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巴黎所有的创新建筑一样,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虽然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宣称“法兰西将是全世界唯一将国旗悬挂在300米高空中的国家”,但一时也无法说服各阶层反铁塔人士。小仲马、莫泊桑、魏尔伦等名流都对其嗤之以鼻;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盖到748英尺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战争期间,哈谢克曾住进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旅馆,在旅客登记簿“国籍”栏填上与奥匈帝国相敌对的“俄罗斯”,又在“来此何事”栏填上“窥探奥地利参谋部的活动”。警察局很快派人把该旅馆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真相大白后,警察严厉责问哈谢克为什么开这种玩笑。哈谢克真诚地回答说,他对奥地利警察的效率不大放心,是想考验一下他们警惕性如何。警方哭笑不得,罚他坐了五天牢。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牒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 ”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1921年,年近八旬的法国作家法朗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词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卡夫卡临终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对医生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卡夫卡说:“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

法国作家科莱特遭遇过经济危机,她感慨:“钱可不好赚。”她为此甚至在 1931年开过一家美容院,但很快就关了门。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她说:“我没有想到人类还会再次走到这步田地。”

1946年 10月,卡尔·波普尔刚刚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后,去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演讲。刚一开始,他就遭到了在场的维特根斯坦的驳斥,随后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气氛越来越紧张。在论战过程中,维特根斯坦一直抓着一根拨火棍,当他激动的时候,拨火棍就在他手中挥舞着。后来,波普尔说了一句:“不要用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掉头而去。

作家贝克特在巴黎的大街上被一个男妓捅了一刀。受伤的贝克特追去问他:“你为什么要用刀捅我?”男妓回答说:“我不知道,先生。”这件事情给贝克特留下的印记是,世界充满了人的冷漠荒芜的声音和从来不问究竟的荒诞感。

洛尔迦和博尔赫斯只见过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后来他一直认为洛尔迦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一次接到代理人拍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一位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能否麻烦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奥尼尔回电如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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