的镇压手段更使“民主运动的顿足不前”持续了40年以上;如果没有“自毁长城”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政治运动恐怕也不会应运而生;运动过后,统治集团积累了应变的经验,坚定了镇压的决心,而民主阵营则大伤元气,重新积聚力量自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思想界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完全被坦克的履带所粉碎,统治集团不得不转而乞灵于“政绩合法性”,好比是用周朝的“德政”替代了殷商的“天命”。为了维持“政绩合法性”就不得不需要常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报纸上必须如此,其结果就成了所谓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实用主义为市场拜物教打开了大门;但是,没有法治与民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只会出现为权钱交易铺平道路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若按照对1949年以前中国状况的官方说法,这其实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没有民间舆论和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恶性膨胀,社会腐败已成为制度性腐败,黑白两道相互勾结也开始大行其道。新闻自由、创作自由的替代品──劣质“大众文化”──浊浪翻滚,部份知识分子沦为权势与金钱的附庸。对知识界来说,更为突出的问题是80年代形成的新启蒙主义思潮衰落了,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共识不复存在。意识形态从来都是政治运动的先导,当几种意识形态激烈竞争、难分难解,而社会力量又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时,“民主运动的顿足不前”也就成为无奈的现实。

二、中国的强势话语倒底是新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再论》通篇的主旨就是要论证:“1989年……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开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所谓的强势话语通常是指统治者或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既依靠国家的政策和经济力量以及形式主义的理论话语来建立其主流地位。《再论》指出:1989年以后国家实行的所谓“两手硬”策略实际上变成了专政手段与经济改革相结合,在旧的国家意识形态丧失基本效能的条件下,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并为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媒体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方向和合理性。

笔者以为,80年代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其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内容。借文化讨论的名义推动政治改革就充份体现了新启蒙主义的这一特色。尽管其中有许多含糊不清(例如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扭扭捏捏(讨论中国是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机会主义(“猫论”、“摸论”)的成份,但它的基本倾向是要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改革。而90年代的强势话语却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稳定和保守无疑是它的基调。政治上更多地依赖专政手段,把一切可能的异议或出格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当然是一种从改革心态向保守心态的倒退,中共“十三大”决定的党政分开举措根本未兑现,在许多方面还强化了以党代政的做法;经济上虽然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帜,但正如《再论》所指出的,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具有“反市场、反社会和反民间的垄断关系”,因此这种话语集中代表了“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的意志。

然而,《再论》却把90年代的强势话语命名为“新自由主义”:首先,“198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几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在理论上却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们以批判‘激进主义’和他们指控的‘新左派’为前提达成联盟)共同扭曲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其次,“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市场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再次,“即使在理论层面,这一思潮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将自己装扮成为‘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份)”。

汪晖在该书中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给出了3种不同的定义:其一,它是一个理论联盟,这个联盟以其盟主来命名;其二,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由若干方面的理论“共同构成”;其三,它是会变脸术的单一思潮,只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戴上不同的面具。这似乎表明汪晖其实也难以把握“新自由主义”概念的确切内涵和外延,他为了防止歧义和误解,不得不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补充说明及“和与或”之类的表达,如“‘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等等。总之,在汪晖看来,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主义”构成了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其中既包括何新的新保守主义,也包括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从吴敬琏、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一直延伸到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等自由主义主张,还涵盖许纪霖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叙述、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等等。然而,上述学者中却从未有任何人曾以“新自由主义”来给自己的观点冠名。看来,汪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联盟中挂帅的乃是一位只是抽象存在的“盟主”;而且这个莫须有的“盟主”手下的“大将”虽有名有姓,却自己并无结盟的意愿,是汪晖在《再论》中代他们举行了“盟誓”。

《再论》所描述的所谓“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也往往是强加于人。例如,汪晖关于“‘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特点的武断表述,恐怕何新与萧功秦都不会接受。何新对市场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国内的扩张一直抱有高度警惕,他与“激进的市场扩张”并无任何瓜葛。萧功秦好像也并未“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相反,他针对市场机制形成中的问题提出了“市场失范”的概念。萧指出:“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3] 当萧谈到市场时往往会提到“失范”、“失控”、“脱序”、“无序”、“无组织力量”等词汇,他主张,为了避免出现“市场无序与政府权威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要采取措施防止“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汪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学派“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更是近乎于天方夜谭。吴敬琏这位市场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1980年代一直强烈反对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思路的城市经济改革方针,在1990年代则坚持批判垄断、寻租和权钱交易,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汪晖所谓的在越来越倚重“专政手段”的强势话语与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这恐怕只能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

无论怎样分析当下中国大陆思想界的状况,都无法得出自由主义(汪晖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居然成了90年代的强势话语这一判断。汪晖的这一判断其实是简单照搬西方社会的状态而罔顾中国的现实。他在《再论》一开篇就援引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章“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布迪厄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作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4] 由此汪晖提出了一种极为幼稚的逻辑推理:国际上的著名左派学者已经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中国既然是当代世界全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份,新自由主义也就必然是中国的强势话语。按照这一逻辑,西方世界的强势话语也一定是中国的强势话语,那么,民主这个西方强势话语的核心价值怎么在中国就无法立足呢,“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直在与“西方价值观”对抗吗?

从西方的思想史角度看,汪晖的理解也有问题。布迪厄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而已,有些左派学者喜欢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派,其实在经济学界更确切的表达是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经济学、供应学派经济学等。在英语世界里,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强势话语通常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而新自由主义有时亦用来表述与之颇为不同的另一种话语。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所主张的是更多的个人经济自由和更少的政府福利政策,因此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不算太离谱;但它们崛起于70年代末,而不是《再论》所说的80年代末。在美国的语境中,新保守主义才专门用来表示80年代以后那种比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主义更右的话语。

1989年以后中国的强势话语所强调的是政府利益和稳定现状,将之称为“新自由主义”就实在太离谱了,而若称其为新保守主义则容易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混淆,因此还不如根据其依赖“专政手段”这一最突出的特点命名为新威权主义比较合适。其实,这正是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术语。把1990年代中国的强势话语称为新威权主义,无论如何要比汪晖的“新自由主义”更合乎情理、更恰如其分。当然,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不同于1989年以前的新权威主义,后者包含比较多的改革色彩,而前者的主调是维持政治现状。90年代的新威权主义这个强势话语依靠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垄断着各种官方的舆论阵地,掌控着“专政手段”这一杀手锏。看一看《人民日报》以当年“九评”和“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的规格,发表何新捏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谈录”,从那种排场里不难领略什么是强势话语的作派。

中国的新威权主义话语体系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浅表层话语,何新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王山假冒外国人名义发表的“译着”《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均属于这一层。王山极力鼓吹让“新官僚”与“新的资产者阶层”组成“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推行“政治紧控和经济放开的模式”。他说:“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而且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同不仅表现为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包括政治地位的高低。他把“以人权、科学、民主为号召”,“要求人生而平等的”的民主主张视为“危害我们国家社会稳定”且“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因素。王山公开宣称:“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5] 至于《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商业性炒作则只不过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新威权主义话语体系的第二层其表述略为含蓄一些,何新尚未解密的内部报告大体上属于这一层。这个层次话语的一个典型就是已被海外媒体披露的所谓“太子党纲领”。它完全否定80年代的“激进改革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呼吁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后来发现还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东西相配合。等到这些东西都强调了还不行时,又说要有市场,建立市场需要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一遇到障碍,便层层加码,要求彻底改变所有制,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政治体制,其焦点便是中国共产党,必欲摧毁整个现存秩序而后快。这是上述激进改革观的逻辑结论。”“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我们要从理论上弄清‘空想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抵制和批判激进改革观,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崭新文化。”“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执政技巧,并从理论和实践中向执政党转变,则难以阻挡激进主义和群众中的‘民粹主义’破坏情绪。”这个纲领的点睛之笔是主张把“国有经济”变为“党有经济”:“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设若党成为庞大的利益主体,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施加各种影响,政治操作上可有较大的空间。”党管财产经济的原则应该是:“政企应该严格分开,党政只能适度分”。“现在企业干部人事权在党委,如果再将国有资产管理的某些职责赋予党委,并成立相应的党的经济委员会,体制便可理顺,利益边界得以廓清,市场可从中渐渐地发育出来。”[6] 官方文件中从未用过“党有经济”这一提法,但现实政策和制度却始终在维护其“政治实践”。在90年代“党有经济”通过两个渠道进一步得到落实:一是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成立了上述纲领所建议的“党的经济委员会”(国有大型企业党工委等),把企业主管大权抓到各级党委手中;二是培植起“党子弟经济”,把国有资产转移到大大小小的太子党所控制的投资公司、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

新威权主义体系的第三层话语是一种内部话语,一种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到并理解的政治“密码”,它深藏不露但支撑着整个威权体系。它能告诉你“接班人”如何选择,“枪杆子”何时动用,“党子弟经济”如何转移国有财产。谁能登堂入室进入权力体系,谁就能接触到这种政治“密码”。前苏联在长达20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年代”从未提出什么新的理论,但勃氏对列入“特供花名册”的数千党政高级干部却有一个无须详释的内部许诺,只要他在位就不会大批惩处高级干部,以此换来了全党高干的“衷心拥护”,也助长了无所忌惮的贪污腐败。这种内部话语与宣传用语往往构成一种奇妙的混合:文件的密级越高,内部话语越多,宣传用语这类水份越少。

被《再论》称为90年代“强势话语”的“新自由主义”中,相当一部份实际上是新威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其实不过才刚刚“浮出水面”而已,这种在新威权主义打压下不得不居于弱势地位的话语却遭到了新左派的猛烈抨击。1989年的政治运动失败后,新启蒙主义一时处于失语状态。此后,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由头批“左”、有关公民社会的讨论等,都是小心翼翼地重返话语竞技场的试探之举。在“国家”和“政治”的严控下,当时能够在“社会”领域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已属难得。但汪晖却认为,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阻止了有关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这实在是一种刁难和苛责。

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正式“浮出水面”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主义脱胎换骨的蜕变,从此卸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盔甲和面具。这一思潮的自我定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其实无须汪晖赐以“新”字。“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也体会不深。许纪霖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旧自由主义是“修正的自由主义”,其主流是一种经过拉斯基改造的费边主义。萧乾对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潮作过这样的阐释:“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19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见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7] 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重新返回原典,政治上坚持民主化改革、经济上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对“修正的自由主义”的再修正。

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比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更注重社会公正,也更关怀弱势社会群体,与196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派比较相像。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自由主义者特别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关切通过国家民主化来保障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公正。秦晖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大量言论,他主张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成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价值观上捍卫一条共同的底线。[8] 但他也反对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单位经济的旧办法来寻求社会平等。历史经验证明,走回头路只会造成城乡之间的“九天九地”以及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汪晖一向反对各种简单化的二元论,但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同样在《再论》中构造了一个“新右翼”对“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二元状态。其实,中国思想界的现实状况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以新威权主义为代表的右派,以自由主义以及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为主体的中派,以新左派为理论盟主的左派;前者是强势话语,后两者是弱势话语。两个弱势话语联手与强势话语抗争,本应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种选择;但汪晖却不以为然,他偏要自己把新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硬捆在一起,假称自由主义是强势话语,然后把批判的火力倾泻到自由主义身上,同时悄悄地避开对新威权主义的任何实质性批评。仔细想来这么做好像有两大好处:其一,既然真正的强势话语不好惹,那么把绵羊列入老虎的阵营,然后作为“老虎”来挑战,风险自然就小得多,何况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强势话语的反对“自由化”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此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之策;其二,自由主义一旦被坐实为“新右翼”,自然就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权,如此即可收一石二鸟之效,既把自由主义荷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质内容──现代化改革开放路线──抛弃,又把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桂冠“无可争议”地戴到他所代表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头上。这正是《再论》作者的乖巧之处。

三、新左派思潮的产生机制与表现特徵

汪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新左派,但却喜欢把别人赐封为“新右翼”。可他既然站到了“新右翼”的对立面,那么不是新左翼或新左派又该称作什么呢?他所欣赏的称号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或“进步力量”,大概是因为这一称号表明了对西方学术界批判理论与社会批判运动传统的承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批判理论是80年代才介绍到中国大陆来的,当时已有不少相关论文与译着问世。它之所以未能成为那时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主要原因在于邓──胡──赵体制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激发了更多的政策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他们对此理论只是借鉴而未服膺。[9] 只是在进入90年代后批判理论才日益走红,“批判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崛起。“批判性的思想运动”有可能是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先导,但也可能只不过是此类运动的尾巴。法兰克福学派长期坚持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就是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先导;而作为政治运动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和他的师傅康有为从中国元典中发掘出许多有利于改革的思想资源,如《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然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流亡期间,梁却发起了一场对中国人文化特质或曰族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尽管他的族性分析不无精彩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他变法失败后的感慨之论,且带有某种自我解脱的意味。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但梁启超并未从这些方面入手,反而归罪于国人族性的劣根性。当梁启超根据族性理论为政治改良路线辩护时,陈独秀等作为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是对之不屑一顾的。然而,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失败的前革命党人便追随进而超越了政治改良主义者,成为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国民性理论的信奉者。陈独秀、鲁迅之类的思想家引进“中国国民性”理论的用意显然是要暴露、批判和改造这种国民性,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未引进这种理论之前,国民党的政治家毕竟还是民主主义的信奉者;引进这种理论之后,执政的国民党政客们振振有辞地打出了训政、党治的旗帜,在实行训政、党治的制度下,陈独秀、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不仅未得到改造,反而被巩固和强化了。[10]

1905年俄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随即出现了“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它的矛头主要指向自由主义思想。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可说是俄国知识阶层裂变的一个标志。此前,俄国思想界的主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联盟,列宁那时曾与自由主义理论家合作著书。《路标》文集的7位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905年至1907年间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在此文集中他们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对自由主义和刚刚过去的革命运动表示忏悔,转而推崇“秩序主义”和“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而在另一极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他们原来批判过的民粹主义,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转向追求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苏维埃民主”。[11]

金雁和秦晖一再提醒国人,1900年代的俄国思想状况与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思想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确实,人们在当下的中国可以看到:一方面,“告别革命”和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成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反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开始崛起;两者对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80年代中国大陆主流思潮及其在90年代的继承者形成了夹攻之势。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过后,统治集团侧重从政治上总结经验教训,运动的失败者则侧重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找原因、挖根源,试图绕开政治障碍另辟蹊径,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历史景观。

汪晖在给文集《死火重温》所写的序言中,“曾将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它既包括国内的平等,也包括国际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平等,也包括其他社会关系(如性别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城乡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等等)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可以视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判。”毫无疑问,对于各种不公正的行为和制度,都应当予以批判;问题在于,90年代中国大陆最大的倒退难道不是极端的政治不公正和政治不平等吗?为什么“批判的知识分子”不仅对此毫无兴趣,而且把它放在很不起眼的地位(位于经济关系、性别关系、民族关系等等之后)?即使不便正面抨击,难道连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一下也那么艰难吗?《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报刊敢于报导和揭露一系列社会现实并加以抨击;而汪晖这位“批判的知识分子”接任《读书》主编后,《读书》杂志就变得不大愿意面对人们最关注的“中国问题”了,这正是许多十几年的老读者无限惋惜地弃之而去的原因。

事实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对“国内的平等”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其他的新左派(本文将“批判的知识分子”视为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或许是理论上的盟主;有些汪晖的理论同盟者并不讳言自己是左派,譬如以“自由左派”自命),前者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国际的平等”问题上。“批判的知识分子”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自我定位,在他们看来,“从依附理论、全球体系理论出发来解释全球关系和文化理论的文章,为后一阶段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检讨提供了线索”,“这些讨论与重新考虑传统、本土资源和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相互激荡,构成了对于1980年代以降主导性的启蒙主义知识框架的系统质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1990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们从历史目的论和有关西方的幻觉中解放出来。”

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出发,显然就不会赞成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因为这种和平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这种发展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再论》反对邓小平的外交路线:“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联合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外交路线。”从中美建交“这一时刻开始,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国际路线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从一种单向的开放转向了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朝向西方的开放。没有什么比1999年5月8日北约(美国)飞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的国际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在联合国讨论轰炸问题的紧急会议中,不仅西方联盟站在一边,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国的传统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声援。”[12]

笔者以为,80年代确立的外交路线其实是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路线,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力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以意识形态划线,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高达国民收入6%的援助(现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只占国民收入的1%以下)。至于1999年中国外交的窘境,与其归咎于邓小平的外交路线,还不如对90年代中国外交路线的修正进行再反思。所谓的“太子党纲领”即曾建言:“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按照这一思路实行的外交路线调整究竟是增进了“民族国家利益”呢还是符合特殊集团的利益,有待“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检讨。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的公正平等必须以国内的公正平等来配合,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就无法从中真正受惠。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发达国家上千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权贵(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之流)私囊的教训,不应当轻易忘记。

《再论》说:“1997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席卷亚洲地区,它奇怪地被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1993─1997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的时期,经济学家和有些文化论者陶醉于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模式,对于这一危机的到来及其严重性完全缺乏反应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机本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此议令笔者颇感奇怪,为什么要把发生在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称为“全球性的危机”或“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呢?早在30年代斯大林就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科学论断”,新保守主义者何新从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预报“全球性经济危机”,“批判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与之有一种理论上的“共谋关系”还是“共祖关系”呢?事实上东亚金融危机并未对自由主义构成“尖锐的挑战”;相反,它对包括中国新威权主义在内的“亚洲价值观”构成了现实威胁。“亚洲价值观”的首倡者李光耀最近就修正了自己观点的;它的另一鼓吹者苏哈托则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近年来,人们经常发现新左派、老左派和新右翼异口同声地发表看法,反对诸如“入世”和打破行政性垄断等事务;而在扩充军备发展军工、鼓吹经济民族主义等方面,一些代表“太子党”集团大公司利益的理论喉舌与“左翼经济学家”也结成了所谓的“中国公民”派理论同盟[13]。中国的新威权主义虽然不拒绝中小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并从中攫取私利,但绝不会放弃“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地位。就象在俄罗斯一样,新威权主义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只能是垄断型权贵资本主义。俄国自由民主派政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过: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看法,所谓的金融工业寡头就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14] 汪晖明知这一切,但对这种前景的态度似乎一直十分暧昧。他曾貌似公允地说过:“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15]

事实上,90年代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再论》所说的“自由与平等”的对立,而仍然是“自由与特权”的对立;不同观点的根本理论分歧并不在前者,而是在对后者的认知。几十年的实践已充份证明,牺牲自由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平等,只有在争得自由的基础上才能从机会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城乡二元结构、单位社会以及人民公社体制并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造成了东亚国家中独一无二的“三农问题”。在绝大多数真正关注农民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切实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劳动自由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首要任务,农民如果享受不到这些基本人权,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

奇怪的是,汪晖却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中国当前最亟需的这类自由和人权。《再论》说:“仅仅在劳动契约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是考虑发展与各社会条件的关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广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须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而不单是户口制度)为前提。劳动契约自由问题(我们可以移民自由为例)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也被视为衡量当代世界的市场安排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安排的主要标准之一。”这样的言论听起来似乎更象是城市特权维护者的腔调,一点也不象是“社会保护运动”倡导者的声音。他的主张是:如果不能马上建构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中国改变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就没有意义;如果不能同时争取到全球范围的移民自由,要求国内迁徙自由、劳动契约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虚伪性的表现。这无疑是说,如果不能享用“满汉全席”,就不要去尝手边够得着的馒头。“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高调逻辑究竟是在关心中国普通农民的利益,还是变相地为特权集团维持现状的努力帮腔,似乎并不难辨识。

为了从理论层面支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再论》提出要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徵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另一种则是作为“社会保护运动”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前者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后者是费边主义即现今西方社会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再论》好像是要推崇后一种社会主义,但却坚持“或者全有,或者没有”(“或者全要,或者不要”)的思维习惯。由此来看,所谓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未真正领会西方现实社会主义的精髓,也未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争论照搬到中国来,力图以此消解“自由还是特权”这一真正的“中国问题”,无论其原意如何,结果是很清楚的。

其实,就连新左派群体中的一些“中左”人士都对以“批判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意见。主张毛主义(“中左”)[16]的李宪源曾在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以本人懒读西方理论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两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当据说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够格。但拜读了你和崔之元有关《读书》与‘新左派’问题的文字声明,心里却憋闷得慌。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 有什么了不得?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担心以‘右’为荣的当朝大官们,一听‘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国读书人在民众眼里的那点传统的‘崇高’和骨气,哪能只顾达官贵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著底层百姓的利益,理直气壮地宣告一声:在目前右派横行的世界上,当个左派很光荣呢?”显然,“中左”人士对“社会保护运动”或“社会运动”有着真诚的期待;而“批判的知识分子”对这类运动的态度却是半心半意,颇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正象《再论》作者所表白的,“我……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1989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极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批判的知识分子”不想到“社会运动”中淌浑水,他们的自我定位是“思想运动”、“理论实践”和“理论创新”;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当年西方社会批判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走的不过是当下美国那些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书斋中的左派”道路。

四、“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能否达成争取民主的共识?

中国的新左派好像并不反对自由。甘阳就认为,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被称为“中国自由左派”。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新左派是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的“保守派”。[17] 汪晖也有同样的表示:“没有宪法保障的公共空间,没有对于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追求和奋斗,也就没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间和民主的可能性。……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

这就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希冀: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能否保留他们在平等问题上的歧见,而首先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分左右)与反自由民主势力的对垒?应当说,这方面的主动权掌握在新左派手中。自由主义者一直把新威权主义视为主要论敌,与新左派的论战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反击,毕竟没有人愿意“横著作战”或者腹背受敌。而新左派却始终把自由主义视为主要论敌。汪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反对民主”、与少数人“共谋”以“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因此反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斗争是争取民主的前提条件。他说:“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当今中国左与右的根本份歧还是在于民主问题。”“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斗争。”这是他根据自己杜撰出来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强加给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顶帽子,其荒唐离奇实在是令人惊讶。

《再论》写道:“在权力市场化的时代、在以私有化的名义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那种明确地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反对‘民主妨碍自由’的理论方式和论调是意味深长的。”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拒绝考虑市场规则的形成与普遍的民主参与和起码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宽宥了腐败等制度性的现象,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他的例证之一是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一文。然而,这是对刘文表述的偷梁换柱和刻意曲解。

刘的文章指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徵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了自由。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大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多数人的民主的确可以蜕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自由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追求民主只能缘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奴役和暴政。[18] 从这些文字里根本读不出“以自由反对民主”的意思,只有不能“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的告诫。有趣的是,汪晖或许过于关心如何批评他人,因此忘了他自己其实在《再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公决形式实行‘对内自决’,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既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而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

在两个世纪以前,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确实有过不太重叠之处。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曾游说“开明君主”实行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在那个时候浓厚宗教气氛下的民主有可能伤害自由,而一些自由的实现也不完全以大众民主为前提条件。但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和美国的杰克逊主义兴起之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隔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两者逐渐融合成了自由民主主义。当然,自由的扩充是个渐进的过程,大众民主的实现也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例如,妇女选举权便迟至20世纪才成为民主成果,法国妇女就是二战后方获得选举权的。时至今日,即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公然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即使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也不会主张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保障基本人权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下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这两种主张的分歧仅仅在于,在那些可由议会和政府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领域中,个人自由与公共福利的界限应当怎样划分,例如如何确定私人产权的有效边界。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它不能超越自由,不能妨碍对少数人(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当中国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时,提出“民主不能妨碍自由”是有现实意义的。切莫忘记,希特勒的纳粹暴政就是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舆论氛围下,由多数德国人授予了独裁者绝对的权力。

《再论》指责自由主义“以解构国家为名放弃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民主问题的探索”;“意味深长的是,最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者’将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修改为以确立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修宪运动’,它的实质是通过立法过程将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从这样的历史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的否定已经是必然的了”。这种混淆事实的说法很难被认为是正当的学术讨论。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大陆的“修宪运动”,都涉及极其广泛的内容,包括取消宪法的序言部份、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联邦制或者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公务员中立化、设立宪法法院和宪法审查制度等等……,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国家和民主问题展开的。“修宪运动”的著名发起者之一曹思源不论是在80年代后期还是在新世纪初,都强调修宪的中心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议会制”,他何尝鼓吹过“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

新左派如果真重视民主的旗帜,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却大可不必非要靠从自由主义者手中去抢夺这面旗帜来立足。至于新左派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当成“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甚至说“今天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民主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19],如果不是认识上的乖谬,那就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了。毫无疑问,只有当“新左派”修正自己的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强势话语”,它才可能真正符合其自命的“批判的知识分子”角色;也唯有如此,它才可能与自由主义建立反对新威权主义的理论同盟。然而,希冀归希冀,现实归现实。今后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关系究竟如何只能取决于当事人的善意和动机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所说的实质内容则大相径庭。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对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20] 任意杀害监禁千百万无辜人士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不就是以“无产阶级民主”为旗号的吗?

虽然甘阳说新左派是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结果,但汪晖似乎对所谓“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却并无眷恋。他所欣赏的“民主参与的机制”是“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据说这“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同时又“具有批判的意义”。《再论》批判自由主义者“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义下,反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间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这是试图用偷换概念的手法诬指论争的对方反对“普通民众”的“民主参与”:他首先用“精英民主”的说法替代间接民主的概念,从而将关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讨论转换成关于“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的讨论,然后再将“精英民主”指为“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的利益群体的“民主”。

事实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与“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是两对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用来表述民主机制的不同运行方式,后者用以表述民主权利、民主参与的不同范围。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它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广场民主,也不同于议行合一、民意代表非专职化的“苏维埃式民主”。只有代议士专职化才能构成对行政机构的有效监督,才能实现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但是,代议士的权力仍然是普通民众通过直接民主选举授予的,而不是由几百位精英自行组织的选举会议授予的。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因为特首和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同时立法会也不享有议会通常具有的那些权力,如罢免或弹劾特首、决定行政部门的首长等。间接民主制度当然需要大众的民主参与,特别是体现在国家(中央和地方)层次的直接选举上。汪晖这样的“直接民主推崇者”却常常把“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限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例如“村民自治”等非国家权力的层次。这确实“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它不过是停留在70年代末邓小平“基层民主”思想的水平上而已。当时邓就说过:“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他还说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21]

活跃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认为,“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可以表现为“经济民主”。他说:“‘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他看来,“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的老祖宗就是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且不论这种判断是否有任何事实依据,即就其主张的实质来看,这其实是藉“经济民主”的提法“反对私有化”,欲“还‘公有制’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在政治民主方面,崔之元关心的是如何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中发掘“制度创新“的源泉。他说:“‘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份。”他虽然也谈到了直接选举,但仍然否定政党政治之类的民主制度,而是主张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打下实验的基础”。[22] 总之,他感兴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而是汪晖所谓的“另类”民主。

笔者不太清楚新左派的“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和“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是策略性主张还是战略性主张,是阶段性目标还是终局性目标。如系前者,当然不致影响中国的新左派与中派(自由──社会民主主义者)[23]建立理论同盟和政治同盟;即使是后者,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三方鼎立、一强二弱的格局下,似也不必纠缠于周郎般的“瑜亮情结”。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思想探索,在其晚年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中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24]

毛泽东在野时也有过类似说法,他在1945年9月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定如何”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笔者注: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民主强国的合作。”[25] 这里所说的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并非新左派的所谓“另类的”民主。至于毛泽东掌权以后变了卦,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至少他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可在夺权斗争中争得民心。

在人类近现代史中,左翼力量曾倾向于否定一般的自由民主体制,期待过以革命来建立“新型”、“高级”、“另类的”社会政治形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悲剧正是这种全面革命理念的历史实践结果,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避谈其灾难性。同时,在对自由主义的长期批判中,左翼从未完成任何比自由主义民主更具操作性的民主制度构想;而现实的左翼政治斗争(如反对性别、种族的歧视等)的进展,却恰恰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中实现的。面对这些历史经验,今天相当多的左翼人士终于接受了他们曾长期否认的一个信条──“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体制内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26]

【注释】
[1]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36,第13至14页。
[2] 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 萧功秦,“走向成熟──对中国当代政治改革的反省与展望”,载1993年5月13日《北京青年报》。
[4] 转引自何增科编写的“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5] 转引自刘智峰主编的《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336、309、328、36、54页。
[6] “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1991年9月9日整理撰写,载《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
[7]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8月号(第42期)。
[8] 秦晖,“自由优先于‘文化’: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网上讨论”,《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2期。
[9] 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王思睿、何家栋的《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书系②(内部书稿),第203至228页;《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2期。
[10] 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书系③(内部书稿),第129至131页。
[11] 金雁,《新饿乡纪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至242页。
[12] 汪晖虽然是文学评论研究出身,但有时也会犯基本的中文语法错误,此句即为一例。这段论述还有两个事实错误。首先,中国外交路线从一种单向的开放(即“一边倒”)转向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一条线”),不是从1978年中美建交“这一时刻开始”,而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其始作俑者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其次,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当时的领导人一方面抛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条线”的战略偏差(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从而确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曾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见何方的“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百年潮》,2001年第5期,第20至29页。
[13] 韩德强,“破除市场迷信,壮大综合国力──读《大国世纪──超级产业与大国政治》,载“士柏论坛”网站。
[14] 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第57期)。
[15]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海南),1998年第6期,151页。
[16] 何谓“中左”,请参见王思睿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出处同注[9]。
[17]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载2000年10月1、2日香港《明报》。
[18] 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载“中宏网”网站。
[19] 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东方文化》(广州),2000年第3期。
[20] 转引自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出处同注[18]。
[2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6、340-341页。
[22] 参见何家栋的“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载王思睿、何家栋的《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第267至285页。
[23] 参见王思睿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出处同注[9]。
[24] 参见王思睿的“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书屋》(湖南),2000年第4期。
[25]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26] 刘擎,“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8月号(第54期)。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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