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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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印度经济提速,增长率超过8%,这立即在中印两国乃至世界上激起讨论。“印度将超过中国”、“21世纪是印度世纪”等言论和认为印度经济积重难返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言论形成了一次小论战。今年印度大选,执政以来取得经济高增长的人民党政府却“意外地”败选下台,两国与世界又是一阵议论。

然而以中印这样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展望前景岂能以一日论短长?漫道印度不能仅以一两年的时段、IT软件等一两个产业而乐观,就是中国已持续20年的高增长也只是历史之一瞬。比较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中印农业:百年兴衰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与文化历史背景差异较大的西方国家和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的东亚龙虎相比,印度作为我们的邻邦,同为第三世界中的大国,人口众多文明古老、当代政统(印度独立与新中国诞生)也几乎同时建立,不是更好的比较对象吗?

于是国内通行如下说法: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但这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第一,1949年时中国十余年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这在中印经济比较史上只是个短暂的插曲,而在长时段历史中,不仅农业时代中国经济一般都超过印度,就是在工业化问题上,虽然英国殖民印度要早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一个世纪,因此印度的近代工业起步也早,但是从清末到抗战前的中国工业起步后发展就比印度快,民国时期中国工业水平已经一度高于印度,只是后来陷入毁灭性战祸才又垮了下来。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1980年代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曾经有过一个估价。当时由杜润生班子中的研究人员完成的这项研究表明:如果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以1921-1936年15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76%视为比较正常的状况,则这个增长率要比同期未经战祸的印度高得多。民国时期正常(即相对和平)年份中国农业虽然远远称不上发达,与先进国家无法相比,但多数指标并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尤其是明显高于印度。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而印度仅为309斤,相当于中国水平的58.4%。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世界平均为163斤,而印度仅为86斤。如果以劳动生产率计,则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产粮在1921-1936年间增长了35.2%,增幅高于总产增长。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尽管1951年的总产已经超过1936年)。这个生产率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位次是趋于上升的:在11个对照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1926年的水平占第九位,1936年第八位,1946年第七位。而且中国这一水平通常高于印度:按每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平均年产食物折合百万净直接卡路里计,1934-1938年中国平均为5.3,印度仅3.9;考虑到印度在牛奶等若干畜产品中的优势,中国在粮食生产中对印度的优势应当更高。(注:文洁、高山:《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和水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26-335页。)

总之,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  而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由于中国农业产量与农业劳动者数量在此期间几乎同步上升,因而劳均产值在这二十多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注: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8页。)

当然,由于印度的农业从来就不行,这样的水平仍然高于印度——即使在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中国的工业固然是毁得不如印度了,而农业虽然比抗战前明显衰退,仍然还比印度强。因此新中国的农业水平一直高于印度是毫不足奇的。

但是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当然,大量农民进城也扩大了贫民窟,就像我们这次在孟买和浦那看到的那样),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按: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注:王红生:《关于1950-1980年间中印粮食生产状况的一些思考》,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论坛》创刊学术讨论会论文。)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3-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注:SubramanianSwamy.EconomicgrowthinChinaandIndia,1952-1970:acomparativeappraisal.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

最后,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渡,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二、中印工业:世纪沉浮

在工业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到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从那时到中国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它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参见表1)

表1民国年间与1970年代中印工交经济发展对比(注:除注明者外,本表中中印民国时数据据马洪主编:《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11页各表数据合编;1970年数据,中国见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857-874页;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五部,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58-1259页。印度见(无署名)《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第72-121页;《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28-265页;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180-183页;本书编辑小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以及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各章附表。)

(表1略)

a 1965年数字 b 1969年数字 c 1978年数字

(注:②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9页:1970年中国人口82992万,印度53396万,计得印中之比为0.643.)

(注:③殷永林:《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同表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注:殷永林:《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注: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五部,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259页。)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中国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三、中印经济:200年间总体水平比较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优势,即使在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总量仍然大于印度,国民经济恢复后更是如此,但自国民经济恢复至改革前,20多年间中国农业发展慢于印度,导致优势变小。工业则因战争破坏,1949年时中国一度丧失曾取得的优势,变得不如印度。后来在和平时期中国恢复了原有优势,而且与以往的和平年代一样,基础工业发展快于印度,使这方面的优势有所扩大。但是改革前中国工业产业结构比印度落后,基础产品以外的深加工、高增值、消费品与新兴产业大都屈居印度之下,因而整体工业水平与印度相比是否领先尚难断言。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革前中国不如印度应当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综合各部门而言,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在总体上比印度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似乎有两种判断,一是认为中国经济水平当时不如印度。中国的经济起飞和把印度甩在后面都是改革年代的事。二是认为历史上和平时期的中国经济一向强于印度,20世纪50-70年代也如此,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比此前及此后的和平年代都更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优势最小的时期,或者说是印度经济最接近于追上中国的时期。不过上述两个说法也有一个共识,即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两百年来和平时期经济与印度相比最不利的时期。

第一个说法来源于世界银行。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2,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表2中印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变化(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1.NewYork:Oxford,转引自胡鞍钢:《中美日饿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第28页。)

(表2略)

第二个说法可以麦迪森为代表。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注:见该书中译本卷首,“译者的话”。)。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表3中印经济长时段相关数据比较(注: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09-144页。中印之比值为笔者算出。)

(表略3)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国对印的相对比较优势明显地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四、中印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印经济成就差异的主要原因也许与其说在制度方面,不如说是在文化传统方面。一般来说笔者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但是如果说文化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比较组合中还是有相当作用的话,中印的比较可能是一个典型。

中印两国作为古老文明、近代东西方冲突中的衰弱者和现代非殖民化潮流中复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确有许多历史类似点,而且从体制演变来说,近两百年来两国都经历了各种“纵向不同、横向类似”的体制:传统王朝或曰“封建主义”(印度莫卧尔王朝和中国清王朝),资本-殖民因素浓重的世界经济中依附体制(英属印度与清末民国)、独立后的“社会主义”(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前体制),和迄今仍在进行的市场经济转型(印度拉吉夫。甘地以来和中国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可以说从经济体制来讲中印在各个阶段都是同多于异,而且体制间演进的轨迹更是十分类似。所谓中印是发展中国家中“走社”、“走资”两条道路典型的说法是十分可疑的。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只要中国不发生大战乱,在各种体制下印度的经济发展都不如中国——可能从1949到改革开放前是印度唯一暂时追近甚至在许多领域一度赶上和平时期中国的例外。因此尽管在微观、中观层面上两国的体制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值得研究,但在宏观层面,两国的长时段差异勿宁说主要是文化上的。

自“轴心时代”中印两大古文明形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性格后,中国文化的入世、世俗、经验理性与印度文化的出世、遁空、形而上学的对照是比较明显的。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有从未间断的明确历史纪年,印度历史的文字记载比中国更久远但却更模糊,长期没有明确的纪年和连续的史料。中国秦以来的历史主要是大一统的帝国史,而印度在历史上分多合少,大部分时期“印度”只是个文化概念。印度文明在上古时期应当说相当发达,前雅利安时代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拥有世界最早下水道系统的砖构城区)比同一时期我们传说中的“夏王朝”(考古中是泥墙茅屋的遗址)要发达得多,后来佛教东传时中国人心目中印度是“西方极乐世界”,除了宗教渲染外应当也是有一定的物质文明高度的。但是后佛教时代印度就有点“中世纪黑暗”,显得越来越不如中国了。

近古印度民族、宗教、语言与文化构成复杂,冲突多,文化整合度低,这样的特征一直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唐宋以后的汉族文化自身整合度高,与周边少数民族有相当大的文化势差,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双方对比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以莫卧尔帝国与清王朝而论,虽然两者都是周边民族征服主体民族(满清入关代明和穆斯林化的蒙古人南下征服印度教诸族)建立的传统王朝,但是清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很快高度汉化,满语和萨满教几乎消亡而满汉在文化上几乎已经融为一体。然而穆斯林的莫卧尔王朝既没有印度教化,也无法把印度穆斯林化,更无法整合出超宗教的现代世俗国家,而是形成了各族各教的大小土邦高度自治的局面,说好了是宗教包容、政治妥协,说得不好是一盘散沙、分裂割据。整个莫卧尔时代帝国只是在阿克巴、奥朗则布等几个强王时期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其他时期实际上是领主林立。近代印度的国家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实际上是在英属时期才逐渐建立,而且这个过程十分痛苦与艰难。期间经历了印巴分治、孟加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严重的冲突,导致“三甘地”(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与拉吉夫·甘地)相继因民族/宗教冲突遇难。许多冲突一直延续至今,锡克斯坦、泰米尔和东北诸邦(阿萨姆、那加、米佐等)至今不宁。印度这类冲突不像中国只发生在落后的边疆地区,而是国家心脏地带与最发达地区也充满这类矛盾。例如传统印度最富裕的旁遮普地区不仅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势不两立早在印巴分治时就被一分为二,70年代又因锡克问题分成旁遮普与哈里亚纳两邦。其它如西孟加拉、泰米尔纳德、古吉拉特等邦也是经济相对发达但民族\宗教问题又很尖锐的地方。这无疑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但是在这方面,印度的宪政民主却显示出引人注目的成功。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宪政民主也大都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在单一民族实体内出现的。美国、瑞士等是罕有的多民族国家民主成功之例,而奥匈、奥斯曼、苏联与南斯拉夫这些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化都伴随着族群矛盾加剧和帝国解体。尽管“伴随着”不等于“导致了”,把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归咎于民主制度从而为专制制度辩护的说法是不难驳斥的。但是应该看到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整合并不容易。而印度自印巴分治后成功地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在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长期稳定地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50多年来既没有军事政变与武夫专权,也没有一党专政与神权政治,不仅历年来联邦政府平稳地实现多党竞争正常轮替,而且在联邦制下同一时段上各邦政府也有左有右,一国X制,左右都有执政机会。同时国家认同又持续稳固而且不断加强。尽管谁也不敢担保任何国家长远的未来如何,但是至少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所处的南亚地区,她周边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缅甸、斯里兰卡等国都既不如她民主,也不如她稳定安宁,而印度的族教冲突传统本来是有甚于这些国家的。印度的范例说明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能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国实现,而且能够在一个传统上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地区增强凝聚力与国家认同。

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印度文化淡于进取,安贫乐道,视人生非空即苦,以涅磐圆寂为最高境界,而中国文化追求人生幸福,求利求义都以此岸为基。不仅在“工具理性”方面中国人一般比印度人讲求实际,就是在价值理性方面,中国人的修齐治平之道是强调追求一个理想社会,而印度人的“普渡众生”却是要逃离一个悲惨社会。这种心如古井的状态当然不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不过,人类生活中的正面价值并非只有求富求强这一维。从追求和谐、摆脱喧嚣、由心灵的安宁开出社会的安宁,到发展抽象思维和因明逻辑——这些方面印度文化的优势不容忽视。也许在未来不求高速度但求可持续的“后现代”,印度文化会给人更多的启示。

五、举步维艰的改革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注:http://www.eastindiavyapaar.com/economy/jharkhand/jhar-eco-ind-tata.htm),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注:http:www.fedcars.com/files/200402/18025.html))——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注: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2/apr2002/indi-a24.shtml.)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注:http://gb.chinabroadcast.cn/321/2004/01/27/[email protected])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六、展望前程:尘埃落定看后鞭

总而言之,中印经济的现状是在长时段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从长时段看,中印经济不仅都经历了各种“纵向不同、横向类似”的体制,而且体制间演进的轨迹十分类似。因此中印经济的长期发展绩效比较与其说是取决于制度优劣勿宁说是取决于文化传统——这方面的差异使得在中印都经历过的各种体制下,中国的经济状况(起码就发展而言)都好于印度,只是大战乱时(如中国民国末年)例外。印度的历史传统不仅使其在世俗理性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更少动力更多阻力,而且复杂的族教文化冲突也使其国家整合成本高于中国,从而消耗了更多的本可用于发展的资源。而就体制的影响论,毛泽东时代印度破天荒地一度逼近(乃至可能曾经超过)和平时期中国,表明中国改革前体制的确弊病太大。而印度国企的糟糕表现不仅一般地说明命令机制不如市场机制,而且表明“民主国企”可能不仅不如私企,甚至也不如“专制国企”,“民主社会主义”在制度上如何实现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民主制下印度经济转轨的阻力(或曰“制度转换的交易费用”)大于中国,曾经是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的传统优势得以进一步加大的主因。

但是印度在付出这些“交易费用”后如今似已成功转入市场经济轨道,近两年其出色的表现也很有可能持续下去——今年人民党政府虽然下台,但继起的国大党政府总理恰恰是当年冲破尼赫鲁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主持者,显然国大党上台并不意味着尼赫鲁体制复辟,正如东欧的左派政府上台不意味着旧体制复辟一样。

不过,即便印度成功地迈过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难关,在中印两国都出现较稳定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仍然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如前所述,历史上在两国制度类似时,中国相对的文化优势仍能使其保持领先于印度的势头,犹如清朝领先于莫卧尔帝国,民国和平时代领先于英属印度。

而中国的隐忧在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以铁腕手段不许人们讨价还价,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将来会不会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来偿还?应当说,中国改革面临的公正性危机甚于印度。如果说如今中印都建立了市场经济,那么世俗理性的中国人可能比心如古井的印度人更加积极进取,但是本来有私有制、而公有制也是民主转轨后的印度产权配置比改革中有大量国有资产不明不白地化公为私的中国产权配置要更有公信力与道义合法性。而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世俗平等传统却又恰恰比印度人的“舍平等”、“空门平等”更具有进攻性。一旦他们有了本来就应当有、而且也不可能永远没有的那些权利,他们能认可这样的配置吗?可以说,未来如果印度经济有超过中国的某种可能,那原因不在于经济体制(中印都是市场经济),更不在于文化(中印的文化差异有利于中国保持相对优势),而就在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社会公正与民主滞后问题,避免因此出现危机。

(文中各表见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066)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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