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春季，中共当局大力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接着又宣佈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帮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开始被当局称之为“整风运动”，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鼓动、怂恿全国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
我所就读的中学的“整风运动”，也在以李X琢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和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师职工们怀着幫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愿望，向学校领导、向党支部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的还以漫画的形式对中共当局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党领导一切”……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中学生作为旁观者，每天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教职工们贴满走廊过道的大字报和漫画。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导演的一场以打击各民主党派、中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为目的的阴谋。都还以为是中共当局为了吸取去年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动征求民主党派、中高级知识份子、大学生和全国民众的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化解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中高级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以防止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大陆发生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到这年6月份政治风云突变，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一夜之间突然由极力鼓励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幫党整风，变为号召全党全民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号角声。一场以幫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为名的“整风运动”，转瞬之间变成了席捲全国、后患无穷的“反右运动”。
从一九五七年年中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数十年后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份子，成为没有戴“帽子”的“内控右派”(划“内控右派”都是内部秘密进行的，不仅普通民众不知道，就连“内控右派”们大都连自己也不知道)，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高、中级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和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獄、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養、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剝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和机会。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
四百六十余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监獄、劳改劳教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剝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紧跟全国的形势转，进入“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阶段。学校那些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对国家、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真诚地向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党支部领导提出改进意见的、有真才实学，且人品高尚的优秀教师，纷纷遭到那些不学无术、品格卑劣的教职工们的批判斗爭。
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们中学计有语文教师何X蓀、王X琪、郭X；化学教师袁X儒；历史教师王X青……等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都是我市著名的、品学兼优的中学教师。其中何X蓀老师是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师，他“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是一位瘦高个、蓄短平头、长像英俊、才华横溢的优秀语文教师。他上课时十分注重仪表，西装革履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神彩飞扬、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讲台下同学们一个个听得聚精汇神、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他课堂上讲的许多不太长的古文和诗词，一些记性好的同学到下课时就都能背诵出来。他因在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些改进教学工作、遵重教师意见等方面的意见，和“解放”前曾在某某地区专员公署担任过秘书，并在专员缺任期间，短暂代理过一下专员(这些历史问题“解放”后何老师早已向当局交待清楚)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当局送往某市一劳教、劳改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他的妻子在形势和单位的压力之下，也被迫与他划清界线，携女儿与他离婚，何老师被搞得真是妻离子散啊！
袁X儒老师早年大学毕业后，即在我市从事中学化学教学工作，是我市最著名的高中化学老师之一，袁老师当年五十来岁，常年着一身兰毛哔叽中山装，不仅课讲得好、实验做得好，而且讲课之中时常穿插一些国内外著名化学家的逸闻趣事，使他讲的化学课格外引人入胜，令学生们印象深刻。我后来进入高校选择化学专业，与袁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袁老师也因在运动中，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之下，向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提了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概因为年纪较大，生活经验较丰富；或许是对中共当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所以拒绝了当局要他去劳教场劳教三年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后，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恢复教师工作这一政策的诱惑，毅然选择了“开除公职回乡务农”的处分，回老家务农去了。后来听说他回乡后，实际上并未去务农，而是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当地乡镇办了一家生产肥皂的小型化工厂，在当地还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肥皂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凭每月所发肥皂票购买，乡下的农民是没有肥皂供应的。袁老师幫家乡农村办的肥皂厂，解决了农民急需的肥皂供应问题，很受家乡农民的欢迎，袁老师因此而没有落得何老师妻离子散的下场[註：1]，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王X青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也是我市中学界最著名的历史教师，他常年一身青呢中山装，冬季外面再套一件黑呢大衣，头载一顶藏青色解放帽，对古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讲课时不仅引经据典，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历史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后，未听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不知是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去了，还是作了其他什么处份？
王X琪老师也是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也是长沙著名的语文教师之一。王老师生性刚烈，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后，也是被送到某市的劳教劳改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因不堪在劳教劳改采石场所受的凌辱，不久便在那里寻机卧轨自杀身亡了。他大概是我们中学所划右派中下场最惨烈的一个。
郭X老师也是另一年级的高中语文教师，他是一位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也因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改进工作作风和教学工作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慨因为检讨深刻、有悔改表现，而被当局从轻发落，虽然也是劳动教养，但不送劳教场执行，而是留校交革命师生监督改造。被取消教师资格，降职降薪留校从事杂务工作。我们中学其他还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教职工因没有过什么交往，对他们的处理和下场知之甚少，估计都会和前面所列举的几位差不了多少。
在这场运动中，学校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教师以及家庭出身好的职工，为表现自己的进步和阶级立场坚定，纷纷发言与右派们划清界线，更有甚者则对右派们落井下石，进行莫须有的检举揭发。在那种高压势态之下，右派们有口难辩。
运动结朿后，当局论功行赏，反右积极份子们提职的提职，入党的入党。由于“反右运动”通常不让中学生们介入，所以其中许多详情、内幕学生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直到后来通过参加过那场运动的教师职工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和运动之后哪些人入了党、哪些人提了职，才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位负责打上下课铃的勤杂工因反右时表现积极入了党；我班那位教学水平不怎么样的生物老师肖某人，因反右时表现积极被提升为副校长；教我们政治课的不学无术的戈X老师，因反右积极被提为政治教研组组长。这位戈老师之所以至今仍印象深刻，实在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在课堂上闹了不少笑话，以及生活上出了不少洋像的缘故。
戈X听口音应当是河南人，原系南下干部，在我市某单位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后来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知是男女作风问题(这是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们犯得最多的错误)；还是贪污腐败问题而被贬到我们中学当老师，不学无术的戈X别无所长，靠的就是一張嘴，所以学校只好安排他教政治。他的不学无术到了什么程度，从他在课堂上闹的一个笑话便可以看出来。反右之后，有次上政治课，他讲到：“右派们犯了政治错误，党和政府把他们送去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改造思想，就是挽救他们，就像一个人生了病需要吃药打针一样。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咳嗽，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六六六就好了”。我对这位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反右积极份子戈老师素无好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让他大出洋像的机会，我立即在坐位上叫道：“六六六是农药！你要打了一针六六六，早就被毒死了！医生给你打的是六0六(抗生素广泛应用之前常用的一种消炎抑菌的药物)不是六六六”。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戈老师在台上，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连忙说：“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很为自己终于找到机会为右派份子们对这位反右积极份子出了一口小小的恶气感到兴奋。我还时常在课余时，用河南话模仿戈老师的这段“经典”话语，和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章伯钧、罗隆基大坏蛋！何X蓀、王X青小坏蛋！”引起同学们的哄笑，以发洩我和许多同学对戈老师的不满和嘲讽。
在1957年寒假学校组织教师、同学下乡，向农民宣传“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学们为此准备了许多文艺节目：唱歌、舞蹈、快板和地方戏等对农民们进行宣传演出，戈X老师和我们班的同学分在一起食宿。我们那次下乡的地方是我市南郊自然乡的一个村。这一年的冬季虽没有像1954年冬季那样的大冰冻，但却十分阴冷，很少见到太阳。有一天早上起床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戈X老师早上起来大便时，不慎掉到粪池里面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同学们都幸灾乐禍地笑成一团。原来戈老师很少到过湖南的农村，不适应湖南农村的厕所，所以才造成戈老师在大便时，一失足人仰马翻，卜咚一声掉到大糞池里。北方农村的厕所每个蹲位下的一个斜坡形的小槽里面都是干的，当茅坑里面拉了一层糞便之后便会有人在上面盖上一层泥土，然后又让人拉上一层糞便，再盖上一层泥土，依此循环下去，直到茅坑快被粪土填满时，便会有掏糞的农民或掏粪工前来把茅坑里的粪土取走，堆到一起发酵，然后在耕地之前，用牛车、马车或人力推车拉到地里作为肥料均匀撒开，被犁翻入地下，北方的这种茅房，在里面方便是没有任何风險的。而而湖南的农村却不同，茅房是在粪池之上，粪池的一头是与猪栏屋内的猪栏连在一起的，这样便于猪尿粪排入糞池，在猪栏旁边的糞池上放上两块相距约20厘米的木板就成了厕所。人方便时，脚就踩在这两块活动的木板上，再蹲下去方便，这两块木板之所以不被固定，是为了便于农民担粪时，用粪瓢从糞池中往糞桶里舀粪，农民挑糞时就可以轻易把这两块木板移开，这样舀糞就方便多了。熟知湖南农村厕所结构的人都知道：要十分小心地将两只脚站在那两块活动木板上，站稳之后再慢慢蹲下去方便，方便完之后从木板上下来，也要十分小心才不致摔倒到粪池里面去。戈老师可能是清早起来一时便急，匆忙之中一脚踏翻了活动木板，整个人一下失去重心，便卜嗵一声掉进了大糞池，等到人们闻声赶来施救时，只見戈老师一头一臉的粪水，站在齐胸深的粪水中冻得全身发抖。只有他那顶浅灰色的解放帽还飘浮在粪水上面。赶来施救的农民和学生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心中的笑，农民们把木棍、竹杆伸给戈老师想让戈老师抓住把他拉上来，但因池壁太陡，和戈老师已被凍得没有力气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戈老师拉上来。最后还是几位年富力强的农民顾不得戈老师手上、衣服上沾的大粪，硬是抓的抓手；抓的抓衣服硬把戈老师从粪池中拉了上来。此时学校的领导和生产队、大队的负责人都来了，连忙把戈老师领到一间空房里，让人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为戈老师驱寒，然后让他把全身被粪水浸透了的棉衣棉裤、内衣内裤全脱光。又找人烧了几大锅热水，用水瓢从水桶舀起热水往戈老师身上冲洗，从头一直冲到腳，冲了好几遍。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洗澡房，用肥皂将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又从农民家里借来内衣内裤和棉衣棉裤给戈老师穿上，一共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等戈老师一身打理穿戴好，学校领导可能担心戈老师闹出的这个洋相有失师道遵严，就连忙把戈老师打发回学校休息去了。
两天之后我们也要回学校了，那天上午天气仍然阴泠，当地的生产队、大队组织农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回学校，还专们舞起了一条龙，由一位年过七十的舞龙老手指挥，这条龙还专门摆成成“热烈欢送老师同学回校”几个字(当然是每次摆成一个字)，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农不愧为舞龙高手，在他的指导之下，这条长达三十多节的巨龙，居然依次摆玩出了这几个字，迎得同学老师们的一片拍手欢呼，那位舞龙老手臉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连忙拱手向师生们致意。临行之前学校领导发言向生产队、大队领导和农民们致谢，然后大队领导发言表示招待不周，请师生们原谅。还特意为戈老师掉进粪池一事表示歉意，又引发同学们的一片笑声。这次下乡倒是让戈X老师名符其实地“臭名昭著”了一番。
这年的“反右运动”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事后看起来都像是事先设定好的一场大骗局，当局先通过各种方式鼓动、诱使、甚至迫使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幫党整风，向党、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结果反过来把怀着善良愿望为改进党、政府和单位的工作和作风而向党、政府和单位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的民众(其中主要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当作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而进行批斗、打击、关押、处以“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回原籍，甚至判刑坐牢，搞得右派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老师几乎都是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而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却都成了党、政府和领导大力称赞表扬的反右积极份子，纷纷得到提拔重用。这一切都有违我的常识和良知，我心里时常思考：一个拥有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如此光荣、正确的党和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何把那些品学兼优，当时国家建设又十分需要，并且又十分稀缺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弃之不用，而重用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当局“解放”后通过它们的宣传、歪曲、误导(报刑、广播、文艺作品、课堂、电影……)在我心目中建立起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信念已开始发生动摇。这段时间我经常处于猶豫、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我究竟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常识、良知；还是应当相信当局的宣传、灌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当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因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常识是人类数千年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是被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所反覆验证了的；而良知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人与人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也是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所反覆验证了的。所以我确认：凡是违反常识、违背良知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此时我已开始从以前对领袖、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之中逐渐开始觉醒，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了。
[註：1]后来何老师的下场，证明了袁老师的选择是正确的。何老师三年劳教期满后，何老师并没有象中共当局当年许诺的那样“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更没有让他“回到教师队伍里来”，而是让他在劳教场留场就业；或是回原籍自谋生路，两者之间任选其一。妻离子散、万念俱灭的何老师，不愿再留在劳教场蒙受屈辱，尽管留场就业每月有二三十元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原籍自谋生路。回到了省城，因为何老师除了教书、写文章之外别无所长，只能靠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一开始他还能干些在貯木场背木头，在码头上背麻包之类的重活，生活尚可勉强维持，到后来体力不行了，就只能到上坡的地方帮拉板车的人推推上坡、偶尔碰到机会在建筑工地上打一两天零工，到此时他维持生活已很团难了。
2016年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我听到一位我市晚报的总编讲述“文革”后期，他在路上偶遇何老师的情景：那天下午他正在马路上走，突然一个衣衫褴褛、形象猥琐、满臉胡鬚两只手互相操在袖子里的高瘦老头走到他面前小声对他说：你是高XX班的XXX吗？我是你的语文老师何X遜。这位总编仔细端详之后，确认他面前这位衣衫褴褛、形象猥琐的高瘦老头，就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何X遜，这位总编说：他当时简直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老头，竟是当年他无比崇敬的那位西装革履、英俊潇洒、文采飞扬的何老师。高瘦老头对他说：能不能给点钱？我已经好久没吃过一顿跑飯了。这位总编对他说：你跟我来吧！他把何老师带到他们报社的食堂买了一大盆饭和好几样菜，不一会儿便被何老师一扫而光，临走这位总编又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块钱全部拿给了何老师，离开时何老师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参加聚会的校友们听到这里，有许多人都忍不住潸然泪下。1978年后听说何老师已经平了反，恢复教职后不久便退了休，2004年我回校参加校庆时听说何老师已经去世了。
2019年元月13日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民主中国首发】1/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