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我的老板金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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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金庸》,“老板”是《明报》的老板,金庸是查良镛。查良镛是本名,金庸是笔名。这个人以笔而得大名,因此笔名的影响力更在本名之上。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顶峰的大师,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报人,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学人。

金庸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以写武侠小说得享大名,得成大器。宋朝的人说,有井水处,就有人唱柳永的词,用这样的话来表示柳词流传之广。我们今天大可以说,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有人看金庸的小说。这就比柳词的流传要广得多了,有世界性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今天的天涯海角,何处无中国人?何处没有中国人的声音?何处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流传?有些地方甚至有翻译成外国文字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外国人也在看金庸,也要看金庸。说金庸的读者数以亿计,当不为过。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他当初执笔写武侠小说时所想像不到的。他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武侠的时代,也为武侠小说开辟了一个世界。

武侠小说的流传初时是依靠报纸的连载,于是他就想到要依靠武侠小说来办报,为报纸打开销路,他这就创办了《明报》,以他自己新的武侠小说作号召,用每天的连载来吸引读者,武侠,加上别的种种手法,《明报》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站得住,站得稳,从一份小报,发展成为一份受到读者欢迎的大报。

金庸本来就是办报出身的。从在杭州《东南日报》充当英文电讯翻译开始,到上海《大公报》继续从事英文电讯翻译,最后转到了香港《大公报》,从英文电讯翻译转到国际新闻版编辑。一九五○年《大公报》的晚报《新晚报》创刊,他担当了副刊的编辑工作,在一场轰动港、澳的吴(公仪)、陈(克夫)擂台比武后,梁羽生以新派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展现了武侠小说的新面目,这以后,金庸就以《书剑恩仇录》续开新天,从此舒展了他几十年的谈经论剑的武侠小说生涯。他的武侠小说和《明报》不可分,武侠日益发扬,《明报》日日上涨。

金庸既是《大公报》出身的,自然记得新记《大公报》吴新昌、张季鸾、胡政之三杰的办报方针,以“文人办报”,作“书生论政”,是“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明报》创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正是整个大陆上反右、大跃进、逃亡潮、文化大革命一浪接着一浪涌来之时。西方舆论,流行反共,《明报》托庇于港英殖民统治之下,适应潮流,所论之“政”,自是反共之论,于当年抗日战争前夕《大公报》提倡抗日救国之论未必得当政者欢心得形势有所不同。《大公报》当年以敢言得读者叫好,《明报》后来的反共言论,自然也因为说出了读者心中要说的话而受到欣赏,但却没有当政可能横加干涉的威胁,享受到的是较为宽松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就缺少了“文人办报”、“书生论政”的甘苦。

但《明报》却因适应时势,迎合潮流,大力反共而得到成功,成为在港、台、海外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文革以后,香港渐入回归日期,金庸以“基本法”草委、筹委身份,担当了重任,却以偏于保守,渐为群众不满,于是而发生了群众到《明报》门前示威,焚烧《明报》报纸的事。这应该算是他办《明报》的一次失败吧。

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金庸电视中挥泪陈词,甚得好评。“六四”是解放军以坦克、枪枝血腥镇压学生,其后金庸就任了浙江大学的文学院长,突发高论,说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学解放军,随时听军令号召,为国家效命。这和他在“六四”时挥泪的情况正好相反,“六四”时谴责解放军的他,这时却要人们去学解放军随时听令,保卫国家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是他的办报精神失神,办报思想的失败吧?

作为作家,他的武侠小说虽可能有小疵,但大处还是十分优秀,无愧于顶峰之作。这是他绝对的成功。

然而作为报人,办《明报》而支撑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众火焚《明报》,以至大放厥辞要新闻工作者学解放军,就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了。他的办报工作和思想,应该说是有成有败的。

金庸办《明报》,有成有败。金庸不办《明报》,没有成只有败。一九九一年,他在几经选择以后,把《明报》卖给了于品海。他认为于品海是可造之材,将在他手上接过《明报》,办得更好。还有一个说法,说于品海长得像他在美国英年自杀的大儿子,最适宜做他的传人。他甚至因此把《明报》以较低的代价出售给于品海,认为他一定能把报纸办得更好,发扬光大。可是,《明报》就在这高估、低价的情况下,转到于品海手上。谁知于品海志大才疏,先是办了和《明报》形式不同的一份报纸,出版了几个月就停刊。后来又投资办电视,也失败了,卖给了台湾的辜振甫家。最后是连《明报》也留不住,终于把它卖给了南洋富商张晓卿。

这是金庸在办《明报》上最后的失败。也可以说是他在不办《明报》上的失败。

金庸另有叫人敬佩之处,是他,不仅仅以做顶峰的作家、有成有败的报人为满足,他还以垂暮之年,学而不倦地要做一位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学人。

他著作等身,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享有世界声誉,但他并不满足,虽然得了剑桥大学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却还要去剑桥读真正的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历史学家。他的小说已经不少历史学识,但他却要在历史学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不仅仅享一个虚名。

他已经受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可能正是有人认为他在学问上还不够资格做院长,带博士生,终于辞职不干,宁愿到剑桥去做一名学生。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可以上下而求索,也可以不上下不求索,学问自有后来人,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

(二○○五年七月七日)

附记(罗孚):

石贝的《我的老板金庸》,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查良镛和《明报》的事以及他的家事。我和他虽说是老朋友,但对于老友所知还是不多。这里想补充一点,是关于金庸的婚姻的。许多写金庸的书对这事都没有提到过,都被遗漏去了。一般写金庸的书都说他结过两次婚,一次是朱玫,一次是阿MAY.

其实是三次。朱玫之前,他还和一位名叫杜冶芬的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是杭州美女。

金庸从上海来香港时,两人是一道来的。她曾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那时候,金庸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因此有人就开玩笑地替这位杜姑娘起了一个外号,叫她“杜老志”。这和舞厅杜老志完全没有关系。

开放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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