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意识是对人的生存领悟能力的检验，它会毫无顾忌地坦诚人的被抛状态。生的过程虽是抗拒死亡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选择的可能。人在可能性中，但这种可能性只局限于人本身。这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死亡是无可替代的，无依、虚无乃生之本质。只有基于存在者的状态来看待人，才不至过于迷恋俗世的假相。
人类历史上有一批最杰出的大脑，比如康德、柏拉图、伏尔泰、诺贝尔、休谟、洛克、萨特、莱布尼茨、帕斯卡、笛卡尔、金岳霖……，这是一个难以列尽的名单，他们一生躲避情绪来思考世界。为了躲避情绪，也躲避了女性，认为二者相互纵容，阻挠理性。其实在我看来，情绪正是造物主对人的恩赐，情绪不仅是人基本的生存状态，还能制造人类延续不可缺少的伟大冲动，否则，人类则在呆若木鸡的境界中终止。我想，酒的发明，也是为了证明情绪的潜在不朽。
鲁迅当年看到中国人饶有兴趣地围观同胞被杀的镜头，认为对于脑残的医治比身体更重要。这是鲁迅的局限；他用皇皇巨著不仅未能将其治愈，并且，这样的历史还在一直延续。这是鲁迅的失败。好为人师、为人治脑是需要警惕的，人无法为他人设计灵魂，思想也很难为他人所改造。知识分子还是收敛些启蒙的野心，多一些自我吞噬，对大众应该选择沉默的劝告，对于历史要有叙事的耐心。
不要以先知的姿态责备这场网络嘉年华，这不过是一个独特的表达出口而已。众所周知，在一个某种价值稀缺的空间，桑树所吸纳的唾弃自然有它的根源。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中写道，让那位少女出去替我们看看也是好的。其实，在这个即将深入的冬天，让欢乐飞一会儿也是好的。
不要单纯以为比喻就是逻辑分析能力的弱化，常人没有耐心去听完整的论证，恰当的比喻可以醍醐灌顶，省略许多论证的环节。比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句话包含了多大的能量？可见，文学的传播能力的确胜过其它，怪不得伟大的作家说，某种快感远不是文学的对手。
齐奥朗搜遍自己的伤口，要用一本书来创造一种危险，他的目的是要唤醒某个人，用鞭子抽疼他。我始终怀疑一本书的力量，如果它果真能起到唤醒的作用，那也是阅读者一直有着自我疼痛的渴望，而对于那些衰退的灵魂，这种鞭子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奥古斯丁才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
荣格在自传中对于生命和文明还是乐观的，他认为，生命和文明的生长与衰败是永无休止的，我们的人生却短暂即逝，这不免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人却从来没有逝去那于永恒流动中生存着的、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意识。从中可以找到人的价值感，否则，生命便是一场绝对的虚无。但是，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所有的价值都是一些隐喻，桂冠只能治愈溃烂的傲慢。
诅咒是另一种信仰，与寻找精神救赎比起来，他不承认自身的精神困境，只希望在自义中把罪消除。他的潜台词是，通过诅咒的力量完成对诅咒对象的审判，然后重补自身的灵魂残疾，并使之得以拯救。实际上，这不能一厢情愿地逃脱自己，诅咒者反而会低估智力与期望的关联。也就是说，与其在诅咒中自我耗竭，不如在历史想象中洞开新的应急通道。
人不能创造存在，祷告是对存在的逃避。想象中对于存在的逃离是对此岸的否定，这种被动而直接的体验隐含着此在的苦难，况且，苦难是人类仅有的铭记。如果苦难能够增加生存的分量，悲伤则是对虚无的拒绝。但在人世的尽头，除了虚无，便是沉默的永恒的虚无。
美感有着对自由的诱惑，自由常常因此陷入奴役状态，导致自由能力的踌躇。美是对此岸的化妆，它转移世界的本质，让你销蚀拷问此在的兴趣。如果有一种秩序设计以美的姿态呈现，它不只是文艺，还是在逢迎人性的缺陷。
个体的愚昧因反人道，必杀己身，但群体的愚昧是一种力量，它有摧毁文明的装置。一旦愚昧开始成群结队，它反文明的行为就会理直气壮，群体心理放大个人的作用幻觉。如果愚昧被精心利用，它不但誓死抵制理性，还会与文明为敌，直到与文明同归于尽。
“清新派”中常常有人使用“越来越……”的句式进行事实判断，貌似认知深刻和见解独到，也因此俘获大量的追捧。如果稍加辨析，即可发现其中的逻辑陷阱，它的前提是曾经有一个预期的起点和阶段，并暗示与现实有明显的不同。其实，有些变化只是事物的表象和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还有本质的不同？
在现象世界，人受感觉的奴役，文学和艺术助纣为虐，由此逃离纯粹的客观存在。但是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它们不能涉及到本质性的写作和表达，以免成为哲学。或许，人永远不可能见到真实的“理念世界”，世界本身也是与人的意识合作的产物。本雅明认为，我们脸上的皱褶登记着激情、罪恶和真知灼见的一次次造访，然而，我们这些主人却不在家。
新年是个人造的节点，无非为过往的懒惰找个自我原谅的借口，同时再重新发些努力的愿心，似乎过了这个日子就能蓬勃起来。不过，有时候这种励志也有些许自我安慰和反省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即便一年又一年，天还是那样的天，地还是那样的地，生命却被时间一点点剥蚀。
具体的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多少代人夸张了人生的必需品，反而埋葬了生命的鲜活，每一次努力的结果，便是为自己增加新的奴役。尼采早就已经质问，人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于人类和地球来说意志是缺失的；每一场伟大的人类命运过后，总还有一阵更宏大的如副歌般响起的“徒劳”。
仅有精神的自由是不够的。如果精神的自由不能走向思想之路，精神可能始终处于漂浮之中。当精神自由走上思想之路时，才能够出现对真理追求的意志和勇气，思想本身会规范精神的所向并把握其实质。同时，思想之路包含着正确的方法和训练，方法本身不是阻挡精神的自由，而是让其保持正确的靠近世界本质的姿势。这就出现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先哲明显分野的源头。
思想越是深远，获得社会认同的机会越小。这是因为深刻超前的见解会超出同代人的理解能力，以及他们所习惯依靠的陈旧的知识体系。深刻的思想依赖的不是社会激励的动力和报酬，甚至相反。趋媚社会不但能受到社会认同，还能受到世俗奖赏，但是它的代价是抛却独立思考，然后养成一种虚假浅薄的生存习惯。
昨天，一江湖人说，省内美术圈有四大码头，他自己是一个，还有另外三个机构，如果谁想画画出名、卖钱，不来拜码头是不行的。对此只是客观记录，不做多余评论，听者自明。只想到王小波的话：听说有一个文学圈，但我从来不知道它在哪里。
极权主义美学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权力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方式，它热衷的整齐划一是保证其绝对权威恣肆浩荡，与审美无关。审美具有对审美对象的尊重和敬畏，美本身还是独特性的呈现，极权主义美学由于对美的恐惧而对个性进行消除。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所有人的身高要用这张床来裁量，不合适者必须对身体砍削或伸拉。
独立作家 201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