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的区别首先在于，实现剥夺生产资料的法律行动和没收剩余价值名目的方在不同。如果想一下子完成剥夺和没收，那就需要采取专政和恐怖手段。民主制只能逐渐地、有步骤地采取按部就班地改造现有的法律制度的办法来完成剥夺和没收。因此毫无疑问，专政是大大加速社会化法律行动的手段。但是，专政是否也能加速社会化的经济过程，是否也能加速生产的改组和合理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而只有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才真正是加速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一种手段。”
“只有对社会主义持一种难以形容的肤浅观念的人才认为，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即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其实，财产社会化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生产社会化，即改组生产的经济任务、在生产部门中重新分配人员和劳动力、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财产的社会化用暴力一下子就可以强行实现。生产社会化只能是数十年之久有计划进行工作的结果。当然，实现财产社会化只要专政发布命令就行了，然而通过这种办法却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更高的生活方式。生产社会化才能给予人类对自然更完善的统治，但它并不是暴力的产物，而只能是所有劳动者的民主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
（鲍威尔在这里指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不仅要以剥夺剥夺者的法律行动为前提而且也要以社会生产机构和分配机构合理化的经济过程为前提。”“如果说，社会化的经济过程只能逐步完成，只有经过几代才能完成，那么一下子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就是毫无意义的。”
“经济改造只能逐步完成这一事实要求，实行法律行动也将不采取突然地、粗暴地同过去一刀两断的做法，而将采取有计划地改造现存东西的做法，即不是用专政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
如此看来，鲍威尔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他在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些改良主义方法，不过是为了在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避免“发生痉挛性爆发”，为了“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防止出现暴力极端行为。在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候，萦绕在鲍威尔们头脑中的第一要务不是如何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而是如何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发挥民主制的活力。在他们看来，用暴力强迫民众接受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后果只能造成历史的倒退一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得落后专制。
鲍威尔继续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但是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在于它的社会内容。如果无产阶级把专政宣布为自己实行阶级统治的长期形式，宣布为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工具，那么专政就会破坏经济过程和社会管理的整个连续性，而且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相反，如果无产阶级把专政仅仅看作和仅仅宣布为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直接危险中拯救民主制或解决破坏民主制的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在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使国家恢复民主制的形式，那么这种危险在一定情况下就可以避免。……在这里，专政只能是在反对反革命的危险中保障民主制，或者说，在反对少数人的反抗中维护民主制，但专政本身不可能设想解决只有民主制才能解决的任务。
托洛茨基还在签订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之后就写道：“考茨基证明，保存民主建筑的基础对劳动阶级归根结底总是有用的。整个说来，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制设施的框框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甚至实行它的专政，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那么这还决不意味着历史经常能够给无产阶级提供这种局势。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根本没有证明，历史总会创造这种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条件。”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这一观点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无产阶级似乎并不是始终和到处都把专政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而只不过是应该和必须在历史本身迫使它这样做的地方决心实行专政；第二，无产阶级只有在历史条件迫使它实行专政的情况下才必须坚持专政，而一旦“历史能够给它提供这种局势”，它就必须努力“在民主设施的框框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甚至实行它的专政”。不过，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它把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看作是一般无产阶级斗争的普遍条件，它认为民主制只能是，或者只能成为“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只能通过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苏维埃专政必须延续到“国家消亡和与之伴随的阶级本身消亡”为止。托洛茨基的见解在这里一点不剩了。
（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倒退现象，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是政治上的“隔世遗传”（封建专制的复活），是“恐怖的独裁统治”。他说，“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一切都是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
鲍威尔接着写道：）
国家固然总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机关。但是，阶级统治的形式是随着发展而变化的。早在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统治就不再是以公开地、粗暴地剥夺无产阶级的权利为基础了。资产阶级行使自己的阶级统治已经只能釆取民主制的形式了。在一个所有各阶级都活跃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里，除了这样一种阶级统治之外，不可能长久地有其它的阶级统治，这种阶级统治也准许被统治阶级在“舆论”方面有进行竞争的自由，准许它们参与形成国家的共同意志和对这一意志的实现进行监督，因此，这种阶级统治的存在是以统治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的机械的暴力手段为基础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从长久来说也只有釆取同样的形式和在同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专政在这里将不过是一种夺取、保障或者巩固民主制的暂时的手段。但是，改革全部国民经济组织的伟大任务（这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是不能通过短期的专政来完成的；专政在这里只能保障和巩固这样一个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将通过数十年之久的民主劳动得到完成。
（美国历史学家M.麦斯纳指出：“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意味着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预言的序幕。不久，内战、外国入侵以及在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的孤立性这些严峻的现实就打破了他们乌托邦式的革命希望。俄国并没有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描绘的那样成为一个工人的公有制的”半国家“，相反，纯粹的政治生存要求一个日益集权化的、行使镇压职能的国家机器。俄国原来允诺生产者可以在”工人们自觉自愿的纪律“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而现在，经济上的生存需要却迫使人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强制的纪律并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物质刺激。对苏维埃政权在一个单一国家中的生存考虑取代了世界革命的梦想。随着斯大林专制主义种子的栽种，开始消亡的不是国家而是乌托邦的梦想。在临终前的病榻上，列宁不无忧虑地对自己领导的革命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对他不得不坚持的革命理想的破灭也深深地表现出不安。临终前，列宁动情地承认他‘在俄国工人面前感到内疚’。”
“从巨大的革命动乱中产生的社会完全不同于它们所取代的旧社会，但是它们也完全不同于革命者最初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因为，一般来说，革命胜利后的主要历史进程是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为特征的，它与革命所允诺要实现的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些微相似之处。……例如，在俄国革命胜利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不得不宣称，各种强大的势力使得苏维埃国家离开了”正确的道路“。列宁在临终前得出结论说，旧的势力压倒了布尔什维克，而后者不过是给旧沙皇的官僚机构加上了一层苏维埃的装饰。”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未完待续）
一一苏联政治笑话（30）
一位正在阅读《真理报》的苏联集体农庄庄员高兴地说：“哈哈！报纸上说这个五年计划一结束，我们这些农村也能拥有飞机了！”
旁边的妻子不以为然：“尽是胡说。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站在一边的孩子听了父母亲的对话，很认真地说：“那可不见得！如果真的我们有了飞机，就可以飞着去美国买土豆了。”
2018-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