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3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早前在微博批判中国人“说假话、造假帐、订假合同”，指没公德心因此“中国人不配做人”，指儒家“只有农业宗族狭隘思想”、“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最喜爱毒害同胞”；而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的动乱根源，称不上是思想等；因此被厦门大学指其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伤害国人感情，逾越师德师风底线，在社会造成极坏影响，与大学教师身份严重不符而被解雇。
诚然对今日的中共国来说，说这些会被迫害被解雇是意料中事，一如近日有人在三亚在手机上用微信写下一句“习猪头”，就判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一样，中国如今利用科技监控言论自由的程度，可谓有史以来最严重；然而重点在于周运中所说的真相，正是今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自所谓“开放改革”，令“部份中国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人再也不愿面对的问题，结果当然是永远都无法解决，而无论天灾与人祸，都不断发生。
中国很多人面对这些指控的第一个反应，即会鲁迅《外国也有》中的臭虫论──“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第二个反应，即为把中国现有的问题，归纳于经济条件，即这只是经济财富不均的过渡现象，例如说“当年日本也是如此呀”、“当年美国也是如此”，彷佛“发财”就必然会“立品”，却完全看不见别国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如何在制度上改革与进步。
第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政策逻辑的问题，在“儒家”人性本善的幻想当中，一切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性不够完美所引致，只要透过人民内在修养的提升，制度就不是问题了；然而西方政制的最基本假设，就是人性本恶是无可救药，制度就是要监督监察人性以防止其腐化，施政要方便要鼓励诚实，而不是鼓励“说假话、造假帐、订假合同”，这种从根本去根治的思维方式，与所谓“法家”或者严刑峻法去罚“造假”是两回事，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却以为两者是同一件事，结果不是空谈儒家，就变成了“外儒内法”，而这个“法”却是恶法，而不是西方的“法治”，而对“差不多先生”来说，永远都搞不清楚两者的差异。
至于“缺乏契约精神”，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基本上是自小就养成；由父母欺骗小朋友的承诺，到政府欺骗人民的承诺无处不在，凡诚实的就变成了傻瓜，凡欺骗的就变成了巨富，那么大有大骗，小有小骗，骗外国人毒害外国人，会被发现要赔偿损失，骗中国人毒害中国人，要不“沉默的大多数”惯了息事宁人，要不靠权贵打压不许追究，一如毒奶粉与假疫苗；这些问题既是制度造成，也是文化必须处理与面对的问题；即使华人移民海外的民主国家，这些陋习往往要去到两三代后才能完全清除，足见文化问题不是制度一改就会自动改变；周运中对中国人的批评，其实正击中了要害，可惜近年不但是中共的极权打压，连海内外的华人也因为口袋多了钱，就以为钱多代表正义与正确，反过来指控批判者是“歧视”是“反华”，正是这种思维上的差异，造成今日中国的困局。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