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见到查先生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如今，在有中国人的地方说起“金庸”或者“查良镛”，几乎无人不知，很多人谈起来甚至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每当此时，我仅仅以一种回忆的心情谈起查先生，并提到我曾在明报供职，而且还曾为查先生作检查报纸的工作时，周围的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
其实，对于当年在明报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说，查先生不过就是我们的老板，并非像后来的人将他奉为“神”一样的人物。在明报工作的人，不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阿伯，都称他做“查生”，就如香港人称呼“李生”“王生”“张生”一样普通而亲切。
当时，明报大厦在香港北角英皇道651号，入口大门只有一扇门，仅容一人出入，两个人同时出入的话，几乎是不可能。进门之后，大约只有五尺见方的地方供人等候电梯，与电梯相对的是一个四尺来高的柜台，柜台后面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位阿伯“驻守”。这就是当年明报的“接待大厅”了，其实这里相当于收发室，但这仅是个大厦入口，如果称之为，未免牵强了点儿。
旧明报大厦楼高九层，第十层是另外加盖出来的饭堂，但是整栋大厦只有两部电梯，一部在前文提到的接待大厅，是老式的日本电梯，最多只能装载六七个人，再多就要挤成沙丁鱼了；另一部在大厦后门，专门为运货而用，比前面的那部大多了，但是很脏，除非前面的电梯坏了，没有人会用运货电梯的。
而查先生每天都跟我们使用那部唯一的电梯，我们经常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见到查先生在入口处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认识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柜台后面的阿伯，笑眯眯的，偶尔也会闲聊几句。
电梯来了，大门从中闲打开，等电梯的人几乎是一拥而入（因为里面太小），查生也被“包裹”在里面，人不是太多的时候，查生会继续跟认识的人打招呼，聊闲天。
那部电梯从早到晚负担不轻，所以常常要停机医病，一到这电梯请假治病的时候，明报所有员工，不论老板老总，还是编辑小记都要“走后门”——由运货电梯上楼。
说起来很多明报人还会记得，那部老爷电梯十分的有性格，别看她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但到她该关门的时候，决不理会你在外面死命地按制，还是在里面按，该関便関，一点儿都不徇私。
但深知她性情者，便懂得如何“讨好”她一番，趁着门尚未関严时，用手遮挡她“下身”光亮处，如是，她马上善门大开。明报会开玩笑的同事说，这简直就是一部“荡妇”电梯。
不过，这部老爷电梯陪着明报走过近三十年的路程，陪着明报成长壮大，见证了明报所经过的风风雨雨。
1991年查生将明报卖出不久，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便寿终正寝，再到那里去望一眼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一幢簇新的大厦拔地而起，明报在英皇道上已然划了句号，从此搬到更东边的鰂鱼涌去了。
明报门口遇到查老板
1981年底，我刚到香港一年多，因缘际会认识了当年的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先生，并幸运地在明报副刊拥有了一个小专栏，从此，便跟明报结了缘，一写便写了十三年，这是后话了。
小专栏只有四百字，栏名叫作“白衣集”，总编辑开始说主要写跟医药有关的内容，我本人出身医学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写点医学常识对我并非难事。只是后来我跟老总（明报总编辑）要求：除医疗内容之外，可否涉猎其他。老总欣然答允，于是，我没有了限制，便“大刀阔斧”地每日爬格不止，虽四百字的专栏，我每一篇都认认真真地写，不敢马虎。
当年传真机还没有问世，所有稿件若不是靠邮寄，便要自己跑到报馆送稿。我白天在家教钢琴，晚上写稿，有时为了不错过截稿时间，便亲自搭车到北角明报大厦送稿。
大约是1983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送稿，刚好查先生在等电梯，我拿着装稿子的信封推门交给柜台后面的阿伯，查先生便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还夸奖了我一番：
“欧阳小姐，你写的不错啊，继续写啊。”
自从我写“白衣集”开始，我便用“石贝”作笔名，但查先生知道我本姓“欧阳”，便称我“欧阳小姐”，一直到我最后一次见他，他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查先生习惯每天晚上都回到报舘写社论。所以，那天晚上我到明报大厦去送稿正好见到了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查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和善，并很斯文的老人家，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便带着微笑。查先生的这个样子后来一直持续未变，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都是这一幅脸孔。有不喜欢他的人，背后也称他“笑面虎”。
嘱我不要放弃教钢琴
1985年春天，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先生有次闲谈中问我，有没有兴趣到明报做编辑，那时，我正在教钢琴，并同时为明报副刊写专栏，但报纸编辑一直是我向往的工作，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上班不久，查先生便在七楼的办公室召见我，并跟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教钢琴，不错的职业嘛，不要放弃啊，报馆的工作虽然也不错，但是远没有教钢琴收入好，我希望你不要放弃教钢琴，因为报馆方面不可能给你那么好的人工（薪酬）。”
查先生对我如此关心，当然也非偶然，因为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当时也是我的朋友，正是这位医生将我介绍给查先生认识的，故，查先生大概对我便有一种出于老友的朋友的关心吧。
不过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比较笨，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垂手即得的人际关系，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既然查先生如此这样关心我，那时，我就每天上午去明报上班，下午和晚上仍在家继续教琴。
1985年距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十二年，中英两囯从1982年开始谈判，在谈判期间，香港也有各种极端或激烈的主张，但由于谈判主角不是香港，港人即使有偏激或针对中国政府的主张，仍然有英国当“挡箭牌”。
不过香港毕竟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自从1984年9月中英两囯草签联合声明以后，香港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各界对草签的不同看法与意见。明报也不例外，在查先生的主持下，开辟了一版“自由论坛”，专门登载来自各报的不同政治观点。
这个论坛大约占半个版面，由一位姓麦的编辑主持，我的工作是帮他找他需要编辑版面的资料，大多是从明报的资料室取得资料。
因我只上半日班（上午），下午要回家教琴，但麦先生和大多数编辑都是下午上班，所以，每天麦先生下班之前都会留个条子给我，指示我要找什么资料。可能是我每次都认真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麦先生常常会在条子上表扬我一番。
“自由论坛”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查先生传我到他的七楼办公室，招呼过后查先生问我：
“你是不是跟麦先生的关系不好啊？”
我聼了一愣，哪有这回事啊？便答道：
“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嘛，麦先生还时常请我去饮茶呢。”
查先生好像有点不信，我马上请他等一等，飞快地跑回九楼编辑部，从我的抽屉里找出麦先生给我留下的所有条子，又跑回七楼，交给查先生看，里面有几张条子都写着邀请我饮茶的字。查先生看罢说道：
“对啊，你们关系还不错嘛，怎么他跟我说你跟他关系不好呢？”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人心难测，不过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开放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