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金庸》，“老板”是《明报》的老板，金庸是查良镛。查良镛是本名，金庸是笔名。这个人以笔而得大名，因此笔名的影响力更在本名之上。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顶峰的大师，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报人，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学人。
金庸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以写武侠小说得享大名，得成大器。宋朝的人说，有井水处，就有人唱柳永的词，用这样的话来表示柳词流传之广。我们今天大可以说，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有人看金庸的小说。这就比柳词的流传要广得多了，有世界性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今天的天涯海角，何处无中国人？何处没有中国人的声音？何处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流传？有些地方甚至有翻译成外国文字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外国人也在看金庸，也要看金庸。说金庸的读者数以亿计，当不为过。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他当初执笔写武侠小说时所想像不到的。他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武侠的时代，也为武侠小说开辟了一个世界。
武侠小说的流传初时是依靠报纸的连载，于是他就想到要依靠武侠小说来办报，为报纸打开销路，他这就创办了《明报》，以他自己新的武侠小说作号召，用每天的连载来吸引读者，武侠，加上别的种种手法，《明报》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站得住，站得稳，从一份小报，发展成为一份受到读者欢迎的大报。
金庸本来就是办报出身的。从在杭州《东南日报》充当英文电讯翻译开始，到上海《大公报》继续从事英文电讯翻译，最后转到了香港《大公报》，从英文电讯翻译转到国际新闻版编辑。一九五○年《大公报》的晚报《新晚报》创刊，他担当了副刊的编辑工作，在一场轰动港、澳的吴（公仪）、陈（克夫）擂台比武后，梁羽生以新派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展现了武侠小说的新面目，这以后，金庸就以《书剑恩仇录》续开新天，从此舒展了他几十年的谈经论剑的武侠小说生涯。他的武侠小说和《明报》不可分，武侠日益发扬，《明报》日日上涨。
金庸既是《大公报》出身的，自然记得新记《大公报》吴新昌、张季鸾、胡政之三杰的办报方针，以“文人办报”，作“书生论政”，是“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明报》创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正是整个大陆上反右、大跃进、逃亡潮、文化大革命一浪接着一浪涌来之时。西方舆论，流行反共，《明报》托庇于港英殖民统治之下，适应潮流，所论之“政”，自是反共之论，于当年抗日战争前夕《大公报》提倡抗日救国之论未必得当政者欢心得形势有所不同。《大公报》当年以敢言得读者叫好，《明报》后来的反共言论，自然也因为说出了读者心中要说的话而受到欣赏，但却没有当政可能横加干涉的威胁，享受到的是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就缺少了“文人办报”、“书生论政”的甘苦。
但《明报》却因适应时势，迎合潮流，大力反共而得到成功，成为在港、台、海外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文革以后，香港渐入回归日期，金庸以“基本法”草委、筹委身份，担当了重任，却以偏于保守，渐为群众不满，于是而发生了群众到《明报》门前示威，焚烧《明报》报纸的事。这应该算是他办《明报》的一次失败吧。
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金庸电视中挥泪陈词，甚得好评。“六四”是解放军以坦克、枪枝血腥镇压学生，其后金庸就任了浙江大学的文学院长，突发高论，说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学解放军，随时听军令号召，为国家效命。这和他在“六四”时挥泪的情况正好相反，“六四”时谴责解放军的他，这时却要人们去学解放军随时听令，保卫国家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是他的办报精神失神，办报思想的失败吧？
作为作家，他的武侠小说虽可能有小疵，但大处还是十分优秀，无愧于顶峰之作。这是他绝对的成功。
然而作为报人，办《明报》而支撑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众火焚《明报》，以至大放厥辞要新闻工作者学解放军，就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了。他的办报工作和思想，应该说是有成有败的。
金庸办《明报》，有成有败。金庸不办《明报》，没有成只有败。一九九一年，他在几经选择以后，把《明报》卖给了于品海。他认为于品海是可造之材，将在他手上接过《明报》，办得更好。还有一个说法，说于品海长得像他在美国英年自杀的大儿子，最适宜做他的传人。他甚至因此把《明报》以较低的代价出售给于品海，认为他一定能把报纸办得更好，发扬光大。可是，《明报》就在这高估、低价的情况下，转到于品海手上。谁知于品海志大才疏，先是办了和《明报》形式不同的一份报纸，出版了几个月就停刊。后来又投资办电视，也失败了，卖给了台湾的辜振甫家。最后是连《明报》也留不住，终于把它卖给了南洋富商张晓卿。
这是金庸在办《明报》上最后的失败。也可以说是他在不办《明报》上的失败。
金庸另有叫人敬佩之处，是他，不仅仅以做顶峰的作家、有成有败的报人为满足，他还以垂暮之年，学而不倦地要做一位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学人。
他著作等身，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享有世界声誉，但他并不满足，虽然得了剑桥大学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却还要去剑桥读真正的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历史学家。他的小说已经不少历史学识，但他却要在历史学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不仅仅享一个虚名。
他已经受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可能正是有人认为他在学问上还不够资格做院长，带博士生，终于辞职不干，宁愿到剑桥去做一名学生。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可以上下而求索，也可以不上下不求索，学问自有后来人，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
（二○○五年七月七日）
附记（罗孚）：
石贝的《我的老板金庸》，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查良镛和《明报》的事以及他的家事。我和他虽说是老朋友，但对于老友所知还是不多。这里想补充一点，是关于金庸的婚姻的。许多写金庸的书对这事都没有提到过，都被遗漏去了。一般写金庸的书都说他结过两次婚，一次是朱玫，一次是阿MAY.
其实是三次。朱玫之前，他还和一位名叫杜冶芬的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是杭州美女。
金庸从上海来香港时，两人是一道来的。她曾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那时候，金庸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因此有人就开玩笑地替这位杜姑娘起了一个外号，叫她“杜老志”。这和舞厅杜老志完全没有关系。
开放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