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感谢石门坎研究教育公益基金会,感谢浩武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再次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讲的不是研究成果,只是一个分享,分享一点感受,题目叫做“移民与传教”。

在过去的几年中,移民的话题被不断地掷到我的面前。且不说,铺天盖地的移民广告、移民讲座,以及朋友们纷纷出走,因为这些并不直接与我有关系。直到今年春节前,我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常常和一些华人朋友在一起。我看他们过得很好,空气也好,工作也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很赞叹他们的好生活。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就留下来吧!回去干嘛?你看你微博给禁言了,微信公众号也给封了,书也出不了,出来的也下架了,你还回去干嘛?就留下来吧!我说:谢谢啦,我想想,我想想。

回来后,又有朋友给我发私信,他说:您相不相信中国未来三年会有大洪水?我说我没想过这个。他说:假如有一场大洪水的话,您是逃荒,还是抗洪?我说:我也没想过。他又说:您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洪水的话,您是不是认为中国还有希望?您要留下来参加新时代中国梦建设?我说:这个我更没想过。

也有朋友在文章中这样告诫到:稍微有点尊严的人都会离开中国,这里是一个适合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大显身手的实验场,因为在这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在这样的地方,取得胜利是不难的,用不着什么高新技术,你只要比别人更加没底线就好了。就是说,留在这样的地方,不仅没有胜算,要想为自己保留一点点尊严都很难,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守不住。对此,我也深有感受。起码,拒绝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并要承担相应的代价。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一走了之?答案只能是:移民。

最近,在思索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石门坎连在一起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牧师。如果是柏格理牧师,他会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之前,他恐怕还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何要放弃优裕的工作,离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英国,来到远在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国?而且落脚于中国最偏僻最蛮荒的地方?答案当然是:传教。

移民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柏格理牧师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生命与财产的不安全。他在传教路上差点在江上落水溺死,在传教中差点被蛮民打死,最终,还是把性命留在了中国。移民,作为逃离中国的手段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风 险。这样,移民与传教,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柏格理对在中国将要遇到的风险与困苦丝毫没有预知吗?我想不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当他去传教的时候,他一定会知道这句话,就是“去吧,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Go! I am sending you out like lambs among wolves.)传教,就是作为羊的牧师,勇敢地走到狼群里面去。柏格理与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结局,也的确证明如此。

为何柏格理要选择最偏僻最蛮荒的石门坎?如果柏格理熟悉基督教进入不列颠的历史的话,他应该甚至明白,前基督教时代的英国就是当时欧洲的石门坎。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传到英国去的。此前,罗马的主教格里高利,在罗马的市场上碰到了几个操异地口音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这几个人请求格里高利派传教士去英国传教。格里高利派的第一个传教士团,过了几年又被教皇召回来了;直到格里高利自己成了教皇,然后派了很多的传教士团去英国,英国才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大家想一想,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英国,作为一个未开化的地区,它生活条件是什么?它就是欧洲的石门坎。所以假如柏格理熟悉英国的传教史,他对石门坎的情况一点都不会惊讶,更何况还有《圣经》的教导在前面。

有了基督教进入英国,才有后来繁荣而强大的英国。所以,柏格理深知,福音与传播福音有多重要,为此,他和传教士们不惜拥抱风险。相比较之下,移民则是为了规避风险。然而,移民就是一个纯粹的世俗现象吗?即便当下办移民的人大多数没有信仰的背景。

前苏联有个政治笑话,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一个苏联人移民美国,在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发现他带着一幅装裱好的斯大林肖像画,就问他:你既然移民,干嘛还带着这个人的画像?你们猜这个苏联人是怎么回答的?苏联人说,看到这个人我就不想回家了。因为移民最大的苦恼,就是想家。如何克服自己的思乡病?看看这个人的画像就不想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象征着一个秩序,象征着一个人们渴望逃离的秩序。

所以,我给:“移民”下的定义是:对秩序的重新选择。什么叫移民?你从一个秩序下迁徙到另外一个秩序下,这样一种主动的选择叫做移民。关于秩序,每个国家的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观念之上的。秩序的差异,导致移民的可能性出现。

终极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秩序:法老秩序和神明秩序。这几千年看下来,人类的秩序只有两大类型: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明秩序与以法老为中心的法老秩序。其他的秩序与政体不过是这两者不同比例的混合。只是上帝的名字并不经常被提到,而法老在各地又有不同的称呼,如恺撒、皇帝、沙皇、元首、主席、总统等等。法老代表一切不信造物主秩序的元首,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等。

一切法老体制的共同特点是不相信造物主,不仅不相信造物主,而且还迫害信造物主的人。不仅如此,一切法老的政权都是自由的敌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以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但是,一切法老的统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剥夺甚至侵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所以,“自由”这个尺度是区分上帝秩序与法老秩序的一个重要准绳。

一切法老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安全,而且越来越不安全,总是要靠维稳才能存续。这样的国家恐惧自由的个人,总要设法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 有意思的是,移民从来都是单向的移动,即放弃法老秩序选择神明秩序。很少有人把法老秩序当作移民目的地。为何当国人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或是为下一代选择更广阔更安全的时候,首选美国或与美国性质类似的国家为目的地?因为美国能保平安。为什么美国能保平安呢?因为自由女神左手抱的《独立宣言》,因为美国宪法是按照《圣经》制定的,美国的秩序是神明的秩序。在神明秩序之下,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得到保障,即使不信神的人也知道那里有平安。移民就是从以法老为国王的王国迁徙到以上帝为国王的王国。所以,移民是选择神明秩序,逃离法老秩序。

前面说过,传教是一个“圣经现象”;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移民也是一个“圣经现象”,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大家就会从法老秩序之下,走到神明秩序之下。

我们再把“移民和传教”再往前面推一点,我们发现《旧约》是在讲移民故事,亚伯拉罕,上帝让他移民,带着一群人走向两河的另一端,走向应许之地,到新月地带的另一头去建立一个神明秩序;约瑟,定居埃及,他是被迫的,是被卖到一个地方为奴,这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却带来了下一次移民。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法老之地,移居到迦南美地。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故事。当然,后面还有反向移民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数次被掳,这是一个强制的移民。可见,从法老秩序移向神明秩序,是自愿的行动;而只有通过掳掠绑架,才能迫使人们非自愿地前往法老秩序!

如果说《旧约》是在讲移民的故事,《新约》则是在讲一个传教的故事。我们今天说的传教士,今天说的传教,建立教会,都是基于《新约》,而不是《旧约》。所以一部《圣经》讲两件事情,就是移民与传教。

保罗是耶稣的使徒当中最得力的传教者,他顺着地中海的沿岸,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考察每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决定在哪儿选址建立教会。中国人总是把传教士的任务理解为传教,其实不是,传教士的任务是建立教会,教会本身是一个传教的更大的工具,石门坎教会就是柏格理建立的。

在英文里面,传教士叫做“missionary”,意思是“带着神的使命的人”。就是说,传教士是一个使徒,他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所以,我把传教士叫做“衔命者”,衔着上帝使命的人。传教士是被派来完成使命的人。为什么要传教?依据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I am sending you.)主派我来传达主的福音,所以我现在也要派你们去各地传达福音。耶稣的使命就是传教,他要求他的门徒参与这一使命。

刚才很多朋友都说,所以传教士的任务,是传播神的福音;但是我要讲的是,把这个福音更具体化一点,就是扩展神明的秩序:前往法老的秩序,扩展神明的秩序。就是如登山宝训所说的,“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

如果我们认为柏格理做得对,那我们就相信有一个神明秩序的存在,而且相信造物主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都赋予了一个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衔命者,像作为传教士的柏格理那样衔着被赋予的使命,用自己的全力去完成。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不存在是移民还是传教的选择。

如果上帝放弃了中国,柏格理来中国就是错的。如果上帝没有放弃中国,中国人也不应该放弃中国!所以我的结论是,每个人不论是选择移民还是传教,都要去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都要去扩展神明的秩序,压缩法老的秩序。一个人生活在哪种秩序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衔着使命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在移民与传教上的选择,而是在是否完成自己使命上的选择。哪里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就选择哪里!

谢谢大家!

(本文为2018年6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柏格理精神研讨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发言)

阿甘新观察 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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