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意识是对人的生存领悟能力的检验,它会毫无顾忌地坦诚人的被抛状态。生的过程虽是抗拒死亡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选择的可能。人在可能性中,但这种可能性只局限于人本身。这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死亡是无可替代的,无依、虚无乃生之本质。只有基于存在者的状态来看待人,才不至过于迷恋俗世的假相。

人类历史上有一批最杰出的大脑,比如康德、柏拉图、伏尔泰、诺贝尔、休谟、洛克、萨特、莱布尼茨、帕斯卡、笛卡尔、金岳霖……,这是一个难以列尽的名单,他们一生躲避情绪来思考世界。为了躲避情绪,也躲避了女性,认为二者相互纵容,阻挠理性。其实在我看来,情绪正是造物主对人的恩赐,情绪不仅是人基本的生存状态,还能制造人类延续不可缺少的伟大冲动,否则,人类则在呆若木鸡的境界中终止。我想,酒的发明,也是为了证明情绪的潜在不朽。

鲁迅当年看到中国人饶有兴趣地围观同胞被杀的镜头,认为对于脑残的医治比身体更重要。这是鲁迅的局限;他用皇皇巨著不仅未能将其治愈,并且,这样的历史还在一直延续。这是鲁迅的失败。好为人师、为人治脑是需要警惕的,人无法为他人设计灵魂,思想也很难为他人所改造。知识分子还是收敛些启蒙的野心,多一些自我吞噬,对大众应该选择沉默的劝告,对于历史要有叙事的耐心。

不要以先知的姿态责备这场网络嘉年华,这不过是一个独特的表达出口而已。众所周知,在一个某种价值稀缺的空间,桑树所吸纳的唾弃自然有它的根源。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中写道,让那位少女出去替我们看看也是好的。其实,在这个即将深入的冬天,让欢乐飞一会儿也是好的。

不要单纯以为比喻就是逻辑分析能力的弱化,常人没有耐心去听完整的论证,恰当的比喻可以醍醐灌顶,省略许多论证的环节。比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句话包含了多大的能量?可见,文学的传播能力的确胜过其它,怪不得伟大的作家说,某种快感远不是文学的对手。

齐奥朗搜遍自己的伤口,要用一本书来创造一种危险,他的目的是要唤醒某个人,用鞭子抽疼他。我始终怀疑一本书的力量,如果它果真能起到唤醒的作用,那也是阅读者一直有着自我疼痛的渴望,而对于那些衰退的灵魂,这种鞭子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奥古斯丁才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

荣格在自传中对于生命和文明还是乐观的,他认为,生命和文明的生长与衰败是永无休止的,我们的人生却短暂即逝,这不免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人却从来没有逝去那于永恒流动中生存着的、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意识。从中可以找到人的价值感,否则,生命便是一场绝对的虚无。但是,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所有的价值都是一些隐喻,桂冠只能治愈溃烂的傲慢。

诅咒是另一种信仰,与寻找精神救赎比起来,他不承认自身的精神困境,只希望在自义中把罪消除。他的潜台词是,通过诅咒的力量完成对诅咒对象的审判,然后重补自身的灵魂残疾,并使之得以拯救。实际上,这不能一厢情愿地逃脱自己,诅咒者反而会低估智力与期望的关联。也就是说,与其在诅咒中自我耗竭,不如在历史想象中洞开新的应急通道。

人不能创造存在,祷告是对存在的逃避。想象中对于存在的逃离是对此岸的否定,这种被动而直接的体验隐含着此在的苦难,况且,苦难是人类仅有的铭记。如果苦难能够增加生存的分量,悲伤则是对虚无的拒绝。但在人世的尽头,除了虚无,便是沉默的永恒的虚无。

美感有着对自由的诱惑,自由常常因此陷入奴役状态,导致自由能力的踌躇。美是对此岸的化妆,它转移世界的本质,让你销蚀拷问此在的兴趣。如果有一种秩序设计以美的姿态呈现,它不只是文艺,还是在逢迎人性的缺陷。

个体的愚昧因反人道,必杀己身,但群体的愚昧是一种力量,它有摧毁文明的装置。一旦愚昧开始成群结队,它反文明的行为就会理直气壮,群体心理放大个人的作用幻觉。如果愚昧被精心利用,它不但誓死抵制理性,还会与文明为敌,直到与文明同归于尽。

“清新派”中常常有人使用“越来越……”的句式进行事实判断,貌似认知深刻和见解独到,也因此俘获大量的追捧。如果稍加辨析,即可发现其中的逻辑陷阱,它的前提是曾经有一个预期的起点和阶段,并暗示与现实有明显的不同。其实,有些变化只是事物的表象和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还有本质的不同?

在现象世界,人受感觉的奴役,文学和艺术助纣为虐,由此逃离纯粹的客观存在。但是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它们不能涉及到本质性的写作和表达,以免成为哲学。或许,人永远不可能见到真实的“理念世界”,世界本身也是与人的意识合作的产物。本雅明认为,我们脸上的皱褶登记着激情、罪恶和真知灼见的一次次造访,然而,我们这些主人却不在家。

新年是个人造的节点,无非为过往的懒惰找个自我原谅的借口,同时再重新发些努力的愿心,似乎过了这个日子就能蓬勃起来。不过,有时候这种励志也有些许自我安慰和反省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即便一年又一年,天还是那样的天,地还是那样的地,生命却被时间一点点剥蚀。

具体的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多少代人夸张了人生的必需品,反而埋葬了生命的鲜活,每一次努力的结果,便是为自己增加新的奴役。尼采早就已经质问,人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于人类和地球来说意志是缺失的;每一场伟大的人类命运过后,总还有一阵更宏大的如副歌般响起的“徒劳”。

仅有精神的自由是不够的。如果精神的自由不能走向思想之路,精神可能始终处于漂浮之中。当精神自由走上思想之路时,才能够出现对真理追求的意志和勇气,思想本身会规范精神的所向并把握其实质。同时,思想之路包含着正确的方法和训练,方法本身不是阻挡精神的自由,而是让其保持正确的靠近世界本质的姿势。这就出现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先哲明显分野的源头。

思想越是深远,获得社会认同的机会越小。这是因为深刻超前的见解会超出同代人的理解能力,以及他们所习惯依靠的陈旧的知识体系。深刻的思想依赖的不是社会激励的动力和报酬,甚至相反。趋媚社会不但能受到社会认同,还能受到世俗奖赏,但是它的代价是抛却独立思考,然后养成一种虚假浅薄的生存习惯。

昨天,一江湖人说,省内美术圈有四大码头,他自己是一个,还有另外三个机构,如果谁想画画出名、卖钱,不来拜码头是不行的。对此只是客观记录,不做多余评论,听者自明。只想到王小波的话:听说有一个文学圈,但我从来不知道它在哪里。

极权主义美学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权力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方式,它热衷的整齐划一是保证其绝对权威恣肆浩荡,与审美无关。审美具有对审美对象的尊重和敬畏,美本身还是独特性的呈现,极权主义美学由于对美的恐惧而对个性进行消除。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所有人的身高要用这张床来裁量,不合适者必须对身体砍削或伸拉。

独立作家 201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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