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3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早前在微博批判中国人“说假话、造假帐、订假合同”,指没公德心因此“中国人不配做人”,指儒家“只有农业宗族狭隘思想”、“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最喜爱毒害同胞”;而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的动乱根源,称不上是思想等;因此被厦门大学指其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形象,伤害国人感情,逾越师德师风底线,在社会造成极坏影响,与大学教师身份严重不符而被解雇。

诚然对今日的中共国来说,说这些会被迫害被解雇是意料中事,一如近日有人在三亚在手机上用微信写下一句“习猪头”,就判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一样,中国如今利用科技监控言论自由的程度,可谓有史以来最严重;然而重点在于周运中所说的真相,正是今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自所谓“开放改革”,令“部份中国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人再也不愿面对的问题,结果当然是永远都无法解决,而无论天灾与人祸,都不断发生。

中国很多人面对这些指控的第一个反应,即会鲁迅《外国也有》中的臭虫论──“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第二个反应,即为把中国现有的问题,归纳于经济条件,即这只是经济财富不均的过渡现象,例如说“当年日本也是如此呀”、“当年美国也是如此”,彷佛“发财”就必然会“立品”,却完全看不见别国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如何在制度上改革与进步。

第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政策逻辑的问题,在“儒家”人性本善的幻想当中,一切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性不够完美所引致,只要透过人民内在修养的提升,制度就不是问题了;然而西方政制的最基本假设,就是人性本恶是无可救药,制度就是要监督监察人性以防止其腐化,施政要方便要鼓励诚实,而不是鼓励“说假话、造假帐、订假合同”,这种从根本去根治的思维方式,与所谓“法家”或者严刑峻法去罚“造假”是两回事,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却以为两者是同一件事,结果不是空谈儒家,就变成了“外儒内法”,而这个“法”却是恶法,而不是西方的“法治”,而对“差不多先生”来说,永远都搞不清楚两者的差异。

至于“缺乏契约精神”,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基本上是自小就养成;由父母欺骗小朋友的承诺,到政府欺骗人民的承诺无处不在,凡诚实的就变成了傻瓜,凡欺骗的就变成了巨富,那么大有大骗,小有小骗,骗外国人毒害外国人,会被发现要赔偿损失,骗中国人毒害中国人,要不“沉默的大多数”惯了息事宁人,要不靠权贵打压不许追究,一如毒奶粉与假疫苗;这些问题既是制度造成,也是文化必须处理与面对的问题;即使华人移民海外的民主国家,这些陋习往往要去到两三代后才能完全清除,足见文化问题不是制度一改就会自动改变;周运中对中国人的批评,其实正击中了要害,可惜近年不但是中共的极权打压,连海内外的华人也因为口袋多了钱,就以为钱多代表正义与正确,反过来指控批判者是“歧视”是“反华”,正是这种思维上的差异,造成今日中国的困局。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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