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刺头、边缘人或魅力人物——郑也夫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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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陈洁
© 讲述:郑也夫

采访手记:

北大社会学系办公室的老旧空荡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抽屉门板耷拉着,桌面是翻边的,落地扇看起来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批斗,一柜子的奖章落满灰尘,毫无荣光。郑也夫安然坐在这一群破落的物什中间,激昂地指导博士生论文,声音洪亮得楼梯口都能听见。他花很多时间听学生的想法,再花不多的时间驳斥和推翻学生的想法。

轮到我采访时,他几乎“气息奄奄”了。他解释说,要省点体力,一会儿还有三小时的课,课后还有一个座谈。我赶紧把采访机往他跟前推近,担心录音效果受影响。其实多此一举,他很快又昂扬起来,声音洪亮。这时我发现,他脸上的光芒超过了蒙尘的各色奖杯。

据说,郑也夫被比作学术圈的王朔。异端、另类叛逆、边缘化。他还自虐、好斗、执拗、重规则、大开大合、有精神洁癖。因为点名批评学部委员而当选年度魅力人物,因为频频跳槽而令人侧目,因为离经叛道且口无遮拦而被爱、被恨、被怕、被厌。

郑也夫到底是什么人?

走近郑也夫,觉得这个老愤青蛮可爱。听郑也夫骂人和论世,是一件享受的事情。我私下里认为,郑也夫说的比写的有味道,随便说的比正式说的有味道。有些人的表达,是一定要有具体对象的,最好还有矛盾冲突,才能痛快淋漓,所以鲁迅会写杂文,郑也夫则不停地言说。

不过,其实我也知道,我说喜欢郑也夫,是叶公好龙的那种喜欢法,远远地欣赏可以,如是跟他共事,以我的为人处世之道,怕也会挨他骂,是他所谓的“平庸之人”,我八成还会讨厌甚至忌恨他对人的苛刻、对事的严烙。比如,你跟他说的事,桩桩有着落,他跟你说的事,也要求件件有结果,否则,他就不跟你玩。单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就受不了。现如今有口无心、轻诺寡信的人多了去了,我就在其中。这么想来,也就可以照出自己袍子下的“小”来。

郑也夫,大概不过是世间的一面大镜子吧,因为太彻亮,所以谁也不愿去照。而他也不以为意、不为所动,只顾自己明晃晃地在阳光下发亮,扎人的眼,扎人的心,让世界好歹亮一点。

我的人生道路和选择跟家庭没什么关系。我家五个孩子,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原来是编辑,因为抗上和个人的性格原因,1961年被发配到东北某县城。1965年,他曾经动员母亲和读中小学的三个孩子去该县城。班主任都来做工作,母亲带领我们坚决抵抗。如果去了那里,我们三个孩子将是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命运。

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很早就是这样了。文革中思想非常活跃,整天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串联都不去游山玩水,就是看大字报。但关心归关心,很多东西不接受,也不参与运动。这跟个性有关。有些人关心政治,而且总能跟主旋律合拍,能参与进去,有些人关心,却不赞同主旋律,入不了戏,我就属于后一种。所以对于运动,我只是在内心活跃,行为上不活跃,不参加运动,是所谓的“逍遥派”。

我应该1966年初中毕业,因文革1968年才离校,上山下乡。我是怀着极不情愿的态度去的。我以前总认为,社会上嚷嚷就嚷嚷吧,但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我就不信学校真不办了,一直到最后都不敢相信。后来越来越水落石出,彻底明白了真的没有学可上了,不能想象,更不能接受。

迁户口前,我在家大哭一场,哭得撕心裂肺的。不是因为害怕吃苦,当时娇生惯养的人很少,家里都是多子女,尤其我又是争强好胜,练田径的人,很能吃苦的。我哭是因为觉得没了前程,不能接受这个荒诞的事实。

当时宣传阶级斗争,人在感情方面都很冷漠,我不记得我中学哭过,但那一次哭得声音大极了,我妈对孩子是比较宠爱的,她说:“户口簿在抽屉里,你要拿就自己拿,我不会递给你,不去就不去。”我知道不走是不可能的,学校和街道会不断施加压力,用各种方式“动员”。

我就这样很不情愿地走了,连表面上装出来的高兴都没有,我装不出来。可见我和时代是很不合拍的。

去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离开政治中心、运动中心,离开了旋涡。开始劳动,也开始反省。告别主旋律、离经叛道就这样开始了。当时叛逆得一塌糊涂,都是思想深处的革命。

我们最初到这个生产队(当时叫连队)的是四十多个男女知青,但能深入谈政治的只有高中生老何,他喜欢数学和哲学,爸爸是正局级干部。两个出身殊为不同的人思想上走到一起。我们很多想法没法跟别人说,就是一对一偷偷地交流。我们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在青春时代,那么深入地讨论,不断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都是热血青年,关心天下大事,在讨论中思想一起往前走,有一种快感、离经叛道的快感。

当时我们有七八个人关系很好,但能这样畅谈的只有老何,因为其他人的思想没到那水平,说出来怕吓着他们,大家都不好办。

后来交友越来越广,都是跨生产队的。我的活动能力很强,听说谁有思想就去找谁。旁边队里有个上海知青,姓崔,外号“吹破天”,哥们儿都称他“破天”。他有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极强的组织能力,是天生的活动家,阴谋家,鬼点子多的出奇,但本质极为善良,处处照顾朋友。保护他所在连队的知青日子好过一些,别抽风。

我们都在修水库,但不在一个连队。他们连干活三班倒。那时我们就有这样的争论:要不要好好劳动?破天本人并不少干活,但没有被“催眠”,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和周围伙伴的利益,不被忽悠大干多干。他经常劝告积极分子:别太积极了,显得别人落后。劝告卫生员:别难为大家,开假条手松一点。那个卫生员是1965年去的老知青,死心效忠连长,开病假紧得厉害。破天决定教训她。那时候连队严禁谈恋爱。卫生员岁数稍大,正和一个本地人谈恋爱。没地方会面,有个老职工中午让出屋子给他们。一天中午,听命侦查的小兄弟告诉破天,那屋里只有这对男女了。破天布置其他兄弟在那间房子的门口外面打扑克,喊得震天响,让里面人听见。打牌的是夜班的。卫生员却到了上班时间不敢出来,怕暴露了私下的约会。破天让另一个小兄弟在工棚里打滚装肚子疼,也喊得震天响。别人找连长说有人病的要死,卫生所锁着门呢。连长下令大家找卫生员,几十个小兄弟在破天的布置下,带着连长故意从最远的屋子找起,找了小一个钟头,在连长怒气冲天时敲开了那间屋子,找到了这对男女。卫生员罪过大了:谈恋爱,不上班,耽误病人。以后积极分子们怕死了破天。后来上面组织了工作组要整破天。愣是三个月调查,抓不到把柄,破天的人缘好的厉害。抓到一点把柄,他就是反革命。

他的事我做不来,我没那么大能力。我庆幸自己在青春时代能交上这样的挚友,他是852农场八千知青中的神话人物。似我这等侏儒,唯一的长项在于思想。我私下对几个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我们就不应该卖力气劳动。就像一个家似的,爷爷整天摔盆摔碗(指搞运动),却要孙子拼命劳动,累死累活,凭什么?破天组织了几个不同意我的理论但也是有思想的哥们儿争论了一次,我大获全胜。我还说,现在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革命是不满现状,主张变革,现在到处叫喊“形势一片大好”,那还革什么命啊,荒诞,说不通。看得出来吧,他是劳工领袖,我是劳工里的思想家。

*

简单地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八年半将近九年,一直在社会的底层。社会的情况当然是糟糕透顶,我们自身的情况也非常坏。很长时间前途渺茫,回不了城,完全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越来越精致的牢骚。我们开始分析社会,我是讨论最热烈、分析问题最深入的人。如果说做社会学,那时候就是启蒙的时期。

我以自己最敏感的年龄,遭遇了中国几千年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少年,那八年就是在精致的牢骚和思考中度过的。这决定了我的兴趣就在解释社会、分析社会、认识社会、谈社会。

后来我做研究,给不给钱都无所谓,这是我感兴趣的,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分析自己所置身的这个黑暗和荒诞的社会,我喜欢干这个。

我很早就开始思考社会的事情,读社会这本大书。当然也读一点书,能找到的书都读。这一代人读的书比较类似啦,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第三帝国的兴亡》,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内部读物,大家换书看,我认识的朋友多嘛。另外农场抄家的书放在团部一间屋子里,来农场第一年我们休息天跋涉三十里地,偷回了六旅行包的书。

我出身不怎么好,有海外关系,叔叔在国民党军队文工团,去台湾了。加上我自己思想也落后,好的工作绝对不让我干的。我也就学点东西吧,学外语,什么都学,只要可能。我其实什么都是自学成才的,后来搞社会学也是,一直没什么老师。我读什么都是自己读的。

当然有过绝望,一团漆黑,对生活绝对地丧失信心。别人也能觉察到我的思想动态,不进步吧,所以什么好事也轮不到我干。后来我混到一个农场当教员,先教英语(此前自学了几年英语),后英语课取消改教体育,得到那份工作真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还靠哥们儿帮忙,包括破天,他活动能力巨大。

谋到教师职务之前那两年是心情最差的时候,自杀的念头都有过。说得好听一点,是一个有点理想的青年的悲观,我还有点才干,又一直很努力,怎么一辈子就干苦力了呢?又没有一点办法改变这个状况,心情极坏。

终于陆续回城了。回北京之后、考大学之前,有一年待业时间。我在农场就自学英语,那时同龄人中没几个人会外语的,所以我心情还不错,对自己有了信心。

然后就是恢复高考。我户口要是没回来,大概只能上佳木斯师范、鸡西师范之类。我在北京考的也不是很好的学校。

考试很容易,我的实力是没问题的,但因为心理负担重,发挥非常不好。当然实力搁在那,不可能考不上的,分数够了,可是就没录取。我们去抗议,到招生办静坐,一大批的人。两个月后,北京市教委扛不住了,宣布扩大招生,我就被录取了。也算高考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来录取了一个班四十个人,补录了我们四十个人,他们是住校班,我们是走读班。每天早上骑车来,晚上再回去,一个学期后学校腾出了房子来才住校。我们班的平均分比他们高,最高分和最低分都比他们高。

我只读了一年半就走了,1979年到社科院读研去了。是因为经济原因。我是以北京待业青年身份考的大学,虽然工龄很长,但没有单位,没有收入,不能带薪读书。考研究生就为了得到每个月40块钱的助学金,跟二级工收入差不多了,我很满意。

在社科院学的是世界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系。我读研究生时就有个出国梦,收集了很多资料,是出了名的“出国专家”,老有人来咨询我,找外国大学资料、联系地址什么的,别人不懂我都知道。北图有个外国工具书资料室,我熟极了。我老早就联系成了留学,申请到全奖,学校没让走,不放。为这事我跟导师关系闹得很僵。

读完研究生,1982年中国有社会学了。我毕业去了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后来还是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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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就不明白,你干吗采访我呀?我有什么好写的?就是换的单位多了点,中学毕业后走过十个单位了。这值得说吗?人往高处走,小单位科研水平太低,呆烦了就想走呗。直接原因是评职称、要房子……咳!这件事都说烦了。

社科院社会学所职称是两级评定,挺复杂的一个章程,形式上貌似挺严格的。所里报三个候选人到院里参评,在院里评定中三中取二。所里的评选规则挺细致,还有所外同行参加。第一轮投票一个人过半数,通过。第二轮又一个人过了半数。第三轮通过的是我。但是所里从长期经验中制定了规则,选出候选人后,重新在他们之间(这次就是我们三人)再投一次票,排出最终次序,上报。据说,这个规则可以抵消一些无法推卸的“帮忙”因素。而最后的投票,我排序第一。这些都是评委里的同事告诉我的。他们说,这种后来居上的情况常常出现。所里最终参加院里评定的同事告诉我,在院里发生了争议,别的研究所的人说:社会学所的同志再商量一下,给个顺序,我们不懂社会学的事情。几个人下去后,陆所长发话了,我从排序中的第一变成了第三。愣把我拿下来。按说我可以到院里告他们,可这事我干不来,我从不靠拢组织。

说实在的,陆学艺对我挺好,把我调到所里,第一天上班的中午他请客吃饭。沈原告我说老陆调一个人进来,第一次见面就请吃饭,这举动是不多的。评职称他是遇到难处了,什么难处我不知道,反正他把我牺牲掉了。公布后我没找他,他主动找我说:他在帮助我,但无奈多数人没投我的票。他小看了我的人脉和信息。我想清楚了他的窘境和尴尬,就说:职称的事情不谈了,我要一间房子,老住父母的房不合适,还有侄子外甥等着住昵,我二十多年工龄,工作单位一寸房子也没给过我。他说,来的时候合同不是写了不要房吗?我说绝无此事。一查合同,他说,哎哟,忘和你提这一条了。但还是一间房也不肯给我,他觉得我反正有房子住。职称的事情我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二年评职称我不申报了,这在所里是个小地震。我当时没想调走,准备坚持这种姿态,永远都不报。什么时候领导觉得不好看了,要我报,我再要他们解释上次怎么回事。我是有点自虐倾向的。我觉得这个所没什么正义感可言。这么不公正的事情只有两个人说了话。一个是杨雅彬副所长,她听说这事立刻和所长吵了一架。另一个是沈原,他是所里的绝对骨干,因为不平此事,步我后尘离开社会学所。这两个人帮我平衡了内心世界——还有追求公正的人。和老陆掰了不无遗憾,这件事他不坦诚,我太决绝,没办法。他帮过我,他身上有很多优点,这些我都记得。那几年我还在北京社科院。每年老陆都要做东,住到郊区宾馆,组织社会学界的神仙会。多数到场者是社会学所的骨干,孙立平和我是特邀。每次都请我俩主侃。这时候,老陆总是拿个本子记录,偶然插话。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异端后生的尊重——从那时起他一直称我“老郑”,在社会学界的头领中无出其右。

还是房子是大事,人大答应给我三居室。我终于弃暗投明,去了大学。到人大后评职称我也不申报,觉得冲击了“原住民”的生态不合适。李强偷着替我写了上万字的申请,逼着我签字,说系里不能压制人才。我和他说:我有个条件,今年老林也申报了,我必须排在他后面,不然我决不接受。李强到学校多争到一个名额。我和林都解决了。那年我48还是49岁。

再后来离开人大,表面的原因是人大的改革,按照他们的政策,教授必须有课题。我从来不申报课题。这么一来我就得降级了,教授变副教授。我给校长写信讲道理,说好比两个人种田,一个人化肥撒得多,一个不撒化肥亩产一点不低,非说不撒化肥就不是好农民,讲不通吧。当然这不是离开的全部理由。人都走了,有些理由就不必谈了,当事人心里都明白。信写上去,校长秘书给我来电话,说感谢你的信,然后就没下文了。我也开始启动调转。

走前“备享哀荣”。副校长、校长接连谈话挽留。此前我从未与他们单独谈过话,照面都少之又少。纪宝成校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感动。办手续的时候,忙完别的手续我上午十一点才到人事处。照理说,要下午才能继续办。处长说,纪校长说了,既然放人,就让人家高兴地走,不要让人家跑第二趟。人事处的人过了十二点还在给我打文,校长交代他们随时到他的办公室签字。

办手续前恰逢北大制度改革,中央电视台要做一期节目,到场的都是北大人,只有我和南开的副校长两个外人。电视台觉得我说话生动,特邀我到场。现场一个北大的教师发牢骚:教研室如何狭窄简陋。我听不过去,说:“这些我都习惯了,我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和学生谈话经常坐在校园的石凳上,这真的没什么,我们又不坐班。我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些,而是和平庸的人共事。”这节目播出不久我便调动了。据说,人大的一些同事极为愤怒,认为我在说他们。实在是大误解。我一生工作学习过十个单位,包括现在的北大,统统不乏平庸之辈,我抒发的是长久以来的感叹,绝没有想到人大。我对我所工作过的人大社会学系没有格外的不满。再说各位应该看清楚了,指桑骂槐不是我的作风,我是要么不骂人,骂人就点名道姓。

现在我在北大这里,一如既往,做个边缘人,十五六年了,不申请科研经费,不担任一丁点儿行政职务,学校的事也不参与,就是上点儿课。研究生入学考试、答辩我肯定积极参加。其他的事常常不来,三个会议两个不参加。大家相安无事。我不要任何钱权,还能有什么矛盾?

北大也有颇多看不下去的事情。如果北大也呆不下去了,我真不知道去哪里。

*

我喜欢发表观点,喜欢骂人,骂人多过瘾啊。我不怕得罪人,反正什么都不要,又不指望别人帮我点什么忙,骂了就骂了,怕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至于说到安身立命和人生的追求,就是出卖思想和观点。对主流制度、主流风气的批评,对社会不正义不健康现象的批判,说起来其实和插队时候的牢骚差不多。别的不想往上爬的知青感觉准确,不愿意多干活,我还非要从理论上说清楚,解释为什么不该多干活。出卖个观点嘛。

你问我的自我期待,我有篇文章你应该也看过,《我能影响中国吗》,我当然不能影响。不过,我说出自己的观点来,整个思想生态圈就变了,我说出来,就不是一言堂了。很多声音中,你听谁的呢?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不取决于我。就好比两个人下棋,我给你出两招,别人也支招。但怎么走是他下棋人的事,他决定这盘棋的胜负。我做学术这么多年,如果还以为自己能影响什么,那是弱智。我应该能明白,影不影响中国不取决于我,更大程度上我影响不了,我只能影响言论界的生态,让思想领域不是一言堂。不让有权势的人,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大企业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把人都蒙蔽住,都催眠了。我就是叫你催眠不了。

好比号召大家都消费,发展汽车,拉动GDP,我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但我说了后就不发展汽车了,就发展公交了吗?这我说了不算。好长时间丝毫影响不了。后来发展公交了,好像越来越符合我说的了,那是我的影响吗?不是。交通堵得不行了,能不改吗?在交通问题上碰壁了,穷途末路了,这才转向的。当初我很早就说了,废话!不听!如果早听了不就减少代价了吗?没有减少,不会听的。现在都撞墙了能不改变方向吗?堵得那么死能不改吗?所以说,形势比人强,形势教育了决策者,不是我的言论影响了决策者。

没有我的言论,现在也会改变,是形势决定的。不是马寅初影响了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是说他提出一个理论,开始大家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就听他的了,不是。是人太多了,不行了,才明白的。中国人口政策绝对不是因为马寅初而改变的。没有马寅初,后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也会变的。要早听明白人的话,不就早好了?没有的事!不会听的。这当然是可悲的。

当然,说好听点还是有意义的,也要给自己找点价值,就是打破一言堂,不被一个人、一个声音催眠。社会全部就一个声音,那太可怕了,那是中世纪,是文化沙漠。我们的存在就是改变文化沙漠,制造多元的声音。仅此而已。

以前也做点电视,媒体可以把声音放大。现在不做了,空间太小了,很多东西不让说。在北大教书没问题,课堂上的言论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总不能赤膊上阵吧,在课堂上做个政治演讲那是不合适的。反正,在课堂上如果老老实实批着学术外衣,言论还是自由的,不管思想是左倾还是右倾,一般还不至于惹太大麻烦。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就是我的工具,就是一件外衣。一方面,我们跟普通公民一样关心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对不公正事件的义愤,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受了点学术训练,说话方式有点不同,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另一方面,我真的热爱学术。学术的纯正性我是有的。我搞学术有这么两个动机。

费孝通一再声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致富,我觉得完全这么说是不够的,狭隘的。要有两个动机才好,一个动机的话容易丧失动力。促进国家致富依赖很多条件,要掌权者听取你的正确建议,可人家就不听,二三十年吭哧下来,你还干吗?还有点纯正的学术关怀就好办了,我自己感兴趣,高兴做,能造福社会更好,不能我也高兴做。费孝通在纯正的理论关怀上太弱。非功利的东西才能保证纯正的科学。

很多东西不是当下能造福人类的,进化论怎么造福人类?只是为了证明,人类有博大的关怀,想解释这些东西,就是要搞明白事情,体现人类的伟大,好奇,求知,让我们活得更明白,这跟多产几斤粮食不相干。求知不是求福,求福是比较容易的。

*

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对编辑出版学生的文集有瘾。掐指算来,已经出版了九本,还在继续。

第一本是《都市的角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从1999至2001年我一直在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选修课“城市社会学”。课程讲过三轮,选修者来自各系,共140余人。这本书中的共40篇文章就是从选修这课程的同学们的140篇作业中筛选出来的。我对学生们的选题抠得很死,每个学生都要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经我批准和提出建议后开始调查。不批准者要重新选题。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每每帮助同学们定下题目后,我都有播下种子的感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我对先哲的回应是:‘唯有农人和教师是幸运的。’我常常有打开作业后惊讶和欣喜的感觉。我是一个老北京人,我对这个城市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受,更有很多新鲜事物是我所发现不到的。同学们敏锐的视角,辛勤的探访,使我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我却所知甚少的东西。”

我编的第二、三本学生们的文集是非正式的内部出版物。为了促进学生论文水准的提高,我向人大社会学系建议,系里每年出一本《毕业论文选编》,硕士论文和学士论文各选五六篇。书后附有我系该年的全部博士、硕士、学士的论文题目。学生毕业时每年师生都要合影。我建议,省下印相片的钱,将照片印在文集的封二。论文集发给全系每个学生。毕业生们收藏它比收藏相片更方便,且有价值。系里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一集(2002年)印了500册,一半送给系里师生每人一册,一半送给外校社会学系。出版后,我说:“明年换个人干吧,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干,我也可以接着干。”最后还是我接着干。两次都是我挑选论文,并选择一个学生去统一版式、联络印刷。我向系里为帮忙的学生要了报酬,好像是500元。我自己做这事情分文不取。责编和印务事情繁杂,报酬很低,学生接受这工作完全是看我的面子。我的要求是寻找最低的印价,选廉价的纸张,但是版式要严格,它体现的是学术的高贵和严谨。

在我准备编辑第二本《毕业论文选编》的时候,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学家茶座》的编辑王海玲找我。我们的交往始于她为《社会学茶座》向我约稿。如果不是她看中我的文章也就不会有其他合作。她要我帮她在选题上出主意。我让她看《选编》,说这是人大社会学系的内部读物。可以正式出版《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质量绝对过硬。她担心销量,问我可否不付稿费,我说可以低稿酬,无稿酬绝对不行,这种事情我不做。

我告诉她,这不是畅销书,但是基本销量是有保障的。措施有三。其一,我国高校现有五十多个社会学系,一百二十多个社会工作系。学生都要写论文,这本书是样板。每个系师生中有二十人买这书应该无问题,加在一起就是两千余册。其二,从教委搞到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然后顺藤摸瓜,从每个系中找到一个学生的E-mail.其三,通过E-mail给这些学生发信,请他在该校内帮助征订、集体邮购,可以打折扣。我摇唇鼓舌,王女士被说服了。我和几位朋友商议,这事不能官办,心须民办。若由三系领导牵头,必要平衡三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这种筛选机制弄不好将耗资费力,最终很可能其他因素凌驾于论文质量之上。我小视的不是三系领导,而是现行体制。何况多年来官方不是从来没想到要做这事吗。

于是我联络了孙立平、林彬、刘世定三位同仁,挑选编辑了这本文集。那边的王女士搞到了全国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但是一个大社的编辑哪里做过直销的琐事。我按照自己出的打折邮购的主意,在北京几个学校中为她征订了100册。看她懒得发信,就越俎代庖,在妻子的帮助下,打印和复制信件一一发出信息让购书者汇款至山东社、写信封、刷糨糊粘信封,自付邮资,共发出了150封信。我早就预计,只有当信件是写给某个具体人时才有效,写给某院系是没人理睬的。但是我不掌握具体人的姓名,只好往院系寄,结果石沉大海。

这书销售不好,但是社会影响却很好。出版社犯难了。我不客气地催促他们:“愿不愿继续干,快点给个答复。不成我就找其他出版社了。”我一向以为合作必是双赢,谁也委屈不得。山东社一咬牙,决定再试一年。这年我调到北大,沈原接替了孙立平,我俩和潘绥铭组成了持久的三驾马车。

以后销售还是不好,印的三千册都卖不出去。2007年我决定大干。让出版社将稿费按该书半价折合成文集给我(共480本)。我先自己垫钱给同学开稿费。我查阅了北大两个年级的硕士生名单,和每个外地社会学系考来的同学通话,要他们介绍一位外地老同学。我向外地学生介绍征订方式:他接到我们的六本书后送给每个班长,让班长拿到班里传阅和征订,按13元(今年定价28元)收钱,上报征订数。最终十三位外地同学答应帮助我。出版社先往每处寄去六本书,待同学报我追加数后,再二次寄送。最后学生一总向我汇款。2007年按此法共销售了六百多本。2007年的3000册可以顺利销掉。明年照此办理,本书活下来了。我得意这一路数:同学们买到了半价的新书,学术书找到了直销的路子。

自2003年2月至2005年10月我先后在人大和北大讲授“消费研究社会学”。本课程五轮下来,共计150人选学了这门课程。我从150篇文章中筛选出来24篇文章组成了《消费的秘密》,与我的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成姊妹篇,2007年一同出版。此书的整体水平高于《都市的角落》,特别体现在最好的几篇文章上。

我为什么对编辑学生们的作品这样着迷?别人不解,自己也犯嘀咕。年纪大了爱回想旧事。将旧事串联起来,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心路。大学同学聚会时,有人还记得当年大家慷慨言志时我说过一句话:“能当上国家足球队或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我真的喜欢那份差使,不是那份荣誉,而是那种工作本身。

我在东北农场学校中做过二年体育教师。我觉得带运动队是最刺激和过瘾的事情。我们学校很小但是在团里的运动会上仍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我的学生获得过百米、跨栏、速滑冠军。我过去不会滑冰,学生速滑的技术比我好得多,但是仍然服服帖帖地听从我的指导,因为我会安排训练。比如一次训练课安排几次500米或1000米速滑,几次冰上起跑训练,以及地面上的力量训练。我要学生到农机厂借来铁杠子和铁轮子,蹲杠铃。一边一个轮子太轻,我告诉他们没效果。一边两个轮子太沉,站不起来。学生们觉得没办法。我说这还不简单,左边两个轮子,右边一个,肩膀靠近左边就大致平衡了,一边站一个同学保驾。他们服了。一个不会滑冰的教练教出的学生获得了合江地区速滑第6名。

反省起来,我所迷恋的两种工作——教练和编辑学生文集——中,贯穿着同一种内在的特征——压力、严格规则下的竞争、调教后生、运筹帷幄。我喜欢竞争,但是不能适应和拒绝参与规则不清晰的竞争。讨厌为了竞争获胜而拍马屁和拉关系,其一觉得那样的人格是可憎恶的,其二对我来说重要性决不逊色于其一,就是渴望真正的竞争,不正当的胜利将剥夺我获胜的喜悦,使我永远不能享受真正的胜利。

我喜欢挑战和竞争。少年时代练习中长跑,50岁冬泳。今年开始对潜泳着迷,现在可以潜泳40米,准备拿下50米。后听老同学说,他的一个朋友最近潜泳身死,我才放弃,因为我自知我拥有的意志足以自残,甚至逼近了自我毁灭的边界。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会不断感到,他的竞争的领地在无可奈何地缩小。随着年龄增长,不能踢球了,不能赛跑了。指导学生去竞争,使他的兴趣得以转移和继续,并且竞争的频次大大高于年轻时亲自上阵。

今年出版的《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2008年),是我的讲课实录。

这门课讲过两遍。一次在人大,一次在北大。我上课规矩大,正式选课的同学每次必须签到。我的博士生劝我,签到会影响同学的选课心理。我不以为然。或许签到体现了我的作风——苛刻,好在我律己之严超过待人。我的性格是少年时代,在对领袖和父亲的双重逆反中形成的。父亲是双重标准,对家人苛刻,对自身宽容。饱受压制中我暗下决心,今生绝不做这样的人。我其实也是双重标准,对己近乎自虐,与之相比,待人简直就是宽容了,虽然远远赶不上时下多数教师那样随和放任。这些年来我课上的一份份签名录,都珍藏在一个牛皮纸口袋中,是一份特殊的纪念。

人大87位同学选学那门课程。课的名称叫“怎么写论文”,是一个学分的课程,共上八周,每次两节课,共16课时。我好像是讲了四五周。另外的三四周用来点评每个同学报上的论文题目。我很胜任这种大课,享受大课中对同学选题的点评。也很受同学们欢迎,他们觉得特别受益,比听我讲课还过瘾。说实在话,我很怀念人大的课堂。名校之间,互见短长。一般来说,北大的学生要比人大的学生学习上更投入。但人大上我课的同学绝对投入。可惜不久我就离开了人大。我在人大共开过五门课: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研究,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怎么写论文。在北大也开过五门,不再讲“信任研究”,新开了“幸福导论”。在两校共计开过六门课。

“怎么写论文”是我在北大开的第四门课。本来没有这个想法。发现很多本科同学轻视论文,很晚才定下毕业论文的题目,系里一直没有这门课,才毛遂自荐,向系领导建议。答复是学校没有一个学分的课,至少2学分,须上32课时,16周。这是规定,没商量。关于写论文我没那么多说的,只好扩充相关内容。于是,一半讲论文写作,另一半谈治学之道,冠名曰“论文与治学”。我当时计划,两个年级一同上,我每两年上一次,保证每个同学听到这门课。不知道系里怎么想的,怎么运作的,最终四年级八人选课,三年级五人选课,共十三人。因时间充裕,不再是我一人点评,而是同学们参与讨论。讨论热闹、好玩、开发心智。三年级的同学徐晓锋可以指着我鼻子说:你说的不对。私下别的同学告诉我,社会学系老师中他最佩服我。也可能不佩服就不批判了,我算幸运。这样的批评家,对活跃本系空气多好啊,可惜他去了清华。

北大的授课过程虽也愉快。但“论文与治学”,原本就不是阳春白雪,是希望面对更多同学的课程。只来了这么少的同学,我很失望。好在录了音。整理录音成书出版,我有过两次。一次是《城市社会学》(城市出版社,2002年),另一次是《阅读生物学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两书整理的都是我第三轮授课的录音。我一向觉得,第三轮最好。前两轮欠成熟,到第四轮就不兴奋了。我也极少有哪门课讲过五轮以上。这次超前,第二轮授课就整理成文。

我相信这门课对同学们有帮助。其实眼下空缺“怎么写论文”这一课程的好像不仅是人大、北大两系。但是我不打算继续开了。索性终结这门课,放飞这本书。授课的好处是有对话,加快互动,激发思考。这次课上和同学的对话忘了录音,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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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挺好的,北大给我的报酬很多。这个社会上钱挣多挣少的人都很多,看你参照谁来说啦。我这个人不大消费,还真不知道,钱挣多了怎么办,不会花钱啊。我家也不是高消费家庭。我老打击我老婆,她要买健身的什么器材,我说要那玩意儿干吗,徒手我就能让你练一身汗。要我陪她逛街,大冬天的,我就站在商场门口。赶巧让一个老同学撞见了,问我:老郑,大冷天怎么站在这儿?我说等老婆呢,进去更难受。下回她就不叫我陪了。

说花钱吧,我就是买点书。还有一项爱好,唯一的,收集非洲木雕。这几年刚刚有点发烧,为木雕扔了一点钱,其他的就没有花钱的项目了。对了,我还游泳,办的年卡,但这个对一大学教授来说不算个事儿,我马上就要用完第四张卡了。

我一个月的收入……几千呢?我也不看账单,反正一年三万是有的,加上我是二级教授,津贴四万,一共七万。不是确切的数字,但我想着差不多应该有这么多吧,还有些稿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自个儿觉得七万很多了,真的很多了,相对于我们的工作量来说。我也花不完。我说的非常由衷的,学校给的钱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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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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