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美国人开涮这项活动有世界锦标赛的话，英国人能拿到的冠军会比他们在斯诺克上拿到的还要多。1946年，CIA对四十四名受试者进行了一百三十二次实验，想知道哪种药物对审讯帮助最大。涉及的药物有东莨菪碱、硫喷妥钠、安非他明、苯丙胺、大麻提取物，等等。结果表明，酒精和咖啡因的混合物排名第一。对此结果，英国佬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在《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一书中的总结是：“在CIA所采取的所有药物审讯方案中，效果最好的是请嫌疑犯喝几杯咖啡，如果还不招，那就再来两杯啤酒”。
“洗脑”一词是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发明的。他怀疑前苏联运用条件反射学说——给狗吃东西的时候摇铃铛，几次之后，即便没有食物只有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来重构犯人的大脑，从而“在不施加外表可见的暴行的条件下，根本性地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傀儡和机器人，把受害人变成无法自控的机器，只要按下按钮，供词就会源源不断……”
既然狗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被如此改造，那么人也可以。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让一个小男孩说出数字4或只是心里想着4，就奖励他他最喜欢的草莓蛋糕。几次下来，问他8除以2等于几时，答案还没说出来，口水倒先流出来了。
这样的现实甚至比赫胥黎想象的《美丽新世界》还要可怕。朝鲜战争时，美国战俘满含热泪地声称，中国志愿军作战时生怕伤害到美国人，只肯朝天放枪，美国兵却在朝鲜各地投放生化武器。诸如此类的雷人供词被播放之后，美英当局为战俘们的“过度配合”深感担忧，坚信苏联和中国已经掌握了“洗脑”的先进技术，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于是，改变他人思维——如奥威尔《1984》中温斯顿的审讯者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你榨干，然后再亲手把你填满”——这一重大研究项目，便在西方世界急切地上马了。
西药实验失败后，中情局并没有气馁，他们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全球寻找“天然动植物宝藏”，包括墨西哥蘑菇、危地马拉大黄、毒蛤蟆背部皮肤分泌物、匹斯普拉树皮、坦噶尼喀湖鳄鱼胆、刺桐花……这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目录与古罗马的避孕药不相上下。古罗马妇女常用的避孕方法是：在腿上抹经血，身披一张雄鹿皮，或从大蜘蛛的脑袋里找到一只白色的小虫子放在肚皮上。
CIA寻找药物的热情没有白费：瑞士山德士公司发明的裸头草碱被证实有强烈的致幻作用，经中情局特工携入美国后，深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喜爱。艾伦·金斯堡一片药下肚，半小时后就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声称自己是基督，要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打电话，以便完成他神圣的使命——把爱撒向人间。
公平地说，药物还是起作用的。用药后，嫌疑人从石头变成了收音机，说个没完。麻烦只在于，审讯者无法判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打也不管用了，因为服药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药物就不得不放弃了。
之后试过的办法有感官剥夺、潜意识植入、催眠术、精神分析、电击、脑前叶白质切除术等等。所有办法中，最贴近“洗脑”字面意思的治疗办法，是加拿大医生卡梅隆发明的：他先用大剂量多次电击，“清空患者记忆”，然后再把他们的手绑起来，给他们戴上耳机，几千次几万次地灌输“让他们获得重生的新内容”。这个办法后来流传到民间，被开发成“睡梦中听录音背英语单词”和胎教，大赚其钱。
所有这些洗脑术中，最有喜感的是“潜意识诱惑”：1957年，詹姆斯·维克利声称在电影胶片里多次插入只有千分之三秒时长的闪烁字样：吃爆米花、喝可乐。观众虽然看不见这些字，但是潜意识中还是接受了这些信息。于是：对45699名观众的统计表明，他们爆米花的消费增加了57.7%，可乐增加18.1%。消息传出，“潜意识植入”风行全美，“喝七喜”、“请购买俄克拉荷马股票”这些商业广告之外，更有富有公益心的组织在广播和电视里插入“下雨注意路滑”和乘法小九九等内容。当年，共和党拿出大笔竞选经费，在各大电视台闪烁“民主党是蠢货、下流胚”字样。
随着冷战结束，当年对洗脑术的研究和恐惧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但是其流毒却并不仅仅限于胎教。各国对嫌疑犯的非人道待遇——不许睡觉、白色噪音、单独囚禁、强迫站立等等，这些手段很难说不是拜当年对“感官剥夺”的研究所赐。另外，在更大范围内，尤其是专制国家，洗脑从来没有停止过——以真相的掩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等方式。
福柯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垄断了对知识进行定义和分类的霸权而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我们接受那一整套的大词，并按照别人规定的动作在这些大词中蹦来跳去。我们被告知，这项精神运动的名称叫“思考”。令人绝望的是：如果你坚信这项活动应该被称作“洗脑”的话，这个坚信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思考”。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