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我身上的科学“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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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说法,成为诗人,他身上要有诗人细胞;作为音乐家,他身上要有音乐细胞:那么,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身上一定有科学细胞,我并不完全否定这种形而上学的推理,因为社会上各种人,有的更适宜于某一种文化艺术或科学研究的门类,个人的兴趣和气质只有在他所喜爱的项目里才能发挥他的才能。“细胞”只是微观世界分子单元的代表符号,是天赋的个人素质和特殊爱好的代词。如果这么来理解,上述这一类开玩笑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顾影自怜,检查我老汉身上有什么细胞呢?我喜欢写杂文,难道我身上有杂色细胞乎?我从小数学成绩极差,是不是我身上没有科学细胞呢?但我这个人确有与众不同之处,过细检查下来,我身上的细胞染色体是多色素的。年纪轻的人因实践数据尚在原始积累阶段,难以做出定性报告,我老汉已入暮年,我可以下这样的断语了。试分别言之:第一、我身上有艺术细胞,我写过小说,也写过电影剧本和少儿文艺之类。虽然出息不大,应该承认我身上有艺术细胞哦?第二、音乐细胞我也有,虽然我没登台演唱过,也没福气灌录音带和唱片,但我在抗战头三年中,两三千人的抗战歌曲大合唱,我自己跳出来担任指挥,大家唱得激昂慷慨,没错半个音符;我在独唱《松花江上》,台下千把人为之泣下,一部分是为的这首歌确实动人,但本人歌喉之感染力是不能低估的。第三、我还会唱京戏,生旦全来得,马派,余派都学过,南京夫子庙肯定有我的听众和戏迷可为我作证。大约在一九四五年,有人向我进言曰:你喜欢大庭广众唱戏,这会妨碍对你的提拔。你看见哪个大干部当众拉开嗓子唱戏的?第四,至于讲到“政治细胞”,本人身上也颇多,比如说,每次政治运动总是少不了我,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万箭齐发的活靶子,没有膘肥皮厚的政治细胞,啥人抵挡得住?不过本人的政治细胞,据遗传学家鉴定,属于黑色染色体,这种染色体可以染黑乌鸦身上的羽毛。

不过关于政治细胞为何物,社会上解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解释为做官有特权,有的则解释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登高一呼,万众紧跟;有的则认为关心民间疾苦,善于表达人民的意志,为众人办好事,不办坏事之类,大概因蛋白质的氨基酸组合有干差万别,故政治细胞也表现出不同的品类。有一种人的政治细胞属于“左”氏偏执型,至今还想批张三、斗李四,指望整人发迹;有的还在制造寃错假案、鱼肉良民。如果这一种细胞也想冒充政治细胞的话,那就是感染上“法西斯病毒”转移为癌细胞了。至于我老汉身上的政治细胞属哪一种,至今尚未查清,不过有一点,请大家放心,我身上做官的细胞不多,法西斯癌细胞可一点没有。因为我身上有足够的治癌的“干扰素”。

第五、我虽然不是个科学家,但我身上的科学细胞很不少。我在二十岁上,在西安附近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还兼大队长(该青训班是党中央青委主办,冯文彬、张琴秋、胡乔木、刘瑞龙是领导人。学生多半是平津流亡同学,皆高级知识分子)。我讲政治经济学是照本宣科,非我所长,但在课余之暇,在晚间或星期日宣讲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没有教材,全凭记忆,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讲得听众啧啧称奇,“进化论”成为同学们的选修课,本人因此赚了个“达尔文”之外号。德国的歌德是研究昆虫的,他发现昆虫的遗传弱者多被淘汰现象,也被达尔文注意到了。由此可见,我的祖师爷歌德先生身上不仅有艺术细胞。——包括音乐细胞,同样也有科学细胞咧。

歌德观察和研究昆虫,本人则研究鸟类。本人已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问世,今年第五期《人间》(重庆)上,就有一篇《喜鹊王》的长篇报告,不是对鸟类研究有素,这样的长篇大论是写不出的,其中也附带讲到我研究喜鹊的经过和甘苦。

现转引《喜鹊王》的“前言”在此:“请别把本文当作小说看,因为它主要是普及科学知识;请别把它当作”科幻小说“看,因为它里头排除所有的幻想;也请别把它当作科学读物看,因为本文的作者是作家,并不是鸟类学家。”最后一句并非客气,因我的研究报告尚未得到鸟类学会的认可,也没得到喜鹊协会的文凭。据说,没有大学文凭,连个研究员技术员都评不上,更谈不上自封鸟类学家了。

我对生物学的研究,自小迷上了达尔文学说:人到中年,有个偶然的机会投了一位名师。才得以继续深造,这位名师就是国内第一个试制口服避孕药的黄鸣龙教授。他是国际上最早发现四个变质山道年的生物学博士,化学教科书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黄呜龙还原法”就是他首创的。他是我的邻居,我因“右”派获罪,削职为五类分子,周围的人视我如寇仇,黄先生却对我并不歧视,也许他身上全是科学细胞,没有政治细胞,才对我一如往昔。我虚心向他求教,学得了很多有关生物化学的知识,我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里提到这一点:“当我在一九六九年被幽禁于囚室的年月里,我跟同室的难友大谈其生物学的最新成就和有关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因为讲这些不犯禁,离政治很远)许多难友还以为我是个科学家咧。(在囚牢中各人什么身份皆保密。)其实我的那些生物学与化学的A、B、C知识都是从他老人家那里批发来的。所以我也算是黄教授的半个学生,他给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兴致来时,会不倦地侃侃而谈地讲出许多十分精彩的启蒙式的科学知识,很专门的艰深的东西他也能讲得很有趣,很好懂。”(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自然杂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汇编入《科学家传记》一书中)

我在写文学作品和杂文中,生物学和生理解剖学知识对我很派用场,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发表于《新民晚报》上的《科学的空白》,文章很短,但里头就涉及生命科学、科学学、流体力学、中国科技史等;我在《三月风》第一期的“苦恼人笑了”一文里,有这么几句:“如果说,《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在流水线上重复单调的动作,日子一长,得了精神病,那末,已经得了精神病的,让他一直拧螺丝钉,也许是治疗精神病的良方,生物物理学上所说的”反向复原“,就是指的这个情况吧。”该刊印出来,把“反向复原”印成“反问复原”了,弄得读者莫名其妙,专家们可能说我是胡说八道。再如:一九八六年第七期《中国妇女》上我的一篇《代偿功能与透明度》,是参加女子理想问题的讨论的,我以人身上有两耳,两眼,两手,两个肾,脑的左右两叶等等皆成双成对,如其中有一边发生病变,另一方便自动加大工作量,以达到生命的平衡,这叫做代偿功能,来阐明夫妇之间也应存在取长补短,一方有缺,一方顶替的代偿功能。把生理知识与伦理法则架起桥来,就更有说服力。现在科技界最新的“科学学”,不是正在倡导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吗?

一九八四年年底,去北京,为江阴一个农民企业家被诬去告状,住在一家客店里,向服务员借来《北京晚报》一读,发现在“百家言”一栏正在讨论中国古代最早是谁发明了“条件反射”的,我阅后觉得大谬不然,马上写了篇“争得发明权以后”参加争鸣,因手头无资料,仅凭四十年以前读过的什么书,曾讲到中国在东汉年间,进行尸体解剖是受到鼓励的,不过没有多久,就被扣上戮尸剖腹,有辱祖先遗体,认为凶残莫过于此而严令禁止。从此,中国的生理解剖学被扼杀了。我将此文编入将出版的《半月风谈》杂文集中,(此书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上引“科学的空白”一文也在内。)发现文中仅讲到“东汉时期”,不一定可靠,谈科学而引用史料不精确,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我就循着“东汉”这条线索去找《资冶通鉴》和《前汉书》,终于让我发现,倡导尸体解剖的原来是名誉扫了地的王莽,他的政权覆亡了,我国的生理解剖学也一同殉了葬。查出这条材料使我很高兴,考验我的记忆力大差不差,说明脑子还管用。我就把这段史实加进《半月风谈》里,也给我同宗的王莽身上添加一点儿科学细胞。老实说,大概是王莽身上的政治癌细胞害苦了他,使他很有发展前途的了不起的科学细胞同归于尽了。令人不胜惋惜的是,在古代封建皇朝治下,具有科学细胞的人极少,而长满争权夺利政治细胞的政客则比比皆是,一个身上有着宝贵的科学细胞的人未能展其所长,而死于争权夺利的名位之争,不免有千古遗恨之叹,现代有个特大“祸水”,名叫江青者,那经历与王莽有若干相似处,若验验她身上的艺术细胞,从她熟衷于搞样板戏来看,大概也有一些,至于音乐细胞,她曾当着美国一位女记者维特克,卖弄她的玩钢琴的才艺,看来音乐细胞也有一些。她如果甘心当个二流电影演员,也许艺术细胞得以伸展!升为第一流的明星也未可知,她的名誉扫地是坏在致癌的法西斯政治病毒之手。这种政治癌细胞是在特制的菌种培养室里大为膨胀,最后导致她成为遗臭万年的政治小丑。可见,不同品种的细胞可以集于一身,不过在生命进程相生相克,互有消长。一般来说,一个人感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政治细胞,就会吞噬掉其它的细胞,所以各国文化史上,大作家大诗人多半是穷愁潦倒的;在朝为官的出不了可以传世的作品;要是沾染上法西斯病毒的癌细胞呢?那就不是吞噬自身的细胞了,而是最终吞噬掉整个的生命,王莽如此,江青也如此,从上述的举例而论,可见那一种细胞占压倒优势带有偶然性,而繁殖某种致癌的政治细胞则必须具有外界的有利环境(其它种类的“细胞”亦然),这儿我们又碰上了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了。

丢开大道理,我还是回过头来讲我自己吧,在我身上,政治的、艺术的、科学的细胞皆有一些,那一种成为主导作用,视客观环境和个人机遇而定,一九四三年吧,政治上我经受了第一次打击,本人由于民主整风,讲话出格,曾传言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下放到莒南县一个村子里做老百姓,那时干部下放的名词还没有,我的党籍吊在半空中,挂在分局组织部,带有“以观后效”的意味。我不得不自谋生路,起初在一间小学里任教,后来我就行医,潜心研究中医中药,兼搜集土方和秘方,为村民治病,西医方面我也知道一些。我利用年轻时做过制药厂学徒的一点可怜的药物知识,成了兼有中西医的赤脚医生,声名大噪。后来,连部队上的病号伤员,老远抬了担架来求医。日本投降后,我的问题才得解决。这时我并没想到当作家,而是决心转业做医生,在山东这个地方,人民迫切需要医生,他们可不大需要文艺。我在恢复名誉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总结我行医的经验,目的是,济世活人。我计划写两本书,一本是治乡间常见病的,一本是治牲畜病的。两本书都写出来了。但后来考虑我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不过是土医生《即赤脚医生也》,只凭经验,缺乏病理生理的科学依据,这本书发行出去,如果农民机械执行,生搬硬套,一旦出了人命,那可担待不起,这部稿子就没有拿出去,而治牲畜病的(我在农村还兼任兽医)即使用错了药,没有人命关天之忧,于是以《六畜平安书》的书名交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书可算是我恢复名誉后的第一本著作。印行以后,发行量有三万余册(在分割的根据地里,这个发行数字就算不错了)。我在山东,没人唤我达尔文了,而是喊我“牲口郎中”。遥想三国时期,名医华佗的遭际跟我也有相同之处,他给曹操治偏头痛或是高血压病,被曹操怀疑存心暗害他,就把华佗关在牢里(后来把他杀掉了)。其妻埋怨华佗不该学医,乃愤而将华佗的医案著作付之一炬,及至邻人知道华佗的价值是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者,赶快从火堆里抢救未烧着的图书,可惜只救出一本小册子,是华佗治牲畜病的专著。可见华佗也兼做兽医,他的唯一传下来的医药著作恰巧是《六畜平安书》性质的著作。本人可与千古名医华佗攀比,大有不胜自豪之感。而我的治人的常见病的原稿,并未焚毁,只是在一场抄家中散失了。这一点是与华佗不同的。我曾吟诗一首述怀:

学剑不成学郎中,又学笔耕度寒暑;
半生坎坷长啸去,身后尚留华佗书。

参加作家协会填表,有一栏是“有何著作及知识专长”我总没忘了填《六畜平安书》,虽然这是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的。

检查我身上的各类细胞都有一些,但都没有获得雨露滋润的正常发育,它的优点是兴趣广泛,脑筋灵活,并不单调简单化,它的特点是博而不专,大都是肤浅皮毛知识,不能成大器,这一缺点我此生大概不能“亡羊补牢”了。但我从周信芳同志那里得到启发,他十五岁上倒嗓子,发声不能像谭鑫培那么高亢了,他就在自己的弱点上创造出“麒派”唱腔来,卓然自成一家。本人的弱点就跟他倒嗓子差不多,就索性向横向发展,从杂家和杂文上大展宏图,也许会自成一家呢,何况如今正在倡导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与杂交,所以,我是主张文学与其它科学和学术结亲的,这方面,艺术细胞在我们身上决不会吞噬其它种类的细胞,而是融会贯通,兼容并包。新的一代的文艺将是吸收各种门类学科成果而结成的灿烂的百花!

附注:此文刊出已发行全国,但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后,邮局又奉命收回第一期《青春》。编者几经周折,才觅得一册漏网之鱼。此文在大陆也成了稀有金属。

刊于一九八七年一期《青春》(南京)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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